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人把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归称为“*革文**”时期。*革文**进行到1970年时，国家恢复大中院校招生，采取推荐制上学。有一批人是1970年到1976年入学的，最后一批入学毕业的时间是1980年，这七届大中专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
1970年毛*东泽**同志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随后，*党**中央决定恢复大中院校的招生，入学不考试，新生由工厂、农村、部队进行推荐，学制三年，统称为“工农兵学员”。其实，当时国内的各行业青年人，都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只是一个代表性称呼。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1976年被推荐上学的，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尽管，社会上对工农兵大学生褒贬不一，但*革文**之后，这七届大中专学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工农兵大学生中，不乏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国之栋梁。
1976年中国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应该在秋季入学的大学生，推迟到1977年3月入学，因此，这一届大学生毕业的时间推迟到1980年1月。如此一来，这七届大中专毕业生恰好跨了十年，是中国不可断代，也是不可否定的十年。
1975年，通化卫生学校推荐从事后勤管理工作的笔者去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专业学习。因当时没有下乡期间计算为工龄的政策，笔者的工龄不满5年，无法带薪读书。于是笔者向学校领导要求“能不能让我晚一年带工资上学。”当时笔者家经济条件不好，如果让父母供我读三年大学实在吃不消。
由于笔者工作非常出色，学校领导接受了我的申请，把上学的指标又给了同事高胤。正是我的这个决定，让高胤后来成为集安市医院的一名医生。
1976年夏天，通化地区招生办分配给通化地区直属系统6名上大学的指标，但可以推荐九人，通过统一考试差额择优录取。笔者从下乡以后从来没有间断过自学，在这次落差考试中，我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被推荐去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学习。
得知录取的信息后，笔者向领导申请，要求更换专业去吉林师范大学的文科专业学习。地区招生办真给我面子，立刻把我调整到吉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当时的吉林师大是原来的东北师范大学*革文**后的名称。1949年长春解放后，我*党**的抗大一所分校在长春建立了东北师范大学。所以，东北师大的校史，可以追溯到*共中**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时期。
1977年3月，我前往吉林师大报到，宿舍安排在和平三舍一楼。1-3楼住男学员，4-5楼住女学员。那时候上大学的学员政治素质和生活作风都比较高，男女生住在一栋楼里，几乎没有绯闻。
笔者1968年下乡当知青，在水泥厂工作了三年，又到通化卫校工作了三年，期间当过民兵，属于真正的工农兵学员。
1976级学生入学之后，先后参加过校园人防工事劳动和夏家河子师大农场劳动。两次劳动时间不长，每次大约是两周时间。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参加政治学习，是这一届学生入学后的一大特色。不过，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规的学习中。
我们这一届学生中的*党**员和团员的比例很高，全班40多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逼得班级团支部把发展我入团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当我被发展入团的时候，已经超过25岁，入团之后，马上就到了*团退**的年龄。也许团支部感觉不好意思，直到我大学毕业也没有办理*团退**手续。学生中的*党**员很多，以班级为单位都成立了*党**支部，每个班级还有班委会和团支部。学生的政治面貌较好，但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
笔者是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真正读初中只有一年，另两年都“停课闹革命”了。所以，笔者的文化程度比小学高一点，比初中低一些。好在本人下乡以后自学了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语文教材，并读了数百本小说。这也是笔者被推荐上大学后，坚持要调换文科专业的重要原因。
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1970年到1973年的初中毕业生，并在农村当了2-3年的知青。只有几个人是1968年或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有一个姓贾的女生应该是1965或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她自己不承认自己年龄比别人大，一直到了毕业，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
政治教育系的正规教学很快就开始了，授课的大都是老教师，只有几个青年教师做辅助授课，他们的授课时间短，教的内容少。所以，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学习质量还是不错的。有的同学文化太低，理解不了授课内容，我和几名年龄稍大一点的学员有时还需要给他们辅导。每到考试时，这几个同学如果老师不照顾，很难考试及格。有一些同学每次考试都打小抄，老师看到了也不管。
1977年秋季，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笔者曾经冒出了退学参加高考的念头。经过咨询，政策不允许，笔者才放弃了。刚恢复高考的考试难度极低，70%是初中内容，20%是小学内容，只有10%是高中内容。笔者找到考试大纲，用了两周时间编制了一套复习资料送回家里让弟弟复习。结果弟弟把心思都放在和他一起复习的女朋友身上，他的女朋友和几名同学凭借我的辅导资料考上了中专和大学，弟弟最后只能参军以躲避尴尬。当他入伍以后，他的女朋友也另寻所爱了。
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教学是非常正规的，整个学习阶段，几乎没有影响学习的政治活动，很多教授、副教授也都解放重新走上了讲坛。正是这个原因，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也很认真。
1977年以后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77届高考入学的学生压力，令我们这一届学生非常努力。很多同学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地学习。很多人一有时间就扎在阅览室里，他们的学习热情比77级学生更足，更努力。很多人早晨出完早操，就到阅览室里看书或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走廊里看书。甚至连星期天也都埋头苦读。因为多数同学都到阅览室里看书，宿舍里几乎没有人。笔者制作了一张小桌子，放在床前看书学习。整个大学期间，除了去图书馆借书外，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宿舍里的学习上。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76届学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家都明白，自己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这个曾经辉煌的“工农兵学员”标签，将成为很多人瞧不起的身份，很多同学担心自己的前途。但我们这一届学生经历过若干政治运动和上山下乡的风浪考验，我们知道：我们只有把学习搞好才能显现自身的价值。至于“工农兵学员”和77级学生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我们是最为清楚的。77级学生中的多数人也是高小文化考上的大学，只有一少部分人是老三届中真正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他们抓住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考入大学，目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尽管77级学生一入学就成为时代的宠儿，但他们毕竟也是老三届和新三届的混合体。从政治系的教学内容来看，两届学生的课程和授课老师没有差异，只是76届学生是三年制，77届学生是四年制。一部分76级学生虽然有些底气不足和自卑，但他们的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
也许是高考制度恢复的原因，我们的课程发生了很多变化。老教师授课多了一些，老师们上课时引入学术观点的情形多了一些，政治教育系的各种学术讨论和辩论活动层出不穷。学校增设的教育学、心理学、法律、英语等课程，让学生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增长学生的才干，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1978年和1979年，学生的考试制度更严格了，每次考试都有若干学生需要补考。老师也敢管理学生了，学生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1979年秋季，很多同学串连签名写信，要求学校把我们的学制延长一年，很多同学不想成为一毕业就被人们瞧不起的人。然而，整个国家百废待兴，76级大学生的要求虽然合理，但整个国家要解决的事情更多。这个签名活动随着毕业时间的临近，也就消失了。
1979年12月，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之后，马上就到了毕业分配阶段。辅导员赵L章给学生作动员，要求大家服从分配。系主任王H德向全体毕业生保证“对学生公正分配”。76届学生包分配，原则上哪来哪去。但省城许多单位缺人，许多同学便有了可以到长春工作的机会。有些同学和家长带着礼物到赵L章家串门，到王H德家串门，希望自己能被照顾留在长春。那些处对象的同学，更希望两个人能够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笔者是通化地区直属单位上学的学生，通化师范学院有一名分配指标，早在9月份就已经确定分配给笔者。在即将毕业分配的时候，笔者没有考虑分配去向。有一天同学赵光时暗示我：“老陈，你小心点，别人有可能把你的分配指标用来做交易了。”
笔者比同学们的年龄大，大家都管我叫老陈。听了赵光时的话，我没有在意。我们这些人思想比较纯洁，把一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到了公布分配名单的那一天，那个早在9月就已经确定我去的通化师范学院指标，竟然换成了一个姓康的女同学。她来自于通化铁路小学，按道理讲，她应该回到通化铁路分局，去铁路中学当老师。然而，她却把我的师范学院的分配指标撬走了。赵L章对我不予分配，竟然让我在通化铁路中学和集安师范学校之间自由选择。
赵L章将毕业分配名单公布之后，转身就走，我找不到他。他一直躲避着笔者，直到全体同学都离开了学校，他也不对笔者进行任何解释。一天晚上，笔者找到他家让他给我一个交待，他把责任都推到了系主任王H德的身上。
笔者有幸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没有想到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这个当过农民、工人和民兵的人，竟然被一个当过军人的赵L章当作商品给卖了。
多年以后，笔者和许多同学讲：“我应当感谢这两位拿我当商品交易的老师，如果不是我在大学毕业分配时遭遇了挫折，使我发奋，我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
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同样道理，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多数人是学有成就的，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有一些人水平不高，能力较低，但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多数人无愧于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