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喜欢“杰瑞哥侃历史”的文章就点赞关注，今后会持续更新！
1983年7月16日，刚刚调任公安部长3个月的刘复之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名为《关于发挥*政专**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
这份报告，无疑针对的就是当时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
刘复之递交报告一个月前，内蒙古牙克石红旗沟发生了一起血案，27人死于非命，案情之严重前所未有，罪犯还使用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自动步枪，就算有警察在现场也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刘复之这份文件就是想向中央申请，希望能改善一下公安干警的装备，以便更有力地打击犯罪分子。另外，他还在报告中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打击犯罪的建议。
这份报告交上去两天后，正在北戴河休养的*小平邓**就传出了话：请刘复之过来详细谈谈。
等刘复之到达北戴河*小平邓**的住处时，*小平邓**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这个文件解决不了问题。”
虽然邓公做事一贯雷厉风行，但如此干脆的态度还是让刘复之感到意外。
那么，刘复之的报告里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邓公这么干脆就说解决不了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开始说起。
社会巨变导致犯罪突起
改革开放后，正当全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油门踩到底发展经济的时候，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那就是新中国从未有过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很严重。
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的返城使中国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000万，光是在首都北京就有40万待业人员，相当于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1人是无业游民。
这些人每天无所事事地晃荡在街头，他们普遍对未来感到迷茫，时间一长自然就会聚在一起惹是生非。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输入，在激发那个时代年轻人对时尚的初步追求的同时，无疑也带来了一些“精神污染”和不良风气。
这些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对那些百无聊赖的年轻人产生负面影响。
诸如此类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在那个法制还不完善的年代，无拘无束的小青年们逐渐转变为不法恶徒，他们越来越猖獗，百姓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担惊受怕。
上夜班的女职工不敢独行回家，如果回家稍晚一点，全家人都会着急；
父母告诫小孩子放学后要按时回家，不能单独在外玩耍，否则会被坏人拐走；
在人流多的地带，小偷扒手更是数不胜数，稍不注意钱包就会被偷；
很多女学生根本不敢单独出门，怕遇上各种搭讪的小流氓；
......
在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案要案，其中最早的恶性事件便是上海的“控江路事件”。
这场发生在1979年9月9日的大事件，是从一个上海无业青年对农民惹是生非而起，而后发展成一群小青年聚众起哄公然盗窃财物、煽动闹事，再后来事态升级，无业青年们与20多名公安干警发生冲突，最后让整个上海控江路陷入大乱的恶性事件。
“控江路事件”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公安民警在事后抓捕了31个闹事的流氓分子，并依法予以了严惩。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治安会因此而扭转，这31人下次若再找到机会，绝对还会犯第二次。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这场令人悲愤的事件居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仅2个多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律在那些不法分子眼里完全就是废纸一张，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上海“控江路事件”好似给全国的不法分子开了先例。一时间，各种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在原本平静的华夏大地上接连发生。
1980年10月29日，由于失恋和厌世，北京无业青年王志刚携带了200余克*药炸**，在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实施了爆炸自杀，造成无辜群众10人死亡，89人受伤；
1981年4月2日，北京北海公园内，3名女学生在划船时遭到潜逃在外劳改人员的无端*戏调**，之后发展为当众劫持和身体侵犯；
1983年2月2日，东北王宗玮、王宗坊两兄弟闯进沈阳解放军某部医院大门，准备去小卖部实施盗窃，结果碰上了值班医生，在潜逃的过程中打死4人，打伤1人；
......
那时的中国百姓时不时都在被这些恶势力威胁着，就连公安干警们也一样，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就会成为受害者，社会风气可以用以下12个字来形容——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
然后，就出现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1980年，全国立案75多万起，其中大案要案5多万起；
1981年，全国立案89多万起，其中大案要案6.7多万起；
1982年，全国立案74多万起，其中大案要案6.4多万起。
中国这个曾经在五六十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刚进入80年代就变得人人自危了。
“这件事，只有您老人家下决心才行！”
1983年2月，*小平邓**在无锡视察工作，和当时正在疗养的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作了一次重要谈话。
两人谈着谈着，就说到了眼下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治安问题。
江渭清对*小平邓**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的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
*小平邓**沉思了一会儿后，便问江渭清觉得具体该怎么做。
既然邓公都问到了这个份上，江渭清干脆就放开了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这场谈话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印在了*小平邓**的心里。
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的国家政策，但人们逐渐产生对法治意识的淡泊却是个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法治对这个东方大国来说可不是小事情，如果不下痛手整治，那就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
就在*小平邓**和江渭清谈话后仅几个月，内蒙古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严重到足以令全国人民为之惊骇。
这便是本文开头讲到的内蒙古牙克石红旗沟血案。
1983年6月，内蒙古牙克石红旗沟的当地恶霸于洪杰对政府分配的工作不满意，恼羞成怒的他叫上了几个同伙，然后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菜刀、斧头、三棱*刺军**甚至自动步枪，扬言要“血洗”红旗沟泄愤。
结果，从6月16日晚上11时到次日下午3时，于洪杰、杨万春等7人在红旗沟的宿舍、厨房、住宅进行毫无人性的“无差别”*杀屠**，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完全没有人性。
这场*杀屠**一共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多达27名当地干部知青、群众死在他们的枪下。
此案传出，朝野震惊，举国上下无人不瞠目结舌，司法部门更是怒不可遏，如此暴戾的行为，和40年代日本鬼子屠村有什么区别？！
这些惹是生非的暴徒们，他们已经不是法律意识的淡薄了，而是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一国之司法部门在他们眼里那就是开玩笑。
而此时的*小平邓**，兴许只是徐徐点燃一支香烟，在烟雾缭绕中酝酿着一个思考了很久的计划。
牙克石红旗沟的惊天血案发生一个月之后，新上任不久的公安部长刘复之的那份报告就出现在*小平邓**位于北戴河的住所。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公安部长刘复之是个老革命了，他生于广东梅州一个华侨家庭，父亲在香港经商，虽然家境颇为殷实，但刘复之还是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失望透顶，于是便收拾行囊，怀着满腔热血来到了延安。
那时的刘复之思想开阔，对共产主义见解独到，获得了上级的一致好评，十分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伯承刘**和*小平邓**的秘书。
1941年，刘复之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政治部锄奸部一科副科长，专门负责铲除叛徒和汉奸，这可以说是他从事政法工作的开始。从那时候起，*小平邓**就一直是他的上级。
建国后，政法工作经验丰富的刘复之自然就投身于公安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和公安部*党**组成员。
当刘复之正式升任为公安部长时，他知道*小平邓**想把端正社会风气的重任交给他。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
从抗战时期直到80年代，刘复之已经给*小平邓**当了几十年的部下。
虽然中国当时的社会风气令刘复之很是揪心，但他完全有信心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老上级*小平邓**就是他的强力主心骨。
然而当*小平邓**否决了他的报告，并告诉他这个报告不能解决问题时，刘复之却对老*长首**疑惑了。
看着一脸不解的刘复之，*小平邓**指着报告里的一段话，边念边说：
“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
“这样四平八稳，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嘛！”*小平邓**批评道，“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这就不能解决问题。”
刘复之听完明白了几分，意识到*小平邓**这次是要下重手了。
果然，*小平邓**沉思了一下后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呢？我想那些犯罪分子现在正在看中央的风向，如果我们仍旧不从严处理，坏人只怕会越来越嚣张，犯罪的人也会变得无所畏惧，国家法度便形同虚设。这样一来，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依法杀一批人，有些人还要长期关起来，不断打击，冒出来一批抓一批！”
这意思就是，对那些犯罪分子，刘复之报告里那种改善公安装备或是中规中矩的解决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用四平八稳的方式处置穷凶极恶的罪犯，根本就不能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规中矩的方式只能有效于一时，达不到斩草除根的目的。时间一长，犯罪行为便会死灰复燃。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千秋万世的太平环境，这个顽疾非治不可。
要治疗顽疾，那就得用猛药，既然要用猛药，那就不能顾及太多，打击如此猖獗的违法犯罪只有一个办法——使用前所未有的严刑峻法。非如此不足以立国威，非如此不足以正法纪！
为了解决政法干部们的忧虑，*小平邓**对刘复之指示道：
“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从严才能制住。如果搞得不疼不痒，那就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政专**，这就是人民民主*政专**！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此话一出，刘复之意识到，该在中国刮起一场狂风暴雨了。
对犯罪分子的“严打”行动，在*小平邓**和刘复之的这场谈判中呼之欲出。
而且，*小平邓**还说了一个大致的“严打”办法： “先从北京开始，然后是上海和天津，最后在发散到其他城市，情况一定能好转。”
除此之外，*小平邓**还给出了一个“严打”的方针：
“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这个强度简直前所未有。
与*小平邓**谈完话后的当天晚上，刘复之就赶紧回北京传达指示了。
史无前例的“严打”运动
*小平邓**会见刘复之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这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场史无前例的“严打运动”，其处罚尺度之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作恶多端的唐山菜刀队在“严打”中全部覆灭，短短几天时间，公安干警就抓捕犯罪分子800多人，50多个“骨干”全部被判死刑；
同样下场的还有湖南斧头帮，为了剿灭他们，公安干警出动了1000余人实施抓捕，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数十名头目都被判处了死刑；
......
“严打”运动自然有其固定的流程，犯罪分子一旦确认罪行，先是公判大会，然后就挂牌示众，期间都是几十辆警车一起出动，警笛声不绝于耳。
中央和公安部种种铁腕手段，使越来越多肆无忌惮的罪犯被送上公审大会，被绳之以法，被判进监狱，甚至被执行枪决，史无前例的行为使举国上下相当轰动。
眼看那些平日里危害百姓、欺男霸女的罪犯们被押送法场，群众站在路旁纷纷拍手称快，甚至还有人专门给公安部打电话：
“早就该这么办了！以前不敢说真话是怕被报复，现在可真的不一样了！”
在种种雷霆手段之下，从1983年8月一直持续到年底的“严打”第一战便收到了奇效，期间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弹子**42万多发。群众检举揭发的案子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公安局的犯罪分子共47000多人，另外还有多达10万人主动自首。
这场由*小平邓**亲自拍板，公安部长刘复之具体实施的“严打”运动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1987年。
这四年间，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总计共粉碎了抢劫、强奸、盗窃等各种犯罪团体将近20万个，破获各种刑事案件共160多万起，抓获犯罪分子180万人，其中竟多达175万人被判刑，这个判刑比例前所未有。
而这175万被判刑的人中，有32.1万人被判处劳改，被判死刑的多达24000人。
这次“严打”，*小平邓**是前所未有地痛下重手，称得上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无差别打击”，不管对方身份如何，背景如何，社会关系如何，只要犯了罪，一律依*论法**罪，严惩不贷。
那些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不法分子在“严打”中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给了中国社会难得的安定，也更让人懂得平稳的生活来之不易，百姓们奔走相告，纷纷评价“有邓公在，实乃中国之幸，民族之幸”。
但也有人说，这次“严打”运动也存在一定的缺点，那就是过于严格。他们认为，“严打”虽能很好地震慑犯罪分子，但没有顾及到法外容情，矫枉过正，容易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
但笔者以为不然。
若非严刑峻法，则不足以立国威
殊不知，国家繁荣的根本是社会稳定，而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是司法制度。倘若法令不行，论罪不当，甚至以人情代替法律，那国家法度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一来社会不稳，人心动荡，国家何以繁荣发展？
如若人们对法律条款置若罔闻甚至无法无天，那国家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都不能正常运作，这让百姓如何安居乐业？那不得每天担惊受怕？
这种会动摇国本的问题如何解决，除了使用严刑峻法公开惩治大批罪犯外，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彰显一国之律法的威严和不容侵犯，那些不法之徒再想犯罪便会好好掂量掂量。
遥想建国之初，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纳秽而被公开处以极刑，以严刑峻法而立国威，让老百姓都看到了中央对违法之徒的态度。
几十年后的“严打”也一样如此，采用雷霆手段对犯罪分子零容忍，用严惩大批罪犯的方式让普通百姓明白，国家的法度是不容践踏的，国家的法律是言出必行的，国家的法律是无比神圣的。
只要实现了这一目的，就算有些“矫枉过正”也没有关系。
“严打”之后，国家公民有了法治观念，就会意识到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是白纸一张，更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谁要是触碰法律红线，谁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中国经济准备起飞、社会巨变的关键时刻，实现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法制才能让社会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不至于失控。而只有亲眼见证法律的威严，人们才会对法律产生崇敬，做人做事才会有所收敛，才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能越过法律红线一步。
只要老百姓产生了这种意识，法律才能在他们心中保持神圣的地位。这样等到将来“严打”结束，社会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社会风气就会清正许多，国家才能具备长治久安的基础。
为了国家未来的安定和谐，邓公实在肩负了太多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2000多年前的秦国也发生过这类事情，在秦国还很贫穷之时，国内民间风气彪悍，氏族、村落之间的聚众械斗屡禁不止，百姓们目无法纪，人心惶惶。
因此，秦孝公嬴渠梁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为了停止秦国的聚众械斗之风，商鞅将秦国两个闹事械斗的氏族共700余人在渭水一概格杀，史称“渭水大刑”。
“渭水大刑”一时震惊天下，令愚昧未开化的秦国百姓幡然醒悟，从此举国械斗之风戛然而止，人们对秦国君主的信任与日俱增。嬴渠梁感念商鞅变法图强之决心，便对其委以重任。
商鞅不负所望，将变法进行到底，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0多年后，邓公下达的“严打”运动与“渭水大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次全国范围内史无前例的“严打”，使得国家法度得以确立，人民得以幸福安康，这种影响仍旧持续到今日。
现如今，中国各个城市的夜生活极其丰富，人们甚至敢在凌晨单独出门消费娱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优秀治安都是一片赞誉之声。不管是高楼林立的城市街道，还是山清水秀的乡间小路，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违法乱纪之事，人民生活一片祥和。
诚然，这正是邓公当年当机立断、坚决执行“严打”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商鞅实施“渭水大刑”是秦国崛起的开始，那么1983年的“严打”运动，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始。
（全文完）
【文：杰瑞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