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色是说清楚了，那么金粟笺的纸性是怎样的呢？潘吉星先生认为：“关于这种纸的原料及形制，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麻纸，有的说是茧纸，甚而有人认为不是纸，而是所谓‘树皮布’，真可谓众说纷纭。为探明究竟，笔者化验了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经纸，检验结果表明这批纸用不同原料纸写成，其中有麻纸，也有桑皮纸，但以皮纸居多，绝不是什么‘树皮布’，亦非茧纸。”看来金粟笺的纸性在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潘吉星用科学的检验手段对遗留的这些金粟笺进行了化验，其结果主要是桑皮纸，但也有麻纸。如此说来，当年金粟山的写经用纸至少有两种。
八卦台
地上刻着的文字
既然是两种纸，恐怕就不是一地所产者，而这种纸究竟出产在哪里？仅有陆贯夫提到过：“金粟山藏经纸造于苏州承天寺，此故老相传之说，今承天寺造纸乃其遗制。”然而他却没有讲出依据所在，尤为有意思的是，张燕昌在《金粟笺说》中引用了钱柞溪的说法：“藏经纸味苦，试之良然，盖以黄檗染成耳。”这位钱柞溪很有意思，他可能是听别人说金粟笺有苦味儿，他竟然尝了尝，果真如此。为什么有苦味儿呢？钱认为，这种纸是用黄檗汁染成者，如此说来，后世见到的硬黄色藏经笺不是本色，而是用黄檗汁做了染色。这以一想，说不定未曾染色的藏经笺还真有可能是白色的，也说不定有一些金粟山大藏经所用纸未曾染色，所以董穀才将其形容为像古代的白麻纸。
《释道儒三教会》碑记
当年金粟山书写这部大藏在千轴以上，后来渐渐失散，但在元代时的数量还不小，元姚桐寿《乐郊私语》中称：“金粟寺有康僧会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顶礼。明年春，余以伯兄见背，到寺礼忏。复与潘广文*民泽**检发唐代所书《三藏》。然零落过半，惟《华严》、《法华》、《楞严》、《宝积》、《维摩》、《长阿含》及诸律论之半，犹完整不坏。翻阅逾旬，……”到元代时，金粟山大藏经还藏有一半，然而这部极有名的大藏到了明中后期基本就被人偷光了，正如董穀所言——“日渐被人盗去，四十年而殆尽，今无矣”。
到这里才感觉到此塔建在小山坡上
而叶恭绰在跋《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中称：“（金粟山大藏经）乃黄檗纸所书，当时广惠禅院专造以供写经者，世所传金粟即其遗卷……相传浙中士大夫以其纸之佳，宋时即携取殆尽。”叶恭绰说因为当地的文人们喜欢这种纸，所以在宋代时就快被偷光了。这在时间上跟姚桐寿所说有点差异，因为姚在宋代时看到还剩余了一半，但叶也说金粟笺是黄檗纸，看来这种说法有普遍的认定。
空无一人
人们为什么要偷这种大藏呢？恰恰是这种大藏所用纸的特殊性，清代画家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称：“纸之流传者愈古则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金粟藏经纸一种而论，越今已几千载，不过其色稍改，而完好紧韧，几不可碎。以此作画，虽传之数千年无难也。今则盈尺数金，安得供我挥洒！下而宋元诸笺，虽不如藏经，犹堪经久，亦何可多得？惟前明宣德间最精研于造纸，而得留于今者，时或可遇，亦难多得。近时造纸泾县最盛，而宣城所造贡纸，细腻光洁，已属今时极品，但柔顺有余而刚健不足。”
另一侧的院落
里面的水井
沈宗骞把金粟山藏经纸的出产时间认定为唐代，且不论其所言对否，但他强调越古的纸，无论是书写和绘画，更为好用，更何况金粟笺十分坚固耐用，能让书法与画作得以千年仍留存，这也正是这种纸广受喜爱的原因，而正是因为人们的喜爱，才促使各色人等想办法到金粟寺内去偷金粟山大藏经，竟然没多久就偷光了，需求者日众，而供应则日少，价格自然高昂，这让沈宗骞感慨这种极贵的纸无法供他任意在上面挥毫，他说后世也仿造过这种纸，但是质量就比藏经笺差远了。
四合院式建筑
亘古未变的工具
金粟山藏经笺的正面写着佛经，那怎样让后人使用呢？原来这种笺纸可以揭为几层，潘吉星称：“（金粟笺）每张纸都比较厚，确可分层揭开，纸呈黄色或浅黄色，表面施加蜡质，再经砑光，因此帘纹不显，而表面平滑，制作精细，确实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但即使如此，这种纸还是不够用，因为有人用这种纸除了作画，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用来修书，汪琬在《尧峰文抄》中有这样一句诗：“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装宋版书。”
露天建造的韦驮像
芳草萋萋
因为宋版书的珍贵，人们在整修装池之时，也会想到用同样珍贵的材料与之匹配，而宋版书的书签有的就是裁金粟笺来使用。其实不仅如此，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还说过这样一句：“裁彼金粟笺，制此清风扇。”看来还是皇帝有气派，把金粟笺裁了之后制作成扇面，这样的使用方式难怪金粟山大藏经极其难得。其实早在乾隆之前的清初，藏经笺已经很难得到了，张燕昌在《金粟笺说》中称：“至国初，则查二瞻辈以零星条子装册，供善书者挥写，可知纸在彼时已不易得，宜今之绝迹于市肆，而仿造者且不佳也。”
复建规划图
看来早就有人想仿造金粟笺，因为市面太难看到原物了。按说皇帝应当不难得到，比如弘历在下江南的时候专门派手下搜集金粟笺，这件事张燕昌有论述：“乾隆中叶，海宇晏安，上留意文翰，凡以名纸进呈者得蒙睿藻嘉赏，由是金粟笺之名以著。”张燕昌认为，清代文人极喜欢金粟笺跟乾隆皇帝有较大的关系，《清稗类钞》鉴赏类中也有张燕昌的这个说法：“乾隆中叶，海宇晏安，高宗留意文翰，凡以佳纸进呈者，皆蒙睿藻嘉赏，由是金粟笺之名以著，词馆且尝以为试题。”
1998年嘉德上拍的金粟山大藏经
徐珂称，乾隆帝鼓励臣子们给他进贡这样的好纸，凡是进贡者都会受到乾隆帝的表扬。原来弘历得到金粟笺的方式还有这么一种巧妙的办法，可见他对金粟笺是何等的喜爱。弘历还写过多首诗来夸赞金粟笺之美，我录一首在这里：
蔡左徒曾纪传闻，晋唐一片拟卿云；
铺笺见此代犹宋，试笔惭他鹅换群；
蒸栗只需誇玉色，青莲仍自隐经文；
用之不竭非奇事，金粟如来善化云。
2009年德宝上拍的金粟山大藏经本《中阿含经音释》
弘历竟然说金粟笺用之不竭，果真是皇帝，但从事实来说，似乎他的这个说法有些夸张，因为张燕昌曾经看到过乾隆皇帝御笔所书《赐和沈德潜纪恩诗》，这首诗就是写在藏经笺上，然而这幅御笔的尺寸却极小，仅高九寸，宽一尺七寸，不知道这是不是尺幅最小的御笔，看来皇帝也是省着用。
首行有“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字样
这种用法当然让皇帝觉得不过瘾，于是就下令让臣工们开展科研活动进行仿制，果真不负皇帝所望，终于仿制出了藏经纸，《清内府刻书档案》中收录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的活计档：“奉旨：将藏经纸交懋勤殿写经用。再传与杭州织造将有斑点藏经纸再抄做一万张，其颜色少为黄浅些，得时陆续呈进。钦此。”
国家图书馆藏金粟山大藏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
这里所说的斑点藏经纸，就是仿金粟山藏经纸，因为这种纸的背面也同样钤盖着小印，但是乾隆皇帝仿这些纸当然不是为了制造假古董，他只是想恢复古代的这种特殊工艺，因此他在此纸的背面所钤盖的印文是“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以此以证视听。其实话说回来，不盖这方印也能看出乾隆年间这种仿制品要比真的金粟笺差得很远。2015年泰和嘉成春拍古籍专场中，上拍了一部用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刷印的《御书大佛顶如来秘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这部书竟然拍到了207万元，我把这张图放在这里，您跟宋代的金粟笺一比就能看出之间的区别有多大。
安徽省博物馆藏金粟山大藏经本《阿毗达磨法蕴足论》
其实古人也觉得乾隆仿制的金粟笺虽然不错，但是跟原物比还是差的很远，除了前面张燕昌的那句“而仿造者且不佳也”，也有人认为仿制品难达原物的效果，藏书家吴骞在《兴阳丛笔》中说：“尝见蔡忠襄一帖盖宋时，尚宋时能造此纸，故至百幅，犹云只求，今则金粟山宋藏经纸，且不能仿。明宣德内库笺则略得其仿佛耳，按宋时所造已非藤法，其纸皆轻薄，质理顿减。然较诸宋末元初之纸尤高数倍。乾隆有仿金粟山藏经纸不是藤料，康熙淳化轩库蜡笺则胜宣德内库笺矣。”
上海图书馆藏金粟山大藏经本《解脱道论》
吴骞说，后世的仿造质量都不好，包括乾隆年间所仿也同样如此。他认为不好的原因是用料的不对，不知是否确实如此，但我觉得既然皇帝下令仿造，那些臣工们应该能够找到同样的原料，而今看到的结果却与原物相去甚远，这之间的差异以我的估计，更多的是因为制作工艺的失传，恐怕不是原料不对的原因。
《御书大佛顶如来秘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不管怎么说，我跟金粟山大藏经的缘分还太浅，虽然两次我有得到的可能，但因为我的一念之差而与之擦肩。1998年嘉德上拍了一卷，而2009年德宝也上拍了一卷，这两卷我都因故未曾拿到，每念及此，其后悔之情都不能自已。
古金粟寺平面图
《重印金粟寺志》中所附“古金粟寺复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