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按】《董元奔史论》以帝王为经结撰，每篇2000字左右。本篇为“晋惠帝至愍帝时期（290-317）”第三篇。作品系原创，版权受头条维权机制及国家维权监管系统保护，侵权必究。
（插图：魏晋文人清谈情形）
清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如果从清谈这个词的词义上来看，清谈是指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只谈不做的行为。其实，清谈这个词的词义概括不了魏晋南朝时期清谈之风的内涵。不仅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的内涵还是动态的，它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
魏晋南朝时期清谈可以大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汉末到曹魏前期。士族文人士大夫喜交游，重谈论，他们既品评当代人物和时政得失，也谈论学术思想特别是儒学思想的新变化。第二个阶段：曹魏后期到西晋时期。士族文人士大夫先是逃避现实，清谈的内容自然也就无关时事，以闲谈新兴的玄学为主，后来又被迫有限地接受现实，清谈则试图以玄学思想调和儒学思想，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辩护。第三个阶段：东晋至南朝时期。庶族地主阶级逐渐崛起，士族文人士大夫逐渐在政治上失势，士族文人士大夫的清谈再度陷入关于玄学思想的空谈之中，他们不再关注时事，清谈的目的仅仅是炫耀自己的学问，以便为自己的失势遮羞。当然，庶族地主阶级的崛起，宣布了门阀制度的解体，并扩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统治基础，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铺垫。
（插图：魏晋名士清谈场所一例）
本文主要探讨晋惠帝至晋愍帝时期也就是西晋后期清谈之风的新变化。
晋惠帝元康七年（298），士族地主阶级名士王戎被拜为司徒。这时候，王戎的堂弟王衍做尚书令，二王的好友乐广做侍中兼河南尹，另一好友 裴頠做光禄大夫 。这几个人都以善清谈而知名，他们是西晋时期清谈之风的代表性人物。不过，随着他们的官越做越大，他们的清谈方向和目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谈之风起源于东汉末期的清议之风。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吏治腐败，当政的官宦以*党**锢之祸压制朝廷中士族地主阶级儒士，但是由于外戚势力也遭到宦官压制，外戚虽同情儒士，无可事事的儒士们虽然难以施展政治抱负，但是他们却能够大胆地、公开的谈论时政的是与非，“背后骂朝廷”不会落罪。曹魏前期也就是魏文帝时期，魏文帝曹丕因承禅帝位建立新朝代之需，在延续曹操重武传统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儒教的治国作用，而黄老之学在外来的佛教的影响下已经面目一新，玄学因此萌芽，士族儒士们在延续汉末清议时事、品评当代政治人物传统的同时，也探讨儒学革新问题，即如何把黄老之学、佛教、新萌芽的玄学思潮融入儒学，以服务当代政治。
曹魏后期，特别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变政**之后，司马氏紧锣密鼓地篡夺曹魏政权。司马氏篡魏，当然需要仕魏的士族地主阶级的拥护，但是，绝大部分士族地主阶级儒士认为曹魏政权正蒸蒸日上，没有过错，他们不满司马氏以下犯上的罪恶行径，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竹林七贤”就是这样形成的。司马氏对士族文人士大夫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方面严厉打击，甚至灭其三族，名士嵇康得到的就是这个“待遇”，一方面拉拢士族文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软骨头”，山涛就是这样成为司马昭和西晋建立者司马炎的重臣的。
基于以上政治背景，从曹魏后期到西晋前期，清谈的士族文人士大夫也就分为两类。
许多士族文人士大夫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又不能任由司马氏打击和*杀屠**自己，他们遂以各种理由比如侍奉老母、身体有病等隐居家乡或遁迹山林。他们经常聚拢到一起清谈，但是却不敢清谈时政，只好谈论黄老之学和佛学对新兴玄学的影响，而玄学也就在他们的长期谈论中逐渐清晰化，甚至体系化。
其他一部分士族文人士大夫则被迫走上跟司马氏合作的道路，他们遭到了不愿意跟司马氏合作的文人士大夫们的嘲讽，比如嵇康就因山涛（字巨源）离开“竹林”出去做司马氏的官而写下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做了*官高**的文人士大夫比如前文提到的王戎、王衍、乐广等人便通过清谈以改造儒学的名教观，即改造传统的以正名为主的封建礼教。他们以新兴的玄学思想冲淡儒学思想中过于鲜明的“治国平天下”观，为自己加入司马氏集团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名教就是自然，名教就是玄学所宣扬的自然而然的人生，名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新的形势下的自我适应。
王戎、王衍、乐广、裴頠等被迫拥护司马氏仕晋的士大夫们的自我辩护思想被他们同时期的另一个清谈大师郭象作了系统总结。 郭象从《道德经》、黄老之学、佛学谈到这些学说催生的玄学，对儒学的名教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提出 “独化论” 即“我化论。郭象认为，儒家的王霸之道不是依靠人的强力去推动的，而是依据自然的力量，而人的内心、人的自我主张也应该依据王霸之道所依据的自然力量来选择方向。 在郭象的眼中，道教和玄学与儒教是结合在一起的，士族地主阶级文人士大夫投靠司马氏是自然的行为，是无为和有为的统一，自然是不违背儒学的名教观和有为观的。
（插图：魏晋清谈情形）
当然，王戎、王衍、郭象们的这种自我辩护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清谈大师， 他们借助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的清谈大师们的清谈氛围，把自己打扮成同样的清谈者，然后适时地对清谈内容偷梁换柱。同时，他们非常讲究自我外在形象的打造和内涵修养的提升，以雅致而豪华的清谈场所、洒脱而自信的清谈风度、丰富而玄妙的清谈内容，使自己的新的儒学名教观在不知不觉中感染别人，从而为自己背叛传统儒学思想的行为成功的进行辩护。 不过，在西晋中后期，这类清谈大师在数量上是少于反对司马氏的那些清谈大师的，所以，晋室南迁后，东晋司马氏集团在继续争取士族地主阶级文人士大夫的支持之外，被迫吸纳一大批庶族地主阶级文人以扩大统治基础，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秩序，而早已成为社会风习的清谈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它的又一次“华丽转身”，也就是士族文人士大夫以空谈玄学来粉饰自己越来越逼仄的社会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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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传统文化学者，高等教育工作者，网络知名作家。世纪初在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后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又在某高校创办全日制特色系部，一直从事中文专业一线教学工作。2016年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者，主要写作文史论文、文化随笔、诗词等，已在各类媒体发表作品250余万字。世纪初有教育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近年来有近六十篇文史哲论文获*今条头日**青云计划奖，并应邀成为头条参赛文章评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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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