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日，美国重要政见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刊发了右翼作家海伦·罗利（Helen Raleigh）新撰的《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Soft-Power Play）。海伦极力否认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贡献，反复贬损中医药救死扶伤的医疗价值，给中医药事业扣上“无法科学证明”之污名。更为贻笑大方的是这个出生、成长在中国，直至高等教育阶段方才移民的华人，竟肆无忌惮地将中医药援外义举谬解成所谓“中医药政治触手”（软实力），鼓吹中国乘“世界遭受新冠危机”这一“空档”，试图利用中医药控制全球抗疫局面，继而扩展中国中心的“新帝国”。
海伦·罗利的一家之言完全经不起推敲。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在中国政府领导下，中医药从业者为战胜疫情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以事实和数据述说了中医药抗击新冠疫情，对全人类渡过危机具有重要意义。2020 年2月以来，中医药界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康复调养方面捷报频传，引起了国际医疗专家关注。匈牙利、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美国都而且实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不但成功地“走了出去”，更在他乡“站了起来”。 应该看到中医药“政治触手”说从属于西方右翼惯用话语系统，认定“中国对外文化传播”都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是“新殖民”的。由此，本文对《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的学理驳斥，亦是对西方右翼政客*化丑**中国抗击疫情努力的不实论述、不义态度做出的一次诘问。 本文将聚焦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走出去”的“准公共产品”形象，从而在“破”海伦错见之同时，“立”起公允看待中医药海外传播的一种表述和立场。
一 中医药与西方生物制药平等抗疫属实吗？
《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如此开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生物技术公司正竞相开发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与疫苗。而中国则一直在海外大力推广中药，称其为有效治疗方法。”此处海伦运用比照手法，对阅读者施以强烈刺激。不明就里的读者或会产生错觉：生物制药是现代西方社会集体经验中最有效的防疫手段，如今中国竟然“撇开”它们，转而致力于使用西方世界陌生、不包括在“有效范畴”内的中药，这岂不是与现代科学背道而驰？那么，《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的开篇，除吸引读者目光外，能否经得起理性的拷问？显然，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角度检视，答案均是否定的。中医药与西方生物制药在应对疫情的医疗行为本质上是一致的。
首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医药共享生物医学循证基础 ，并非似海伦·罗利恶意揣测的那番“弃病毒学、生化指标等生物医学循证内容于不顾”。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介绍，在疫区未感染人群中推广中药香囊佩戴的依据是“挥发物质能够刺激血清IgA、IgG水平，提高免疫力”。血清研究显然是源自生物医学传统，而非传统中医药理论。海伦·罗利刻意屏蔽了传统中医基础理论与现代中医药循证之间的差异，其论说有失偏颇。
其次，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医药方案的研究、发布及推广与生物医药颇多合辙 。针对国家重点推介方案“清肺排毒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专门研究组，以生物医学方法考察了该方有效成分的“免疫、抗炎、内分泌、信号传导等生物学过程”，从而确定其在对抗新冠肺炎的炎症方面确有独特性能，其药理评估与生物制药均无二致。早在 2003 年“非典”期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就曾及时向社会发布防“非典”药物不适于婴幼儿体质的警示通告，这与生物制药在用药指导中列出临床不良反应的做法具有同一性。由此，海伦仅因药物常见原材料是分子抑或动植物而片面地将中医药与生物医药截然对立，明显以表象否认本质。
图为清肺排毒方，源自网络
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推广中医药方案之目的不是代替生物医药，措施上并不排挤生物医药，具体方案上高度重视中西医结合治疗 。此次新冠肺炎中医药专班的领导集体就是由中国工程院牵头，除国医大师外，参与者不乏化学领域出身的药学家、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全科医生。中西医在新冠肺炎防治一线各司其职，携手“战疫”，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专家组介绍，中西医联合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热、乏力、咳喘缓解率都突破90%，且能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缓解病痛方面成效卓著，一些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得益于中药配合治疗而“避免了有创机械通气，而且病情由危转安”。值得一提的是，全球顶尖医学机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院专家发表共识谈到：“中医不可替代对抗医学（allopathic medicine），但它是有益的补充治疗。”
综上可见，海伦抨击中医药在新冠危机面前“不如生物制药那般实用”的想法是荒诞不经的，任何恶意编织的曲解都无法遮盖中医药与生物制药同样致力于抗击疫情的不争事实。《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开篇既已论据皆错，必然离真理愈行愈远。
二 将中医粗泛化、吊诡化、罪恶化：疫情话题的迁移与变色
《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的主体部分对中医药妄加污名。海伦整合了西方学术、文化界对中医药的一些污名言论，结合美国舆论痛点、敏感点逐级推进地煽风点火。
第一步是 针对中医的理论体系 。海伦将历史上博大精深的中医学说简化成“气”“阴阳”等本为西方公众视若“玄学”的过度抽象概念，又扬言中医药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信念之上的实践”，全然漠视中医药的科学智慧。这是对中医药进行选择性地叙述，加以“粗泛化”。
第二步是 瞄准中药炮制技术 。海伦心怀叵测地写道：“参观中药店就像走进一个小型自然史博物馆：你会看到抽屉里有奇奇怪怪的草药，而不同大小的罐子内装着动物肢体。其中一些药材被干燥或磨成粉末供人摄入，另一些则浸入米酒，制成汤液以备饮用。如果你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听起来并不科学，那么你站在了多数人的一边。”引文充分暴露了海伦·罗利试图将中医药吊诡化的阴谋。数千年医疗实践积累了品类繁多的中药材，明代《本草纲目》收录的药材已达1 892种，而新中国成立后修订的中药典所记药材数量已近6 000种。不过海伦所言无疑不是在表明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她别有用心地错用了“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词。西方“自然史”是庞大的历史性概念，严格意义上讲，在现代科学成型以前的人类探索都可以被冠上“自然史”之名，对应着古汉语的“博物”一词，是不带价值评判的语汇。这里，海伦将“自然史”加盖在她所谓“奇奇怪怪的”中药材上，实际上指中药材与现代，与科学相距甚远，只能成为后世观众“隔着玻璃凝视的”的摆设，无法也不应进入现实医疗。而她抛出的“多数人”更试图调动舆论*力暴**给“中医吊诡”印象打上高光。海伦确实对媒体撰稿颇有心得，只言片语就蛊惑了部分读者。可惜文笔再精巧，只要事实错误，横亘于海伦与真理之间的只能是她的叵测之心。
海伦不满足于仅将中医药“粗泛化”“吊诡化”，她深谙美国公众很难向一个只是“粗糙而古怪”事物做出激烈反应。她内心清楚：唯有戳中美国公民极度反感、潜意识颇为恐惧的舆论敏感点，才能博取更大支持。为此，她精心遴选出在美国拥有庞大后援的动物保护主义，将慈善公益事业牵扯进政治阴谋的漩涡。她写道：“关于中医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对动物的影响，其中包括一些濒危物种。某些中医疗法需要采用源自老虎、犀牛、黑熊和海马的药材。中医普及增加了对这些动物的消费，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弊病：非法狩猎与交易、虐待动物以及不受管制和不卫生的野生动物市场。武汉一个类似的市场被认为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点。”
我们不否认传统中药需利用某些珍贵生物资源，但同时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如下两项事实：第一，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直坚持推动中药材人工替代品研发，在确保成药品质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动植物资源的消耗量 。*胆熊**、麝香等中药材的有效成分现均已实现人工合成。2019 年初，《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网站调研文章也指出：现代中医药专家正在全力改良传统配方，减少尚不能被人工物替代的珍稀动植物用量。第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发布的推荐用药中不包括濒危动、植物药材 。这点对照全网公开的“三药三方”配方表便明晰可见。此外，将合理使用中药材与个别非法交易野生动物划等号的做法也是荒唐可笑的，即便非常牵强地将有人食用某些野生动物的奇特嗜好与“养生”这一模糊概念挂钩，也无法将新冠疫情与中药联系起来。事实上，早在1 月底，科学家就已在《科学》（Science）等权威刊物上提醒新冠病毒的起点或许并非华南海鲜市场。因而，此说纯属井底观天者的畸见，其真实目的是通过将中药形象“罪恶化”来勾起某些非理性读者的厌恶情绪。
在揭露海伦将中医粗糙化、吊诡化、罪恶化的诡计后，我们也需透过叙事，回归到更本源的质问： 《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聚焦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走出去”的中医药，为何要从数个角度轮流贬损中医药本体？ 事实上，海伦正是意在通过“跑题”来掩饰预设结论的证据不足。试想，若海伦“就事论事”地探讨中医药援外现象，则无法避开透明公开的诊疗数据，包括那些证明中药对新冠肺炎控制、患者康复有良好效果的临床数据。真实可靠的临床数据不仅无法填充海伦事先搭建好的中医药“政治触手”框架，相反会让绝大多数读者清楚看到中医药应对新冠肺炎之效力。事若至此，则《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将会由部分读者的笑料变成全体理智受众的笑料。作为一位老道的右翼分子，海伦自然不希望自己落入上述境地。于是她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中医药话题发散至整个，甚至超出常规边界的中医药话题，力求通过转移视线来规避证据短板。然而，这种“变色”话题既无法经受历史的检验。
三 疫情期间中医药“走出去”是“政治公关”吗？
《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如此曲解中国政府向各国提供中医药抗疫援助之善举：“为了将自己确立为新的世界秩序中心，中国必须于包括医药在内的各领域向他国提供‘中国制造’方案，以显示其优越性。因此投入了国家资源，在全球推广中医以求替代西医。在民族主义心态中，世界接受中医将是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认可，任何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又都是对中国政治的肯定。”这段话概括而言是中国政府将新冠肺炎全球危机当作向外输出中医药——这个“散发着中国优越性”的、“有益于巩固中国*产党共**世界认同”的“民族主义符号”。很显然，这看似层层递推的“中医药罪状”实则是外强中干、牵强附会。
首先，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中西医结合工作 。在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中西医各司其职、紧密配合。而在开展新冠疫情海外援助时，中国方面也并非仅提供中医药。3月中旬，300余名中国医疗专家奔赴意大利，在米兰等地提供国际医疗援助，这其中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来自生物医学领域。因而所谓“在全球推广中医以求替代西医”根本是无稽之谈。
图为中国医疗专家驰援意大利，源自网络
其次， 中医药不可能通过短暂而有限的海外疫情援助就“显示优越性” 。事实是中国长期将中医药“走出去”定位为平等互惠的一种努力，即构建健康方面的人类共同体。3月2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介绍，中国政府已组织力量及时将最新版本的《新冠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翻译成英文，第一时间将中医药诊疗新冠肺炎的科学根据、临床效果通报给世卫组织。中国政府及时、客观地面向全球公开中医药应对新冠肺炎的全套信息，是为全人类健康福祉着想，是对意大利、法国等十余个获捐中药物资的国家（地区）开诚布公、负责任的表现。那些从医疗理论到配方成品的立体外援是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祛魅，而不是“挟灵丹以令四国”的赋魅。因此，海伦此说全然是基于“中国威胁论”老调的一厢臆测。
除却将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援外诬陷成“政治输出”，《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还大肆捏造所谓“中国操控世卫组织”而“世卫组织帮助中国洗白中医药”的“公关”谬论。她写道：当中国政府命令卫生部门以“中国草药与西医结合”来治疗新冠肺炎时，世卫组织应声将草药剔除出官网“新冠肺炎问答” 栏目发布的“无效做法清单”。对世卫组织的此项反应，海伦作出了下述曲解：“尽管中国对世卫组织年度预算的贡献不到美国十分之一，但北京通过给予慷慨的访问资助与赞扬，试图培养与世卫组织官员的个人关系。同时，北京又大力推动其中意候选人竞争世卫组织关键领导岗位，对该机构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紧承这一“指控”，海伦宣称中国政府操纵了世卫组织总干事选举，帮助谭德赛总干事成功当选，甚至还将此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挂钩，令人哭笑不得。 那么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医药“走出去”是否真的如海伦所言是“公关世卫组织作弊”得来的灰色成果呢？
其一， 中国非但没有操纵世卫组织，而且支持和拥护世卫组织领导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之合作 。中国政府在确定新冠病原的次日即将鉴定结果分享给世卫组织，三天后又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为支持世卫组织领导全球抗疫工作，2020年5月中国政府在前期捐款2 000万美元基础上，又向世卫组织追加了3 000万美元捐款。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政府对世卫组织领导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的信任与实际支持。“操纵”之说简直是无稽之谈。
其二， 世卫组织的专业、集体决策制在敏感时期的舆论聚光灯下无法容许任何“公关交易” 。1月20-21日，世卫组织派遣代表团深入武汉考察新冠疫情。代表团在中国政府配合下畅通无阻地到访了天河国际机场、中南医院以及湖北省疾控中心，甚至是中国疾控中心的生物安全三级（BSL3）实验室。回程后，世卫专家全面、独立地发表了考察意见，客观反映武汉疫情，丝毫未见所谓“中国公关”的影子。由此可见，世卫组织在新冠疫情研究中保持了专业独立。
1月21日，世卫组织召集紧急委员会，商讨是否立即宣布新冠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议现场公共卫生专家们分歧巨大，讨论激烈。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世卫组织的政策决定并非“拍板”制，科学家们集体商讨（甚或对垒）是任何世卫组织决议的必经关卡。试想中国方面如何在意见不齐的专家间实现众口调一？更毋论美国等西方国家势必紧盯中国在世卫组织的行动，“钻空子”之说显然有违现实。那么海伦目睹的世卫组织“改目录事件”该如何作解？假使她能跳出“中国政治阴谋”的思维定势，换以科学本位看待草药被纳入新冠肺炎治疗选项，则此事再为正常不过。临床数据证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逾90%、中药及中医康复训练术在新冠肺炎患者痊愈后的调养恢复过程中成效显著。因而，世卫组织在得到中方关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成效的通报后及时修正目录，非但不是海伦所批判的反科学“政治公关”，反而是尊重科学，勇于弥补认知盲区的积极举动。
图为世卫组织新闻发布会现场，源自网络
综上所述，海伦穷极笔墨渲染的“政治公关”说，颠来倒去不过是些美国右翼新闻碎片化报道的“再拼凑”，叙事极度情绪化、己见化。这不仅严重有违国际社会共同目睹的中国战疫事实，逻辑推理也漏洞百出。
四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应有的国际形象
海伦将中医药比作“政治触手”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长久以来西方右翼“中医药污名化”舆论的新脚注。因而，仅驳斥《作为“软实力”之中医药》，单是笔伐中医药“政治触手”说并不足以达成彻底还击。所谓有破有立，唯有树立起更契合舆论理性、更具阐释生命力的中医药国际形象，才能在驳论“治标”之上达到“正音盖过杂音”的“治本”。为重塑疫情期间中医药国际形象，我们首先要厘清相关援助的本质。
（一）人道主义援助：中医药“走出去”是慈善行为和国际援助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中国的中医药“走出去”是国际紧急援助行动，其动机是人道主义。中方及时、切实、不带附加条件地履行了新冠肺炎全球危机下的国际人道主义承诺。3月12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抗疫医疗专家组在运送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外，也向意大利、伊拉克等防疫局势严峻，或医疗卫生基础较差的国家捎带连花清瘟、金花清感等中成药，帮助缓解当地疫情防治压力。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完成的此次中医药海外捐赠基于两个事实：第一，通过3月12日之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实践，中药对特定阶段新冠肺炎病情良好的临床疗效已获科学检验。第二，3月初意大利疫情形势几近失控，全境笼罩在新冠肺炎危机之下，因而构成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洼地。同理，伊拉克则因长年战乱，医疗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公共卫生状况极差，完全无力抵御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见，新冠肺炎爆发之初中医药“走出去”的国家行为符合人道援助条件、达到人道援助启动标准，不是政治的外交行动，而是负责任大国在积极履行其国际人道主义承诺。
其次， 目前海外应对新冠肺炎中医活动与中国政府间并无行政隶属 。各类援助的行动主体是企业、高校等社会性团体，甚至公民个人。这完全是社会行为，中医药援外得到的是中国政府在动机鼓励、外事联络、海关管理方面的支持。倘若将企业正常药物经营行为视作“政治触手”，则恐怕苹果、肯德基等受益于美国政府商贸政策而走向世界的企业，均可被贬斥成美国“政治触手”。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此荒唐的言行无益于任何一方。
此外，也应该看到，新冠疫情期间中药企业、高等院校中医药援外项目符合受赠地医事管理法规：
6月初，京、沪、浙、黑四省市中药企业向匈牙利方面捐赠了药茶、香囊等中药物资，而匈牙利正是东欧首个确定中医合法资质的国家。同时，援外抗新冠肺炎中药、中医治疗术主要的受众为海外华侨、中国留学生。例如张伯礼院士4月10日晚对美国线上讲座，210余万听众基本是海外留学生、华侨。3月18日至 25 日间，泰国中医界筹办的防疫茶饮发放活动也是在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厦举行，面向群体基本是旅泰华商、在泰侨胞。上述两点补充的重要意义在于进一步澄清了新冠肺炎中医药“走出去”的合理合规， 以及商业贸易本色，其性质与美国等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捐赠药物、呼吸机等设备或派出医疗组照顾侨胞之行动别无二致，与“政治输送”“软实力操控”毫无关系。
（二）准公共产品：新冠肺炎期间中医药的应有国际形象
2020年5月18日，习*平近**总书记在第73届世卫大会上庄重许诺：“中国新冠疫苗将成全球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由政府、私人或组织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的、无利润商品与服务”。国际关系研究者素来重视跨国境、跨区域的公共产品供给、调配问题，认为合理有序安排国际公共产品对推进区域合作，和谐国家关系有着巨大动能。目前诸如跨国水资源配置、环境保护等国际公共产品议题，学界已有成熟研究。国际卫生健康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GPGs）于 20世纪 90年代被提出， 在经历2003年“非典”、2009 年H1N1流感及西非埃博拉等数次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后臻于完备。
细究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医药“走出去”、援助他国抗击疫情的经过，可知这些援外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准公共产品”角色。此次疫情期间“走出去中医药”分两个阶段，各属于政府主导的紧急国际人道援助，还有社会机构自发的商业、慈善行为。前一阶段的援外中医药毫无疑义是国际卫生健康公共产品，而后一阶段（也是更长时间段内）社会化运作的中医药“走出去”行动其实也带有国际卫生健康公共产品属性。政府淡出第一线后，新冠肺炎“走出去”中医药可被视为“准公共产品”，理由如下：
第一，新冠肺炎期间中医药“走出去”不仅输出了药物、治疗技术等可购买项目，也应受助国请求， 供给了中医药标准指导、抗疫中药制备与应用等大量不曾上市出售、标价的智力成果，而这些专业指导不存在搭售中药产品、中医服务现象 。这符合公共产品基本定义中的“不盈利”原则。譬如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医系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驻马单位编制了《马来西亚中医药人员安全指南（COVID-19）》，形成继中国颁行新冠肺炎中医诊疗规范后，世界范围内推出的第二个新冠肺炎中医药指导意见。又如乌兹别克斯坦邀请的江西中医药大学专家向“希望能引进中药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乌方医护人员介绍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思路。这些疫时跨国服务不计酬，可以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管束，由受众自行复制传播，因而带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印记。
第二， 我们不否认中医药“走出去”会给参与其间的中国企业带来经济收益 。一季度安徽出口中药价值2.3亿元，同比增长15.7%。与此同时部分国家意识到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方面有一定特色、优势，因而开始紧急提振国内中医服务能力。例如5月底，津巴布韦在首都哈拉雷最大的医院增设了中医诊疗单元，期望借助中医药降低新冠肺炎在该国的流行、致死率。这些海外新建的中医诊室也的确会增大中国药材出口需求。仅看到上述现象容易使人认识偏颇，因此我们也应当看到与之对应的两个现象：首先，正如我们在上文列举的，新冠肺炎期间中医药企业不仅抓住商机扩大了产品出口，同时也积极践行企业责任，通过各种渠道捐助了大量海外防疫急需中医药产品；其次，津巴布韦等国家新设立的中医诊疗单元势必会带动本地医学生就业、相关医学教育培训扩张，而在新冠疫苗研制尚属起步、距商业化投产较远的今日，成本可控、疗效有保障的新冠肺炎中医药疗法将形成对津巴布韦这一欠发达国家民众最现实、稳定的应急健康防护，对津巴布韦当地的社会效益远大于个别中药企业出口产品获得的经济收益。因而宏观地看，中国药企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医药“走出去”行动亦类似于公共产品的供给。
由此，新冠肺炎暴发以来，中医药“走出去”的国际形象应定位为“准公共产品”。 这是中国政府“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号召下社会团体、企业开展正常经营、服务世界所需的产物 。将其污蔑成恶浊的“政治把戏”，失公允而不得人心；同时，海伦等西方右翼能借此问题大加炒作，我们也应该突出报道新冠疫情期间“走出去”中医药的“准公共产品”形象，用昭然事实、鲜明观点封堵这些居心叵测者赖以为生的舆论空隙。
在新冠肺炎世界大流行之际，美国《国家评论》等重要舆论平台频繁对华攻击，其背后右翼势力妄图“借疫弱华”之野心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诸如海伦·罗利等华裔美国右翼分子 借机扩大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族裔游说。针对他们用华人面具冒充“中国通”而四处扩散*华反**政治影响的动态，我们也应当主动出击，尝试助推更多真正的“中国之声”走向美国、西方主流舆论圈，增进互知互信、消弭别有用心者造成的交往误判。
我们不必因海外右翼涉华新冠肺炎谬说的见长而过度焦虑。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战疫”形象已在世界范围内因实实在在的成绩而广获赞许。中方向意大利援助首批10万盒连花清瘟胶囊后，意国卫生部门认定该药效果良好，旋即提出希望中方能再追加10万盒。我们相信，当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得到更好、更全面地控制时，渡过危机的美国政界、社会舆论一定能复归理性，更加珍视对华关系。 全球70多亿人口也将一道努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并共享其产出的福祉红利。中医药也将率先把习总书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付诸现实。
编辑：皂角刺
摘自：《中医药文化》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