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民国风云二十一年（23） 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小算盘
武昌起义的爆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长期思想动员和组织是分不开的。
从革命*党**人的组织框架结构上来看，1905年孙中山等人为了组合革命力量，组建了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制定了章程和报刊，但正如其名，所谓的同盟会其实就是不同利益代表集团的联合体，这些分属不同*党**派的利益集团一旦涉及到利益相冲突时，必然会产生分裂。
不久后，同盟会的两次大分裂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1907年，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未经会议决定擅自接受日本政府资助而离开东京，导致光复会退会，而在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党**众竟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三民主义和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
这种不稳固的临时性政治联盟，注定了在辛亥革命的势头席卷全国后，同盟会无法形成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层，自然，孙中山所代表的共和派无法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来引领近代共和革命。
而由松散的政治架构给同盟会员带来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同盟会人无法成为众多革命*党**人的中坚力量来引领革命，导致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只是流于形式，因此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血革命，不少老旧官僚趁机钻营投机混入革命队伍行列。
这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清廷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便可窥见一二。
在这些独立的省份中，各省独立的原因不尽相同，他们独立并非是因为深信民主共和，而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跟上形势闹革命，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成为革命*党**人被革命的对象。
各省清廷中老旧官僚面对如此险恶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他们自然义无反顾选择了被迫革命，因为他们要保命！
在众多的各省旧派官僚中，江苏巡抚程德全无疑是这类人群中的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爆发后，程德全发现革命潮流势猛难当，为了响应革命（真心的确让人怀疑），他命人挑掉了衙门上的几张瓦片，并对外宣称革命必须要有破坏，老旧派的官僚程德全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了江苏省的革命*党**人的都督。
而对于那些动作稍慢的老旧派官僚，他们的下场就很悲惨了。
这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可怜虫——山西巡抚陆钟琦。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作为山西巡抚的陆钟琦在犹豫不决中准备投靠革命*党**，趁机钻营保住性命和官位。
但他还没来得及改弦更张替换门庭时，新军统领阎锡山率众先发制人杀入巡抚衙门，当场直接咔嚓掉了陆钟琦，阎锡山自此开启了统治山西40余年的“山西王”的传奇。
从辛亥革命发展主力构成上来看，在众多派系中有主张国体共和的同盟会人，也有提出君主立宪的老旧派保守势力。
这两大差异明显的成分构成，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运动，而无论是主张共和制也好还是提出君主立宪制也罢，他们都担忧清廷皇帝不下台，难免不会遭遇秋后算账的尴尬。
两派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共和派的革命*党**人主张政权应由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人领导，而君主立宪派认为在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下，袁世凯成为收拾残局的不二人选。
我们可以将共和派和立宪派统称为南方革命派，那么北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势力又是作何打算的呢？
袁世凯作为清廷的老臣，面对三岁的皇帝溥仪和毫无政治远见的隆裕太后，他急切渴望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他也不想背负欺负皇室孤儿寡母令人不齿的罪名。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南方各省相继独立，清廷纯粹依靠*力武***压镇**已成为不符合解决现实问题的过去式。
自清末新政以来，满清皇族虽然对外声称君主立宪，并成立了所谓的内阁，但当内阁名单公之于众后，大江南北才发现这个内阁原来就是皇家内阁，而清末新政最终沦落为满清王朝的遮羞布。
棘手的政治格局摆在面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上奏清廷真正实施平等意义上的内阁。
袁世凯向隆裕太后提出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隆裕太后也全权委托袁世凯代办。
于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南北双方出现了和议的奇特现象。
结合清末外有列强虎伺环绕，内有地方分裂势力（外蒙、*藏西**）的大环境，倘若没有南北议和，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的北洋军来个鱼死网破，最终坐收渔利的必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沙俄等西方势力，而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届时的地方分裂势力伴随着中原内地完全陷入了战火纷飞的混乱无政府状态，中华大地必将陷入全面解体的悲惨结局。
可以说南北议和是一项颇为务实的政治举动，虽然袁世凯的算盘并不是那么的单纯，但也不能就此否定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丰功伟业。
就在南北和谈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中时，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却于同年的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知后大为光火，立即撤销了心腹唐绍仪的和谈代表资格，并绕开唐绍仪直接与南方革命*党**人代表伍廷芳暗通款曲。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们知道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而事物的发展也是在内外因相互促进下向前发展的。
因此促成南北和谈显然靠袁世凯一人是无法取得成功，而最终促使南北和谈尘埃落定的还有两个看不见的幕后黑手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这两大势力分别是西方列强和江浙财阀。
辛亥革命爆发后，西方列强震恐不已，在他们看来革命意味着流血和牺牲，更意味着对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建立。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初，西方列强对革命*党**人采取了*力武**恫吓和财政*锁封**，并以此给革命*党**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但革命*党**人显然没有充分认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真实嘴脸，他们在遭遇洋人的各种摧残后，立即对外公告保护洋人在华的一切权益，并幻想妄图借助洋人的势力来颠覆满清的统治。
另一方激进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带来的政治动荡也波及到了江浙地区，民族实业在江浙方兴未艾，上海作为晚清早期靠着开埠通商和便利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其政治话语权在当时占据着重要地位。
我们知道，商业的发展与兴盛必须以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为依托，特别是在强调“实业救国”的晚清，实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
而流血破坏的辛亥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西方列强和浙江财阀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带给了革命*党**人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更有军事层面的。
共和革命要想毕其功于一役来个换血的华丽蜕变已变成不可能实现的现状。
最终，在中外各种势力的联合角逐下，气势如虹的辛亥革命不得不熄灭燎原之火的发展态势。
南北和谈以孙中山的离职，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而落下帷幕。
从戊戌变法肇始，袁世凯与维新派密切地交往来看，袁世凯主张变法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反对康梁等人的激进式变法，更反对以破坏旧秩序为目的的辛亥革命（这点好理解，他本来就是清廷的旧官僚）。
那么袁世凯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呢？
从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对待革命*党**人拉拢*压打**的态度来看，他如果想举北洋大军全力剿灭革命*党**人是可以实现的，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而是以革命*党**人为筹谋不断要挟清廷与革命*党**人议和。
个中缘由我们可以参照东汉末年枭雄曹操的举动作个对比，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统一北方完全有实力取代汉室，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袁世凯的做法与曹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袁世凯的举动要比曹操高明的多。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他不想背负上欺负孤儿寡母、万人唾弃的恶名，而革命形势的发展也逐渐让他不得不作出两个历史性选择，是支持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还是采取相对保守的君主立宪？
袁世凯显然是选择了君主立宪这种政治国体， 所谓君主立宪是指皇帝成为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而实权则由议会和总理把持，这样做的好处一来可以避免“挟天子”的罪名，二则可以名正言顺的借助满清皇室号令天下，同时还可以将全国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奇谋良策。
但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当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的浪潮席卷而来，袁世凯无法阻挡，他只能借坡下驴，顺应历史潮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以赞成共和为代价来保住自己的军政大权。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主辱臣死”，在革命*党**人逼迫以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这两大框架条件为代价，他才能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形势下，袁世凯还竭力为清帝退位后保全皇室尊严和优待为条件与革命*党**人唇枪舌剑，最终迫使了革命*党**人的同意。
袁世凯这样做，并不是他突然善心大发对满清充满了同情，而是为自己收拢满清贵族，拉拢人心铺平道路，也是为了自己即将登上权力的巅峰做好铺垫。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毫无悬念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在他当选大总统前，革命*党**人领袖孙中山和宋教仁等人也给袁世凯下了个绊子。
（各位看官，接下来的故事将会更精彩传奇，敬请稍候，请听下回分讲。）
作者：明月秋风照当年，鱼羊秘史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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