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阶层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特群体。
不了解这个群体的思维模式，就无法解释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奇闻怪事；不了解这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就不能说透彻地了解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
帝国官僚阶层的基本思维模式和显著行为特征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
关于“国”与“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思维里，自这块大陆上有了“国家”的那天起，似乎就从来没有清晰过。
帝国延续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统治，从根本上讲，是以家族宗法血统为基础构架起来的。从秦到清，国家政治从来没有与家族统治剥离开。
儒家学说更是从道德伦理上把“国”与“家”描绘成一个整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既是国家的阶层界别，也是家庭的等级规范。“齐家治国”是中国汉民族的道德宗师孔子的最高理想。
孔子以后的中国人，向来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放大的家庭。中国的朝代历史，都是以某个姓氏的家族“坐天下”为标志的。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物的兴衰，已成为沿用至今的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绝对标志。
这一特征表现在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上，就是“公”与“私”、“国”与“家”的区别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国仇”。于是，某一个人的性情与命运，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兴盛或者危亡。
西方人一直认为他们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的“大家庭主义”。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人一生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裹中，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可能真正地“个人”过。
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行为中，每个人都将遵守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社会契约，这份不会被时光割断的契约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西方人无法理解。
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中国人一向耻于谈及“私有财产”和“个人价值”，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私产”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个国家，至少对帝国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如此。
因此，帝国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对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个家族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是由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构成的，所以官员们的行为也是在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也就等同于对国家政权负责。
这样的原因，导致中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满门抄斩。这样的模式又被中国历代史书当成绝对骨干的叙述情节，弄得一个泱泱大国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嘴的张家堂屋或者李家后院，弄得一部中国朝代史永远如同一本记录着张长李短、婚丧嫁娶、你死我活的流水账。中国人依赖和依附于“家庭”。
如同家里有烦心事要时不时发些牢骚一样，中国人随便发国家牢骚的民风也是世所罕见。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巷尾唠叨起国事来津津乐道，而且就像唠叨自家的油盐酱醋一样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