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在北美大陆的足迹最早能追溯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者，其中以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最为著名，还有一些从事皮毛生意的商人和天主教传教士。
但是由于缺少政府强力与持续的支持，法国人在北美的殖民活动无法与英国相比。
法国人在北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是出于宗教原因，即著名的胡格诺派教徒因宗教原因而移居北美。
16世纪是欧洲宗教改革的时代，从1541年起，让·加尔文(JeanCalvin)便以日内瓦为基地来传播他的宗教理想，由此加尔文教就在法国传播开来。在法国，信 奉加尔文教的教徒被称为胡格诺派。
由于加尔文教教义为法语，加尔文本人又是法国人，加尔文教在法国传播异常迅速。
从16世纪开始，胡格诺派教徒开始离开法国，最初移民德国，之后又转向了北美。他们最初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法讲**语的殖民地。虽然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如同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一样，他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随着教派势力在法国的壮大，胡格诺派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宗教战争。
16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法国政局面临因宗教纷争而失去控制的危险，统治阶级中一批有远见的人看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富强， 必须在处理重大事务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即政治高于宗教 ，由此主张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胡格诺派实行宗教宽容。
在整个宗教战争中，“这一努力从未放弃，它是王室坚持不懈的一项政策”。胡格诺派在亨利四世的领导下，取得了合法地位和部分政治权力，胡格诺派在政治上终于获得了与天主教会平等的地位。
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了《南特救令》，救令规定:“设立波尔多、格勒诺布尔和卡斯特尔的新、旧教徒法官各占半数的庭，新教徒可以保持一支2.5万人的常备军，有权在拉罗歇尔、索缪尔、索托邦和彼利埃在内的一百多座城市驻军，并自理财政。
路易十四出于加强的君主*制专**制度的需要，执行“ 一个君主、一种法律、一种信仰 ”的政策。虽然其统治早期，并没有实行“一种信仰”。
但在1685年，路易十四认为法国大多数胡格诺派教徒己改信天主教，就下令撤销《南特救令》，驱逐新教牧师，摧毁新教教堂，并禁止胡格诺派的移民，胡格诺派家庭的子女应交给信仰天主教的亲戚抚养。
《南特救令》的废除导致了本己大量存在的宗教*害迫**更加猖狂。有学者曾写道:“1685年的神圣恐惧，远胜于1793年的革命恐惧。”在所有13个殖民地，法国的新教教徒几乎都受到当地的普遍欢迎。
1700年，纽约总督将胡格诺派教徒称为“一群好人”，宾夕法尼亚则不遗余力地吸引他来定居。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在马萨诸塞州尤为突出，因为“ 自从18世纪以来，这里从未接收过任何其他非英国的移民群体 ”。
胡格诺教徒的成功有许多原因。他们是新教徒，比较容易适应英国殖民地那种注重个人、崇尚成功的价值观念，在商业与手工业方面影响力很大。同时也有很强的维护个*权人**利的意识。
《南特救令》给了他们宗教自由与财产权，当路易十四剥夺了他们这些权利时，胡格诺教徒失去了他们享有了近一个世纪的权利。所以他们对于权利、荣忍、财产拥有很强的信念，而且觉得英属北美殖民地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北美早期的非英语的民族群体，胡格诺教徒的融入相对较为完全且迅速。
作为白人新教徒，他们大多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进取心，拥有一定的职业技能。他们喜欢北美充满经济机会和宗教自由的社会氛围。同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也欣赏他们的经济技能，再加上他们是受到天主教压迫而被迫离开的新教徒，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胡格诺教徒的融合。
他们能很快地掌握英语，他们的子女与清教徒通婚。当然，他们并没有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就完全“化”入美国社会，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还存在胡格诺教徒的小社区，但是在19世纪初， 法国胡格诺教徒已经不再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群体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种抵触情绪被法国*队军**中的天主教徒所冲淡，他们
中的一部分人定居在美国。在1789年之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让·谢福
旭(Jean Louis Lefebvrede Cheverus,1768-1836)是波士顿第一个主教，也是第一个红衣主教。
他还是波士顿图书馆的创办者之一，并受到约翰·亚当斯的赏识。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更多的天主教徒来美国寻求避难。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包括100个左右的神父。
因为这之前在北美殖民地只有25个神父，他们的到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团休，并对之后美国天主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传教的使命使得他们在遥远的法国聚居地活动，包括密歇根、圣路易斯和路易斯安那。
比如1791年，法国苏尔比斯会(Sulpicians)在巴尔的摩成立了第一个美国神学院。
在此之后，即便法国大革命结束，法国天主教徒前来美国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在19世纪，相当数量的来自法国的神父、修士、修女来到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定居在路易斯安那、圣路易斯等地，这些地方在殖民地时期就是法国移民的居住地。
出生在法国的加布李奥·理查德(GabrielRichard,1767-1832)是第一个被选入国会的天主教牧师，他也是密歇根大学的创办者之一。 1833年，美国12个主教中有6个是出生在法国的，有35个神父被任命管理美国的教区。
29在法国少数一些地区，比如在阿尔萨斯、萨伏伊以及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地区，对外移民更容易受经济因素驱动。现在许多在美国的法国人的祖先就来自这些地区。
19世纪70年代间，洛杉矶的法国人活动中心被命名为阿尔卑斯咖啡馆(CafedesAlpes)以及比利牛斯饭店(L'HoteldesPyrenees)。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国的某些地区，虽然向外移民活动接近于群体现象，但这并不具有代表性。巴斯克(Basque)，阿尔萨斯以及萨伏伊地区多山并且地处边缘，在经济与文化上并未完全与法国结合。
虽然巴黎大区(Le-de-France)的居民会按照既有的当地经济网络移居巴黎，但是在1900年巴斯克地区的居民会选择移民去南北美洲，就像在前几个世纪中移民去西班牙一样。
1846年，法国移民开始更多地选择去美国而非欧洲其他国家，此时法国的人口数和生活水平开始上升，法国向外的集体规模移民活动也结束了。
之后集体移民活动也曾发生过，但多为牧师所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大约有300个家庭在匹兹堡定居，但这都是少数现象。此外，如同在18世纪末期与19世纪早期由一些杰出的法国人、美国人计划的移民活动未获得成功一样，在19世纪移民公司在法国也未获得成功。
“在这其中，关键因素是人口的增长率。近代法国人的移民活动数量很少，部分是因为法国本身比较繁荣，更主要是因为法国的人口数量保持平稳。
法国的总人口从1850年的3千6百万上升到1940年的4千万。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如果不是因为吸收了大量移民(从人口比例上来说比美国吸收的移民更多)，法国的人口数反而会下降。
此外，不同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法国并没有因为工业增长而导致*会混社**乱。法国人并没有什么一定要向外移民的理由， 因此移民数量不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1848年开始的加州淘金热32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法国移民前往美国。
大约有3万人在1849至1851年之间来到美国，其中1851年的人数最多，为2万人。不幸的是，很少人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财富。
有学者引用过蒙泰斯吐(MontesJean)描述1849年11月他在圣弗兰西斯科移民境遇的一封信:“我们到加利福尼亚已经24天了。但是看看我们的现状吧。我们很幸运来到了有许多工作机会，而且报酬也不错的国家。
去码头看看吧，你可以成为一个工人，将包裹运送到不同的商店，酬劳很不错。将一个大约重达100利佛尔的箱子搬动50多米就可以赚3美元(大约16法郎)。但是现在，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报酬明显下降。
我们现在不能去矿厂，因为水位上升，而且道路泥泞，被淹没。这里的食物相当贵。比如面包大约要1美元/公斤。目前工作没有太大的进展，虽然码头上停着200艘船。”
除了经济原因， 许多法国移民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来到美国的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许多法国人离开法国来到美国，而且大多数人生活在法属加勒比群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定居的法国移民中有3000个法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这些人大多生活在费城。
1794年，保皇*党**人为躲避法国大革命在宾夕法尼亚建立避难所，其他人则在纽约、波士顿、费城定居。法国移民希望在南方建立制酒业与橄榄业，他们在1816年组织成立了法国农业与制造业协会，并且在阿拉巴马州建立了德莫波利斯(Demopolis)镇。
总体上，19世纪大多数法国移民并非是保皇*党**人和难民，而是有技术的工人与专业人士。在大城市生活的他们，像其他移民一样，也建立了族裔文化机构，比如法国慈善协会、法国人联谊会，还有法国天主教堂、政治俱乐部以及文化团体。
法文报纸包括有纽约的《法裔美国人》和《美国邮报》、费城的《美洲邮报》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法国人导报》等。
19世纪后期的政治活动使得更多的不同政见者来到美国。比如一些巴黎公社拥护者在1871年失败后来到美国，包括《国际歌》(L'Internationale)的词作者欧仁·鲍狄埃(EugenePottier,1816-1887)。
在1820至1924年间，有超过55万法国移民前往法国，但是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在法国将阿尔萨斯与洛林割让给德国之前，大多数人离开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大约只有20万*法讲**语的移民居住在美国。对于法国总人口来说，这个数字很小。
当时在美国有两个主要政*党**: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前者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为代表，认为“保护性关税会促进生产的多样化和市场的发展。政府的保护很重要”。
后者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对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有顾虑， 认为欧洲生活的腐化与工业发展相伴随，只有农民才能为美利坚合众国提供支持。 他原本反对保护性关税，因为他觉得“经济上的控制是人为的，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平衡是有害的”。
但是随着英美关系在1812年战争之前逐渐恶化，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艾尔的信中显示出他接受了国内工业:“我很高兴得知我们能够自己生产与挑染布匹，而且在这方面我们远远比英国做得好。”
参考文献：
[1]黄兆群著:《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东方出版社，北京，1994年。
[2]邓蜀生著:《世代悲欢“美国”梦一一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
[3][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京大南**学出版社，南京，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