(上田弥太郎笔述)一九四三年五月，我在满洲国滨江省哈尔滨市外平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第七三一部队任雇员研究员。北满的五月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到处的洼地里还有未曾融化的残雪，正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在高高耸立的第七三一部队的建筑物上，仍在飘扬着太阳旗。
就在其中七栋的一个房间里，正在进行着可怕的杀人勾当。昨天体内被注入鼠疫菌的中国人，今天，他的生命即将被夺去。“哎呀！”由于无可抑制的愤怒、仇恨和临终前的痛苦，他用力地瞪着眼睛，双手在空中乱抓，不停地*吟呻**着，但力气终于逐渐地减弱了。一旦进来再也无法出去的牢房，紧闭的牢门，无情地将他们同外界隔绝了。
在他那已经不能站立的脚上，仍然戴着沉重的脚镣，每当移动脚时，便发出“叮叮哨哨”的铁器相撞的钝音。同牢的人们围着这个同胞，紧张屏息地守护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开口，只有牢房中厕所的流水，发出瘆人的声响。
外面戒备森严，提着手枪的警卫在严密地监视着，警备司令蓬田卫生上尉也在向里面窥视着。然而，对于这种临终前的叫喊却无人介意，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足为奇。
警卫人员只要监视住这二百个中国人，让他们老老实实地被杀掉，毫不进行反抗，乖乖地成为豚鼠的代用品就可以了。如果这些中国人企图反抗，不肯老老实实地被杀害，那么，警卫人员有权当场将他杀死。警卫人员手中的枪，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它的保险栓是经常在打开着的。
关押在这里的人们，已失去任何作人的权利。他们一旦进到这里面，他们的名字便变成了钉在胸前的阿拉伯数字的号码和“木头”这种名称。我们平时都说有几根木头，至于xxx号木头，究竟是从哪里和怎样到这里来的，我们是不清楚的。
一个蓬头垢面，看上去像是农民的男子，由于营养不良，颧骨突出，身体裹在一件褴褛不堪的破棉衣里，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昨天的成绩足以使班长三谷军医少佐喜出望外，空前未有的感染率，血象的典型变化，我对今天的血液变化怀着极大的期待进入了七栋。
带着手枪的两名警卫站在牢房门口监视着。我往里一看，只见xxx号即将死亡。如果死了可不得了！若是就这样死去，不能采血，那么好不容易进行的重要实验就会失去结果。
我慌了，喊了一声“xxx号”，不见他回答，我便利用手势，告诉同一牢房中的另外四个人：“把他的手拉到门口来！”四个人都踌躇着一动不动。我骂他们：“快！快！混蛋！还不快点吗！”警卫将手枪对准他们，用中国话威吓着。他们似乎下了决心的样子，把那个人已经软瘫的身体轻轻地扶起来，送到了门旁的窗子附近。我所需要的不是他的死亡本身，而是他临死之前流在这个活人豚鼠体内的血液。
从入口处拿出的手，已经呈青紫色，变得冰冷。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胜利感。“班长是多么渴望着这一成果啊！”我抑制着难以名状的兴奋心情，拿起了注射器。注射器“噗哧”一声刺进了肘静脉，红黑色的血液一点点地被吸入注射器，三毫升、五毫升……，他的脸渐渐变得苍白，连*吟呻**声也听不到了，只是喉咙里发出像虫鸣般的声音。
由于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愤怒，那双眼一眨不眨地瞪着我。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采到十毫升血液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研究工作者的喜悦和使命，我认为人在死亡时的痛苦是不值得同情的。
我尽快处理完血液，再次向牢房望去，只见他那正在痉挛着的脸，在微微地抽搐着，呼吸变得越来越弱，已进入利钦斯托克氏呼吸状态(临死前出现的一种呼吸状态)。处于同一命运之中的同一牢房的人们，可能是再也无法忍受了，便拿了水喂到即将死去的同胞口中。
啊！这该是何等的暴虐！有多少人曾经为此而牺牲！从不停息地冒着黑烟，高耸入云的烟筒，究竟吞食过多少人的遗骸！人的宝贵生命被作为豚鼠的代用品遭到任意践踏，最后变成了一份表格……。
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曾说：“科学无国境，研究者有祖国，要为祖国而研究！”侵略者的这一骗人口号，俘虏了我那人类应有的良心，以至我现在可以做到，当我看到一个人被使用灭绝人性的残酷手段而遭到杀害时，能够发出满足的微笑。
四五个卫兵拿着手枪打开了牢门，牢门发出一阵沉重的响声，他们把尸体拖出来放在手推车上。同牢房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明天正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用他们那难以抑制的愤怒的目光，目送着刚刚死去的同胞。
手推车向着烟筒高耸的解剖室走去，不久便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