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亲六十多岁时生下的孩子，是父母多年爱情的结晶，自然在基什金家族受到格外的重视。
母亲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坚持要我接受洗礼。
父亲则在大学期间就受到了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不大信教，但也不反对为我洗礼。
我出生在早春，时逢积雪消融，道路泥泞不堪，以致马车都无法行走。
执拗的母亲把神父从教堂请到家里，用一只量粮食的金属斗代替洗礼盆，把我放进去，再请神父念诵祷文，给我身上涂圣油，洗礼后，便为我命名。
为纪念已故的祖母，父母让我沿用她的名字——叶丽萨维塔（小名丽萨）。
儿时的记忆总是紧紧与家连在一起的。
基什金家族在斯土疆卡的住宅说不上豪华，但十分宽敞，是一栋木制的平房。
屋后有一条乡间土路，屋前则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正对果园。
夏天，全家人在平台上喝茶乘凉，除了父亲、母亲、姑姑，还有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
后来与我一母所生的同胞哥哥沃洛佳也被从莫斯科近郊接回来与我们共同生活。
一时基什金一家显得人丁兴旺，其乐融融。
大哥、大姐们成婚后仍常回来小住，有的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庄园抚养。
这些比我晚一辈的侄子、外甥女都与我年龄相仿，因而都成了我儿童时代一同嬉戏、玩耍的伙伴。
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尽管天各一方，但我们始终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和最真切的友爱，且相互直呼其名，完全没有辈分的隔膜。
热情好客是俄罗斯人的传统。
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总是宾朋满座，客人络绎不绝。
有时围坐在餐桌旁的竟达二十多位，尤其是每年春夏之交，城里的亲戚都愿到乡下来小憩。
家里住不下，就打开果园里的小木头房，在地板上铺上褥子，安排年轻人在那里住宿。
喝茶时，平台上容纳不下，就干脆把桌椅搬到林阴道上，拼上长长的一排，点起茶炊，摆上自制的果酱、蜂蜜和点心，热热闹闹地品茶聊天。
1897年，斯土疆卡庄园，基什金家族举家庆祝巴维尔．基什金的命名日
（前1李莎的姑姑纳杰日达，桌边左1母亲普拉斯科维娅，左2父亲巴维尔）
父亲最疼爱我这个最小的女儿。
一有闲暇就把我抱起来坐在沙发上，讲故事给我听。
他讲的不光是小红帽一类的童话，还有一些我根本无法听懂的生物小常识，诸如有机物、细菌等等，我不知所云，也索然无味，只是趴在他身上专心致志地玩弄着他那把柔软的大胡子。
斯土疆卡庄园尽管地处偏僻，但绝不是世外桃源。
1917年的二月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使本来就日暮途穷的俄国贵族社会迅速土崩瓦解。
国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革命的风雷在大草原上激荡，也吹进了斯土疆卡的上空。
我们原本十分宁静的儿童世界也涌进了许多新奇的事物。
记得有一天，我正和侄儿、外甥女们在家里的一间大屋里玩耍，相互追逐间，一个年龄稍大点儿的孩子突然停下，兴奋地唱了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我顿时愣住了。
"皇帝"这个字眼曾不断出现在我听过的童话故事中，救世主我也知道就是上帝，每天早晚保姆都要教我念一些祷文，请求上帝保佑。
对这样一个应当顶礼膜拜的偶像，怎能说不是救世主呢？
这孩子如此不恭，我觉得一定犯上了，心里既害怕又不解。
直到后来才知道那孩子唱的是《国际歌》，这大约是我受到的最早的革命教育吧。
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即陷入全面内战。
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社会*乱动**，国无宁日。
不断从外面传来各种恐怖的消息，我瞧着父母终日不安的神情，幼小的心灵里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天夜里，我像平日一样睡在父母的卧室，屋里一片漆黑，只有圣像前的小油灯发出微弱的亮光。
突然一阵粗暴的敲门声从外面传来，父母连忙起来，点起大灯前去开门，只见一群胡子拉碴的大盗夺门而入，大喊大叫，还用手枪威逼父亲交出钱来。
父亲不肯，他们就一把将他推到大厅，让他靠墙站着，这时他们中真有人朝父亲开了一枪，幸亏*弹子**从父亲头上飞过，才没伤着他。
接着那伙强盗又回到屋里，翻箱倒柜，到处找钱，最后搜出一些金币，纷纷扑上去哄抢。
慌乱中几块金光闪闪的钱币滚到五屉柜下。
当时我正坐在尿盆上，把眼前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便天真地提醒他们说："叔叔，叔叔，那里还有呢！"
强盗们一听，先是惊讶地瞧瞧我，后又难为情地笑了一下，尴尬地退出去了。
母亲一直认为，或许是我纯洁无邪的童心唤醒了强盗的良知，感化了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也或许是他们想到自己家中也有和我一样可爱年幼的女儿吧。
兵荒马乱的岁月迫使孀居多年的大姐卡佳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斯土疆卡庄园来与我们同住。
卡佳患有肺痨，成天不停地咳嗽，很快就卧床不起。
学过医的父亲大概已看出她将不久于人世，心里十分难受。
卡佳大姐去世的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父亲像往日一样守候在大姐病榻旁，母亲则在大厅里用自制的简易设备制作蜂蜜。
我在一旁玩耍，不时跑过去，张口要妈妈喂一匙清香扑鼻的鲜蜜给我。
突然，大厅的门敞开了，父亲站在门口，沉重地说了一句："卡佳过世了。"
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垂首站着，沉默不语。
她深知，此时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安慰父亲，减轻他内心的悲痛。
隔壁门庭传来抽泣声，我跑去一看，原来是大姐的两个孩子躲在衣架下，正抱在一起悲痛地哭泣。
我当时太小，无法完全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我能隐约感到父亲的情绪越来越低沉。
他常常独自叹气，有时把我抱在怀里，一边摸着我的脑袋，一边喃喃自语："我可怜的小孤儿啊！"
我很纳闷，我不是有爹有娘的孩子吗？怎么会是孤儿呢？莫非还有更大的灾祸在等着我们？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家中一连几天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家的，为什么从此不再回来。
直到有一天母亲泪流满面地拉着我上路，到25俄里外的土尔基镇我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遭遇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一天，家中突然来了几个从土尔基镇派来的人，不由分说，把父亲带走，指控他是"反革命"，要把他押送到"契卡"（即"*压镇**反革命非常委员会"）去受审。
父亲乘坐的敞篷马车走出村口时，村里的乡亲都跑出来，难过地站在路边，默默地目送他远去。
中途，父亲悄悄地摘下手上的戒指，把藏在里面的毒药取出一口吞下，就这样匆匆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噩耗传来，母亲拉着我赶到土尔基镇，被人带进一个阴暗的仓库，只见父亲僵硬地躺在干草堆上，从此长眠不醒。
几天后，母亲把父亲的遗体接出来，与在土尔基当农艺师的大哥谢尔盖一起为父亲办理丧事。
下葬那天，我看见父亲躺在棺木里，面色蜡黄，身子似乎瘦小了许多，额头上还包着一张画有耶稣圣像的纸条。
大人把我抱起来，让我最后亲吻一次父亲的额头，与他作别。
棺木钉盖后，用长长的白布吊起来，慢慢放进深深的墓穴。
人们排着队列，缓步从墓穴旁走过，将一把把沙土扔进坑里，棺木盖上发出一阵阵沉闷而古怪的声响。
不知是害怕，还是悲悯可怜的父亲，我突然一头扎进母亲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那年我才5岁，从此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
1919年深秋，死神在俄罗斯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
不久我在斯土疆卡庄园又看见了一幕惨烈的悲剧。
那天我和庄园的几个小朋友在村外的街上玩耍，突然听到有人惊叫："快来，快来！政委被杀了！"
顺着惊叫声寻去，只见几个乡亲正把麻袋盖在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上，又掉着眼泪把他拉回村里。
这位红军政委是被几名白匪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马刀活活砍死的。
内战时期，还有一个场面也给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那是1920年夏天，村里人常常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提心吊胆地议论着安东诺夫。
起初我以为大家说的是一种酸甜、脆生的苹果，这个品种也叫安东诺夫，后来才知道村民们所说的安东诺夫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首领。
他乘内战之机招兵买马，拼凑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土匪大军，在俄国南部的坦波夫、萨拉托夫一带横行霸道，烧杀抢掠。
那年夏天，安东诺夫土匪大军果然闯进了斯土疆卡，让村民们领教了他们的厉害。
那天我正和两个小朋友在草地上奔跑，突然，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慌张地跑来，把我们拉回屋里，让我们趴在长凳下，不许出声。
我们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但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
1917年春，小李莎和保姆在一起
不一会儿，我听到门外响起一阵阵仿佛是巨型缝纫机发出的嗒嗒声，后来才知道那是机关枪在扫射。
紧接着，马蹄声、喊叫声由远而近，村里一片混乱。
人们奔跑、惊叫着，各家的狗狂吠起来，母鸡也跳出了窝，咯咯地乱跑。
真可谓鸡犬不宁。
安东诺夫的土匪一进村，就挨家挨户抢走马匹，再顺手拽几只肥母鸡，凡是值钱的东西他们统统掠走，连鸡毛枕头也是他们的猎物。
他们拿去不是垫在屁股下作马垫，就是耍刀当空劈开，让鸡毛漫天飞舞，取乐开心。
后来才知道，那天领头进村的不是安东诺夫本人，而是他的姘妇，一个所谓的女侠，扮上男装，骑着烈马，把村子搅了个天昏地暗。
这次安东诺夫的匪军没在村里久留，因为红军已从后面追了上来。
他们只是匆匆抢掠一通，便仓惶逃窜，不然村民遭遇会更惨。
不久，安东诺夫匪军被图哈切夫斯基（红军将领，后晋升为元帅）率领的剿匪部队彻底摧毁，这场叛乱才得以平息。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了一系列变革。
根据1917年11月颁布的土地法，所有地主庄园的土地收归国有，再分给农民。
斯土疆卡也照此办理，每家每户都分了地，母亲也分到了一份，大约有1.2俄顷（1俄顷等于1.09公顷）。
但母亲自己不会种地，就将地租出去，这在当时国家是允许的。
租金不用现钱，而是以每年收获的粮食等农作物充当。
这便是我们母女俩赖以维生的唯一来源。
不久，十月革命前被送到莫斯科上军事学校的二哥沃洛佳也回来了，他已长成14岁的大小伙子，可以干一些粗活，母亲便打发他去一个农民家帮工。
这家人没有子女，家境也较宽裕，便想收二哥做养子。
但母亲舍不得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拱手送人，婉言谢绝了。
乡亲们对妈妈非常友好。
她向来平易近人，心地善良，又极富同情心。
革命前她想方设法帮助邻居，急人所难。
村里有谁生了病，她总是主动找药送上门去，现在她处境困难，乡亲们对她就格外关照。
常常有人送来一袋面、一些鸡蛋、牛奶或是奶油。
甚至明明知道我们自己也养蜂、制蜜，却仍要我们收下一罐罐蜂蜜。
妈妈有缝衣的手艺，经常给村里的男女老少缝制衣裳，分文不取。
乡亲们十分感激，总是用自产的粮食、食品来回报她。
这段时间，尽管日子清贫，但是相对稳定，尤其是与村里乡亲的和睦相处，礼尚往来，使我和母亲都备感慰藉。
起初，我们仍独家住在原来的大房子里，可是不久，家里便搬来了许多新的邻居。
因为1920年夏天家乡久旱不雨，一场火灾吞没了一百二十多户村民的木头房，全村仅有几户幸免于难。
无家可归的灾民陆续住进庄园，我妈妈留下一间她与父亲的卧室跟我同住，其余的都让给了灾民。
好几家人住在一间屋里，十分拥挤，但谁都没有怨言，反而显得十分热闹。
灾民们直到这年冬天才陆续离开，回去重建家园。
我们的大房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从此丧失了昔日的整洁和气派，贵族之家的风范已荡然无存。
满目凄凉，到处是破败的迹象，犹如心力交瘁的病人久卧不起，1927年发生在斯土疆卡的另一场大火终于夺去了它的余生，宣告了基氏庄园的终结。
那时，我和妈妈早已离开斯土疆卡。
1920年至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连年旱灾，大地龟裂，颗粒无收，炽热的太阳把草原上的野草统统烤焦。
绝望的农民只好向天求雨。
我记得，村民们把圣像从教堂请出来，成群结队地来到田间。
身着盛装的神父领着他们做起了礼拜，他把圣水撒在地上，仰天祈求上帝恩典。
饥饿的农民在胸前拼命地画着十字，一起祈祷，但根本无济于事。
饥饿笼罩着乡村，死亡的阴影开始向农民逼近。
我们的日子越发艰难，妈妈和大家一样，把带糠的黑面烤成面包给我们吃，后来黑面也不够了，就往里面加进一种名叫滨藜的野菜，做出来的面包颜色发绿，十分难吃，恶心得令人无法下咽。
可怕的饥荒继续蔓延，伏尔加河一带各省的农民已经断炊。
有的地区整村的人死于饥饿。
一时饿殍载道，尸骨遍野。
有的偏远乡村甚至发生了活人吃死人的恐怖事件。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竭尽一切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抗旱救灾，但终因内战刚刚结束，国力有限，无法抗拒这场空前绝后的天灾。
两年间，全国的饥民竟达数千万。
母亲没等饥荒严重，就决意带我逃荒自救。
她想起了住在莫斯科的表姐索菲娅，给她去信联系，很快得到答复，便马上动手收拾家什，准备上路。
不知妈妈当时心情如何，也许她因为想到就要离乡背井，去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而十分难受。
我这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倒是很高兴。
我早就听说莫斯科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有许多奇异的东西，比如高楼大厦，里面都有漂亮的枝形吊灯，只须按一下开关，屋里就会照得雪亮，这些都是父亲生前讲给我听的，对我这个在乡下伴着蜡烛和煤油灯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简直如美妙童话一般，令我心驰神往。
唯独不明白的是那么高的楼房怎么上去，是不是也像我们要搭个大梯子往上爬呢？
我整天遐想着，但不敢轻易向妈妈提问，唯恐打扰了她，更担心她会突然打消去莫斯科的念头。
好容易盼到了出发的那一天，马车载着我们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坐在上面，妈妈和前来送行的乡亲依依不舍地告别。
她们流着眼泪，画着十字，然后紧紧拥抱在一起，马车终于在一片"上帝保佑"的祝福声中走动起来。
就这样，我离开了斯土疆卡，奔向茫茫的远方。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
因为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好几天后才赶到一个火车站。
坐到中途又换乘另一辆火车，但这既不是卧车，也不是硬座车，而是货车，里面挤满了逃荒的人，行李堆积如山。
火车乌龟似的爬行，水泄不通的车厢几乎令人窒息。
幸好每到一个站，火车都要停上好几个小时，乘客们便出来换气，提着饭盒、水壶到开水房打水。
漫长的旅途并没有使我厌倦，我始终坐在一堆行李的最顶上，恰好对着货车的小窗口，一路贪婪地观赏着窗外的风光。
一望无垠的草原渐渐消失，迎面飞驰而来的是大片白桦林和松树林。
一条条小河，一片片池塘也从眼前一闪而过。
空气越来越潮湿，气温越来越寒冷。
几天后，火车开进一个高大宽敞、人声鼎沸的车站。
我知道，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莫斯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