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帮”的帮会情结
结交天下“好汉”
戴笠在上海打流期间，或帮朋友送货或在*场赌**跑腿或给富豪当保镖，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日子清贫。尽管日子过得窘迫，他狠着心想发财，衣锦还乡。手里有了钱时，他要赌一把，或者买彩票，梦想一日暴富。戴笠经常到十六铺一带混事儿，在帮会中很有名气。说来也怪，戴笠认识的几位影响他人生命运的重要人物，全部都在*场赌**里、证券交易所熟悉的。*场赌**里、证券交易所如同战场，每个赌徒都为圆自己的发财梦而不惜冒险一搏，甚至倾家荡产。幸运地赢得一夜暴富只是神话。戴笠十次有九次会在*场赌**输个精光。*场赌**有个站台上的人，看到戴笠嗜赌成性，就好心地告诉他说，耍钱鬼，玩的就是鬼！你一个嫩后生，怎么知道其中的厉害？
戴笠认出是给黄金荣打理*场赌**的杜月笙。那时杜月笙刚刚发迹，为人很客气。戴笠抱拳说道：“杜老板，愿听您的指教！”杜月笙说，我观察，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小伙子，不应该在这种场合混。戴笠听了，很觉委屈，有文化能顶饭吃吗！现在奔波挣扎，还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吗！他发觉杜月笙有着见识，有心交他这个朋友。那时，杜月笙虽然还在黄金荣手下里干差事，可也有了自己的势力圈子。码头有他的徒子徒孙，负责包收保护费。杜月笙也看出戴笠是个“人才”，两个人经常来往，成了很好的朋友。
凡是有用的人物，戴笠都会把他的社会背景、人事关系的脉络理顺得一清二楚，并且刻印在脑海里。当时，戴笠利用和青帮的关系认识了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范绍增等帮会人物，成了帮会圈子里的活跃分子。有一天，他听说证券交易所是有钱有势的人常去的地方，戴笠想攀权贵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他便到证券交易所里找门路，像个杂役，帮人买烟、沏茶、拧毛巾、送信，有幸认识了戴季陶，与戴季陶认同姓的家里人，从而也与蒋介石、陈果夫等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人物相识了，只是，当时戴笠并没有给蒋介石留下什么印象。
王亚樵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经用五十把利斧强行接管安徽上海的同乡会会馆。他这五十把利斧杀出了威风，在上海成为安徽帮的帮主。
由此，皖籍的打工者开展起帮派活动。王亚樵组织起的斧头帮，个个凶恶，人人不怕死，只要有保镖、打架斗殴的事情，这帮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打打杀杀，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大佬，都无可奈何。当皖系军阀卢永祥请王亚樵杀掉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后，斧头帮名声大振。因为斧头帮为卢永祥扩充势力立下汗马功劳，王亚樵被委任浙江别动队司令。
戴笠决定投靠王亚樵这个有魄力、有靠山、有作为的“明主”。他知道“关系”很重要，他结识的朋友中，胡抱一追随过孙中山，帮助孙中山做军事工作，颇有建树，也曾经是王亚樵的助手。胡抱一知道戴笠想投靠王亚樵，便在王亚樵面前力荐戴笠，替戴笠说了不少好话，正在广揽人才的王亚樵一听就动心了。当戴笠来到时，王亚樵看戴笠长脸微黑，两眼炯炯有神，有了好印象。戴笠上前握住王亚樵的手，说王司令，我一直想投奔真正的侠义之人，铲除强权，报效国家，终不可得。幸得闻听司令英名，戴某不才，愿意追随司令，即使当一名小卒，也在所不惜。王亚樵紧紧摇了摇戴笠的手说：“既然你投奔我来，我王亚樵又怎能委屈了你？这要是传出去，将来谁还会来投奔我啊。你要是愿意，我就任命你为分队长，把数十名新兵交给你带队训练，你觉得如何？”
戴笠忽然又想到自己的朋友胡宗南，说：“司令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有一个朋友，其能力、学识、抱负皆在我之上。如果司令有意，我请他过来跟随司令，为民族大业干番事业！”王亚樵同意后，戴笠果然陪同胡宗南投奔王亚樵来了。
王亚樵见胡宗南个子矮小，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经过交谈后，他发现胡宗南对于带兵打仗很有办法，于是也很爽快地任命他做了分队长。
有一天，王亚樵、胡抱一、胡宗南、戴笠四个人喝酒纵论国内外大事，豪情满怀。胡抱一对王亚樵说：“亚樵兄，天下之大，唯独我们几个能聚到一起，真是缘分。依我看，何不如我们也来个小结义？”
王亚樵听后颇感高兴，马上吩咐人准备香案。歃血为盟之后，戴笠和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成了磕头弟兄了。
戴笠在斧头帮里面混一阵子，正赶上卢永祥与齐燮元矛盾激化到不可调解地步，为了争夺上海，爆发了齐卢大战。斧头帮在这场利益之战中以为能获取更大的利益，积极参战，岂料孙传芳引兵进入浙江，卢永祥的背后受敌，加上警备处的夏超叛变，两线夹击，卢永祥的部队一败涂地上海，卢永祥被迫下野。靠军阀支撑门面的王亚樵率领弟兄们也只得落荒而逃了。这场意外之战，斧头帮损兵折将，大伤元气，大家乘着月色各奔前程去了。
戴笠有遇到挫折也不甘心的劲头。他从上海回江山老家后，扩大人际关系网，在仙霞乡选举中，由于他有人脉，获取学务委员的职务。虽然只是虚职，大小也是地方小官吏，上可以结交*场官**人士，下可以结交地方绅士，黑白两道行走得通畅。江山县的仙霞岭地处“福浙”要道、“八闽咽喉”之地，村民担心受到流匪溃军袭扰，便建立起“团兵队”，保护家园。戴笠当过兵，读过书，又有人缘儿，被乡里推举当上团兵队队长了。他掌握几十个团兵，都是各村抽出的清一色的不安分的人。这支队伍不仅纪律散漫，而且总是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从庄稼地里偷东西吃，再就是偷看别人家新媳妇，令百姓恨之入骨。虽然在清乡中，团兵队也出去，毕竟是乌合之众。当孙传芳的*队军**经过仙霞岭时，团兵队如鸟群散去，戴笠这个团兵头目成了光杆司令了。
正当戴笠面对人生路茫然不知所指的时候，他忽然遇到老同学毛人凤了。毛人凤是江山县吴村乡人，而且两个人又是文溪高小的同学。毛人凤学业有成，在嘉湖高小当教师后又上了复旦大学。1926年毛人凤的父亲去世，他回江山县老家奔丧。戴笠与毛人凤巧遇后，彼此交流一番情感后便诉说起自己的近况，毛人凤见戴笠前途尚无着落，便说革命的机会在广东，鼓励戴笠去报考黄埔军校。戴笠茅塞顿开，他依照毛人凤的建议，前去报考黄埔军校，结果给他带来了机遇，日后成为蒋介石手下的“鹰犬”。
用帮会形式治理军统
担任特务处头头的戴笠，刚开始对建立特务组织心里也没有底，他为此拜访了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虎直率地告诉他：“你想搞情报，就得跟杜月笙搭上关系，学习帮会那一套。”戴笠与杜月笙早年有交往，他心领神会，马上到杜公馆拜“山门”。从此戴笠、杜月笙和杨虎成了结拜兄弟，论年庚，戴笠对杜月笙称作“三哥”。戴笠与青、洪帮、袍哥等帮会势力交往，主要是想借助他们的力量，遇难可以得到帮会的大力支持。上海地面的黄金荣、杜月笙自不用说了，后期他交往的张树声、吴醒亚等帮会大佬，来往也十分密切。军统很多高级干部都是帮会里的头目。比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也加入过王亚樵的“斧头帮”，戴笠在上海能呼风唤雨，与杜月笙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经过一番打拼后，戴笠有了切身体验，依靠帮会形式对搞好谍报工作、管理好复杂的谍报网络，颇有作用。戴笠同时觉得军统也应当具备帮会形式，他可以颐指气使地驾驭手下人。因为很多特务来自帮会，懂得“行规”，用帮会式的“家法”，很容易统辖他手下的“各路神仙”。他在军统内部大讲“义气”与“规则”，讲究级别与忠诚，采取恩威并用的方法来建立他的“家长权威”，确保无人可以撼动他的威信。
他常说，从事特工活动必须有一群肝胆相照、同生共死的“子弟兵”。在招收特工的时候，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故乡。江山县是个闭塞的地方，但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崇尚原始宗教，有着帮派传统。尤其农民的淳朴、单纯、忠孝思想，根深蒂固。在选择一线特工时，戴笠喜欢找受过武术训练且又忠于他的人，为了寻找江湖好汉，他在浙江的山区等地招收特工。这些地区穷山恶水，游民多，崇拜武侠豪杰，他也相信身怀绝技的人多。戴笠对部下不仅以江湖义气为重，也采取尊重兄弟情义来证明他讲义气。
他亲自为军统制订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要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戴笠在特务中塑造 “纯正的家族传统”，将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而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摆在首位。实质上，戴笠在军统里建立的是具有帮会色彩的机构，他是老大，而且他说一不二，就连郑介民也让他三分。
为了让特务的社会身份高一些，遇到危难时有人帮助，除了让特务利用记者、商行雇员身份做掩护，戴笠也允许他们加入帮会组织，以掩护真实身份。江山籍的徐水清是潜伏在汪伪政权里的一位*底卧**，为了让他扩大社会接触面，戴笠让他拜黄金荣为弟子，在身份上有了“黑”，使他在社会活动上变得合法化，可以与汪伪政权的*官高**方便接触。也允许他们参加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但必须做到以服从军统指挥为宗旨。
戴笠尽量利用与帮会的私人关系得到情报。他依靠陈志强的青帮里的地位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戴笠让具有帮会身份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职位，既可以有更多的收入，又可以执行谍报活动。后来戴笠干脆把具有青帮背景的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把另外有洪帮背景的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顺利地利用那里的警方力量，主要依赖帮会分子做侦探，获取大量的情报。范广珍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范广珍的社会关系复杂。不仅他是帮会分子，而且他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当时军阀混战，政治对立派多次行刺蒋介石。戴笠的帮会里朋友多，路子广，耳目多，他靠帮会提供的线索，很容易事前获得消息，蒋介石几次面临危险，从帮会获得消息后他立刻行动，派人加紧破案，几次都在谋杀蒋介石之前抓住了刺客，保护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
当时，上海有一伙帮会的打手，借故寻衅，向政府*威示**，有酿成社会动荡的趋势，也是戴笠出面，通过杜月笙等帮会大佬的多方沟通，终于化解，为此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物资供应吃紧，加上战争的破坏，对国家的经济损害极大。不肖地方势力乘机*私走**囤积民生必需品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戴笠采取非常手段，先后破获黑恶势力操纵的成都川盐银行及福州银行大量囤积粮食、食盐和重庆棉纱*市黑**交易案；成都大肆囤积小麦，造成全省物价飞涨案，经戴笠调查罪证确凿，依法判处了主犯的死刑。1943年，国民*党**曾与*共中**合办“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颇感兴趣，派几个人去学习，其中有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王百刚。王百刚见钱眼开，偷了培训班的班费，把军统的脸丢尽了。戴笠得知，气得七窍生烟。他咬牙切齿地说，留有这种败类，太丢人了！结果，戴笠把王百刚拉出去枪毙了。
戴笠有一套适应发展组织的超强本领。经过几年努力，他发展拥有5 万多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职业情报人员和杀手，以及15万训练有素、装备优良、调动灵活、行动迅速的特务武装；他掌握有庞大的国家警察和保安机关，控制着陆、海、空三军组织严密的谍报系统和布满各地的稽查机构，而且还领导着全国各地的交通检查、邮电检查、航空检查、运输监察、经济缉私、税警武装等各种检查机构。他的组织布满全国每一个角落。
戴笠善于使用帮会方式治理军统系统，也善于利用帮会为他做事。
1937年8月初，上海的洪帮智松堂的堂主通电“请缨抗战”，号称有十万徒众可供戴笠指挥，戴笠认为下正好借此良机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亲自与智松堂的堂主面谈，二人就组建武装力量达成共识。接着，他调集大批特务骨干前往上海，并积极筹措*器武**装备，组织华南地区忠义救国军。苏浙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后，委员有戴笠、杜月笙、刘志陆、杨虎、钱永铭、张啸林、贝祖贻、张治中、宋子文、吴铁城、俞作柏等人。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为常委，戴笠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个组，由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分别任各组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别动队成立后，共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人数达到上万人。其成员组成非常复杂，在各级干部中，有调来的军校毕业生，警校毕业生，也有从特务处调来的约200余名中、高级特务，也有张发奎部调来的下级士官；在基层人员中，有青洪帮的骨干、工人、青年学生，特务处在京沪地区原有的情报人员和工作人员一应俱全，甚至还从各难民所召集部分流民。其中从江山县先后征集有五百余人，成立一支大队，后来人员散失，离去的很多。戴笠还向蒋介石建议，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后，潜伏起来，开展敌后工作。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建议，戴笠便到上海和杜月笙商议，决定由杜月笙出面，召集上海青洪帮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等人，成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别动队，后来归军统领导，成为特务武装。戴笠为了扩充军统特务组织，经费紧张，杜月笙常常给予资助。戴笠在重庆时，他还为上海特务活动提供经费。杜月笙正是利用和戴笠的特殊关系，在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方面，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
抗战以后，华南、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相继沦入敌手，许多帮会势力流入重庆、成都等内地的大城市。这些人流入内地不久，拉帮结伙，重新活跃起来。由于秘密帮会组织不受军统控制，难免在社会上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戴笠深知江湖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其能量不可预测，决心对帮会力量加以控制。恰好韦作民在重庆开创洪门“丽华山”，并积极联系全国各洪门山主，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洪门最高山堂的统一组织——总山堂，以谋求发展势力。戴笠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曾经加入过陈其美的洪门组织和黄金荣的青帮组织，对帮会的破坏作用的理解比戴笠更深刻。因此他告诫戴笠，对付帮会要尽量用软的手法，不宜硬干，以免把帮会推向对立面，被其他政*党**所利用，动摇自己的根基。戴笠心领神会，先跟杜月笙商量，考虑如何把全国青洪帮、袍哥等帮会的头头和首领组织起来，把主要头头用“中国人民动员*共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控制起来。他设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外围力量，建立广泛的*共反***日反**势力。蒋介石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计划。根据他的策划，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黄金荣、梅光培、杨庆山、杨虎、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等近百名帮会、袍哥的头子。他利用帮会势力，对解放区进行骚扰，大*反造**共舆论，并在上海召开了筹备大会。在此基础上，戴笠进一步指示军统特务融入帮会势力。其中以军统特务周迅予为总社长的袍哥组织“正诚社”，以军统特务罗国熙为山主的洪门组织“武圣山”，以及“融志社”等帮会组织最有名，其成员大都是军统各公开机关系统的成员，全部听命于军统局的指示。从此以后，全国的帮会势力开始在戴笠的控制掌握下，纳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轨道。
当然，蒋介石对戴笠利用帮会组织形式扩张自己的势力，有所戒备与顾忌，戴笠也看出苗头，可又不便公开澄清真相。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组建的特种部队，还举办各类特种兵演练。晚上，戴笠举行招待宴会，乐队演奏着美*歌国**曲，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戴笠突然打断了大家的兴致，通过翻译刘镇芳说明，他不是德意志的“希姆莱”，而是“蒋总司令的戴笠”。他这种表态正是狂热地效忠蒋介石的表示，至于他的帮会行为，也只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使用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