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除了药物、饮食和仪式之外，节日期间的赏物活动也与卫生防疫具有一定的关系。

如《节候赏物》中说“冬至日赏毡履、袍袄”，毡履、袍袄均具有保暖驱寒之效用，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的预防风寒感冒之类的疾病发生。

腊日则“赏头膏、面脂、口脂、澡豆”，头膏、面脂、口脂可以用来抵御风寒所导致的过于干燥、皲裂情况的发生，澡豆则可以用来清洁身体，这无疑具有卫生保健的功用。

一、习尚与卫生防疫的关系

《节候赏物》中还记载了二月三日赏镂尺的习俗，所记当是唐德宗中和节之事。

实际上，“赐尺”之习，并非德宗首创，只是在此之后才变成了一种节日“定制”，而赐尺的意义在于皇帝以此勉励臣下治理政事裁度有方。

《全唐文》中就收录了唐玄宗、张九龄君臣关于赐尺的诗状和答批，张九龄在受到玄宗赏赐的“御制诗并宝尺”后进状，言：右：今日高力士宣敕，赐臣等御製诗并宝尺。

伏以尺者纪度之数，宣丽天文。诗者律吕之和，是生节物。圣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虽瞽陋，伏见宸衷。

窃谢良工，徒秉刀尺，终期死力，取配钧衡，而未副所图，退省知罪，臣等不胜负荷感惧之至。

玄宗则答批道：尺之为数，阴阳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谋猷，非无法度。因之比兴，以喻乃心。尽力钧衡，深知雅意。

其中将赐尺具有调和阴阳、规制臣下、申明法度的功能，表露无遗。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大费周章分析赐尺之事，是因为其功能实际上关乎君王和臣子的“德行”问题。

而在古人的认知中，德行不仅关乎个人的道德水准。更在于其对于预防疾疫、护卫人民的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恰如《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所言：“‘德行’也被视为一种具备弥漫性的抵御疫病的手段， 一国之君，一郡之长，一家之主，德行可以庇佑全境域，反之则会导致瘟疫蔓延。”

另外，古人还认为病从心起，通过个人修行则可以避免生病、抵抗不正之气，因此“‘治心’‘修养’是保持健康的首要条件”。

“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并不是从规避和消除病源的角度考虑‘未病’问题，而是将预防未病看作个人修行”。

因而，一定程度上而言，在古人的认识世界里，节日中与提升“德行”有关的习俗，乃是治疗疾病和抵御疫病的“良策”。

另外，古人节日行事中亲近自然、顺应四时、适度游艺等内容的开展，在古人的认识中可以起到调和阴阳、抵御四时不正之气的功效。

而不正之气在唐宋时期依然被人们认为是致病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些“调和阴阳”的节日习尚的开展。

在当时对治病疗疾和预防疫病具有重要意义，是时人眼中可以增强体魄、预防疾病的重要举措。

以此观之，《节候赏物》中所说的寒食赏的假花、彩毬、镂鸡鸭子、鞭、秋千、气毬等物，则具有娱乐身心、增强体质进而预防疾病之功效。

当然，节日行事是一系列不同的行为活动、饮食习尚、节俗习惯等元素组成的复杂、有机的节日内容“复合体”，其蕴含了宗教、文化、医疗乃至政治制度等内容。

我们将其按照采药制药、药品食用和使用、饮食和仪式等层面进行分类讨论，难免有失偏颇、首尾难全之嫌。

如三伏日吃汤饼祛疾防病的做法，既是节日饮食的直观表现，也不免具有节日仪式的成分，而从驱除体内寒气的层面而言，汤饼则具有了药的性质与作用。

再如七月十五日造盂兰盆、赏亡人衣，虽然表面上来看与治病防疫之事毫无关系，但这一仪式的举行对时人来说可以尊亲敬祖、调适身心，得到祖神的护佑，还可以安抚孤魂野鬼。

免遭它们的戕害，对于古人来说，这亦是十分重要的保持身心健康的方法。尽管如此，仍奢我们这种尝试可为日后相关研究的推进提供有益之鉴。

通过对敦煌文献《珠玉抄》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等资料所涉节俗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敦煌文献中的童蒙教材、书仪范本类的文献。

起到了传播医药知识和医疗卫生防疫观念的作用，一些以单验方为主的医药文献，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和宣扬节日体系的功用。

节日知识与医药知识和医疗卫生防疫观念互相交织，见证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医疗卫生实践。

我们还能够发现，唐宋时期“邪恶”致病观、德行治病防病观在民众中较为流行，因而他们采取驱邪避恶的仪式、物品、食物、药物等，或祛疾治病、或防患于未然。

当然以现今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方式大概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巫术性质的心理安慰本质。

不过这在古人看来却是一种科学的方式，是一种朴素的疾病病因观、疾病治疗观和疾病预防观，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防疫思想。

节日则以其特殊的时间序列性和内在逻辑性，为相关仪式、饮食、习俗等行事的开展提供了契机。

并因时间的神圣性、特殊性而赋予、增加了这些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疾疫医疗史研究化属性和思想意涵。

实际上，节日不仅是是人们生活时间序列中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节点，也是重要文化思想载体。

因而，或许应当将节日研究置于更为宏大的视野之中、更为宽泛框架之下，综合运用文献学、民俗学、社会史和政治史等传统的范式和方法。

并适当参引宗教学、全球史、医疗社会史等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期更全面、多元、深入地剖析节日文献所内含的精神世界和古人的宇宙图式。

对此，我们深为认同《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中所倡“把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发展进程放到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大历史中来看。

放到东亚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来看，放到人类发展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要注重发掘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中蕴藏的文化结晶。

中国丰厚的时间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相关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之路径。

据此观之，唐宋时期的节日实践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有机组成， 其节日行事中所内含的古人的疾病观、医疗观、卫生防疫观等观念和卫生医疗实践。

恰是唐宋时间文化传统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的体现。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与发展，到唐五代时期已经异常繁荣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就疾病与医疗层面来说，佛教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疾病观医疗观，也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疾病医疗信仰与文化。

唐五代时期有通过拜佛祛病的习俗，佛教《患文》集中表现了时人面对疾病时祈求的主要对象，有观音、妙音、药王、药上菩萨等。

除此之外还有药师佛、龙王等，观音菩萨是敦煌民众面对疾病祈求的最主要的神灵。

疑伪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最能够集中体现当时的社会状况，敦煌发现《新菩萨经》《劝善经》《续命经》《佛说救疾经》等疑伪经的集中抄写。

不仅体现了疾病和疑伪经传播的关系，也体现了治疗疾病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佛教的传入改变了中国古代对身体的认知和态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中国原有“哀毁过礼”的基础上，佛教原有的“刺血书经”也更多运用于子女对父母孝道的表达。

唐五代时期，佛家思想与中国愚孝思想进一步结合，衍生出“割股奉亲”这种违背人性的社会风俗。

另外，佛教的传入也进一步与中国传统节俗相结合。发展出了一些和疾病预防、治疗相关的节日文化。

二、敦煌瘟疫考论

纵观正史对隋唐五代疾疫的记载，都是在唐王朝的重要区域或者和战争等重大的国家事件联系在一起。现今学者所统计的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分布中，并没有出现敦煌。

龚胜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一文瘟疫统计中，甘肃境内隋朝瘟疫一次。

唐朝三次，五代无，这显然是记述角度及材料缺乏的情况，并不能反映隋唐五代时历史上真实的瘟疫发生情况。

其结论部分说隋唐五代时期的疫灾分布基本上是南北平衡，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境内。

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地区。

龚胜生这个结论更能直观的反映这个问题。上述地区均是唐王朝统治重要的军事、经济地区，作为甘肃西部的小镇敦煌，在历史记载之外。

然而翻阅敦煌文献，有关瘟疫的记载频繁而明晰。瘟疫是敦煌民众和政府共同恐惧的自然灾难之一，对祛除瘟疫的祈祷充斥于各种性质的史料之间。

从大唐垂拱四年到北宋乾德五年都有瘟疫的记载。在这其中有四次瘟疫资料比较集中，分别为吐蕃时期贞元十九年前后、张议潮起事前后、西汉金山国时期。

曹议金末年到曹元德、曹元深时期。吐蕃时期敦煌的瘟疫能够补充唐蕃长庆会盟前的史料，了解吐蕃时期汉族民众的生存状况。

张议潮起事前后的瘟疫能够补充张议潮起事前后及起事过程中的史实。 西汉金山国时期的瘟疫则和它的政权灭亡联系在一起。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瘟疫则和节度使位更迭有关。

瘟疫对普通民众来说是疾病，对政府及统治者来说就是社会灾难，尤其是对于敦煌地方性政权的归义军政权来说，瘟疫和战争是威胁其统治的重要因素。

据吐蕃时期敦煌汉文文献《置伞文》《行城文》《燃灯文》等佛教愿文记载，九世纪初敦煌发生过比较严重的瘟疫。

敦煌出土的驱祸避疾伪经《新菩萨经》《劝善经》抄写时间也集中在九世纪初。这两组文书记录了瘟疫爆发时，敦煌吐蕃官吏与普通民众对疾疫的恐惧及从不同立场的应对。

与这次瘟疫相伴随的，是同时期、同卷号文书中吐蕃官方对三边休战、与唐朝重结“舅甥之好”的强烈愿望、对回鹘战争胜利的决心。

这次瘟疫是“维州之战”后促使吐蕃主动向唐求和以及结成唐蕃“长庆会盟”的重要因素和背景。

安史之乱后，吐蕃趁唐朝大军入关平叛、西北边备空虚之机，786年攻陷敦煌，开始了吐蕃统治敦煌的时代。

对于敦煌陷蕃后的情况，传世资料鲜有记载，敦煌文献则保留了大量较为丰富具体的资料。

据当时的佛教愿文记载，九世纪初敦煌发生了严重瘟疫，当时留存下来的《置伞文》《行城文》《燃灯文》等诸多佛教愿文对瘟疫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除此之外，大约同时期《新菩萨经》《劝善经》的大量抄写也表现了当时敦煌民众对瘟疫的恐惧与应对。

九世纪初敦煌占卜文书《太史杂占》抄本中瘟疫相关内容的抄写也说明时人对瘟疫的恐惧心理。

另外同时期寺院《施舍疏》中记载了因病施舍的大量例子，也能推测出当时敦煌有疾病的集中爆发。

在《置伞文》《行城文》《燃灯文》等敦煌愿文中，与祛除瘟疫的祈愿相伴随的，是敦煌节儿、都督等敦煌地方长官与佛教界对三边停战的祈愿。

还有吐蕃赞普、太子对与唐朝重结“甥舅之好”的强烈愿望，以及东军宰相上乞心儿取得对“北虏”即回鹘战争胜利的强烈愿望与决心。

结合正史史料，此时正值“维州之战”后吐蕃战败向唐朝主动求和的时期， 是唐蕃从失败的“平凉劫盟”到成功的“长庆会盟”之间重要的历史过渡阶段。

瘟疫的爆发是吐蕃面对国内外危机时改变对唐政策，进而达成在唐蕃关系史上有重要意义的“长庆会盟”的重要因素和历史背景。

也为我们了解九世纪初吐蕃与唐朝、回鹘等周边势力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

三、吐蕃时期敦煌发愿文所见

官方驱疫活动敦煌愿文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以《斋琬文》为代表，具有文范性质，供僧人学习使用。

一种是被保存下来的实际应用过的愿文，后者因为详备而完整地表述了施主的具体斋愿， 因而对研究当时历史社会有更重要的价值。

吐蕃时期敦煌P.2341、S.2146、P.2225、P.2807等文书就是九世纪初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佛事应用文书。

其中的《置伞文》《行城文》《燃灯文》中有大量对“疫疠”的记载，是对当时敦煌发生瘟疫的真实记述，表达了官、民对祛除瘟疫的强烈愿望。

P.2341号文书的第二篇为《佛文》，文中明确表达了此次斋会是某长官为驱除瘟疫、保愿平安而设，内容如下：然今即夕跪瑞所申意者，保愿平安崇思会也。

惟公乃才光七德，勇冠三军。威振疆场，声流台阁。文通算海，学富词林。 志意奉公，宽明善政。然今施主知四蛇而同箧，悟三界之无常。造二鼠之侵藤，识六尘之非救。

慜苍生之沉疾，冯法力以蠲除。嗟疫气之恒流，仰威光而殄灭。所以请释种之三尊，用答鸿恩。转金口之微言，赛酬往愿。庭列香餐，敬虔心而供养。

以兹殊胜，莫大善根，先用庄严斋主及有形之类，并以千殃雾卷，万祸云销。疫励殄除，灾祥散灭。本篇文书原题《佛文》，从内容来看是佛教斋会上的应用文书。

从文中“才先七德，勇冠三军。志意奉公，宽明善政”可知此次法会施主为吐蕃敦煌地方长官。

“然今施主知四蛇而同箧，慜苍生之沉疾，冯法力以蠲除。嗟疫气之恒流，仰威光而殄灭”等句表明了他建立法会的原因是为驱除瘟疫。

其中“四蛇同箧”“二鼠侵藤”用佛教典故表达了对生命无常的感叹，因而祈求用佛法蠲除“苍生之沉疾”，殄灭“疫气之恒流”，文末又一次强调“疫励殄除，灾祥散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