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驻扎官之所以能够维护英国在海湾海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海湾地区拥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本地代理网。本地代理体系是英国在海湾地区维护其海权的又一重要体系。
英国使用本地代理的原因
驻扎官雇佣富裕的海湾商人作他的政治代理。代理人对当地文化、语言和政治有广泛的了解，这些优势是任何一个海湾外部的人所不能具有的。而且他们还能够通过他们的家族、社会、商业服务等为英国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作为富有的商人，代理人与当地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经常保持接触和联系，所以他们对于当地的统治者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借助代理人，海湾驻扎官就可以利用当地的政治系统有效地维护英国在海湾的利益，即维护英国在海湾的海上霸权。印度政府在亚洲和非洲雇佣本地代理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英国政府官员在海湾职位上的空缺。
在海湾地区英国缺乏官员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海湾恶劣的，消耗有生力量的环境。海湾的极端的气候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和流行病，夺去了许多英国海军及陆军官兵的生命。仅仅在1826-1842年15年的时间里，海湾分遣舰队的官兵就有32人死于气候和疾病。这种死亡率为海湾赢得了“白人的坟墓”的称号。
每一个被派往海湾的政治官员在他的任职期间都会患上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没有人愿意到海湾这个地方去，所以在19世纪被派往海湾驻地的英国政治官员很少。英国在海湾地区缺乏政治官员的第二个原因是财政上的，英国的孟买政府和印度都不愿意把他们的收入用在海湾或其它地方的政治代表身上。
相对于英印各省及地区统治者，政治驻扎官没有税收基础或其它收入来为他们的活动提供资金，所以他们总是预算紧张。在这种财政受限的背景下，英国用少量的工资雇佣本地人的方法便发展起来了。
驻扎官开始雇佣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在那些容易发生疾病的港口充当他们的代理。一个低级英国政治官员的工资，在十九世纪中期每月是500卢比。同样的工资驻扎官可以雇佣5个或6个当地人来更有效的做相同的工作。在没有大量预算的情况下，指派本地代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完全依赖本地人和佣人来管理驻地司令部，并要求本地代理自己支付给他们雇员的工资，使成本效益更高。造成英国人使用本地代理系统的第二个因素是本地代理利用价值非常高。英国驻扎官要负责执行条约，而与阿拉伯和波斯的几十个统治者与总督保持联系，了解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才能保护英国的利益。
本地代理通常与海湾内外有着广泛的社会和商业联系。他们中大多数都与那些经常在这个地区的许多港口和市镇管理家族买卖的人有关系：巴格达、布什尔、穆巴拉克、巴士拉、设拉子、伊斯法罕、，伦格、阿巴斯、麦那麦、马斯喀特、亚丁、摩卡和孟买等等。
萨法家族是海湾地区一个比较富有的商业家族，在这些城镇中的8个城镇中都有他们家族的成员。海湾上层商业家族都以这种方式进行运营。像萨法这样的家族非常适合做海湾代表的耳目。
他们比英国人更熟悉海湾这个地区，他们的海湾语言说的更好，他们有着更好的当地的和地区的情报网络。只要能够打进海湾的地区商业网，历任的海湾驻扎官就可以与海湾地区保持政治接触，获取信息，保护英国的利益。
富有的海湾商人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当地的统治者和总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者是独立地与英国政府进行联系。通过雇用这种人才，英国代理就可以利用他们对统治者和总督施加影响。
商人的影响来源于海湾统治者在经济上依赖这些商人。统治者每年收入的大部分都来源于这些商人所缴纳的关税和其它税收。海湾的统治者也依赖于对富有商人的临时借贷。除了这些，珍珠商人通过雇用当地人和施与恩惠对当地经济也有很大影响。这些情况使富有商人对于统治者有很大的政治影响。
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能忽视他们的意见。富有商人的社会地位保证了他能够定期地前往统治者的宫殿为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商人接触政策制定主要是非正式的，他们对统治者的这种影响也是不经意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大多数非正式影响的形式是通过接触。他们通过婚姻，交友或者出席宫庭宴会经常到统治家族中去。商人联合统治者反对其它的商人或者联合其它商人反对统治者往往决定一个政治事件的最终结局。
从政治上来讲，商人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讲，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它由统治酋长组成，但是受到商业精英的限制，并与珍珠贸易经济联系在一起。最终一种传统而实用的三角利害关系，即英国代表，代理和当地的统治者构成了英国行使海湾海上霸权的基础。
许多印度商人之所以充当代理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工作，部分原因是由于东印度公司能为他们提供保护。在20世纪之前，寻求保护是海湾商人最关心的事。在海湾进行贸易的商人不得不时刻防卫海盗和贝因都人的抢掠。如果他们得罪了当地的统治者，那么他们的财产就可能被统治家族的成员没收。
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及财产的安全，这些商业家族经常与西方政府或公司结成联盟。充当美国的、比利时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或者俄国的在海湾的商业代理或顾问，通常会带来很优越的被保护人的地位。
举例来说，英国政府或者英国公司雇佣的所有的非英国人，都被看作是“受英国保护的人”或者“依靠英国的人”，可以得到全世界英国公民及海军的保护和帮助。如果在海湾一个受英国保护的人或者他的家族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英国海湾驻扎官有义务保护他的利益。
这种行为可以打消一些人想侵扰本地代理人的念头，从而也保护了本地代理人的商业利益。他们的船只、货物、家族成员和雇员都会得到保护，给予和英国商人同样的待遇。如果他们的货物被抢掠，他们有权要求英国代表给予帮助，在遇到麻烦时可以得到印度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的帮助。
本地代理职能和作用
英国海湾本地代理负有多项职能，比如说情报收集职能、法律职能、政治及社会职能等。这些职能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对于英国在海湾海上霸权的确立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力地维护了英国在海湾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职能之中对于英国海湾海权的确立起到最大作用的是本地代理的情报收集职能。
英国海湾本地代理最初就是作为一种获取阿拉伯海岸诸酋长国可靠情报的一种廉价方式和一种方便的联系方式而设立的。巴林代理负责从科威特到卡塔尔海湾北部和中部。沙迦的代理负责特鲁西尔海岸诸国。马斯喀特代理负责巴提那海岸，穆格乌（Mughu）代理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波斯海岸。
本地代理在整个19世纪收集和传递给驻扎官的情报决不局限于几个酋长国所发生的事情。它就包含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情报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英国的利益有直接影响的问题和事件；第二类是各酋长国情况的常规报告。英国海湾历史专家认为英国和印度在资源和军事技术的差距被夸大了。
实际上，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取得霸权，它能够得到政治和军事上的情报与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同样重要。拥有了精确的情报，英国就能够更加有效的使用有限的军事和政治资源。因此了解情报收集对于英国统治印度的作用是必要的。
东印度公司依靠本地情报网获取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英国将这些信息汇总成一个不断增长的当地情报体系，成为英国制定印度政策的基础。国家外交事务部前任次长斯特朗(Lordstrang)解释了情报在政策形成中的重要性。
“很明显只有在准确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合适的外交政策。那么提供这种情报就是外交部的主要责任之一。如果所提供的情报是有用的，就必须进行精确的总结和评价。政策的制定者仅仅知道当前国外正在发生什么事是不够的，还应该对这些事件的内在原因进行评估”。贝利关于印度情报收集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海湾。
同样的，本地代理所提供的信息能够使海湾驻扎官了解海湾的当前事态，抓住在利时机对影响英国利益的问题作出解决。巴林的本地代理向驻扎官提供关于巴林、卡塔尔、哈萨、内志和科威特的例行情报报告，提供情报的频度在不同的时间里自然也不相同。
在危机时刻，可能每天都要发送一份报告。在其它时间里，几个星期发送一份。有时报告仅仅是传闻，常以“我听说”开头。有时，代理会利用他自己的社会和商业联系，派他自己的员工详细调查他所负责的区域内所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在这种意义上，代理就象是贝利所形容的情报中间人，把国家的情报系统与海湾国家的社会交流网联系起来。布什尔的海湾驻地司令部的一般性的工作就是把本地代理的报告翻译成复本文件、或翻译文书。
本地代理向驻扎官提供的第二类可靠的情报是专门的调查报告。有时为了调查某个英国关心的问题，驻扎官会指派本地代理进行调查，或者亲自指定他所信任的人做临时的代理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涉及海盗事件或者商业*私走**，具体的照会记录，以及关于海湾主要港口商业情报的例行收集。
所保存下来的最早的由巴林代理所编辑的报告可以追溯到1824年。它提供了关于巴林进出口的详细的情况。作为一个商人，代理方便于收集这类信息。1834年，孟买总督希望弄清海湾在新的和平环境下的贸易状况，开始对代理的报告进行常规的编辑。
为了调查1820年的总和平条约对英国在海湾贸易的影响，总督向驻扎官大卫·布朗（DavidBlane）指示让他尽可能收集这类统计信息。在缺乏可靠海关报告的情况下，布朗通知他在巴林、沙迦、伦格和马斯喀特的代理向他提供他们所负责区域的港口的商业情报。在收到这些情报的基础上，布朗和他的助手在1834年才能汇编整理出第一批有关海湾主要港口的贸易报告。
此后，历年如此，收集商业情报也就成了海湾地区本地代理的一项责任。虽然助理驻扎官在布什尔对报告做了最后的编纂工作，但是本地代理做为共同作者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这些报告对于英国和印度官方都有用，作为英国对于这一地区增长影响的一种方式，他们将更加有利于英国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确立其在海湾的海上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