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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历史悠久， 作为“礼仪之邦”的国民，长幼有序，尊卑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这也反映在了日常的饮食，就餐时一人一桌， 桌上菜品根据身份互不相同，这就是所谓“分食制” 。
饮食文化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唐朝时期 “合食制” 开始流行，并逐渐替代 “分食制” ，围桌而食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我们平时聚会吃饭一样。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合食制”变成一种潮流呢？
一人一桌，分餐而食
在现代的古装电视剧中，时常会看到这样的片段，宴会的主人上座台上，两侧设有坐席，客人与家属分坐且一人一案，中间空出来的空间则用于歌舞表演， 这就是传说中的“分食制”。
饮食文化从来都不是亘古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中的男人负责狩猎采摘食物，之后再进行汇总后分配，而在新石器时代，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拥有简洁的餐桌餐具，圆底的餐具一人一份，这种约定俗成的饮食方式就是“分食制”的雏形。
一个公共的窖穴群的出现，证实了当时的人们是一个群居的状态，这个窖穴群位于陕西的半坡村一处完整的新石器村落遗址，据考古学家研究，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集体仓库， 但也证实了当时的人们食物使用的是平均分配制度。
时代发展造就文化变革，到了商朝时期，严密的等级制度成为了巩固皇权的一种方式，人们也逐渐有了等级分明的思想，这也体现在餐具的使用上面。
其实夏商周时代又被称为“青铜时代”，特别是商朝，青铜文化发展迅速，从葬墓中出土的餐具中可以发现，在当时不同阶级的人根据身份的不同用的也是不同的餐饮用具。
想必大家也曾听过“天子用九鼎”这句话，在周朝时，鼎已经成为了当时餐饮用具的一种，但不同阶级的人使用的鼎的数量也有所区别，从统治者到士，每降低一个级别，鼎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国君桌上有九鼎、卿则七鼎、大夫一般使用五鼎，士则不超过三鼎。
因此从餐桌上鼎的数量就可以区分用餐人的身份，这就是当时极为奢侈的分食制礼仪，完美的体现了贵族的优越性。 而后西周灭亡，各种礼仪制度走向崩溃，“周礼”不再被人们奉为行为准则，但“分食制”仍然立于不败之地。
《礼记》记载：“天子之豆三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正所谓臣民岂能与皇帝同席，秦汉时宴会众多，皇帝与群臣一起围桌就餐，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对皇权的蔑视，于是分食制便被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传承了下来。
其实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由于那时的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所以置放餐具的餐桌非常矮小，这就导致桌上能放的餐食空间相对狭小，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此外，那时比较穷苦的人家没有余钱去购买餐桌，于是他们产生了每人分一个陶罐，然后各自捧着陶罐吃饭的做法。
同桌而食，“合食制”崛起
“合食制”真正出现是在唐朝时期，大家经常会在一张桌子吃饭，显得更加的亲密无间，而“合食制”的出现完全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隋唐时期，门阀、尊卑观念受到了冲击，民风更加的开放，魏征直谏的故事完美的体现了当时的政治之开明 。 武则天时期为了打破了世族威胁皇权的僵局，更是直接削弱了世族门阀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一直享受政治权益的世族阶层，这使得高高在上的等级观念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不仅如此，在唐朝，女子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唐代以前，女子不能和男子一起吃饭，同桌更是大忌，甚至连男子谈话的时候，女子都要主动回避，尤其是富裕的、有权势的家庭在这方面要求更为严格。正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社会层面女子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
《礼记·内则》记载：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但唐朝这种现象已经不再普遍，更是出现了许多女子参政的案例，例如太平公主，武则天，上官婉儿等，其中的上官婉儿做到了当朝女宰相。
《太平广记》引《景龙文馆记》云：“(上官昭容)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夺其决。”
这个女性参政的案例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风已经开始逐渐开明，男女之间少了许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一起同桌共食也开始变成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朋友之间把酒言欢，觥筹交错之间开怀大笑，亲人之间其乐融融，一家人欢聚一堂，不管是友情还是亲情都变得更加亲近。
而且唐朝的科举制与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完全不同，尤其是到了唐朝的后期，进士科考明显放宽了对资质和出身的限制， 大批中下层地方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农耕出身的读书人有了 融入上级阶层的 机会 ，社会各阶级的人员流动变得愈加频繁。
传统氏族的阶级稳定被动摇，对等级阶层、长幼尊卑等秩序十分在意的贵族，也因为对这种对阶级不是特别在意的平民老百姓的加入而受到了动摇， 体现阶级的分餐而食也不再显得特别重要。
其次，南北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相互融合，这导致当时平原地区的人们的餐饮用具以及饮食习惯，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
其实餐椅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天气寒冷，吃饭时坐在地上有时会冻伤身体，于是他们开始使用胡床胡椅，就是用椅子或者凳子坐着吃。
文化的多元和整合，造就了人们兼收并蓄的开阔胸襟，激发了他们对文化的热情，勇于兼收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因为南北大融合，所以这种胡床胡椅得到了流传，为了配合它，人们开始研究出更大的桌子， 这种大桌子方便了大家在宴会上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不仅如此，承载食物的用具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本人们吃饭用的是小碟小碗，唐朝这种用具被更加大的器皿所取代，它们可以承装更多的食物， 这些传统用具的更替也促进了“合食制”的流行。
在私人宴会上，许多官员会放下身段，与他人 谈笑风生、嬉笑闲谈，这也有效地起到了联络感情、笼络他人，以及互通政事的作用。
宋徽宗赵佶《十八学士文会图》，就完美的体现了这一点。那时有一种地方叫做“廊下食” ，这是 朝廷提供给官员们的就食场所，与现在的食堂有同工异曲之处，官员们办公时如果遇到饭点，就可以在这里同桌共食，不仅可以谈论风生，还能顺便聊一下公事，为官员们提供了一种让他们更加熟络的途径。
“合食制”有利于增进官员之间的感情，还让皇帝与官员之间的感情更加的亲近，这也是另一种巩固皇权的方式， 这种模式在政治的交往功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最后，唐朝经济的繁荣，使得饮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当时唐朝虽然仍旧坚持重农抑商，但他们允许外国人到这里经商，且表现出十分重视的态度，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经商场所，还派遣官员进行把守。
正因如此，唐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文化、饮食都趋向了多元化。 而这一举措也使得人们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当时许多人走上了经商的道路。而与一向追求平等的外国人谈生意，一人一案的这种高高在上宴请方式明显不适合，不仅拉开了与对方的距离，还使得别人产生一种不被尊重的心理， 很明显“合食制”更加适合谈生意。
胡化、宗教化和养生化是唐朝的饮食文化总体特征。 之所以称为胡化，就是前面提到的南北大融合，中原人不再纠结于餐饮阶级的礼仪，少了许多规矩。
而宗教化是指当时唐朝扶持道教的发展，全国各地广为兴建规模宏大的道观，而道教的宗旨是养生，它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养生文化的发展。
注重文教建设，不断完善和崛起的文化组织以及体制，造就了人才济济的良性发展局面，这些文人才者也为推动唐朝的饮食文化出了很大的一份力， 他们推广茶文化和酒文化，这些文化的崛起凸显了朝代的民众化。
唐朝的做菜方式较为单调，基本就是蒸、煮、烤三种，炒菜是等到宋朝才出现，但是那时候的调料十分丰富，花椒、胡椒等调料已经出现在人们备餐的桌上，就连豆豉、豆酱，葱姜蒜等复杂的调料也都逐渐开始常态化。
许多茶楼酒肆兴起，不仅有卖粥、饭、饼，还有肉、糖、浆水等， 正是因为这种烹饪方式以及饮食文化的改变，“分食制”已经不再符合人们用餐习惯。
“合食制”能集中放置许多餐饮用品，使众人可以聚集，且更加符合一些以煮、烤等为主要烹饪方式的美食。
唐朝崇尚宴会之风，“合食制”有利于宴会的热闹，增添了随性， 更好地体现了中国人包容、感性的特点， 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适应时代，永久流传
“合食制”真正普及是在宋代，在北宋时期，经济更加的繁荣，因为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国家的商业高度融合，民风也十分的开放淳朴，美食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属品，它们不仅在贵族世家，还出现在平民百姓的餐桌之上。
市井街头的茶楼客栈让平民拥有了更多菜肴的选择，但显然“合食制”更加适合茶楼经营。
《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由此可见当时宋朝的繁华，导致到茶楼客栈就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正常饮食习惯。 再加上这种酒席文化可以作为一种人民群众促进感情的社交手段，于是“合食制”就这样在宋朝延续了下来，甚至取代了“分食制”，变成了一种潮流。
在现代社会中，家中有大事、喜事时，一顿饭必然是不可或缺的。物质的富足使得人们更加追求菜肴上的精致，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裹腹方式，更加追求视觉和味觉的冲击。如果没有合食，一道菜品被单独分开，就很难摆放出好看的姿态， 因此“合食制” 也一直是我们的正常饮食方式。
结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饮食文化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不同时期的饮食文化反映出当时的市井百态。
由对比可知，唐朝时期政治更加的昌明、民风更加的开放、经济更加的繁荣，再加上民族的大融合，成为了“分食制”和“合食制”的分水岭。
“合食制”的出现，弱化了唐代之前按照身份阶级而分配餐食的制度，再加上唐朝饮食内容的丰富多彩，饮食方式的重大变化， 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发展性，在中国饮食的进步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在疫情时期，“合食制”也有机会为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渠道，这个时候适当的分食有利于个人的健康保障，但从总体而言，“合食制”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流。
参考文献：
《礼记》
《礼记·内则》
《太平广记》
《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