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感受涌现时
02 情绪和感受
再次与情绪相伴
处于任何年龄阶段、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教育水平、任何经济阶层的男男女女无一例外都会有情绪，都会留意他人的情绪，都会参与能操纵他们情绪的娱乐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追求愉快的情绪和避免不愉快的情绪来调节他们的生活。乍一看，人类的情绪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很明显，许多非人类的生物也有丰富的情绪；然而，情绪与只有人类才能拥有的复杂思想、价值观、原则和判断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独特的。在这种联系中，我们合理地认为，人类的情绪是特殊的。人类的情绪不仅仅是性快感或对蛇的恐惧。它包括：目睹痛苦的恐惧和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时的满足感；对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感性的微笑或者莎士比亚诗歌中深邃美丽的文字和思想产生的喜悦；对迪特里希·费舍尔-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用他那苍凉的声音演唱巴赫的《吾已足矣》（Ich habe genug），以及玛利亚·若昂·皮雷斯（Maria Joâo Pires）演奏任何莫扎特、舒伯特的既世俗又超凡脱俗的乐段的感受；爱因斯坦在方程结构中寻求的和谐。事实上，美好的人类情绪甚至可以由廉价的音乐和电影所激发出来；这些作品的力量永远不该被低估。
上述所有引起情绪的原因，无论是引起精致的还是不那么精致的情绪，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所有情绪，无论是细微的还是不那么细微的情绪，两者对人类的影响都取决于后者所引起的感受。正是通过这种指向内心的、私密的感受，才使得那些指向外部的、公开的情绪开始影响心智；但是情绪全面而持久的影响需要意识，因为只有随着自我感的出现，感受才能被拥有它的人所知晓。
有些读者可能对“感受”和“知晓到我们有感受”之间的区别感到困惑。难道感受的状态不必然意味着有感受能力的有机体完全意识到正在展开的情绪和感受吗？我想说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有机体可能会以神经和心理模式来表现被我们这些有意识的生物称为感受的状态，却不知晓这种感受正在发生。这种区分很难想象。这不仅因为这两个词的传统意义会影响我们的看法，还因为我们倾向于意识到我们的感受。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意识到了所有的感受，反而有很多的证据暗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所有感受。例如，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下，我们经常会很突然地意识到，我们感到焦虑或不舒服、愉快或轻松，而且很明显，我们所知晓的那种特别的感受状态，并不是在我们产生知晓的那一刻才产生的，而是在之前的某个时刻产生的。这种感受状态和引起这种感受状态的情绪都没有被意识到，然而它们已经作为生物过程展现出来了。乍一看，这些区别可能听起来是人为的，尽管我的目的不是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而是要把相当复杂的东西分解成可探讨的部分。为了研究这些现象，我将处理过程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一种情绪状态，它可以被无意识地触发和执行；一种感受状态，它可以被无意识地表现出来；一种有意识的感受状态，即它对同时拥有情绪和感受的有机体来说是已知的。我相信，当我们试图想象人体内这一连串事件的神经基础时，这些区分是有用的。此外，我猜想，一些能表现出情绪但不可能有我们所具有的这种意识的非人类生物，完全可以形成我们称为感受的表征，而又没有知晓它们在这样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也许我们应该用另一个词来说明“没有意识到的感受”，可是并没有这样一个词。那么，次优的选择就是解释我们的意思。
简言之，如果感受要超越此时此地的直接事物而影响主体，意识就必须存在。人类情绪和感受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意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下文将介绍，关于情绪和感受的奇怪研究历史，可能是导致这种忽视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情绪很可能在意识出现之前就开始在进化中产生，并且作为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地认识到的诱因的结果，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另一方面，感受在意识的舞台上发挥着最根本且更持久的影响。
情绪的隐性诱因和外在姿态与人类感受的内在导向和最终为人所知的状态之间的强烈对比，为我反思意识生物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情绪和意识之间还有其他的桥梁。在本书中，我提出，正如情绪一样，意识的目的是让有机体生存下来，并且意识是扎根于身体的表征之中的。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神经病学事实：如果意识在核心意识正要出现时就暂停，情绪通常也会暂停。这暗示着，尽管情绪和意识是不同的现象，但它们的基础可能是有联系的。基于以上理由，在开始对意识进行直接的陈述之前，对情绪的各种特征进行讨论是很重要的。但是首先，在我概述那些反思的结果之前，我打算插入情绪科学的一段所知者甚少的题外史话，因为这段历史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意识没有被从我现在所采纳的视角触及过。
题外史话
考虑到情绪和感受所涉及的问题的重要性，人们本以为哲学、心智科学和脑科学都已经包含对它们的研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现在。尽管有大卫·休谟和他所创立的研究传统，但哲学却不相信情绪，并在很大程度上把它降级到可轻视的动物和肉体的领域。有一段时间，在探索情绪方面，科学发展得更好，但随后它也错失了从中取得重大发现的机会。
到19世纪末，查尔斯·达尔文、威廉·詹姆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情绪的不同方面写了大量的文章，并在科学论述中赋予了情绪特殊的地位。然而，整个20世纪，直到最近，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都对情绪非常冷淡。达尔文对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的情绪表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尽管他认为人类的情绪是进化中较早阶段的遗迹，但他尊重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威廉·詹姆斯以他特有的清晰思路看透了这个问题，写出了一篇虽不完整但却起着奠基作用的文章。至于弗洛伊德，他发现了情绪紊乱的病理潜力，并明确地指出了它们的重要性。
达尔文、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在脑方面的观点确实有些模糊，而与他们同时代的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的观点则比较清晰。他向可能诞生的情绪神经解剖学迈出了第一步，并提出人类的右脑很可能支配情绪，就像左脑支配语言一样。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随着20世纪的开始，不断发展的脑科学将把情绪作为其研究日程的一部分，并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但这种发展从未实现。更糟糕的是，达尔文关于情绪的研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詹姆斯的建议遭到了不公正的攻击和草率的驳回，而弗洛伊德的影响则被转移到了别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绪在实验室里没有得到过信任。有人说，情绪太主观了；情绪太难以捉摸、太模糊了；情绪与理性是对立的，而理性是人类最优秀的能力，被认为是完全独立于情绪的。这是对浪漫主义人性观的一种扭曲。浪漫主义将情绪置于身体中，而将理性置于脑中。20世纪的科学将身体排除在外，将情绪重新移回脑中，但将其降到了与无人膜拜的祖先关联的低级神经层次。最后，不仅情绪是不理性的，甚至研究它也可能是不理性的。
在20世纪，与科学对情绪的忽视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的事件在同时发生。其中一个相似的事件是在脑与心智的研究中缺乏进化的视角。如果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就好像达尔文从未存在过一样，这也许有些夸张，但在10年之前，确实是这样的。当时，脑与心智的某些方面被讨论的方式就好像它们是根据需要，为产生某种效果而在最近才设计好的一样，有点像在一辆合适的新车上安装防抱死装置，完全不考虑心理与脑装置的可能的前身。近来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另一个相似的事件是对内稳态概念的漠视。内稳态指的是维持生物体内稳定状态所必需的协调的、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化的生理反应。内稳态描述的是对体内温度、氧气浓度或pH值的自动调节。许多科学家专注于了解内稳态的神经生理学机制，理解自主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中与内稳态最直接相关的部分）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机制，并阐明内分泌、免疫和神经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它们的联合工作才产生了内稳态）。但在这些领域取得的科学进步对有关心智或脑是如何工作的主流观点几乎没什么影响。奇怪的是，情绪就是我们称为内稳态的这种调节（模式）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理解活的有机体的这方面（内容）却去讨论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反之亦然。在本书中，我提出内稳态是解开意识的生物学机制之谜的关键（见第5章）。
还有一个相似的事件是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中明显缺乏有机体的概念。心智同脑之间依然保持着模棱两可的联系，而脑始终与躯体分离，而不是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生命体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的概念（由躯体本身和神经系统组成的整体的概念），在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库尔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和保罗·魏斯（Paul Weiss）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出现，但对形成心智和脑的标准概念影响不大。1
当然，在这泛泛的论述中也有例外。例如，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关于脑神经基础的理论建议是基于进化思维和对内稳态调节的承认；我的躯体标记假说是建立在进化、内稳态调节和有机体的概念上的。2但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所依据的理论假设并没有充分利用组织学和进化论的观点。
近年来，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最终都认可了情绪。新一代的科学家正在把情绪作为首选的课题3。此外，假定的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立不再被毫无异议地接受。例如，我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情绪无论好坏，都是推理和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4。这乍听起来可能有点违背直觉，但却有证据支持。这些发现来自一些个体研究；这些个体一直完全理性地生活着，直到他们脑的某个特定区域受到了神经损伤，导致他们失去了某些类型的情绪，并且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平行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这些个体仍能运用理性的手段，并且仍能回想起他们有关周围世界的知识。他们处理问题的逻辑能力仍然完好无损。但是，他们做出的许多有关个人和社会的决定是非理性的，并且往往对自己和他人不利。我已经指出，这种微妙的推理机制不再受来自与情绪有关的神经系统所发出的无意识，有时甚至是有意识的信号的影响。
这种假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躯体标记假设（somatic-marker hypothesis）。让我提出这个假设的患者的前额叶区域的一些特殊部位，尤其是脑的腹内侧区以及右侧顶叶区受到了损伤。不论是因为脑卒中或头部受伤，还是因为需要进行外科手术切除的肿瘤，这些区域的损伤总与我上述所提到的临床模式有关，即在面对风险和冲突的情况下做出有利决定的能力受到干扰，而在完全相同情况下的情绪共鸣能力有选择性地降低，但同时其余的情绪能力又得以保留。在他们的脑受损之前，这些受到影响的个体并没有表现出这种障碍。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感觉到（他们受伤）之前与之后的差别，并（据此）追溯（他们）神经受损的时间。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有选择性地减少情绪和情绪过多一样，至少对理性能力有所损害。以下一点明显并不为真：理性很有可能从不借助情绪的运作状态中获益。相反，情绪很可能会有助于推理，特别是在面对涉及风险和冲突的个人事件和社会事件时。我曾经提出，特定程度的情绪加工可能会指引我们进入使理性最有效地运转的决策区域。然而，我并没有指出，情绪可以替代理性，或者情绪可以为我们做出决定。很显然，情绪的剧变会导致非理性的决定。神经病学的证据仅仅表明了情绪的有选择性缺失会是个问题。目标明确并施展得当的情绪似乎是一个支持系统。没有它，理性这栋大厦就不能正常地运转。这些结果及其解释对把情绪当作奢侈品、麻烦事或仅仅是进化的痕迹的想法提出了质疑，也使得情绪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存逻辑的体现5。
脑所知晓的比有意识心智所揭示的要多
情绪和对情绪的感受分别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但是，情绪的相对公开性和随后产生的感受的完全隐秘性都表明，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上的这些机制是相当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彻底调查这些机制，那么，尊重情绪和感受之间的区别是有帮助的。我曾建议，“感受”这个术语应当作为一种对情绪的私密的、内心的体验保留下来，而“情绪”这个术语应当用来指一些反应的集合，其中许多（反应）是可以公开观察到的。实际上这意味着，即使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你在感知到自己的情绪状态时，尽管能够观察到自己身上的感受，却不能观察到其他人的感受。同样，也没有人能观察到你的感受，但是，引起你的感受的某些情绪却能轻易被他人观察到。
要进一步阐明我论点的话，构成情绪的基本机制并不需要意识，就算它们最终用到了意识。换言之，你可以使导致情绪表现的过程迅速出现，而不必意识到情绪的诱导物，更不用意识到导致它的那些中间过程。实际上，即使在此时此地的有限时间内出现了某种感受，有机体也可能不会知晓到它的出现。可以肯定的是，在进化的这个阶段，在我们成年生活的这个阶段，情绪发生在一种意识环境中：我们可以持续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并且知晓我们感受到了它们。我们的心智和行为的网络是由连续的情绪循环编织而成，紧随其后的是已知的、会产生新情绪的感受，如同一首正在演奏的复调音乐，强调和凸显了我们行为中的特定心智和行动。
尽管情绪和感受现在是一个功能连续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它们的生物学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那么，对这个连续体的步骤进行区分是有帮助的。此外，如先前所提到的，感受可能刚好悬在与知晓状态分离的临界点上，并且因此与意识有着某种特别的联系6。
为什么我如此确信情绪的生物机制不依赖于意识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似乎经常知晓到导致某种情绪的境况。但是，经常知晓并不等同于总是知晓。有可靠的证据显示，情绪诱导具有隐蔽性。我将用一些来自我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来例证这个观点。
戴维是我所记录下来的在学习和记忆方面有最严重缺陷的患者之一；他根本记不住任何新的事实。比如，他记不住任何一种新的外貌、声音、地点或词汇。结果就是，他学不会从面孔、声音或名字中认出任何一个陌生人，也记不得任何关于他在哪里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他和那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的信息。戴维的问题是由脑两侧颞叶的大范围损伤所引起的，其中包括一个被称为海马的脑区（海马的完整性是产生对新事实的记忆所必需的），以及一个被称为杏仁核的脑区（这是皮质下的一组与情绪有关的核团，我接下来将会提到）。
许多年前，我听说戴维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对某些人表现出一贯的偏爱或躲避。例如，在他居住了近20年的熟悉环境里，如果他想要根烟或想要杯咖啡，他会频繁地选择去找一些特定的人，而有些人他则从来也没找过。当考虑到戴维完全认不得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曾经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以及不能说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或即使给出了名字也不能指认出对应的人时，这些行为的一致性是耐人寻味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会不会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轶事？我决定对它进行检验，并进行实证测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和我的同事丹尼尔·特拉内尔（Daniel Tranel）一起合作设计了一个在我们实验室被称为好人／坏人实验的测试。7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在完全可控的环境下，我们让戴维进行了三种有明显区别的人际交往。第一种交往是与那种特别令人愉快的、受人欢迎的人进行交往，并且无论戴维是否有要求，他们都会奖赏戴维（这种人就是好人）。第二种交往涉及以下一种人：他们在情绪上中立，并让戴维参加一些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令人讨厌的活动（这种人是中立的人）。第三种交往涉及以下一种人：他们举止莽撞，对任何要求都会说不，并且让戴维参与一项即便是圣人也会感到厌倦的、非常冗长乏味的心理任务（这种人是坏人）。这一任务是延迟不匹配样本任务，最初是为了研究猴子的记忆而设计的（当然，如果你拥有猴子的心智，你可能会为此感到高兴）。
这些在不同情境下的演出被随机安排在连续的5天中，但总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以便对（戴维）暴露在好人、坏人或中立人（的情境下）的全部表现进行适当的测量和比较。这场精心策划的演出需要不同的房间和一些助手；这些助手不能是同样的人，而且要分别扮演成好人、坏人和中立人。
在经历了所有交往情境后，戴维被我们要求去参加了两项不同的任务。在第一项任务中，我们要求戴维观看了4人一组的几组照片，这些照片包括了参与实验的3人中的一位的脸，接着问他：“如果你需要帮助，会去找谁？”并要他进一步澄清：“在这组照片中，你认为谁是你的朋友？”
戴维的表现极为惊人。当对他好的那个人的脸出现在4人一组的照片中时，戴维有超过80%的概率选出那个好人。这表明他的选择是明显地非随意的——仅凭运气，戴维会有25%的概率选择这4人中的任何一个。中立人被选中的可能性并不大于这个随机概率，而坏人基本上从不会被选中，这也是有些违反随机规律的。
在第二项任务中，戴维被要求看这3个人的脸，并告诉我们他对他们的了解。如往常一样，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戴维甚至不记得曾经遇到过他们，也回想不起任何一件与他们交往中发生的事。不用说，他不能叫出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名字，不能在给出人名的情况下指认出对应的人，而当我们问他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时，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当问到这3个人中谁是他的朋友时，他总是会选好人。
这个结果表明，这件轶事很值得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戴维的意识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他提供明显的理由去正确地选择好人而拒绝选择坏人。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一个而拒绝另一个；他只是这样做了。然而，他所表现出的这种没有意识的偏爱很可能与他在实验中被诱发出的情绪，以及与他在接受测验时无意识地再次唤起这些情绪的某些部分有关。戴维没有学到能够在心智中以表象的形式展开的新知识。但是，有些东西就保留在他的心智中并且能够以非表象的形式，即动作和行为的形式产生一些结果。戴维的脑可以产生与初始遭遇的情绪价值相称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是由先前的奖赏或奖赏不足所造成的。为了使这种观点更加清晰，让我来描述一下在进行好人／坏人实验的那段时间里我观察到的一件事。
当戴维被带到遭遇坏人的情境中，转进走廊，看到那个坏人正在不远处等着他时，他退缩了，停顿了片刻，然后才让自己慢慢地进入测试间。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立刻问他是否出了什么事，是否有什么我可以为他做的。但是，一如往常，他告诉我，不，一切都很好。毕竟，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也许只有一种孤立的、毫无缘由的情绪。我毫不怀疑，看到坏人会引起戴维短暂的情绪反应和短暂的此时此地的感受。然而，如果没有一组适当关联的表象来向他解释反应的原因，这种效应就是孤立的、不连贯的，因此也是动机不明的8。
我也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们不只用一个星期而是连续几个星期来进行这项任务，戴维会利用这些消极和积极的反应来产生最适合他的有机体的行为，例如，一直选择好人而避开坏人。但我并不认为，他自己会故意地选择这样做，而是他那给定了现有设计和配置的有机体会瞄准这种行为。他会发展出一种对好人的趋向性以及对坏人的规避性，就像他在现实生活中培养出的这种偏好一样。
刚才所描述的情境允许我们得出其他一些要点。第一，戴维的核心意识未受损伤，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重新谈到。第二，在好人／坏人的实验环境下，戴维的情绪是被无意识地诱发出来的，而在其他场合，他则是有意识地产生情绪。当他不必依赖于新的记忆时，他会因为在品尝他最爱吃的一种食物或在看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景，而感到很快乐。第三，假定他的脑中一些与情绪有关的皮质及皮质下区域有显著的损伤，如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基底前脑、杏仁核，那么，很明显这些区域对于情绪或意识来说都不是不可或缺的。戴维脑中的以下结构是未受损伤的：整个脑干、下丘脑、丘脑、大部分的扣带回皮质，以及几乎所有的感觉和运动结构，我们可以将此牢记于心，以备将来参考。
让我以我们实验中的某个坏人是一位年轻、可爱又美丽的女神经心理学家这一信息，来结束这些评论。我们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设计了实验，让那位女神经心理学家扮演反面的角色，是因为我们想要确定，在何种程度上戴维对有年轻漂亮的女性陪伴而表现出来的偏爱会抵消以下两项的作用：该女性令人反感的行为，以及该女性是令人厌倦的任务的执行者这个事实（戴维的确关注这类女性；有一次，我甚至还看到他抚摸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的手臂并说“你是如此温柔……”）。没错，正如你所能看到的，我们这个善意的、有点反常的计划得到了回报。再多的自然美也不能补偿由坏人的行为方式和任务所带来的乏味而诱导出的那种消极情绪。
我们没有必要意识也往往意识不到情绪的诱导物，而且我们不能任意地控制情绪。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悲伤或快乐的状态，并且你可能会困惑自己现在为什么会处在这种特殊的状态中。一份详细的调查也许可以揭露可能的原因，且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因素也许更有可能就是实际的原因，但你往往不能确定。实际的原因可能是某一个事件的表象；这种表象有可能被意识到，但因为你正在注意其他的表象而没有注意到它，因而它没有被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没有表象，你的情绪仅仅源于你内环境中一个化学成分的短暂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你的健康状态、饮食、气候、激素周期、某天的运动量，甚或你为某事而产生的担忧等因素引起的。这种变化足以引起一些反应并改变你的身体状态，但它不像一个人或一种关系那样是可以想象的，例如，它不会产生一种在你的心智中能够知晓到的感觉模式。换言之，诱发情绪并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感受的这些表征是不需要被注意到的，不管它们表示的是有机体外部的某事还是内部唤起的某事。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表征，都能在意识检测的背面发生，且仍能诱发情绪反应。情绪能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被诱导出来，因此在有意识的自我看来似乎没有动机。
一个将要成为诱导物的表象是否该被允许作为我们思想中的一个目标保留下来，对此我们可以进行部分的控制。（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你就会非常清楚我的意思。同样，如果你在演员工作室工作过，你也会明白。）我们可能无法在这项任务中获得成功，但消除或者保留这个诱导物的工作肯定会发生在意识中。我们也能部分地控制一些情绪的表达，如压抑怒气、掩盖悲伤，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非常擅长于此，这也是我们花那么多钱去看那些善于控制情绪表达的好演员（以及会把钱花在打扑克上）的原因之一。但是，一旦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感觉表征，不管它实际上是否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流中的一部分，我们对于诱发情绪的机制就没多少控制权了。如果心理和生理环境适当，情绪就会接踵而来。情绪触发的无意识性也解释了为什么情绪不容易被任意地模仿。正如我在《笛卡尔的错误》中解释的那样，源于愉快的自发的微笑或者由悲伤引起的自发的哭泣，是在扣带回脑区的控制下由位于脑干深处的脑结构来执行的。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些脑区的神经过程进行直接的任意控制。偶尔故意地模仿情绪表现，很容易被察觉是假的，不论是面部肌肉的形态还是声音的语调，总是有些方面会露出马脚。这种事态的结果就是，在我们这些不是演员的大多数人当中，情绪是一个相当好的指标，用于表明环境如何有益于我们的健康，或者至少（说明）它对于我们的心智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在停止一种情绪上的效率大概与我们在阻止打喷嚏上的效率一样。我们可以试着阻止某种情绪的表达，但只会部分成功，不会完全成功。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特定的文化影响下，变得很擅长于此，但实际上我们所获得的是掩饰情绪的某些外在表现的能力，而非阻止发生在内脏和内环境中的那些自动变化的能力。想想你上次在公众场合被感动到并试图掩饰这种感动之情的结果。如果你单独和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一起在黑暗中看电影，你有可能侥幸控制住你的情绪，但是，当你为一位死去的朋友念悼词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你的声音就会出卖你的情绪。
有人曾告诉我，感受发生在情绪之后这种观点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人可以对情绪进行压抑并仍产生感受。当然，这个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只能部分抑制我们的面部表情。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情绪，却不能完全地压抑住它们，我们内心的感受就是我们没能成功地压抑住情绪的证据。
有关控制无法控制的事情的题外话
我们对内环境和内脏的控制非常有限，对此的一个例外是呼吸控制。要进行这种控制，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随意行动，因为自主呼吸与演讲和唱歌时随意控制发声使用的是相同的结构。你可以学会在水下游泳，在越来越长的时间里屏住呼吸，但这仍然是有极限的；这种极限是奥林匹克冠军也不能超越的，是保证存活的必要条件。歌剧演唱家面临相似的障碍。哪位男高音不想在高音C上坚持得更久一些，从而发出像女高音一样的音呢？但是，再多的喉部和腹隔膜训练也不会让男高音或女高音跨越这种障碍。通过像生物反馈这样的过程对血压和心率进行的间接控制也是一个例外。但是，一般来说，对自主神经功能的随意控制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我可以报道一个戏剧性的例外。数年前杰出的钢琴家玛利亚·若昂·皮雷斯告诉了我们以下一种体验：当她在完全控制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进行演奏时，她既可以减少情绪在她身体中的流动，又可以使之畅通无阻。我和我的妻子汉娜都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惊人的浪漫想法。但玛利亚·若昂坚持认为她可以做到，而我们却拒绝相信她的话。最后，我们在实验室中对这一体验进行了验证。我们通过导线将玛利亚·若昂连接到复杂的心理生理仪上，同时，她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听我们选的短音乐片段：允许情绪出现，或对情绪进行随意的抑制。当时，她演奏的肖邦小夜曲刚刚发布。我们用她演奏的一部分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演奏的一部分作为刺激。在允许情绪出现的情况下，她的皮肤电传导记录充满了波峰和波谷，很有趣地和乐章中的各段联系起来。接着，在情绪抑制的情况下，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她确实可以随意地使她的皮肤电传导图变得平缓，并且改变心率。她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背景情绪的轮廓被重新排列，其中一些特殊的情绪*行为性**被消除了，例如，头部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更少了。我们的同事安托万·比查拉（Antoine Bechara）完全不相信，于是又重复了整个实验，想知道这是否可能是一种习惯化的人为产物，可她又一次做到了。所以，毕竟还是有些例外有待发现。也许这种例外在那些毕生工作就是通过情绪创造奇迹的人身上发生得更多。
什么是情绪
谈到“情绪”一词，通常我们会想到以下6种所谓的原始或普遍情绪之一：快乐、悲伤、恐惧、愤怒、惊讶或厌恶。将这些基本情绪纳入考虑，会使对“什么是情绪”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容易些，但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其他的行为也被贴上了“情绪”这个标签。它们包括所谓的次级情绪或社会情绪，如尴尬、嫉妒、内疚或骄傲等；还有些被我称为背景情绪，如幸福或不安、平静或紧张。“情绪”这个标签也被贴在内驱力与动机，以及痛苦与愉快的状态上9。
在所有这些现象之下有一个共同的生物学核心，可以概述如下：
1．情绪是集复杂的化学反应和神经反应于一体的一种模式；所有的情绪都要发挥某种调节作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引导有机体创造有利于表现这种现象的环境；情绪关乎一个有机体的生命；该有机体的躯体是很精密的，其作用就是帮助有机体维持生命。
2．尽管学习和文化会改变情绪的表达并赋予情绪以新的意义，但情绪仍是生物学决定的过程。它取决于与生俱来的脑装置，并由漫长的进化史所奠定。
3．这些产生情绪的装置占据着皮质下区域中一个相当有限的区域，从脑干的层级起上至更高级的脑区；这些装置是一组调节和表征身体状态的脑结构的一部分，这将在第5章讨论。
4．所有的装置都能自动地运转起来，无须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相当数量的个体差异和文化在情绪的某些诱因中起了作用这个事实，并不否定情绪的刻板性、自动性和调节作用。
5．所有情绪都把躯体作为它们的舞台（内环境、内脏、前庭和肌肉骨骼系统），但是，情绪也影响着无数脑回路的运转模式：多样的情绪反应是躯体和脑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所有这些变化的集合构成了最终形成情绪感受的神经模式的基础。
在这点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关于背景情绪的专门词语，因为标签和概念并不是传统上对情绪讨论的一部分。当我们感到一个人是“紧张的”或“急躁的”、“气馁的”或“热情的”、“沮丧的”或“开心的”，却说不出任何一个能够解释这些可能状态的词语时，那么，我们就是正在察觉到背景情绪。我们是通过身体姿势的一些微妙细节、动作的速度和轮廓、眼球运动的次数和速度的极小变化，以及面部肌肉的收缩程度，来察觉到背景情绪的。
背景情绪的诱因通常是内在的。调节生命过程本身就能引发背景情绪，但持续的心理冲突过程，不管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也能引发背景情绪，因为它们会导致内驱力和动机的持续满足或抑制。例如，背景情绪可以由长时间的身体活动所引发（从紧随着慢跑而产生的高涨情绪到无趣的、无节奏的体力劳动所导致的低落情绪），由对难以做出的决定耿耿于怀所引发（这就是哈姆雷特王子沮丧生活背后的原因之一），或者由品味对一种可能在等待着你的美妙快乐的期待所引发。简言之，由正在进行的生理过程、生物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或两者共同引起的某些内部状况引起的反应，构成了背景情绪。这些情绪可以使我们拥有诸如紧张或放松、疲劳或精神、健康或不适、期盼或担心的背景感受10。
在背景情绪中，这些基本的反应更接近于生命的内在核心，而它们的目标更多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内部环境和内脏的轮廓在背景情绪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背景情绪没有使用可以轻易界定基本情绪和社会情绪的面部表情库，但是，背景情绪依然会丰富地体现在肌肉骨骼的变化中，例如，在微妙的身体姿势里，以及在身体动作的整体形态中11。
根据我的经验，背景情绪是神经系统疾病的“勇敢幸存者”。举个例子，腹内侧额叶区受到损伤的患者和杏仁核受到损伤的患者一样，都保留了背景情绪。有趣的是，正如你将在下一章发现的，当基础水平的意识，即核心意识受到损伤时，背景情绪通常也会受到损伤。
情绪的生物学功能
虽然情绪反应的确切构成和动态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由一种独特的发展和环境所塑造的，但有证据表明，即便不是全部，大多数情绪反应也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进化微调的结果。情绪是生物调节装置的一部分；有了这些装置我们才能生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能对这么多物种的情绪表达方式进行分类，并找到这些表达方式的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中，情绪能这么容易被识别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诱发情绪的刺激物的确切结构也存在着差异。但就像你在地球上空飞行时所见的一样，这件事情令人惊奇的是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相似性才使跨文化联系成为可能，并使艺术和文学、音乐和电影可以跨越国界。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的研究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大力支持。12
情绪的生物学功能是双重的。第一种功能是对诱导性情境做出某种特定的反应。例如，在一个动物身上，这种反应可能是跑开或静止不动，或是把敌人击败，或是参与愉快的行为。在人类中，这些反应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人们相信它们是受到更高级的理性和智慧调节的，更温和一些。情绪的第二种生物学功能是调节机体的内部状态，使之能够为某种特定的反应做好准备。举例来说，在逃跑时，给腿部的动脉提供更大的血流量，以使肌肉获得额外的氧气和葡萄糖；或者，在马上就要冻僵时，改变心跳和呼吸节奏。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以及在其他情况下，计划都是很精巧的，而且执行过程是极为可靠的。简言之，对于内部或外部环境中某些有明显危险或明显价值的刺激物，进化已经以情绪的形式组合出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的个体身上，以及在生命发展的进程中可以发现无限的多样性，但我们仍可以在预测某些刺激物会引发某种情绪上取得一些成功。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和一个同事说“去告诉她这件事吧，她听到一定会很高兴的”。
换言之，情绪的生物“目的”是明确的，而且情绪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情绪是一些奇妙的适应，是生物体通过调节而得以生存的装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情绪在进化中已经很古老，但它们是生命调节机制中一个相当高级的组成部分。你应该把这个组件想象成以下：夹在基本生存工具（新陈代谢调节、简单反射、动机、痛苦和愉快的生理机制）和更高级的推理装置之间，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生命调节装置层次结构的一部分。对于不如人类复杂的物种，以及对于心不在焉的人来说，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情绪实际上产生了相当合理的行为。
从最根本上来说，情绪是内稳态调节的一部分。它会努力保持平衡以避免完整性的缺失；这种缺失是死亡的预兆或者就是死亡本身。它也会支持能量、庇护所或性满足的来源。而且，作为诸如条件作用等强大学习机制的结果，各种各样的情绪最终都有助于将内稳态调节和生存“价值”与我们自传体经验中的许多事件和对象联系起来。情绪与奖赏或惩罚、愉快或痛苦、前进或退缩、对个人有利还是不利等这些想法是分不开的。情绪不可避免地与善恶观念相连。
生命调节的基本层级，即生存工具，包括一些生物学状态。这些状态可以作为内驱力和动机而被有意识地察觉到，也可以作为痛苦和愉快的状态而被有意识地觉察到。情绪是处于更高一级、更为复杂的层级。双向箭头表明向下或向上的因果关系。比如痛苦可以诱发情绪，而一些情绪也包括一种痛苦状态（见图2-1）。
图2-1 生命调节的层级
读者可能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在一篇专注于意识问题的文章中讨论情绪的生物学作用。两者的相关性现在应该变得清晰了。情绪会自动地给有机体提供以生存为导向的行为。在能感知到情绪的有机体中，即在拥有感受的有机体中，当情绪在此时此地发生时，也会对其心智产生某种影响。但是，在具有意识的有机体中，即在能够认识到他们拥有感受的有机体中，却可以达到另一种层次的调节。意识允许感受被知晓，从而也促进了情绪内在的影响，使情绪得以通过感受的作用而渗入思维过程。最终，意识允许任何对象（情绪对象和任何其他对象）被知晓，并由此增强了有机体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能力，并考虑到了有机体的需要。情绪致力于有机体的生存，意识也同样如此。
诱发情绪
情绪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第一种情况是有机体以其某一种感觉装置对某些对象或情境进行加工时，例如，当有机体看到熟悉的面孔或地方时；第二种情况是有机体从记忆中追忆出某些对象及情境，并在思考过程中把它们以表象的形式表征出来时，例如，回忆起一位朋友的脸和她刚刚去世这个事实时。
当我们考虑情绪时，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某些类别的对象或事件倾向于系统地与某种情绪有更多的联系，而不是与其他情绪相连。引起幸福、恐惧或悲伤的刺激倾向于在同一个个体以及有着同样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个体身上表现出相当一致的效果。尽管某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因人而异，尽管事实上我们可以有混合的情绪，但各类情绪诱导物与由此而引发的情绪状态之间存在着大致的对应关系。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有机体习得了对某些刺激，尤其是那些从生存的观点来看是有潜在价值或危险的刺激做出反应的手段，而这些反应的集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情绪。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当我谈到构成特定种类情绪诱导物的刺激范围时，我实际上想要表达的就是我所说的话。我承认能引发某种情绪的刺激在类型上有相当大的变异性，既有个人之间的变异，也有文化之间的变异。我也在注意以下一个事实：不管情绪装置的生物学预设程度如何，发展和文化都对这个最终产物有很大的影响。发展和文化十有八九在这些预设装置上叠加了以下影响：第一，它们塑造了构成某一特定情绪所需的恰当的诱导物；第二，它们塑造了情绪表达的某些方面；第三，它们形成了某种情绪配置之后的认知和行为13。
注意到以下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情绪的生物学装置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设置好的时候，但诱导物并不是该装置的一部分，而是位于装置外。引发情绪的刺激物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在进化过程中帮助人们塑造情绪大脑的刺激物，也不仅仅限于那些从生命早期就能在人们的脑中引发出情绪的刺激物。随着它们的发展和相互作用，有机体获得了对环境中的不同物体和情境的事实体验和情绪体验，因而有机会能将许多情绪上中立的物体和情境与天然地被设定为会引起情绪的物体和情境联系起来。一种被称为条件作用的学习形式就是实现这种联系的一种方法。一幢与你曾在其中度过幸福童年的房子有着相似外形的新房子可能会使你感觉很好，即使你住在里面时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同样，如果一张好看的陌生人的脸与某个人的脸很相似，而这个人与某一可怕的事件相连，那么，这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或恼怒。你有可能永远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天性并没有指定这些反应，但它的确会帮助你获得这些反应。顺便说一句，迷信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以下是一些关于在我们世界中的情绪分布的奥威尔式表述：所有的客体都会得到情绪的依附，但是某些客体得到的远比其他客体要多得多。相对于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主要生物学结构设计扭曲了我们的次级获得物。
将情绪的价值扩展到那些并没有生物学预设的载有情绪的客体上，其后果就是，可能诱发情绪的刺激物的范围是无限的。尽管一些客体和情境能比另一些引起的情绪更多，但是，大多数客体和情境会想方设法地引起某种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是微弱的，也可能是强烈的。好在对我们来说，这种反应经常是微弱的，但不管怎样，它仍然存在。不管是否有意识，情绪和构成其基础的生物学装置是行为必不可少的伴随物。某种水平的情绪表达是个体对自己或周围环境进行思考时所固有的伴随物。
那些在我们的发展以及随后的日常体验中无处不在的情绪，凭借着条件作用的力量把我们体验中几乎所有的客体或情境都与内稳态调节的以下基本价值联系起来：奖励或惩罚、愉快或痛苦、前进或退缩、对个人有利还是不利，以及不可避免的善（从生存的意义上说）或恶（从死亡的意义上说）。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就是人类天生所具有的状况。但是，当意识发挥作用时，感受就会发挥它们最大的影响，并且个人也能够进行反思和计划。感受有一种控制情绪肆意妄为的工具，那就是理性。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性的产生仍然需要情绪，这就意味着理性的控制力往往是有限的。
情绪无处不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几乎每个表象，无论是实际上察觉到的还是回想起来的，都会伴随一些来自情绪装置的反应。我在第6章讨论意识产生的机制时，将会考虑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让我以情绪诱导过程中的一个棘手方面来结束对情绪诱导物的讨论。迄今为止，我已经提到一些直接的诱导物，如雷声、蛇、愉快的记忆。但是，情绪可以被间接地诱发出来，而且这个诱导物可以用某种有点消极的方式，即通过阻断一个正在进行的情绪过程来产生它所要的结果。这里有一个例子：在食物或性对象面前时，动物会产生趋近行为，并表现出快乐情绪的特征，而阻碍它的前进并阻止它达成目标将会引起受挫感甚至愤怒，一种和快乐非常不同的情绪。愤怒的诱导物并不是对食物或性的期望，而是对能导致动物实现这种美好期望的行为的阻挠。另一个例子是突然中止某种惩罚情境，例如，中止持续的痛苦会引发出幸福感和快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有好的悲剧都应该具有一种净化（宣泄）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以持续诱导出来的恐惧和怜悯状态的突然中止为基础。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很久，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6)以这个简单的生物学安排为基础，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好莱坞也从未停止过对它的依赖。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在看到珍妮特·利（Janet Leigh）(7)在淋浴时停止尖叫并安静地躺在浴缸中之后，我们都会感到非常舒畅。对于情绪，在大自然为我们准备好的环境中，我们并没有多少逃避的余地。我们任情绪来，任情绪去。
情绪的机制
从经验中你就知道，构成情绪的反应是多样化的。有些反应很容易在你自己和他人身上体现出来。想想面部肌肉所采用的那些代表快乐、悲伤或愤怒的典型结构；或者当听到坏消息时皮肤发烫的反应，又或者在某种尴尬的情况下脸红的反应；或者那些表示快乐、蔑视、悲伤或沮丧的身体姿势；或者在忧惧时出汗且湿冷的双手；或者因骄傲而急促跳动的心脏；或者在恐惧中那缓慢跳动的、近乎静止的心脏。
其他的反应是隐藏在视线之外的，但同样重要，如发生在器官中而不是血管、皮肤和心脏中的种种变化。一个例子就是激素的分泌，如皮质醇，它能改变内环境的化学成分；或肽类物质的分泌，如β-内啡肽或催产素，它们可以改变一些脑回路的运转。另一个例子就是神经递质的释放，如单胺类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和多巴胺。在情绪产生时，位于下丘脑、基底前脑和脑干的神经元会在某些脑区释放这些化学物质，从而暂时改变许多神经回路的工作模式。增加或减少这些递质的释放的典型后果包括我们所感觉到的心理过程加快或减慢，更不要说感觉到遍布在心理体验中的愉快或不愉快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对情绪感受的一部分。
不同的情绪是由不同的脑系统产生的。就如同你能说出愤怒和喜悦的面部表情之间的区别一样，就像你能够感受到你躯体内的悲伤和快乐之间的不同一样，神经科学正在开始向我们展示，不同的脑系统是如何产生愤怒、悲伤或快乐的。
对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和局部脑损伤的患者的研究已经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些最具启发性的结果，但现在这类研究正在被对一些没有患上神经系统疾病的个体的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研究所补充。我应当特别强调，在人类被试上进行的研究是可以与那些在动物领域进行相似问题的研究的研究者进行充分对话的，这是在这个研究领域出现的另一个值得欢迎的新奇事。
这些发现的本质可以总结如下：第一，脑是从数量相当少的几个脑区诱发出情绪的。这些区域大多数位于大脑皮质之下，被称为皮质下区域（见图2-2）。主要的皮质下区域位于脑干区域、下丘脑和基底前脑内。一个例子就是被称为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 matter，PAG）的区域；它是情绪反应的主要协调器。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是通过网状结构的运动核以及颅神经核（如迷走神经核）来发挥作用的。14另一个重要的皮质下区域是杏仁核。脑皮质中可以诱发情绪的区域，即皮质部位，包括前扣带回脑区和腹内侧前额叶区域。
图2-2 主要的情绪诱导部位
这4个部位中只有一个在脑的表面可见（腹内侧前额叶区域）。其他3个区域位于皮质下区域（确切位置请参见附录中的脑图3）。它们都位于脑的中线附近。
第二，这些区域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对不同情绪的加工。我们最近运用PET成像的研究表明，悲伤、愤怒、恐惧和快乐的引发和经历，会激活上述几个区域，但每种情绪对应的模式是不同的。例如，悲伤总是会激活腹内侧前额叶皮质、下丘脑和脑干，而愤怒或恐惧却既不会激活前额叶皮质，也不会激活下丘脑。脑干的激活由愤怒、恐惧和快乐这三种情绪所共享，但下丘脑和腹内侧前额叶区的强烈激活似乎是专门由悲伤所引起的。15
第三，其中一些脑区还参与识别预示某些情绪的刺激物。例如，在我的实验室中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一种位于每侧颞叶深处的被称为杏仁核的结构，对识别面部表情中的恐惧、对恐惧做出条件反射，甚至对表达恐惧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系列类似的工作中，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和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s）的研究表明，杏仁核对于恐惧的调节来说是必要的，并且揭示了涉及这一过程的脑回路的细节16。然而，杏仁核对于再认或学习有关厌恶或快乐的情绪，兴趣不大。重要的是，其他的结构同样明确地对其他的情绪显示出兴趣，却对恐惧没有兴趣。
下面的描述很细致地说明了与情绪的产生和识别有关的脑系统。这只是几个例子中的一个；这些例子常被援引来支持以下观点：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脑中心用来加工情绪，相反，对情绪进行加工的是一些与不同的情绪模式相关的分散的脑系统。
没有恐惧
大约在10年前，一位年轻的妇女因其脑部的CT扫描结果而引起了我的注意（以下我将称该女性为S）。出乎意料的是，S的CT扫描图显示，她两边的杏仁核，即分别位于左颞叶与右颞叶的杏仁核，几乎完全钙化了。这个结果令人震惊。在一张CT扫描图中，正常的脑是以大量的灰色像素呈现出来的；灰色的阴影明确了脑结构的轮廓。但如果有一种像钙这样的矿物质沉积在脑组织中，扫描图就会将它以一种亮奶白色呈现出来，使你不可能看不到它（见图2-3）。
图2-3 患者S的两侧都受到损伤的杏仁核（左图）和正常人的杏仁核（右图）
这些切片是沿着脑的外表面上的白线所示的两个成直角的平面获得的。箭头所指的黑色区域是被损伤的杏仁核。右边的两幅图显示了与之对照的正常脑的杏仁核。
患者S杏仁核周围的脑结构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大量的钙沉积物就这样位于S的杏仁核内，以至于很显然，S杏仁核里的神经元很少或根本不能发挥任何正常的功能。每一个杏仁核都很像是一个十字结构。无数皮质和皮质下区域的通路以它为终点，也有许多通路从它发出，到达无数部位。这种通过大量的交叉信号通路来实施的正常操作却根本不可能发生在S脑的任何一侧。
S的脑也不是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的，而我们在她脑中所看到的彻底的、有选择性的变化可能需要多年才能完成，可能在她人生的头几年就已经开始了。对于那些对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感到好奇的人，我会说，S患有乌-韦二氏病（Urbach-Wiethe disease，即类脂质蛋白沉积症）。这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特征是皮肤和咽喉中的钙沉积异常。当脑受到钙沉积物的影响时，最常受到影响的目标结构就是杏仁核。这些患者经常会有癫痫发作，幸运的是不太严重，而一次轻微的癫痫发作正是S首次受到我们关注的原因。我们帮助了她，此后她再也没有发作过。
我对S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高挑、苗条、非常招人喜欢的年轻女性。我特别好奇地想知道她学习和记忆能力以及社交行为方面的情况。我的好奇心源于以下两方面。当时，杏仁核对学习新事实所起的作用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话题：一些研究者认为，杏仁核在获得新事实记忆的功能中是海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它对此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我对她的举止行为感到好奇是基于以下一个事实：从涉及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杏仁核在社会行为中发挥着某种作用。17
长话短说，我可以告诉你们，S学习新事实的能力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非常明显，当我仅仅是第二次遇到她时，她就清楚地认出了我，微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并向我打招呼。她通过一次学习就知道我是谁，我的脸长什么样，以及我的名字，在这些方面的能力都是没有缺陷的。很多心理测试都会证实这种第一印象，而直到今天，情况也没有改变。几年后，我们证明了她的学习能力在一个特定的方面有缺陷。这种缺陷与学习事实无关，而是与对不愉快刺激的条件作用有关。18
另外，她的社交史是与众不同的。如果要用最简单可行的术语来表达的话，我会说，S是以一种极其积极的态度接近他人和情境的。事实上别人可能会说，她的接近有些过分而且不合时宜。S不仅友好、开朗，而且她似乎渴望与任何一个愿意和她谈话的人进行互动。一些临床团队和研究团队的成员感到，她身上缺乏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矜持和沉默。例如，在通过介绍认识了一个人之后不久，S就不会羞于拥抱和触摸对方。毫无疑问，她的行为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不安，但这总会被视为与处于她这种境况中的患者的标准行为相去甚远。
我们后来得知，这种相同的态度弥漫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她容易交上朋友，毫不困难地建立起浪漫的依恋关系，经常被她所信任的人利用。另一方面，她一直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会努力遵守社会规则，而且她的努力也得到了人们的赏识。人类的天性确实是很难描述的，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中和最佳的健康状况下也充满了矛盾。当我们进入疾病的领域时，要想公正地评价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S进行的最初几年的研究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方面，S在学习事实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事实上，可以说，她的感官知觉、她的运动、她的语言和基本智力，与那些在基本能力方面完全健康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她的社交行为显示出她主要的情绪基调存在持续的偏差，就仿佛诸如恐惧和愤怒之类的消极情绪已经从她的情感词汇中移除了，从而使积极情绪主导着她的生活（即便这种情绪没有变得更强烈，至少发生的频次也变得更高了）。我对此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已经注意到，一些患者也有着相似的模式。这些患者脑部大范围损伤，除颞叶前部两侧受损外，他们的杏仁核也受到了损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他们情感上的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杏仁核的损伤。
当拉尔夫·阿道夫斯（Ralph Adolphs）加入我的实验室之后，所有这些推测都成了确定的事实。通过使用各种巧妙的技术对几个患者进行调查（这些患者有些是杏仁核受到损伤，有些是其他结构受到损伤），阿道夫斯得以确定，情感的不平衡主要是由一种情绪的损伤所导致的，那就是恐惧。19
阿道夫斯通过运用一种多维标度技术显示出：S一直不能判断出他人脸上恐惧的表情，尤其是当这种表情不明确或与其他情绪同时表达出来时。她在识别其他情绪的面部表情，如惊讶的表情时并没有这样的问题，而惊讶的表情从很多方面来讲，在一般的配置上与恐惧的表情相似。令人好奇的是，S具有非常好的绘画天赋和不错的制图技能，而尽管她能够画出表现其他情绪的脸，却画不出一张表现恐惧的脸。当她被要求模仿情绪的面部表情时，对于基本情绪，她很容易做到，但是对于恐惧她却做不到。她的尝试几乎没有使她的面部表情发生什么变化，之后她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再一次地，她毫无困难地做出了惊讶的面部表情。此外，在一种通常会诱发恐惧的情境下，S不能像你我那样体验到恐惧。在纯粹的智力层面上，她明白恐惧应当是什么样的，什么会诱发它，甚至（明白）一个人在恐惧的状态下可能会做什么。但可以说，这种智力上的行囊在现实世界中对她起不到一点儿作用。她天性中的无所畏惧，是她两侧杏仁核受损的结果，这妨碍了她在她年轻的生命中学习那些人人都经历过的令人不愉快的情境所代表的意义。因此，她没有学会识别那些宣告着可能存在危险和不愉快的警示信号，尤其是当它们在另一个人的脸上或在某种环境下表现出来时。这在最近一项要求以人脸为基础来判断可信赖度和可接近度的研究中得到了清楚的证明。20
这个实验要求（被试）对100个面孔进行判断；这些面孔先前已经被正常被试评定过，而评分标示了多种程度的可信赖度和可接近度。有50张面孔被一致判断为相当令人信赖，而其余50张面孔则不是。这些面孔的选择是由被问及以下简单问题的正常人所做出的：在1～5的范围内，对于这张面孔的拥有者所引起的可信赖度和可接近度，你会打几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需要帮助，你会有多想接近拥有这张特定面孔的人呢？
当我们依据46位正常人的打分情况对这100张面孔进行恰当的排序后，我们就转向了对脑损伤患者的测试。S是这项研究中杏仁核两侧都受到损伤的3位患者之一，但我们也对以下患者的表现进行了调查：7位左侧或右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3位海马受损且不能学习新事实的患者，以及10位其他脑区受损，如位于杏仁核或海马外的脑区受损的患者。结果比我们所预期的要显著得多。
S和那些脑两侧的杏仁核都受损的患者一样，看到你我都认为值得信赖的面孔时，会对其进行正确的归类，并且会像你我一样，把这些面孔看作是在需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接近的面孔。但是，当他们看到你我都会觉得可疑，并尽量想躲避的面孔时，会把这些面孔判断为同样值得信赖的。而只有一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失忆症患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脑损伤患者表现得和正常人一样。
对那些受影响的人来说，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有利于及不利于其福祉的情境做出合理的社会判断，这会产生一些重要后果。这些人沉浸于一个盲目安全乐观的世界中，这不能保护他们免于简单的和不那么简单的社会风险，因此他们比我们更脆弱，且不如我们独立。他们的生活史证实了这种慢性损伤，同样地，也证实了情绪不仅对于简单生物体的支配过程来说尤为重要，对于人类的支配过程也极其重要。
情绪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处在某种典型的情绪中时，脑的某个区域，即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预设好的、与情绪相关的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会恰当地向脑的其他区域和几乎所有的身体部位发送命令。这些命令是沿着两条路径发出的。一条路径是血流。其中，命令是以化学分子的形式发出的，而这些化学分子作用于构成身体组织的细胞中的受体。另一条路径由神经通路组成，沿着这条路径发出的命令采用电化学信号的形式。这些电化学信号作用于其他神经元、肌肉纤维或器官（如肾上腺），而它们反过来又可以把自己的化学物质释放到血流中去。
这些协调一致的化学和神经指令的结果就是，整个有机体状态的变化。接受命令的器官会随着这些命令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无论是血管中的平滑肌还是面部的横纹肌都会按照命令来运动。但是，脑本身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从脑干和基底前脑的神经核释放出来的诸如单胺和多肽类的物质，会改变许多其他脑回路的加工模式，激发出某些特定的行为（如亲密、玩耍、哭泣），并改变向脑传递的身体状态信号。换言之，脑和身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这些命令的影响，尽管这些命令的起源局限于一个相对较小的脑区，而该区域会对心理过程的特定内容做出反应。现在请考虑以下一件事：除了情绪（具体描述为我刚刚概述的集合），在情绪被知晓之前还必须进行两个额外的步骤。第一个是感受，即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变化的表象。第二个是核心意识在一系列完整的现象中的应用。知晓到某种情绪，即感受到某种感受，只有在这两步之后才能发生。
这些事件可以通过略述整个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步骤总结如下：
1．由情绪诱导物引发的有机体的参与，例如，对某一客体的视觉加工，会导致对该客体的视觉表征。想象一下，你突然撞见了玛吉阿姨，你一直很爱她，并且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很可能你会立刻认出玛吉阿姨，但是，即使你没有认出来，或者在你认出她来之前，情绪的基本过程也会继续到下一步。
2．在对客体的表象进行加工后产生的信号，会激活所有准备对该客体所属的特定类别的诱导物做出反应的神经部位。我所谈到的这些部位（如前额叶腹内侧皮质、杏仁核和脑干）都是天生就预设好了的，但是过去你和玛吉阿姨的共同经历已经对它们可能做出反应的方式，如它们做出反应的难易程度进行了调整。顺便说一句，玛吉阿姨并不是以一张签证照片的形式在你的脑中到处穿行的。她是以视觉表象形式存在的，是由早期视觉皮质的几个区域（主要在枕叶）相互作用产生的神经模式生成的。当你的脑中对玛吉阿姨感兴趣的区域对这种信号做出反应时，她的表象出现时所产生的信号就会传播到其他地方并发挥作用。
3．作为第二步的结果，情绪诱导部位会发出一系列信号。这些信号会发送到脑的其他区域（如单胺核、体感皮质、扣带皮质）和身体（如内脏、内分泌腺），如前所述。在某些情况下，反应的平衡可能有利于脑内回路，对身体的影响最小。这就是被我称为“拟身体环路”（as if body loop）的反应。
这三个步骤的综合结果是对引起整体混乱的情况做出即时和适当的一系列反应：如看到玛吉阿姨；或者得知一位朋友死亡；或者你遇上了无法有意识地表述出来的情况；或者，如果你是一只卧在高高的鸟巢里的幼鸟，那就是产生了一个大物体从头顶上飞过的表象。以幼鸟为例。这只幼鸟不知道这是只食肉的老鹰，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境的危险性。用术语来形容就是，没有任何思维过程告诉幼鸟下一步，它应该尽可能安静且低地蜷伏在鸟巢里，这样的话老鹰就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刚才描述的三个步骤都发生了：视觉表象在幼鸟的视觉脑区中形成；脑的某些区域对生成的这种视觉表象做出回应；所有恰当的反应，不管是化学的还是神经的，不管是自主神经的还是运动神经的，都全力地参与进来。进化过程中平静而缓慢的调整已经替幼鸟做了所有的思考，而它的基因系统将此忠实地遗传了下来。借助于从母鸟和更早期的环境中得到的一点儿帮助，每当情境需要的时候，恐惧的迷你音乐会就会做好奏响的准备。那些你在狗或猫身上看到的恐惧反应完全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执行的。当你晚上在漆黑的街上行走时，你也可以在自己身上观察到这种恐惧反应。幸亏有了意识，我们，或至少狗和猫，也能逐渐知晓到由这些情绪所引起的感受。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实际上，你能在简单的有机体中，甚至在单细胞有机体中发现情绪的基本构造。你也会发现，自己会将诸如快乐、恐惧或愤怒这样的情绪归属于一些非常简单的生物。这些生物十有八九没有你我都具有的对这些情绪的感受。它们的构造太简单，以至于没有脑，或者虽然有脑，但太低级了，以至于并没有心智。你做出这样的归属，纯粹是以生物体的运动、每个动作的速度、单位时间内动作的次数，以及运动的方式等为基础的。你可以通过用一个简单的芯片在计算机屏幕上移动而做到同样的事。某些锯齿状的快速运动会表现出“愤怒”，和谐但有爆发性的跳跃看上去是“很快乐的”，退缩的动作看上去是“害怕的”。有段视频描述了几个几何形状以不同的速度移动，并保持着不同的关系，这可靠地引出了正常成年人甚至儿童的情绪状态归属。
你为什么可以如此有效地将芯片或某种动物拟人化？原因很简单：情绪，正如其对应的英文写法所暗示的，是关于运动、关于外化的行为、关于在特定环境中对特定原因的特定反应21。
在这个芯片和你的宠物之间，有一种对神经生物学的进步做出了最重大贡献的生物，它就是一种被称为加利福尼亚海兔（Aplysia californica）的海蛞蝓。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生物在记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种生物可能没有太多的心智，但确实有一个合乎科学判别的神经系统以及许多有趣的行为。没错，它可能并没有你我都有的那些感受，但它有某些与情绪相似的东西。触摸海兔的鳃，你就会看到鳃迅速而完全地缩回，同时它的心率会加快，并且它会把墨汁释放到环境中去迷惑敌人，这有点像詹姆斯·邦德被诺博士猛烈追赶时的反应。海兔以一种迷你音乐会的反应形式来表达情绪。这种反应与你我在类似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形式上简单点。如果海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神经系统中表现出它的情绪状态，那么它可能具有构成感受的要素。我们不知道海兔是否有感受，但是，很难想象如果它真的有，它会知道这些感受。22
有关明确情绪定义的题外话
什么足以成为一种情绪？是疼痛吗？是惊跳反射吗？都不是，但如果都不是，那究竟为什么不是呢？这些相关现象的密切性要求我们做出明确的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却往往被忽略。惊跳反射是复杂生物的调节反应的一部分，是由简单的行为组成的（如肢体的退缩）。这些反应可能包含在数目众多的、协商好了的构成了某种情绪的反应之中，如内分泌反应、多种内脏反应、多种肌肉骨骼反应等。但是，即使是海兔的简单的情绪行为，也比简单的惊跳反射更复杂。
疼痛也不足以被称为情绪。疼痛是活体组织内一种局部机能障碍状态的结果，是即将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组织损伤所造成的刺激的结果。这种损伤引起疼痛的感觉，并且引起诸如反射这样的调节反应，也许还会自主地诱发情绪。换言之，情绪可以由引起疼痛的相同刺激物所引发，但它们是同一刺激物导致的不同结果。接着，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感知疼痛，并且拥有与之相关的情绪。
某一天，当你端起一个很热的碟子，烫伤了你的手指时，你有疼痛感，并且可能甚至因此而感到痛苦。下面，我就用最简单的神经生物学术语来描述一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第一，这种灼热激活了大量细微的、非髓鞘化的神经纤维。这些纤维被称为C-纤维，在灼伤点附近可见。（这种纤维分布在身体各处。它们在进化上是古老的，并专门用于传输体内状态的信号，包括那些最终引起疼痛的信号。之所以把它们称为非髓鞘化的，是因为它们没有那层被称为髓鞘的绝缘套。有轻微髓鞘化的纤维被称为A-δ纤维，这种纤维与C-纤维一起移动，并起着相似的作用。它们被并称为“具有伤害感受性的”［nociceptive］，因为它们会对那些有可能或实际上会损坏活体组织的刺激做出反应。）
第二，这种灼热毁灭了数千个皮肤细胞，并在这个区域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
““感受”不等于“知晓到我们有感受”，有很多的证据暗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所有感受。”
第三，几类与修复组织损伤有关的白细胞被召唤到这个区域，这种召唤来自一些已经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如被称为P物质的肽和诸如钾之类的离子）。
第四，其中一些化学物质会自行激活神经纤维，将它们发出的信号与热量本身的信号结合起来。
一旦这种激活波开始出现在神经纤维中，它就会传向脊髓，并且沿着适当的路径穿越几个神经元（神经元就是神经细胞）和几个突触（突触就是两个神经元进行联结和传递信号的那个点），从而产生一连串的信号链。这些信号延伸直至神经系统的最高层次——脑干、丘脑，甚至大脑皮质。
这一连串的信号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分布于神经系统几个层次的全部神经元被暂时激活，而且这种激活产生了一种神经模式——一种与你的手指受伤有关的信号的映射。此时此刻，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了多种多样的对应组织损伤的神经模式；这些神经模式是根据你神经系统的生物特征和与之相联系的躯体本身的生物特征而选择出来的。产生某种疼痛感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得到了满足。
在这一点上我想要提出的问题是：受伤组织的神经模式中的一种或全部和你知晓到疼痛是同一码事吗？答案是并非如此。要知晓自己有疼痛感，在脑干、丘脑和大脑皮质的相应区域显示出与疼痛基质相对应的神经模式（伤害性信号）并产生疼痛表象（一种疼痛的感受）之后，还需要一些其他事情发生。但是，请注意，我所提到的这个“之后”的过程并没有脱离脑，它就发生在脑中，而且据我所知，正如前面出现的那种过程一样，它也是一种生物物理学过程。具体来说，在上面的例子里，它是一个把组织损伤的神经模式与代表你的神经模式相互关联起来的过程，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另一个神经模式，你知晓的神经模式，而“知晓的神经模式”不过是意识的另一个名称罢了。如果后面这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不发生，你将永远不会知晓在你的有机体中发生了组织损伤。换言之，如果没有你、没有知晓活动，你就没有办法进行知晓，对吗？
令人好奇的是，如果没有你，或者说，如果你没有意识、没有自我、没有与烫盘子和灼伤手指有关的知晓活动，你的那个没有自我的复杂的脑装置仍然会使用由组织损伤所引起的那些伤害感受性神经模式，来产生许多有用的反应。例如，有机体能够在组织损伤开始的几百毫秒之内就将手臂和手撤离热源，这是一种由中枢神经系统介导的反射过程。但是，请注意，在前一句话中我使用的是“有机体”而不是“你”。没有知晓活动和自我，缩回手臂的就不会是真正的“你”。在这些情况下，这种反射就是属于有机体的，但不一定是属于“你”的。再者，许多情绪反应是自动产生的，在引起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发生变化的同时，产生心率和对血液循环控制的变化。我们不是因为痛而学会退缩，我们只是退缩而已。尽管所有的这些反应，简单的或不那么简单的，确实都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下，发生在所有有意识的人身上，但是，所有这些反应的发生根本不需要意识的参与。例如，即使是在意识暂时缺失的昏迷患者身上，这些反应也会出现。神经病学家评估一个无意识患者神经系统状态的方法之一就是，确定患者是否会对诸如摩擦胸骨上的皮肤等令人不愉快的刺激做出面部或肢体上的动作反应。
组织损伤会引起一些神经模式。以这些神经模式为基础，你的机体便处于一种疼痛的状态。如果你有意识，那么，这些相同的模式也会让你知晓到你很痛。但是，无论你是否有意识，组织损伤和随之而来的感觉模式也会引起上述各种自动反应，从简单的肢体退缩到复杂的消极情绪。简言之，疼痛和情绪并不是一回事。
你可能很想知道，上述的区分是如何做出的。对此，我可以给你提供大量的证据。我将以下面的事实开始陈述。这个事实来源于我在早期接受训练时的直接经验，当时，我接触到了一个患者。疼痛本身和由疼痛引起的情绪之间的分离非常生动且明显地体现在了他身上23。这个患者患上了一种严重的顽固性三叉神经痛，又称痛性痉挛。这是一种牵涉为面部感觉提供信号的神经的病症。患病后，即便是无害的刺激，例如轻触面部皮肤或突来的一阵微风，都会引起个体剧烈的疼痛。没有药物能帮得了这名患病的年轻人，每当剧痛侵袭他的肉体时，他除了蹲下不动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作为最后的手段，神经外科医生阿尔梅达·利马（Almeida Lima），我最初的导师之一，对他进行了手术，因为在前额叶的某一特定部位制造一个小的创伤已经被证明能够缓解疼痛，而且这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使用的最后一招。
我永远忘不了手术前一天见到这个患者的样子，他害怕做出任何会引起新一轮疼痛的运动。接着，在手术后的两天，当我们在查房时探望他时，他已经完全变了个人，放松而愉快地沉浸在与同室病友的纸牌游戏中。当利马询问他的疼痛情况时，他抬起头，兴奋地说“还是一样的痛”，但是，他现在感觉很好。我记得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利马进一步地探查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此次手术并没有对那些由三叉神经系统提供的与局部组织功能障碍相对应的感觉模式起任何作用。这种组织功能障碍的心理表象并没有改变，而这也是为什么患者报告说疼痛依旧。可手术还是成功的。它确实消除了组织功能障碍的感觉模式所引起的情绪反应。痛苦消失了，此人的面部表情、声音和一般的举止都与疼痛无关了。
这种“疼痛感”与“疼痛效应”的分离，已经在对通过手术治疗疼痛的患者群体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就在最近，我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皮埃尔·雷恩维尔（Pierre Rainville）发现，通过巧妙的催眠术处理，疼痛感和疼痛效应显然是可以分离的。催眠可以调节扣带回皮质区内的大脑活动，在不改变疼痛感的情况下特异地影响疼痛效应，而神经外科医生可以通过破坏这一相同的区域，从而缓解慢性和顽固性疼痛。雷恩维尔还表明，当催眠暗示针对的是疼痛感而不是与疼痛相联系的情绪时，不仅不愉快及其强度等级会发生变化，而且初级体感皮质（S1）和扣带回皮质也会发生变化。24简言之：针对疼痛之后的情绪而不针对疼痛感的催眠暗示降低的是情绪，而不是疼痛感，而且仅引起扣带回皮质功能上的变化；针对疼痛感的催眠暗示可以同时降低疼痛感和疼痛情绪，并引起初级体感皮质和扣带回皮质的功能变化。如果你服用过β-阻滞剂来治疗心律问题，或者如果你使用过诸如安定之类的镇静剂，也许就对我所描述的内容有过直接的体验。这些药物降低了你的情绪反应。如果那时你觉得疼痛，它们就会降低由于疼痛而引起的情绪。
我们可以通过考虑不同的干预措施是如何干扰其中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来确定疼痛和情绪的不同生物学状态。例如，止痛法可以特异性地减少或阻断引起疼痛的刺激。当表征组织功能障碍的信号传输过程被阻断时，疼痛和情绪都不会产生。但是，阻断情绪而非疼痛是有可能的。可以通过适当的药物，如安定或β-阻滞剂，甚至外科手术来减轻由组织损伤可能引起的情绪。对组织损伤的知觉仍然存在，但是情绪反应的钝化则消除了可能伴随而来的痛苦。
那么，愉快又是怎样的呢？愉快是一种情绪吗？再说一遍，我宁可说它不是，尽管和疼痛一样，愉快也与情绪密切相关。和疼痛一样，愉快是某些情绪的组成部分，也是引发某些情绪的导火线。当疼痛与消极情绪，如苦恼、恐惧、悲伤和厌恶等联系在一起时，它们的组合通常构成所谓的痛苦，愉快则与多种不同形式的快乐、骄傲以及积极的背景情绪联系在一起。
疼痛和愉快虽然都是明显以适应为目的的生物学设计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却在完全不一样的情境下起着作用。疼痛是一种表征局部活体组织功能障碍的感官知觉。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活体组织发生了实际的损伤或即将发生损伤时，就会产生信号，并以化学的方式或通过C型和A-δ型神经纤维来传输信号，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多个层面上生成适当的表征。换言之，有机体被设计为通过对实际上或即将对它的组织的完整性造成损失的威胁发出一种特定类型的信号来进行回应。这种信号一路上招募大批的化学和神经反应，从白细胞的局部反应，到包括整个肢体在内的反射，再到一个协调的情绪反应。
愉快产生于一种不同的情境。再来看看一个与吃喝有关的愉快的简单例子，我们就会发现，愉快通常是由觉察到某种失衡而引起的，比如低血糖或高渗透压。失衡往往导致饥饿或口渴的状态（所谓动机状态和内驱力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会引发某些包括寻找食物或水在内的特定行为（这也是动机状态和内驱力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最终的吃或喝的行为。对这几个步骤的控制涉及许多不同层次的功能循环，并且要求体内产生的化学物质与神经活动相协调25。愉快的状态也许就开始于这个寻找的过程，存在于找寻实际目标的期待中，并随着目标的实现而加强。
但是，事情往往功败垂成。寻找食物或饮料的过程可能很长或不成功，因此根本不会伴随着愉快和积极的情绪。或者，如果在一个成功的寻找过程中，一个动物被禁止实现它的目标，那么，对达成目标的这种阻挠可能真的会引起愤怒。同样地，正如我在评论希腊悲剧时所提到的，一种疼痛状态的缓解或暂停可能会引起愉快和积极的情绪。
这里要保留的一点是，疼痛、愉快和相关的情绪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不是彼此的镜像。它们是不同的、不对称的生理状态。这些状态构成了不同知觉特质的基础，而这些知觉特质注定会有助于解决非常不同的问题。（疼痛和愉快的二元性不应使我们忽视以下事实，即存在着两种以上的情绪，其中一些与疼痛相一致，另一些则与愉快相一致，大多数属于前者。随着行为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得愈加复杂，这种深度区分的明显对称性便消失了。）在疼痛的情况下，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由于损伤所导致的活体组织完整性的丧失，无论这种损伤是内在的由自然疾病所引起的，还是外在的由掠夺者的攻击或某一事故所引起的。在愉快的情况下，问题在于使有机体产生有助于维持其内稳态平衡的态度和行为。我认为疼痛是生物和文化进化过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奇怪的是，它可能是作为大自然的一种事后之思而产生的，是一种为了解决已经产生的问题而做出的尝试。我曾经把疼痛看成是给遭窃后的屋子换上一把好锁，但是皮埃尔·雷恩维尔则给了我一个更好的比喻——当你在修复破损的窗子时，在屋子前安排一名卫士。毕竟，疼痛不会导致人们避免其他的伤害，至少不是马上避免，而是会保护受伤的组织，促进组织修复，以及避免伤口感染。相对地，愉快是一种事先的考虑。它与对可以做什么而不会有问题的明智预测有关。在这个基本层面上，大自然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法：它引导我们做出良好的行为。
因此，疼痛和愉快是生命调节的两个不同谱系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疼痛是与惩罚相一致的，并且与诸如退缩或寒战这类行为相关。另一方面，愉快则是与奖赏相一致的，并且与诸如寻找和趋近等行为相关。
惩罚使有机体把自己封闭起来，打着寒战并从它们的环境中撤出来。奖赏使有机体敞开自己，并朝着它们的环境前进，靠近它，寻找它，并且通过这样做，既增加了它们生存的机会也增加了它们的脆弱性。
在像海葵这样简单而且很可能没有意识的生物中，这种基本的二元性是很明显的。它的有机体只有一个简单的神经系统而没有脑，不过是一个有两个开口的肠道，由两组肌肉驱动，一组是圆形的，另一组是纵向的。海葵周围的环境决定了它的整个有机体的所作所为：向外界开放，就像一朵盛开的花似的，此时，水与营养物质进入它的身体并给它提供能量；或将自己收缩成一个扁平的包裹，小而孤僻，几乎无法被其他生物所察觉。快乐与悲伤、趋近与回避、脆弱与安全的本质，在这种无脑个体行为的简单二分法中就像与孩子在玩耍时的反复无常的情绪变化一样明显。
表征情绪和感受的基础
关于我刚才所描述的构成情绪的一系列反应集合，并没有什么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或非特异性的。情绪表征的基础是许多脑区的神经配置的集合，这些脑区主要位于脑干、下丘脑、基底前脑和杏仁核的皮质下核中。为了与它们的配置状态保持协调一致，这些情绪表征是含蓄的、潜伏着的，且不能被意识到的。相反，它们发生在神经元合集中，并以潜在的活动模式存在着。一旦这些配置被激活，就会相继产生一系列结果。一方面，在脑内，这种激活模式把某一种特别的情绪作为神经“客体”而体现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激活模式会产生一些外显的反应，这些外显反应使躯体本身的状态和其他脑区的状态发生改变。通过这样做，这些反应就创造了一种情绪状态，并且在这时，一个外部的观察者就可以分辨出这个正在被观察的有机体的情绪投入状况。至于产生情绪的有机体的内部状态，假定由此产生的神经模式的集合变成了心智中的表象，那么，它就具备了作为神经客体的情绪（诱导部位的激活模式），以及对激活后果的感觉，即某种感受。
构成某种感受的基础的神经模式产生于以下两类生物学变化之中：与身体状态有关的变化，以及与认知状态有关的变化。与身体状态有关的变化是通过两种机制之一实现的。一种涉及我所说的“身体环路”（body loop）。它同时使用体液信号（通过血液流动所传送的化学信息）和神经信号（通过神经通路所传送的电化学信息）。这两种信号使得身体外形发生了变化，并随后由脑干开始向上，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体感结构中表现出来。表征身体外形的变化可以部分地通过另一种机制来实现，我称之为“拟身体环路”。在这个替代的机制里，与身体相关变化的表征是在感觉的身体映射中直接产生，由其他神经部位控制，例如前额叶皮质，仿佛身体真的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并没有。
与认知状态有关的变化也同样有趣。当情绪过程导致基底前脑、下丘脑和脑干神经核内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并随后传输到几个其他脑区时，就会发生这些变化。当这些细胞核在大脑皮质、丘脑和基底神经节释放出特定的神经调节物质（如单胺类神经递质）时，就会引起脑功能的一些显著改变。这些全方位的改变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但以下是一些我预想到的最为重要的概念：（1）对特定行为的诱导，如旨在产生联结、培育、探索和玩耍的行为。（2）在身体状态的持续加工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即身体信号可以被过滤掉或允许通过、被有选择性地抑制或增强，它们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3）认知加工的模式发生了改变，从而使诸如听觉或视觉表象的产生速率得以改变（由慢到快或由快到慢），或者使表象的焦点能够发生改变（从清晰聚焦到模糊聚焦）；产生速率或聚焦程度的变化是情绪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与悲伤或喜悦的性质完全不同。
假如所有适当的结构都到位了，那么，上述过程就会使有机体产生某种情绪，并将它表现出来，产生它的表象，即感受到这种情绪。但是，以上论述中并没有表明，有机体如何能够知晓它正在感受着它所经历的这种情绪。要使一个有机体知晓它有某种感受，就必须将意识过程添加到情绪和感受过程的余波中去。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向你展示我对于“什么是意识，以及它如何工作才能使我们‘感受到’某种感受”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