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正在改变的媒体生态环境
本章其实是相对简短但同样重要的“题外话”。目的之一是使你相信，将来无论由谁做新闻，我们依然需要新闻业。同时，在这样崭新的传媒与信息时代，有更多人参与其中——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其中——因此我要建议，我们应不断扩展对传媒生态环境的认识。
不过请放心，正如引言中提到的，我并非要把你变成新闻人。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鼓励你不仅作媒介消费者，而要成为媒介生态的贡献者，用各种方法向他人提供有用和可靠的信息。
现在，我们从“新闻业”和“新闻人”这两个词出发，来探索整个媒介生态环境。我们都希望这种生态环境下的媒体能真正有效并值得信任。从这些经常听到的问题开始：
“谁是新闻人？”
我希望你已经猜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下面这个才是正确的问题。
“什么是新闻业？”
这不仅是语义学上的差别。提出正确问题对现实也有实际意义。举例来说，设立所谓的“媒体保护法”（新闻盾法），是为了保护曝光政府或者企业负面消息的举报人和新闻人。但像下面章节中讨论的，这些法律条文只为那些狭义上的“新闻人”提供虚假的安慰，而对公民新闻记者的保护却是一片空白。事实上，应该受保护的是真正的新闻报道行为，而不仅仅是被称为“新闻人”的那群人。
我希望，我们一致同意《纽约时报》和BBC是新闻媒体。虽然有时候他们会犯错误——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确实在做新闻。
我同样希望，我们也同意如“某某某的博客”（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博客叫这样的名字）以及YouTube上名为“纳特和福克西的迪斯科舞（Nat and Foxy disco dancing）”的视频不是新闻。对它们感兴趣的小部分受众来说，它们的确有趣。有人试图变得富有创意，对此应该感到欣慰。但他们并非在做新闻。
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当今新媒体的特性，答案将变得更复杂。以前邻居发给我的邮件列表中有一些确实是新闻，但大部分不是。但是想想由乔舒亚·弥迦·马歇尔（Joshua Micah Marshall）创办，名为“谈话要点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的博客聚合网站，内容只在网上发表，政治上中间偏左。但毫无疑问，这些博客确实在做新闻。他们甚至获得了乔治·波尔卡新闻奖[13]——在业内享有真正声望的荣誉。
再来看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官员，也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他写了很多关于政府政策和其他事情的优秀博客。可以说他做了的的确确能被称为新闻的事：用知识来评论时事。
让我们再回头想想2009年圣诞节雪灾中发生的事：人们纷纷在网上发布路况，以及借宿的信息。虽然这不能算作传统意义的新闻报道，但对于冰天雪地里被困车中的家庭来说，用手机上网来接受这些具体的信息，比任何新闻机构对此事件的综合报道都有用。
在数字时代人人都能接触到新工具，很多以前从未因新闻报道而闻名的组织机构，现今也能创作出在新闻界有强大影响的东西。这些准新闻记者组织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及其他权益保护组织（包括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和*权人**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它们能做有意义的深度调查并将结果谨慎公布出来。
如今我们任何人都能，大多数人也都会参与到新闻传播中。可能都不同程度参与到传媒生态中，或许一次、很少参与、频繁参与，又或许不间断地参与。该如何做决定？该怎样处理已经创造的内容？要怎样利用别人传播的信息？都是复杂而多变的问题。但是，这就是未来。
公民新闻定义未来
我在2004年写下《草根媒体》（We the Media）的时候，就确信公民新闻将会成为整个媒体生态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虽然目前我还没有改变观点，但公民新闻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具体地说，什么是公民新闻？公民新闻并没有单一的定义，就像我们并不能把传统新闻业限定为报纸一样。现实中关于公民新闻的例子有上千个（Mediactive中不断列出），但重要的是认识到公民新闻的多元化格式、风格以及目的。请记住，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是新闻业，而不是谁是新闻人。
公民新闻和公民媒体从整体上已经在投资者和媒体合伙人中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基金会也已经走进新闻业，至少填补了部分可感知和真正存在的新闻报道缺口，他们已在民有、民办和为民的草根媒体中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值得兴奋的另一点是，或大或小的传统媒也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参与到公民新闻中去。如今绝大多数报纸都设立了员工博客——这是好的开始。就像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那样，富有前瞻性的媒体已经开始邀请受众参与到真正新闻报道中。不过有些老牌媒体依然跟不上潮流，我认为这种趋势也不会改变。
确实加速改变的是，越来越多普通人能使用到专业新闻报道工具了。举例来说，新闻摄影就面临空前的变化。
“现场消息”成为公民新闻
长期以来，人们见证并记录了很多重要新闻事件，并将这些资料卖给传统新闻机构。
不过，专业摄影记者及电视制片人依然可以通过专业技巧告诉大众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以此谋生。今天，这个行业空前活跃，但想以此谋生已不太可能。
那些善于报道突发新闻的专业人士如今正面临一个问题：在未来的媒介环境中，他们将毫无竞争力。我们正进入媒介创作、使用无处不在的世界。媒介工具变得非常民主化，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专业人士将会发现，为拯救自己职业而进行的战争必败无疑。
让我们来段小小时间旅行。一台老式摄像机记录下历史上最有名的公民新闻素材：1963年11月22号的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城，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的男子将他的摄像机对准了迪利广场，正好拍下了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场景。之后他以十五万美元的价格这份影像卖给了时代杂志——在今天的汇率下相当于一百万美元。
那天的迪利广场，一个人碰巧拍摄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一可怕事件的动态影像——尽管非常模糊但绝对令人毛骨悚然。无论以任何标准来讲，泽普鲁德所做的事情都称得上是一次公民新闻报道。虽然那时“公民新闻”这一说法还并不存在。
现在，想想如今人们每天会随身携带什么媒介工具。或者，再想想在十年后，会出现什么更好的工具。然后把自己和这些工具一起传送回1963年。
在迪利广场上，成百上千人用手机摄像头、数码相机和摄像机拍下总统遇刺的高清影像。人们从各个角度拍下刺杀的影像。更关键的是，所有这些设备都能上网。
如果这无处不在的技术1963年就被使用，几件事将变得明了。第一件，关于总统遇刺的影像将会被即时发布在互联网上。有自己影像的专业新闻组织，从一开始就将面临如风暴般大量的网络视频的竞争。相对来说传统媒体不愿报道可怕的影像（例如美国商人尼克·布雷格在伊拉克被斩首的视频），网络上的信息也许会成为新闻的首要来源。
再想想这个：由于许多照相机从不同角度记录下了这个瞬间，很快就能看到总统遇刺的三维全息影像。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能确定是否有人从那个著名的山丘草地向总统射击。未来，政府虽然仍会发布工作报告，但这些文件将更多由普通公民提供。公民借助数码媒介工具，将在选举和政府管理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普通公民将有可能制定一项政府政策，或至少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这是激励人们成为公民记者的重要动力。
另一张人们熟知的照片来自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由亚当·斯塔西（Adam Stacey）在伦敦地铁中拍摄的。当时一个*弹炸**已经爆炸，他和其他人立即从烟雾弥漫的车厢中逃了出来。
从专业角度来看，亚当的照片并不专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相片的绝对真实性。这得益于他在适当时间携带着适当媒介创作工具。
在媒介创作工具无所不在的世界里，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总会有人刚好在场，很有可能就是你，所以应该做好准备。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接着讨论这一问题。
那些以报道突发新闻为生的记者将怎样与公民新闻竞争呢？他们不可能无处不在。也只能通过现场报道才能取胜。虽然在短期内，他们还能依靠相对可信的消息源占一席之地。但事实是，很多具有新闻价值的场景专业摄影记者足迹难以到达。在过去，大多数类似场合从没被拍到过。而现在，这已不再是问题。
对专业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一趋势会让他们越来越难以此谋生，太令人伤感？对他们来说的确是。我的圈内朋友如今就在经受这种痛苦。而对其他人来说，只要能获得想要的、有价值的新闻，这种趋势就是积极的。
记住，肖像画家曾是相当兴旺的职业。但摄影术出现之后，很多人就不得不寻找其他工作。至少在他们退休之后，很少人再从事这种职业。同样，今天的专业肖像摄影师与上一代人相比也面临较少的市场需求。但是，肖像依然存在，这个行业依然繁荣。
也许在不久以后，摄影记者就将进入历史。但是新闻摄影工作从没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没像现在这样地普及。当然，你也能成为其中一份子。我希望你行。
倡议、维权者：准新闻人
报纸、杂志、广播并不是唯一能找到深度调查报道的地方。一些无*党**派智库组织和非盈利公益组织也做了很多深度调查。比如说，由“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危机指南（Crisis Guides）”披露了大量国际政治危机的重要信息。其中关于达尔富尔种族灭绝事件的报道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如为其颁发“奈特新闻创新奖”（Knight-Batten Awards）时，评委所赞扬的，“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组织，在它身上显示出了新闻业最好的一面。它填补过去新闻报道的空白。”
其他一些组织的调查报告也同样填补了过去新闻报道的空白。虽然这些民间组织严格说来并不能称作新闻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维权者（或倡议者）。
最基本的层面，新闻由两个重要任务组成。第一部分是报道：通过调查、采访等方式收集信息。第二个是告诉人们你所知道的：写作(从广义上讲包括视频音频、照片等多种形式)和编辑。
那么，从概念出发，哪家著名媒体做出美国政府在关塔那摩监狱所作所为的优秀报道？那里关押着被美国政府称作恐怖分子的人。直到现在，那里仍然没有法律制度保障，很多案子的囚犯仍然被拷打折磨。
除了极少的例外，比如麦克拉奇报业集团华盛顿分部和纽约时报上关于关塔那摩丑闻的著名报道。很大程度上，做出丑闻最好报道的人并非为主流媒体工作。他们都为著名新闻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ACLU）。
是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强烈拥护*权人**法案的倡导组织。为揭露美国政府建立这种超出法律之外的执法机构，已经做出大量的工作。在ACLU的子网站“被拘留的权利”上，你能找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量信息和主张。
我在Salon.com的同事格列·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2008年指出：如今，越来越多情况下是类似ACLU的民间组织，比如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和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在曝光我们的政府究竟在做什么，这些组织担负起“反对派”的角色。而这正是国会、情报委员会和新闻业的不幸失责之处。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做出了高质量报道的民间权利倡导组织——“*权人**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该组织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捍卫*权人**”。例如，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家庭女佣*权人**问题的报道，就是另一个对令人不安现实的全面调查。这是一篇极其优秀的报道。
一些更小型的权利倡导组织表现的越来越活跃。亚利桑那州一个以保守主义巨头巴里·戈德华特[14]命名的智库：戈德华特学会，在2009年聘请了一位调查记者。从那以后，马克·夫拉腾（Mark Flatten）写了好几篇地方政府事务中值得注意的“看门狗”式的报道。
回忆一下，过去像ACLU这样的组织必须遵循事实公开程序。它会像关塔那摩案一样潜心研究，然后发出报告。新的报告公布后，该组织的研究人员或公关负责人会联系《纽约时报》等媒体，寄希望报纸发布相关新闻报道。而如果整个新闻界都忽略这份报告，无论调查内容多么冲击，也只能石沉大海鲜为人知。
如今ACLU仍然努力工作，力争让调查报告出现在《纽约时报》等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版面。传统媒体在帮助公众了解重大问题上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不过，现在有了全新途径，维权组织正在学习有效使用的方法。我相信，如果权力倡导组织将新闻工作原则融入到自己的准则中去，他们的工作会更加有效。我将在接下来几章详细地讨论这些原则。
由ACLU、*权人**观察或类似倡导组织发布的报告，就是我所说的“准新闻报道”。他们水平一流，不过缺少点新闻性——虽然不总是这样，但时常如此，因此有必要提醒一下。
倡导组织是媒体的一部分吗？是的，如今它们身处媒体圈中。因为他们使用媒体常用的创作工具研究和讲述故事，并使这些故事为更广泛的受众所了解。这些组织和无数类似的组织——或大或小，地方的还是国际的——都是媒体生态中的一部分。只需一点额外努力，它们就能成为新闻生态中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它们的传统角色。
不过对于倡导组织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保持公平。这是一个宽泛模糊的词汇，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花些时间讨论它。但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你必须a）倾听和你观点相左人士的意见，b）寻找与你自己的立场相反的事实和数据c）你的报道需反映不一致和细微差别。
倡导式新闻有着漫长而光荣的历史。最好的做法一直是承认不一致与细微差别，公平地反映对立和分散的观点。
通过这种方式，能加强自己的论点。至少他们更清楚，如果没有绝对的结论，则其他各方论点都需要报道。(毕竟世上的事情远不止两面。)
当然，报道过程中公开透明是必须要素。且大部分倡导组织都做到了这点。而那些充当经济支持者应声虫的机构不值得我们信任。这种事情往往是智库所为，正如前面看到的，糟糕透顶。
传统新闻业不断内耗，准新闻记者将在媒体生态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如今，传统媒体不断解雇记者和编辑。如果能做到公平透明，无论成立目的是传播信息还是倡导观点，有充足资金和人手支持的准新闻组织将有机会填补这个空缺。
像其他事物一样，这个观点遭到严重质疑。伊桑·朱可曼（Ethan Zuckerman）[15]指出“*权人**观察”与自己创办的《全球之声在线》（真正的新闻组织）为争取基金会资金展开竞争。他说，帮助准新闻组织并不能解决“谁来为新闻买单”的问题，反而会使得媒体离读者/观众/听众更远。
我并不否认他的观点，但我仍认为非政府-准新闻组织值得社会大众关注。
最后，这场谈话的核心是谁值得被倾听。纽约大学的杰伊·罗森（Jay Rosen）[16]教授和一位崭露头角的法国记者谈话时，做了优雅的定义。他说：
你们这些记者的权威来自于“我在那里，而你不在，让我告诉你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任何人”都能够报道新闻，并和全世界分享信息，那该如何保持职业记者的特殊地位，凭什么他们的话值得倾听呢？记者证不能，作者署名也不能，大型媒体公司雇佣的身份也不能。维护职业记者权威的可靠来源将仍是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17]所说的“报道的观念”。这时你才能如实对受众说“我在那里，你不在，让我告诉你那里发生了什么”，或者“我当时在*威示***行游**的现场，而你没有，让我来告诉你当时警察做了什么”，或者稍微改变一下形式，“我采访了石油钻井平台爆炸时现场的石油工人，你没有，让我告诉你他们说了什么”，或“我查阅了那些文档，你没有，让我来告诉你我发现了什么。”
你的权威是靠实际工作得来的。如果业余记者或者博客写手同样这么做，他们也能获得同样的权威。
你对媒体生态的贡献
2007年8月著名的明尼苏达州大桥垮塌的时候，许多人都本能地冲向大桥而不是逃离现场，以便拍下这起垮塌的视频和照片。数小时里，成百上千的照片和视频被发布到照片分享网站Flickr和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
我在2009年12月底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观看公民记者用手机拍下关于伊朗*政府反**抗议活动的最新视频。他们表现出极大勇气亲身留在混乱现场，告诉全世界上他们所看到的。
我并不是说每位读者都要经常从事专业的新闻报道。大多数人也不会去做，这没问题。
不过，就像前面提到的，希望你考虑我的建议，准备好，当新闻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时候，亲自去报道它。
当你目击到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发生，该干什么呢？我们假设，那个时刻来临时，你正好带着一部有拍照功能的手机。
首先，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拍下照片或视频。如果这样做有一定危险，自己衡量一下风险再决定是否去做。
然后，想想接下来能干什么。如果没有个人博客或者其他个人网站，如今人们的本能是，把拍摄到内容的发布在照片或视频共享网站上，或者直接将影像发送到CNN。也许我们应重新思考过程中的几个假设。
只要身边有拍摄工具，总会有人宁愿身处危险中也要拍摄照片。一些专业摄影记者是被雇佣去拍摄。不过普通人则不是。
新闻组织向公众征集新闻素材，却没有尽最大可能警告非雇佣拍摄者远离危险。我质疑这种做法的道德性。就像新闻频道为了报道新闻，让雇员深入飓风区域去拍摄新闻是一回事，而要求应该呆在安全室内的普通居民去做同样的事情则是另外一回事。
我同样质疑不少新闻组织的道德，他们认为公民记者的工作成果可以免费获得。我对通常由大媒体公司制定的商业模式深表怀疑，他们告诉我们：“你们做所有的工作，而我们通过剥削你们的工作赚大钱。”这种模式不仅不道德，而且无法长久持续。因为无偿付出自己时间的人们，不愿意看到大公司利用别人创造的价值敛财。
不是所有拍到有新闻价值照片或视频的人都需要报酬。不过许多人的确希望得到回报。而如今的情况是，他们的报偿只是几句赞扬的话。不过相信最终会有人想出完善的商业模式，让这种现代版佃农般的无偿报道有所改变。
斯塔西在伦敦地铁拍下的照片被广泛传播——这张照片出现在许多报纸的头版——也因为发布这张照片时，已将它置于创作共用授权（Creative Commons）[18]之下。因此只要声明该照片属于原作者，任何人都有权使用这张照片。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解（一家图片社使用了至少一张图片，并声称其中部分版权属于自己），但是正是此版权条款——我会在后记部分更全面地解释CC协议——帮助这张照片在极短时间得到如此广泛地传播。
除去使用许可，我们需要全新的市场机制奖励公民新闻摄影师。一些创业公司正试图扮演经纪人的角色，比如Demotix服务网站。后面会谈到，下一步，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实时竞卖系统。
如今，部分新闻组织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寻找奖励公民记者的实质手段。德国《图片报》( Bild)如今就向公众征集新闻图片，一经采用支付报酬。这对公民新闻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参与
再次声明，我并不指望你头脑发热而决定成为一名记者。但通过阅读，我希望你对这个行业，以及对那些用令人尊敬的方式实践其中的人们更加欣赏。也许你也将“时不时地”参与其中。
即使你从没做过与新闻沾边的任何事情，明白这个道理同样重要：在当今世界，拥有媒介素养不仅意味着更好地消费信息，更在于如何积极参与其中。
媒介素养同样也关乎媒介创造、贡献以及协作。在数字时代，参与是真正文明的一部分。正如杰伊·罗森说的，你的权威来自于你做的实际工作。阅读接下来章节时请记住一点，我们将会探讨这句话的意义，并探究将如何最好地投身其中。
[13] The George Polk Awards是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每年为新闻业者颁发的奖项，是美国新闻界一项殊荣。是为了纪念记者乔治·波尔卡，在1948年设立。乔治·波尔卡为CBS一名通讯员，他在实地报道希腊内战情况时殉职。 [14] Barry Goldwater美国政治家，被视为是1960年*开代**始，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茁壮复苏的主要精神人物，他还常被誉为是美国的保守派先生。 [15] Ethan Zuckerman，著名公民新闻记者，麻省理工大学公民新闻中心总监，创办了全球之声等公民新闻博客。 [16] Jay Rosen，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他呼吁，新闻业应当更加开放，成为公众的民主论坛；新闻媒介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信息，因为民主政治基础已经被破坏，理智、知理的公众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告知公众之前，新闻媒介首先塑造公众。 [17] James W. Carey，伊利诺伊大学俄巴那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1976—1979年任艾奥瓦大学乔治?H.盖洛普讲座教授，1992-200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曾任美国《传播》杂志主编、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 [18] Creative Commons，简称CC，中国大陆正式名称为知识共享，台湾正式名称为创用C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种创作的授权方式。此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增加创意作品的流通可及性，作为其他人据以创作及共享的基础，并寻找适当的法律以确保上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