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笃力3年竖起泰康大旗
做中国500大企业评价 赚来了眼界
这是泰康发端的一个流言，演绎甚广。
1990年，陈东升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日本考察。
陈东升此行的背景是：1984年，我国曾邀请3 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之后，作为回应，日本共5年每年邀请100名中国青年访日。
在东京新宿街头，陈东升偶然抬头，发现东京最高的摩天大楼是保险公司的，最醒目的巨型广告牌是日本生命和海上火灾的。
这颠覆了陈东升的想象。保险公司原来是可以成为如此巨擘的？
自此保险在陈东升心里扎下了根。
但若是说，这保险的扎根，源于陈东升的偶然抬头，那就好比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由于一颗苹果的偶然落下。信就信吧。
实际上，在偶然抬头看到日本生命的广告前，在陈东升心里，保险已多有铺垫。
访日时，陈东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管理世界》杂志的副主编，杂志主编是后来出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
访日前，陈东升借《管理世界》杂志操盘了中国500大企业评价，其模板是《财富》的世界500强榜单。
做中国500大企业评价，杂志社前期借款投入3 800元，事后编撰500大企业图书，企业买书交450元，登广告交4 500元。结果，收了850个广告，杂志社赚了近400万元。其时，陈东升的工资不到百元。
此役诱出了陈东升的商情。但对陈东升来说，比赚钱更大的收获是——赚来了眼界。
陈东升品味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与拥有世界500强的数量成正比，企业强则国家强。世界500强中，美国第一，有140家入选，日本第二，有110家入选，德国58家，法国57家，英国56家。
中国呢？最大的企业是大庆油田公司，排在世界500强的450名之后。而且，大庆，大国企。
陈东升还赚来了另一个大眼界：注意，在这个世界500强榜单中，保险公司多达50家。
闭塞会限制想象。在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保险业规模庞大，经年积累，其沉淀的资金规模甚至超过银行。而人寿保费，由于其资金的长期性，更是经济起飞的重磅推力。经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腾飞，人寿保险闪耀东京。
“当年我看了一本书，说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重化工业阶段，大量寿险资金的投入，扶持了许多日本大企业。1997年，我去日本待了一个星期，日本生命拥有东京证券交易所1.7%的市值。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多年后陈东升说。
在海外华人富翁中，当年最有名的不是李嘉诚，而是蔡万霖，是拥有国泰集团、国泰人寿的蔡老板。
这些都刺激着陈东升。
20年后，2016年，各路神仙也已看明了寿险的厉害，纷纷举牌，把寿险当成圈钱的平台，指东打西，野蛮嚣张。其时泰康早已过了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遂闷头做保险的事。此是后话。
苹果如不是遇到牛顿 只会招来一声国骂
有创业赚钱的热情，那只是一厢情愿，要想做成大事，还得要众人乐意，得有市场需要和市场容量。
比寿险产业结构更为长期、更为确定的是人口趋势。随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不断降低，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结构会从金字塔结构逐渐变成柱状结构，人口老龄化无可阻挡地扑将过来，长寿时代已然到来。日本人老了，欧洲人老了，美国人老了，中国人还会远吗？
高山长路，大水大鱼，寿险确实是一个超级事业平台。
正是基于对这些规律和趋势的理解、思考、沉淀，陈东升的举头一瞥，方才有了其后泰康的结果。否则，这举头一瞥，最多引出一声“噢”。就好比一颗苹果掉下来，如果不是遇到那个叫作牛顿的人，或许只会招来一声国骂。
灵机一动的天才，那是传说。背后的操劳、血汗、积攒，莫与人说，说了人也不信。
要操持寿险这个平台，需要有超级的决心、耐心、平常心。
陈东升1983年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离校前，特意去珞珈山，在一块大石上刻下“始”字。不就是刻一个字嘛，还特意去找石匠学了半天，去置办了家伙。“始”前功课，预示着“始”后做派。刻此字，陈东升当有“终”的期许。虽然“终”在哪里，如何“终”，“终”得是否如愿，或非个人所控，但没有“始”，好的“终”必少动力、必少效率、必打折扣。
有了“始终”的期许，总是更靠谱的。
其实，那年不仅是陈东升看到了寿险业的前景，政府高层亦然，遂以增加市场主体为手段，来促进国有保险向商业保险、向市场转轨，刺激滞后的寿险业。
增加市场主体有两条路径：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批准成立了15家地方寿险公司，由地方政府背书；二是惨烈分拆龙头老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产寿险，既是为分业经营防范风险，也是逼寿险独立，促其急速生长，跳出产险的荫庇和掣肘。
但这些寿险公司大多作为不大，却麻烦不少，亏损严重、担保纷乱、举报频频。到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拆，这15家地方寿险公司便陆续被划归到分拆后的中国人寿公司，重回体制内，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正值此时，面对寿险发展的窘势，热情满满的陈东升来了。
精英们顶着原罪 刀尖舔血
天才的灵机一动之所以能成功，其背后必有大势的推动。
1992年初，*小平邓**发表南方谈话，力促改革开放，引发中国一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涨。
*小平邓**南方谈话，为什么是1992年？其背后亦是国内外大势使然。
受*小平邓**南方谈话引领，1992年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大批体制内精英纷纷下海创业，根据人事部门的数据，1992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不辞官也下海者，达上千万。显然，后者没有前者专一、纯粹。
这一拨新企业家集群，被称作“92派”。其中有田源创办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毛振华创办中国诚信公司，郭凡生创办慧聪公司，冯仑创办万通集团，黄怒波创办中坤集团，武克钢创办通恒集团，朱新礼创办汇源集团，胡葆森创办建业集团，苗鸿冰创办白领时装公司，王梓木创办华泰保险集团，另外还有陈东升。
实际上，在1992年的7年前，也就是1985年，《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文中称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高级体现形式。该文的作者正是那个永远留着亮亮的小分头的郭凡生，时年30岁。
也是在那前后，1984年有一拨精英下海创业，如王石、柳传志、任正非。
那时没有《企业法》《公司法》，没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连深圳拍卖土地都是违宪的——精英们大都顶着原罪，刀尖舔血。
其间，市场中充斥着靠价格*轨双**制和外贸批文获利的操作。无论是资质、资本，还是渠道、人脉，尤其是所有制的模糊状态，都令人备受折磨，与企业家行为和现代企业治理相距尚远。
万向鲁冠球、联想柳传志、TCL李东生，完成了原始积累，获得了个人财富，幸运着陆；而王石，虽然站在道德高点，但终无大富，末了险些丢掉万科老本，成为网民消费的“甜品”；最惨的是褚时健、李经纬，还有仰融，却道天凉好个秋。
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 分文不取
到了“92派”，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初期的顶层设计，“92派”是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过去对企业家是不待见的。1992年往前推5年，我下海，人家会说陈东升犯了错误；往前推3年，会说陈东升没本事；到1992年下海，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个人物。这是因为精英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199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印发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两份文件。当年召开的*共中**十四大亦宣布，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定向募集资本、建立现代股份公司有了依据和可能，这就减少了创业企业的原罪。
之后，“92派”狂奔，陈东升“跳跃”，郭凡生“撒欢儿”。他们为何在闻到1992年“春天的气息”后才幡然离开体制，而不是之前就离开？
原因之一是，比之“92派”，“84派”的家庭传承和背景更为深厚，人脉资源更为久远，因此下海更早，如王石，如柳传志，大抵如此。
虽然都是由仕而商，但比之王石、柳传志，“92派”从起步开始，更浸淫于市场，更接近于现代企业基因。“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也就是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获得好的起点，但不是拿了牌照就躺在政府身上，而是走市场化道路。”陈东升说。
然而，“92派”跳进市场，同样要面对的是：政与商，灰色地带与市场规则，改革困境与路径，现代企业治理与计划体制传统，资本本性与社会角色。
“就说在北京，在当时这样一个大的政经混淆的大染缸里，出淤泥而不染，你靠的是什么？靠低调，靠专业，靠做事硬。南北方稍有差异。南方多是跑马圈地，多元化，挣快钱；北方多是进军市场的空白点，建立一个领头企业，以此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后者更需要有知识基础和前瞻能力。”陈东升说。
还要靠一点——纯净的少年心。
陈东升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外贸部经济研究所，业余在湖北一个学术刊物《青年论坛》当北京记者站站长。“那时我骑着一辆女式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中央*党**校之间，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回到宿舍，很累，一分钱报酬都没有，甚至连公共汽车费都不报销，但乐呵呵的……”
1997年前后，网络热潮引来了海归派，如张朝阳、田溯宁之类的，他们连计划经济的边都没沾，托市场经济的福，干干净净，白手起家，风险投资，网络英雄。
海归派对中国企业制度最大的贡献，是引进了创始人和期权这两个重要概念，用制度来保障企业家精神和价值。
比起柳传志，陈东升少有原罪；但比起张朝阳，陈东升又多了牵绊。从纯净和透明度来说，张朝阳第一，陈东升居中，柳传志断后。都不容易。
然而，即使起点干净，也难保证去路平安，走着走着也可能会变味，就算自己不变，环境也会变。
中国企业能走多远？
据统计，日本现存企业超过1 000年的有7家，超过100年的有10万家，全世界80%的老字号在日本。甚至，日本皇室历126代2 600多年，对比自中国秦始皇始，还多400年。
如何走得长久？这是一个超级课题。
速成的保险专家 南山人寿直接撞名了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等几家国企，正在筹划申办一家产险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保险处崔利贞处长劝道，现在国家鼓励发展寿险，莫如申寿险吧。诸国企领导一合计，寿险他们不在行，还是搞产险吧，便回绝了人民银行的美意。
国企何止是“计划经济的余威”，明明就是虎威八面，大嘴吃天下，不差这一口。
听此事，陈东升一阵欢喜：“这等好事，你们不做，我来。”时为1992年12月。
第二天，陈东升匆匆跑到新华书店，狂翻保险类书籍，买回来高高的一摞。此后，陈东升逢人便聊保险，两年前在日本受到的刺激，终于小宇宙要爆发了。
1992年12月16日，陈东升到上海出差，晚上在新锦江大饭店闲来无事，把纸一摊，未来伟大的寿险公司的蓝图便出世了。
一张白纸，平地起楼。
这个速成的保险专家，当年36岁。
陈东升伟大的寿险公司叫“四方人寿”，没有虎威八面，也要大嘴吃四方。注册资本？陈东升铆足了劲儿，戳下“1 500万~2 000万美元”。
在1992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5∶1。2 000万美元合1.7亿人民币，确实是大钱。只是，为何是美元？公司不是中国境内企业吗？或者股东是洋人？
转过年，陈东升改主意了，不大嘴吃四方了，四方不是谁想吃就能吃的，那不靠谱。改“南山人寿”了，寿比南山，悠然见南山。
毕竟保险专家是速成的，工作不细致，信息不扎实，竟然不知南山人寿是台湾大名鼎鼎的寿险公司，直接撞名了。
500字请示报告 亮点是资金运用
1993年3月18日，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以“（93）运办字第104/0141号”文，向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组建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保险市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保险体系，根据*小平邓**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和*党**中央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指示精神，我们拟组建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云。
名头总是大的好，建设社会主义保险市场，落实领导意图，政治正确。
内容也是必需的。南山人寿股东以中国外运挑头，另有国际航空、国旅总社、外贸信托、燕山石化支持，这些都是大国企。
迅疾拉来这些国企大佬，应当是与陈东升操办中国500大企业评价的经历有关，人熟好办事且力量大。
与四方人寿相比，南山人寿低调了些，注册资本为1亿元，实收5 000万元。
在5 000万元中，中国外运出资1 100万元，国际航空1 000万元，国旅总社1 000万元，外贸信托950万元，燕山石化950万元。也还符合股权分散原则。
《关于组建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共2页，约500字。8条公司业务中，除与保险和再保险相关的外，还有一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资金运用，这在保险业是一个久远的话题。南山人寿，一掌拍在腰眼上。
20年一轮回 保险业回到起点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于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条例（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每届决算，除应提各种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其纯益应按下列比例分配之：公积金百分之五十，特别准备金百分之二十，提交中国人民银行百分之三十。另外，人保资金交由人行运用。”
“人保资金交由人行运用”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人保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企业岂无投入产出的权利？人保只是人民银行的保险业务操办部门。
1958年人保国内业务停办，人保海外业务归入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这意味着，在中国，保险业作为一个行业，竟已废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定项目，财政就是大会计，人民银行被并入财政部，成了财政部的大出纳。而保险，只是财政的补充手段。
改革开放后，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人保办理境内保险业务，保险业复活。
在1981年2月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作为主管单位领导，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尚明代替出差的卜明副行长参会，他说：
“首先，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现状和将来发展的趋势看，保险是一种必要和必须发展的事业。其次，从全社会、全世界和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担任社会补偿作用的具体形式，最合适、最现成和最有效的就是保险。
“在讲这个问题时，我没有提关于积累保险基金这个重要问题，并不是说通过保险这个渠道，来积累社会主义的建设资金这个问题不重要。我想说明的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在保险事业开展的过程中间，必然有个保险基金问题，也必然由于它的业务不断扩展，而这个资金应该是越来越多的。要履行它自己的补偿职能，也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资金力量。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从银行方面来说应如何看待保险业务。保险也是金融业务的一种，是广泛的银行业务里的一项，在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下，则是银行工作的内容之一，不是额外负担。因此，各级银行应当把保险看作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尚明的第一段讲话，谈的是保险的社会补偿作用，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财政手段。后又谈到积累资金，着重讲的是保险资金的积累，而不是强调为政府积累资金。在第三段话中，尚明把保险定位为一种金融业务，更进一步的理解就是一个金融行业。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职责甚多，兼有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以及部分商业银行操作，虽然保险业尚未像后来那样独立出来，但在意识上已有此意。
渐渐地，保险堂而皇之地拥有了资金，积累了资本。接着，就是资金使用的渐次放开。此是后话。
插一句。从1959年初全面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到1979年恢复，整整20年。
1980年是人保恢复国内业务后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业务年度。用1980年的数字与1958年人保停办国内业务前的数字相比，1956年全国保费收入为21 963万元，1957年为22 291万元，1980年为28 000万元。
由于那段时期物价涨幅不大，特别是1966—1976年物价几近冻结，因此1957年和1980年的这两个数字似可比对，亦似可得出结论：就保费收入规模而言，经过23年，中国保险业几乎又回到了起点。
“20年又是一条好汉。”这话透着豪迈，细想却又悲凉——凭什么？凭什么20年，一个行业说扔就扔了？
外面彩旗飘飘 心中红旗不倒
当陈东升借中国外运之手递上请示报告时，他或许没想到，这一等就是3年。比20年强。
那年月，金融业空前火爆，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城乡信用社、典当行都身价飞涨，甚至一些企事业单位的三产也“鸡犬*天升**”。其间，陈东升创立了嘉德国际拍卖和宅急送，但保险依然是他的心头肉。外面彩旗飘飘，心中红旗不倒。
和陈东升一起摽着干的是任道德，他曾任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郭振乾的秘书，后任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还有一个“亲兵”韩堃，从学校出来就跟着陈东升，从嘉德跟到泰康，左冲右突。
3年中，几乎就这三五个人坚持着——还没有《沙家浜》胡传魁手下的十来个人多。
平日，陈东升操持嘉德，任道德做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到周末，他们凑到一起交流，充实材料，寻找股东，时常往领导那儿跑跑，叙叙感情，探探消息。
许多朋友，甚至准股东都烦了，说：“东升，太难了，算了吧。”乃至，有人民银行的人直言：“如果你*证办**券公司、信托公司，容易得多。要不，给你批几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吧，别折腾了。”
陈东升执拗如初。
其间，陈东升的武大校友田源搞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声誉日隆，山头显赫。陈东升说：“我搞世界500强清楚，里面有50家保险公司，但没有一家期货公司。”
比陈东升要早，冯仑乃“海南六君子”之首，虽然类型段子张嘴就来，确为一代精英。其创办北京万通实业公司，杠杆收购，连环控股，野蛮生长，做得风生水起，投资了3个信用社，以及华诚财务、天安保险、陕西证券、民生银行。
显然，陈东升与冯仑有不同的喜好，前者是种地，后者是玩票。
某日，陈东升接到人民银行的一通电话，指导他去找北京市财政局，找人保北京分公司，合股办一个股份制寿险公司。“只要你谈成了，我就给你批。”
陈东升不动声色。当时陈东升在办嘉德，只这么一个小民企，与政府和大国企合作，谁认你呀？谁听谁的呢？种谁家的地呢？这离陈东升要创办一个真正市场化的、股份制的企业的理想，有点远。
多亏那时陈东升没动。否则，很可能就像那15家地方寿险公司一样，增加了寿险市场主体，奋勇扑腾几年后，被收归国有，然后，用后半辈子打官司、了后事。
种地也要等天时。1995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即将颁布施行，格局、规定渐渐明晰，产险、寿险分业经营，保险牌照瞬时变成香饽饽，各种伸手。
1995年3月，貌似没来由地，人民银行突然通知，将审查南山人寿的申请，要求补充资料。此时才发现，“南山人寿”早已名花有主。
陈东升转身便翻词典，不一会儿就敲定“泰康”——国泰民康，安民济物。
申筹报告再次递交到人民银行，泰康人寿主发起人由中国外运变为国旅总社。此外股东还有中国外运、燕山石化、国航、南航、东航、嘉德等，阵容越发齐整。
为什么是泰康？为什么不是泰康？
且慢得意，看看人民银行对股东的要求吧，计有：
• 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30%；
• 投资入股后的累计投资额占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50%；
• 入股前投资金融机构累计投资额占全部累计投资额比例不超过10%；
• 近3年税后利润为正；
• 个人、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外商合资/独资企业不能投资；
• 银行机构不能投资；
• 股东成立时间不能少于5年；
• 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5亿元；
• 各股东在保险公司内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10%；
• 全体股东中至少有3家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见识到什么叫苛刻了吧。人民银行说得很清楚，所有股东都要现场稽查，必须合格。重点是查负债率，以及现金充裕度，股东入资须是自有资金，不能是借贷。
天津船舶是亏损的，上报时调报表后是盈利，虽然是合法调报表，但真要查，还是含糊，只好请它走路，冒不起那个险。杭州锦江集团成立不足5年，退出。南航奉命参股支持广东省一家保险公司的申筹，退出。
陈东升、任道德又是一番八仙过海，到1995年4月中旬上报股东资格资料时，又有海南石化、上海邮政总局、中房集团等加入，凑足10家股东。
等待批筹是熬人的，众竞争者都暗自盘算：能批几个？有无自家？
1996年1月22日，人民银行发文，批5家，泰康打头，其他4家是新华保险、华泰保险、永安保险和华安保险。
为什么是泰康？
为什么不是泰康？
确实，之前陈东升在体制内游走，和官员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是撇不开的——不能说这些因素对泰康拿到保险牌照毫无作用，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保险法》公布后，人民银行接到100多个保险牌照申请，但是，从1993年3月到《保险法》公布前，两年间，持续申请寿险者只有一个——陈东升，坚挺不退；在经历了人民银行3任分管副行长的交接中，“南山人寿”以及之后的泰康人寿，始终名列申报名单首位。
股东进进出出 总是在流动
一纸批筹令，既是喜帖子，也是紧箍咒。
1996年1月22日泰康人寿批筹，筹建期截至1996年7月22日。
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到日子若“新房”搞不定，“嫁妆”备不齐，哭死没人疼。
1996年2月14日，泰康人寿筹备处开张，不到10人。刚开始在北京保利大厦办公，6月20日迁至中仪大厦。
竖旗子，号房子，招兵买马，这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股东，股东，股东是金主。
“办泰康，至少要找10家股东，还只能是国企。你想这事有多难？”陈东升说。
其间，股东进进出出，大进大出，总是在流动，不停地在溜达。
国航、东航、南航是泰康的核心股东，它们一直在纠结产险还是寿险。一个航空公司最值钱的是飞机，是机体保险，而不是旅客人身险，自然倾向产险。
铁杆股东燕山石化也喜欢产险：“只要公司成立，我手下的产险业务全给你，一下子流水巨大，利润也有了。”
但陈东升还是坚持寿险，说寿险才有未来，云云。
末了，航空公司因负债率过高，资格不够，国航、东航也随南航而去，退出泰康。这对泰康打击甚巨。
一般来说，寿险公司要5~7年才能获得盈利，这对那些想挣快钱的股东，是一种折磨，更是一种吓阻。但陈东升也只能实话相告，能瞒一时，骗不了长久。
“反倒是中国外运、燕山石化这些企业不拿这当个事，因为它们买条船、建个厂子，头几年都没有盈利，在思维习惯上能接受。”20世纪90年代，大国企效益还不错，比如燕山石化刚刚上马乙烯工程，挣了大钱。
单个股东持股不能超过10%，这意味着谁说话都不算数。股权分散对企业经营层来说是好事，但是对股东来讲，吸引力大减。
中粮想控股，看看没戏，就撤了。
中国外运与中国邮政速递、上海邮政总局之间是同业竞争，不便“同室操戈”，后两者都退出了。
北京城建的股东资格不逮，被刷掉了。
哈尔滨铁路局正在改制，纷杂难专心，撤了。
光大贸易是纯贸易企业，负债率过高，走了。
工商局处长学《公司法》 净抬杠了
许多股东都想在泰康安排自己的人，以往参股哪怕10%、20%，也要向下派财务总监。
陈东升说：“一个都不能派，你要派，别人也要派，听谁的？”
1994年7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成了泰康与股东交涉的一个*器武**：泰康是按照现代企业模式建立的，是股份制的，要按《公司法》来。据说当时泰康还是给了三个大国企股东副董事长的位置，但不参与公司经营，一切交给陈东升和他的团队。
“《公司法》出台后，我们就使劲抠，还找了一个工商局的处长，请教好几次。其实当时他也在学，有好多不懂的，他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净抬杠了。”韩堃说。
1996年泰康筹建时，在《投资入股合同》里有一个条款：“鉴于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独立承担了公司申报组建期间的全部工作和风险投资，允许该公司在未来3年内资本金到5 000万元。”
有股东提出要把这一条拿掉，但陈东升坚持，反复多次，最后还是写进《投资入股合同》里了。
创始人保障，这确实是件新鲜事。但企业获得稳定的运行控制机制，对股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况且，这不只是创始人获得股权的一种选择承诺，是得拿出真金白银的。
这些国企的头儿也蛮可爱的，像燕山石化，之前从来没有把5 000万元投到一个项目里，最多的是投4 000万元。“我们也看过各种项目风险评估报告，泰康的报告就四五页纸，把寿险说了说，把发展测算说了说，这么简陋，我们也没法追究，反正我们就信你陈东升这个人吧。”
心思各异，众口难调。在不适与纠结中，泰康艰难前行。
高管须有5年从业经历 贵人难求
到了1996年6月底，马鸣家转了一圈，见各家筹办得吃力，哪里都没搞好，急了，下最后通牒：宽限两个月，到时还完不成，批文作废。
1995年《保险法》颁布后，7月人民银行设立了保险司，马鸣家乃首任司长，魏迎宁、刘京生是副司长。
1994年之前，监管保险的是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只有监管岗，没有设立处室。1994年之后，人民银行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下设保险处，崔利贞任处长。
两年间，保险监管机构从股级，或无级，连跳两级到司级。
插一句。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人民银行与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搭帮成为监管中国金融业的“一行三会”。再之后，2018年4月8日，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实，精瘦的马鸣家平日挺随和的。“他跟你打扑克时挺好的，但在监管上他是有手段的，是严厉的。铁腕呢！”
6个月做好筹备挺难的。比如电脑，当时电脑不好买，系统开发也要时间，紧赶慢赶，验收时也只能是一个PC（个人计算机）的简单系统，能应付现场模拟出单，流程走通顺就成了。
其他的，业管、精算、核保、核赔，还有产品——泰康开始只有两个产品，“小博士”和“常青树”——这些都得做出个模样。
七七八八做得差不多了，又有麻烦了——任职资格。
根据《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高管须有5年从业经历。到哪里找那么多合格的人？
之前陈东升没有保险从业经历，任道德也没有。好在陈东升拟任董事长，把门槛放低点，说他之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研究经济的，后来做嘉德国际拍卖，拍卖在业务分类中属于金融，有两年的金融机构任职经历了，有点牵强，勉强过吧。
但总裁，陈东升是当不成的，左挑右选，末了请出已经退休的人保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王玉泉掌旗。
到1996年7月中旬，要“揭盖头”了，又有5家股东资金不到位而退出，又急招广东华灵集团、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加盟，方稳住阵势。
这两家广东企业确像常山赵子龙单骑救主，精准犀利。
比如广东粤财信托，中国华建审计事务所给出的审计报告是1996年6月26日才出具的，内称：截至1995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计为609 226万（审计报告漏打“元”字），剔除各种无风险资产172 126万元，调整后资产总计为437 100万元，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为18.9%，大于资本最低充足率8%；公司资本总额为82 447万元，长期投资10 772万元，加拟向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投资5 000万元，对外投资累计金额为15 772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9%；公司超过8%以上资本金部分为47 479万元，表明公司投资来源在超过8%资本金部分内；公司最近3年连续盈利……
1996年7月12日，泰康人寿第一次股东预备会召开，通过了公司章程，签署了《投资入股合同》，通过了陈东升董事长的任命。泰康人寿注册资本是6亿元。
泰康人寿首任经营层是：董事长陈东升，总裁王玉泉，常务副总裁任道德，副总裁马云，高级顾问王恩韶、欧阳天娜，助理总裁关敬如、杨晓。
其中王恩韶乃《保险法》起草小组副组长。
最终这16家股东如下表所示。
16家股东名单
资料来源：泰康保险集团。
泰康人寿的股东很勇敢嘛，大把的真金白银交给了一个速成保险专家。但事后，他们发现，泰康人寿是个金矿，回报丰厚。
广东粤财信托提出要股权证，因为这在香港是有的。陈东升很接受这个要求，有仪式感。然后，任道德对接了人民银行造币厂，密纹、水印全用上了，加密印刷。再后来，股权证完全去纸质化了。
1996年8月22日上午，陈东升从人民银行取回了开业批文。同日下午，泰康人寿取得保险机构法人许可证。9月9日，获得营业执照。
8月22日，这一天被定为泰康人寿司庆日。
这一天，是*小平邓**的生日。
9月16日，泰康人寿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开业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王光英、*赫布**，全国政协副主席*汝岱杨**、万国权、杨成武、陈锦华，人民银行副行长殷介炎、保险司司长马鸣家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