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蜀中浓厚的文化氛围主体现在佛教、道教的盛行以及大量文人入蜀的潮流。

道教和佛教的盛行成都青城山地区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在唐统治者不懈余力地推动下，道教在唐代走向了繁盛。

道教石窟、道观在巴蜀地区遍地开花，蜀中道人袁天纲、徐左卿等闻名天下。

各种迷信符箓和道家著述的大量涌现甚至直接推动了蜀中地区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道教的盛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人的文学创作。

一、李白游山玩水

李白对道教的尊崇，驱使他遍游名山大川，求仙问道；“初唐四杰”的王勃多与道士交游，卢照邻身患重疾，寄希望于灵丹妙药，受道教影响竟至“紫书常日阅，丹药几年成。

扣钟鸣天鼓，烧香厌地精。倘遇浮秋鹤，飘飘凌太清”。中唐时期的唐传奇，神仙题材占据了很大篇幅，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山水小牍》、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

到了宋代，道教更是达到了最繁荣的时期，蜀中高道陈抟一度成为皇帝的座上宾，一大批道观和道士被天子赐封或赐名。青城山的道教节日也成为规模宏大的民俗盛会。

南宋洪迈在其《夷坚志》中记载了当时道教节日的盛大场面：“青城道会时，会者万计，县民往往旋居屋下，以鬻果茶”，可见当时之盛况。

“自古文人皆入蜀”是明清时期文人对“诗人入蜀”这一现象的归纳，这里也可套用至唐宋文人入蜀情况的研究。

浣花溪诗歌的创作除了有较多四川本土的诗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诗人有入蜀经历，他们所表现的浣花溪诗歌，既有乍临的即兴之作，也有归乡后的怀念之作。“入蜀”一词，很大程度上也是指的进入成都。

蜀中文学自司马相如、扬雄等大文豪之后走向衰落。“初唐四杰”的卢、王入蜀，其诗融合蜀地风貌，表现出复杂的恩怨喜忧情感主题，才给蜀地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后文人或慕名游历而来；或因走亲访友而来；或因贬谪做官而来，或因避乱求隐，选择各有因。

根据杨世明先生《巴蜀文学史》附录《历代游蜀文学家名录》统计，自秦以来，共有262位文人到达过蜀地，尤其是在经济繁盛的唐宋两代，入蜀成为了大多数文人的选择。

受到巴蜀区域地形地貌、人文风俗的影响，入蜀文人的作品风格亦变得多元化起来。

韩愈有“蜀雄李杜拔”之语，直言李白、杜甫诗歌风格变化与蜀地的关系。后人也因此开始认真审视蜀地与诗人创作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进入宋代以来，文人愈发关注诗人的入蜀情形，在他们看来，杜甫、黄庭坚等人的诗歌达到技艺超群、精彩绝伦境界之时，正是在他们进入蜀地以后。

陆游也是来到蜀地之后，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诗才。故有“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之句，“江山助”即是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的“江山之助”，刘勰言及此乃解释屈原作品成功的原因。

他认为楚地的山林皋壤，正是造就屈原个性特色和文章风格的原因所在。陆游引此，正是说明他正确认识到了“巴山蜀水”对其诗学理论、审美观念所起到的正面影响。

文人的大量涌入对浣花溪诗歌创作的最直接影响即是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体。

而浣花溪的绮丽风景、人文风物也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他们吟咏赋诗，彼此唱和，因此才留下了数量丰富的浣花溪诗歌。

二、浣花溪自身的人文魅力

唐宋以来，成都地区经济的繁荣、文化氛围的浓厚，给浣花溪文学气象的形成提供了最主要的前提条件。

然而始肇于盛唐，繁盛于有宋一代的浣花溪文学景观除了上述的先决条件外，更离不开其自身的人文魅力。

首先是其水木清华、神肤洞达的景色。杜甫寓居浣花溪畔，描摹其幽美景色的诗就多达数十首，如“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

举不胜举。美景处处入诗，无不令人心旷神怡。其次是浣花溪的名物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浣花溪畔的蜀锦、浣花笺纸及海棠，历来是文人墨客吟咏不绝的主题。尤其是女诗人薛涛制作流传的浣花彩笺，为当时士林所钟爱，也成为了古典诗歌吟诵的经典意象。

韦庄有长诗《乞彩笺歌》盛赞其价值连城。到了宋代，文人吟咏浣花溪则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诗圣杜甫带来的名人效应，诗人们或在异地遥相唱和，或慕名入蜀，缅怀追思，杜甫情结也因而成为浣花溪诗歌的情感母题之一；

二是浣花溪著名的遨乐风俗，规模盛大，百姓倾城出动，亦成为当时最吸引文人游玩的成都风尚之一。

唐宋首浣花溪诗歌共涉及了诗人99位，这些文人又各来自全国不同的地区。

呈现出时代不同、南北不同、内陆与沿海不同的特点，籍贯分布及特点唐宋浣花溪诗歌的创作者遍及全国各地，唐代浣花溪诗人较少，区域分布也相对比较平均。

以河南、陕西、安徽、四川地区的诗人居多，显然除了四川本土诗人，明显是北方诗人多于南方诗人，占主导地位；宋代浣花溪诗人的籍贯更为丰富。

以浙江、四川、江西、江苏为主要来源地，相比唐时期，宋代的浣花溪诗人的地域特征，明显由北转南，出现南方诗人多于北方诗人的现象。

四川本土文人出于对区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占比大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然有宋一代所呈现出诗人中心南移的现象。

不仅是浣花溪文学在不同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亦是整个宋王朝经济、文化南移的缩影。

南方文人以科举制度大批进入到宋朝的政治领域，并将南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席卷到宋代的各个领域，他们运用政治地位和经济优势，介入到整个宋代的文化构建中，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北方地区仍处于经济文化中心位，然其衰弱之势不可阻挡，南方经济文化表现出高歌猛进之态，尤其是以上的浙江、江苏、江西等地区为代表，显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变化。

北宋时期的两浙路，乃全国首富之地，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保障。两宋时期的浙江地区印刷业十分繁盛，这直接促进了浙江藏书和教育讲学事业的兴盛。

因此，两浙地区教育事业的发达与学风的醇厚，为当地人才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直接的保障；

江西原就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富庶以及交通的日益便捷给江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再加之当时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因此诞生了诸多的文学、哲学大家；江苏更不必言说，江北的扬州在一段时间里关系着王朝的经济命脉，再加上吴文化的传统优势。

使其亦成为文人荟萃的摇篮。南方文人数量的剧增，亦增加了南方文人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的概率。唐宋以来巴蜀地区在政治统治领域的地位日益突显，使得当时全国各地的政治人才纷纷被派入蜀。

因此，文人们大多通过宦游遍及蜀地，而这其中就以强势进入政治文化领域的南方士人为主。

因此，通过考察唐宋浣花溪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和动态变化，不仅窥见了两代文人入蜀的地域特点，也大致反映出由唐及宋文化阵营的变化态势。

唐宋浣花溪诗歌的作家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巴蜀籍文人及非巴蜀籍文人。非巴蜀籍文人大致又可分为寓居巴蜀、任职巴蜀、游历巴蜀三大类。

然而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非巴蜀籍文人的浣花溪诗歌创作成就更高，其题材的丰富性，情感的深刻性，艺术手法的多样性，成就总体都是高于本土诗人的。

但这并不否定巴蜀本土文人所创作的浣花溪诗歌的文学价值，相反，正是在后来巴蜀籍作家的热情歌颂下，才进一步推动浣花溪吸引八方文人，使得浣花溪文学成就蔚为大观。

三、唐宋浣花溪诗歌内容及遨乐文化

对唐宋浣花溪诗歌内容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对浣花溪诗歌的题材分类考察上，主要有写景、交游、咏物、遨乐四种；对浣花溪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浣花溪独特遨乐文化，对其缘起及遨乐日期和演变进行了梳理考证。

第一节唐宋浣花溪诗的内容特征刘仁本《东湖唱和集序》云：“山水林泉之胜，必有待夫骚人墨客之品题赋咏而后显闻。若匡庐见于太白之诗，天台见于兴公之赋，而武夷九曲，见于朱紫阳之棹歌也。”

意思是山水林泉等自然景观，必须有待文学家的品题吟咏，才能彰显其名声，就好比庐山因李白而扬名；

天台山因孙绰而扬名；武夷山九溪曲因朱熹而扬名。如果没有文人们的吟咏赋和，这些隐秘的风景便不能为世人所熟知。

浣花溪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水木清华，风光旖旎。因此，浣花溪绮丽的风景自然而然成为文人们吟咏的基础对象；

加之随着地理环境的完善以及文学作品的不断传播、名人效应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文人慕名而来，留下了诸多吟咏浣花溪风景的诗作，也为后人还原了唐宋时期浣花溪的整体与局部风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唐初期的浣花溪，仍处于比较原始的自然风光状态，未经开发，知名度较低，因此描写浣花溪田园风光、乡野生活的诗作主要乃唐初诗人所作。

对浣花溪内容及其特征的梳理，又能发现唐宋浣花溪诗所体现的另一个地域文化特征，即是浣花溪的赏玩遨乐文化。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简介：“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

关于浣花遨乐文化的研究，前人略有论述，岳生先生对浣花遨头正期变换的原因进行了试探性的解释，认为浣花遨头本在正月。

因任氏的生平而兴衰；高维岳和郭祝崧对浣花遨头有简单琐谈；张芷萱则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浣花溪“大游江”活动及浣花遨头衰歇的原因。

试以浣花溪相关文学作品为补充，考证a其活动缘起及具体日期，以及何以更改三代以来的浣花日正期，对浣花遨乐文化进行详细的梳理。

成都地大物繁，俗好娱乐，尤以四时八节游赏风气最盛，自两汉起宴饮之乐便大兴，唐宋达到鼎盛。

结语

关于成都各地游乐习俗的相关实录俯拾即是，但有关浣花溪宴饮*会集**的记载最早应见于岑参大历二年春所作《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诗有云：“旌节临溪口，寒郊陡觉暄。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云带歌声飏，风飘舞袖翻。

花间催秉烛，川上欲黄昏。”诗歌所描写的“酒席”“画舸”“歌声”“舞袖”乃是比较成熟的宴会景象，说明浣花溪上开设宴饮游乐风气至少应是早于当时岑参赴宴的大历二年。

这种集宴饮、歌舞、彩舟等娱乐活动于一体的玩赏活动可视为浣花遨头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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