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
第五章 近代中国“国民外交”的生成
近代中国“国民外交”形成的重要前提，是国民思想的萌发以及国民参与外交运动的兴起。“国民外交”并非“国民”与“外交”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因缘与丰富的历史内涵。一方面，西方国家自由、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有贺长雄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重新加以阐释，系统地构建了“国民外交”（Diplomatie Nationale）理论。当有贺氏的国民外交理论陆续发表于《外交时报》，立即引起中国留日学生及*亡流**者的关注，将其引入*国亡**危机日益深重的中国。另一方面，清末国人开始用国*意民**识进行反思。随着1901年拒俄运动的发生，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国人逐渐将国家观念、主权意识融入排外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日益发展与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不断输入，并驾齐驱，相互激荡，共同对近代中国的国民外交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出现“国民外交”的概念及行事。
近年来，学界对“国民外交”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有所推进，但是对“国民外交”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原因和历史过程等仍然语焉不详。(1)通过对近代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历时性考察，厘清相关史实，可以重现1903至1905年中国“国民外交”形成的历史图景。
第一节 “国民外交”引入中国
“外交”一词的英文为“diplomacy”。在西书中，最早使用该词的时间大约是17世纪末。1693年莱布尼兹（Leibniz）刊行的Codex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一书，标题中有Diplomaticus。1726年都蒙（Dumont）刊行的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du Droitdes Genus一书，标题则有Diplomatique。(2)“两书所用Diplomaticus与Diplomatique，实为外交一语应用的开始，不过当时所指，并非对外交涉，而系一种文书档案。盖是时宫廷外交，专依郑重的形式文书行，所有公文重曲，国际关系，甚至外交团及条约等，均视为外交。”(3)至于“国民外交”思想出现并输入中国，则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
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刊登日本法学博士添田寿一撰写的《清国与世界安危》，文中虽未出现“国民外交”一词，但简要概括了后来一般认为是欧洲国民外交的基本内涵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4)3月11日，《清议报》所载《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中，有贺长雄将“国民主义”理念纳入“外交”的考察视野，强调“国民主义”思想对于19世纪欧洲各国外交的重要意义。有贺氏认为，1848年拿破仑三世以“国民主义自任”，可是“拿破仑虽唱国民主义，而己亦不能贯彻之，转而利用之者，俾士麦是也。先是，国民主义于维也纳公会，全权为普鲁士所握持，普国欲以此主义，统一德意志国民”。此后，“国民主义”在欧洲各国的交往中日趋重要，人们甚至将19世纪的欧洲称为“国民主义之时代”。(5)该报另一篇译自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称：世界各国外交大势，“皆避争战而赴平和交通，当决裂之际，曲我而利外国国民，外国亦自曲而利我国民，此皆以国民为主义者，故近日各文明国每持此以为外交宗旨，其利溥矣”。(6)所解释的西方“国民主义”与外交的重要联系，尤其是自曲而利他国国民的说法，与一般的理解不无距离。至多只能解读为顾及他国国民的利益，以避免冲突，彼此有利。
1900年12月6日，《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之一，该刊“以编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致力于向国人介绍欧美文化思想，被“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7)1901年8月28日，该刊译载有贺长雄所著《近时外交史》，文中有贺氏进一步阐述其对近代西方“国民主义”与“外交”关系的独到见解，称“所谓国民主义者，不藉外交之策划技能，不泥历史之君权旧制，一以国民固有之资性为准者也。”(8)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西方列强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国民主义”，用意之一，是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并将殖民扩张合法化。这一情况折射出“国民外交”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时隔近一年半，《浙江潮》于1903年2月17日在东京创刊。该刊由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创办，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等人。(9)同年5月16日，该刊一篇署名“筑髓”的文章，在论述欧美报刊舆论对外交的重要影响时称：近代欧美各国，“或经济问题，或殖民政策，或帝国主义，皆国民为之原动力，故今日之外交，国民总体之外交也”。尤其是近代报刊媒体日益发达，舆论对欧美各国间的交往产生影响，“于是外交之方针，不得不视民众代言之趋向而决定”。而主持报刊业务的报馆，无疑成为左右舆论的要津，故今日欧美各国外交官堪称“报馆者外交官也”。(10)显然，所提到的国民为外交之“原动力”，以及今日之外交乃“国民总体之外交”，实为“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上述简要考察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对西方国民外交思想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深受日本的影响。目前所见文献，“国民外交”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正是通过译介日本的文章而来。
日本于1854年被迫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社会变动的加剧，国民参与政治和外交等事务的要求亦不断增加。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增强日本国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以及提高国民参与外交的能力，1898年2月，有贺长雄主持创办了《外交时报》。(11)有贺氏被誉为日本“外交史学之始祖”，《外交时报》一经发行，便迅速对日本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很快成为日本“外交论坛”的中心，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2)是年3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外交秘密论》一文，提出日本正处在由官僚外交（Diplomatie Bureaucratique）主义向国民外交（Diplomatie Nationale）主义过渡的时代，指出“国民外交是指以国民的精神为原动力的外交，而不是遵从一时的多数政论的外交”。(13)日本的“国民外交”概念由此正式提出。
有意思的是，有贺氏的这篇文章引起中国《外交报》的注意，1903年9月6日，该报以《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为标题，予以译载，译文称：
外交之术，以机巧胜，利害所系，慎密尚焉。若强当局者以遇事谋诸国民，匪惟势所不能，抑亦理有不合。虽然，有当密者，有不当密者，不此之察，而一以秘密为主，则贻害莫大焉。请申论之。
一曰不能假国民以为外交之后助。此一失也，以其理言，则今世之国民外交，与中古之君主外交，命意迥异。立宪之国，外交全权，属诸君主，然非谓外交为君主私事，谓君主有代表国民指导外交之权力耳。国民外交云者，为国家之本旨而谋之，假国家之能力以达之。本旨何在？在使国民之懿德良能，发越于其外，能力何在？在合国民之群策群力，萃聚于无形。国民之与外交，相须而不可相离若此。
二曰不能导国民以审外交之大势。此又一失也，其在平时，不先涵养国民，畀以洞晓外交之能力，则国民惝恍旁皇，莫知所适，既难以无形之势力，援助外交，且恐在上者之取径与在下者之趋归，各殊其轨，患尤甚焉。(14)
这是目前所见中文文献中最早使用“国民外交”一词的记录。不仅如此，文章还将国民外交与君主外交相对比，阐述其基本内涵，即国民应当群策群力，参与外交，为此，先要涵养国民的外交能力，形成势力。虽然《外交报》的译载究竟引起国人多大的关注，还须进一步具体考察，但此事再次证明，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的确直接取自日本。(15)
总之，在国民外交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日本的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添田寿一等人对国民外交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阐述，中国留日学生及梁启超等*亡流**海外的知识人士对此进行了吸收和译介，从而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现许多有关“国民外交”的论著。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国民外交的输入无疑会对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思想和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节 拒俄运动前后的“国民”参与“外交”
近代中国列强环恃，外患迭起，在此背景下，趋新人士吸取半个世纪以来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逐步把对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向对社会主体的探索，把救国的成败与国人是否具备国*意民**识紧密联系起来。(16)
中国趋新人士在探索挽救国家危亡道路的同时，开始对戊戌和庚子时士绅与下层民众的分离，以及民众“排外”的盲目性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17)
麦孟华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横滨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900年9月，正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时，麦孟华在该刊以《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为标题，批评义和团“野蛮”排外之举，称“国家之危亡，固我国民之责也”，“义和团之起事也，其气亦不可谓不盛，然横挑外衅，适足以速召瓜分，盖民气固未必有益于人国也。曰无文明之思想者，则举动皆若野蛮，勇悍适以败国，而为天下之乱民。有文明之思想者，则举动皆循公法，坚劲足以立国，而为天下之义民。义和团之召乱，其害在于不审外情，谬倡排外，而非在其气之盛也”。(18)
在《排外平议》一文中，麦孟华基于对时局的观察，指出国人不识排外之法，以致丧权失利，故提出：“排外之道有二，野蛮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强调“以心力排外者，其待外人也礼貌有加，其善外交也，仪节不失，虽世仇夙怨之国，受其逼辱，举国所欲得而甘心者，其往来酬应，殷勤无以异于姻娅，且惟积怨怀仇之故，则弥师其政学，输其文明”。(19)显然，麦孟华对文明排外的思考，反映了知识阶层对下层民众参与排外的关注和重视，堪称中国知识人士有意识地发动和引导下层民众参与外交斗争的前奏。
1900年10月，沙俄强迫清朝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借此将奉天置于其*力武**控制之下。(20)1901年初，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向清朝提出书面条款，声称沙俄有权驻兵中国东北“保护”铁路，有权出兵帮助清朝“剿抚”，有权革办中国官吏，并强制要求中方不许驻兵东北，不许运入*器武**，不许自行造路等，要将中国蒙古、*疆新**以及华北地区，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企图借此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的主权与利益。(21)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
1901年3月15日，上海社会各界人士齐集张园，主张力拒俄约，挽救危局，就此拉开拒俄运动的序幕。当日到会者“共约二百余人”。(22)会上汪康年呼吁：“俄约一事，乃关系国家全局最要之事，亦关系我等一身最要之事也”，“我等同含血气，同具知识，必须竭我等心力，始足尽国民责任”。(23)蒋智由亦大声亟呼：“国谓何矣？国民谓何矣？国者，一国自有一国之主权，国民者，人人各有国家之一分，而当尽其责任。”(24)显然，基于对“国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与会者对国家主权有了深入理解，强调“拒俄”当讲求对外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1901年2月下旬，汪康年致函时任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部长井手三郎，内附其所撰《整理政法纲要》，并嘱托井手氏将信函内容转告犬养毅、大隈重信、山县有朋、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信中汪康年直言不讳地批评俄约，称“与俄人立约九条，于敝国外交之道极有关碍”，并请求日本政府出面援助。汪康年所撰《整理政法纲要》，拟写外交改革方案，提出“劝令民间绅士讲求外交之法”等建议，表达对国民参与外交的意向。(25)汪康年的信函及建议得到国内外人士的积极响应，作为在政绅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在野”人士，汪康年以普通“国民”的身份发起直接的“外交”行动，颇为引人注目。
3月24日，上海爱国人士闻知沙俄将逼迫清朝于当月25、26两日在俄约上签押的消息，再次*会集**张园，“到者约近千人”，“同人次第演说者凡十余起”，不但规模较上次更大，而且显示出“国民”参与“外交”的明确意向。其表现主要有：
其一，与会者初步认识到，身为“国民”当负起挽救国家危亡之责。孙宝瑄在会上痛陈列强瓜分之事，警告东三省利权“若允俄人，列国效尤，利益均沾，中国主权由是尽失”，呼吁国人“须知人人有国民之职分，不得视国家为身外之物”。(26)同时，*会集**制定了明确的集议宗旨和办法，并将“主权”“合群”等观念融入会议宗旨，称：“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凡同志之士，务知中国受病之原，合心协力，团结一气，须有以御外侮而贞内力合群之起点，我同志务共励之。”(27)
其二，与会者注意到“民心”可用、“民气”可贵，开始有意识地发动社会各阶层民众参与外交，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力量。聚会首先登台演说的吴沃尧，大力号召各界民众起而拒俄，称“今日集议诸君，大半皆外省人，非尽上海土著，其所以间关水陆而来者何故？大抵无论为仕、为商、为士、为民，均为创造事业以遗子孙起见”，应当“速由我同志迳电俄国政府，告以民心向背”，“合大众之热力以为拒力”，“联一拒俄会以拒之”。(28)薛锦琴女士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她在演说中怒斥“居官者无爱国之心”，“在下之士民又如幼小之婴儿，不知国家于己有何关系”。俄约迫亟，“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心，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29)常熟清凉寺僧人黄宗仰身为“弃世绝欲之人”，亦参与*会集**并登台演说，他斥责沙俄侵略之野心，呼吁“我同种同胞团结不解、坚忍不拔之苦心为大可恃，今日之事即为后日申民气之起点”。(30)
其三，与会者认为义和团的“野蛮排外”不可取，批评清廷的外交政策丧权辱国，主张各界民众共同参与文明抵拒俄约的外交斗争。陈*涛锦**在演说中怒斥“刚毅、徐桐之流，顽固昏愦，不知外交为何事，乃欲尽逐外人，义和团之事由此遂起。社稷倾危，生灵涂炭，不知者以为由义和团致之，不知其远因实在二三年前朝廷之一意倚俄也”。(31)此次*会集**“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欲人**以非理凌中国，亦不肯受。一依文明所为，主持公理”。(32)
上海绅商*会集**的盛况以及与会人士演说的情形，经过报刊舆论的宣传，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人们纷纷向报馆投递信函，为阻止沙俄侵略建言献策。在上海绅商*会集**与演说的带动以及中外报刊舆论的鼓动下，各界民众的士气不断高涨。知识人士则趁拒俄运动之势，对国民参与外交给予合理的引导。
1902年1月4日，《外交报》在上海发行。该刊主张“文明排外”，带有明显的爱国主义倾向，其主持者张元济在《叙例》中阐述“文明排外”的要义，强调“文明排外”在于讲求外交之术，通察各国情势，以为外交应对之方。为引导“国民”文明参与“外交”，该刊呼吁国人“审国势、诇外情，出文明之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33)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直接以“外交”命名的刊物，其创办对于引导和推动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有着重要的意义。
《外交报》创刊后，《中外日报》对其影响力及对时局的重要意义加以评述，称“各国于外交一事无不以全力相注”，如“日本有《外交时报》，朝野著述巨细咸载”，而我国“今日之外交势几无可措手”，普通民众“无置足之地”，俄约日亟，全国上下当仿效西方国家官民共赴外交之成例，以强有力的外交行动抵拒俄约。(34)
在俄约逼迫、国难日亟的危急处境下，中国趋新人士大力提倡“主权”“合群”“尚武”和“公德”，并与“外交”斗争结合起来。自1902年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以《新民说》为引题，发表《*公论**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合群》《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政治能力》等20余篇文章，用大量笔墨阐述近代国民应当具有公德意识、国家思想、自由、合群、义务、尚武精神和政治能力等，产生了广泛影响。(35)
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初步认识到欲挽救国家危亡，全国上下当“以政治的之团结，抵拒外敌，以显我国家之有能力”，如此才“不至为强有力所侵蚀”。(36)而要达到中国上下沟通、互相联结的目的，青年“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尤其是在拒俄运动中，“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37)同时，各地绅士作为国民的一分子，要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38)
然而，由于拒俄运动常常流于*会集**、演说和发电文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文明排外观念并不完整，尤其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抵拒俄约的外交行动实行主体不在政府而在国民，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国民的言论行动影响政府。直到1903年4月沙俄撕毁《东三省交收条约》，拒不将其侵略*队军**从中国境内撤走，从而激发国人更为强烈的反应之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
1902年4月8日，清朝与沙俄正式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根据条约，1903年4月沙俄应撤走驻中国金州、牛庄等地*队军**。(39)然而，沙俄企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拒不撤兵，并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等七项要求。(40)消息传来，举国一片哗然。
1903年4月27日，上海绅商再次*会集**张园，与会者纷纷谴责清政府外交政策的“错昧狂惑”，表示“政府即允此约，我国国民决不承认”。(41)*会集**还商议*制抵**俄约的具体办法，决定“电致各国外交部及我国外务部，申明国民不认俄约之由”。(42)尤其是“汪穰卿君（即汪康年）以俄索新约甚急，再开拒俄会于张园。是日之会费、电费，皆汪君苦心主持”。汪康年此举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称赞，《苏报》社论称：“自阻法会倡始，而拒俄会继起，而国民爱国排外之感情势力陡增，然其排外之法，一皆出于文明之举动，毫无意识之行为。当议成演说，偶有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然同人皆侃侃责其粗暴，海上各报亦作论纠之，则足见我国士大夫文明之进步，又有非常之效果矣！”(43)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将“排外”与“文明”一词相提并论，两词结合并刊载报章，无疑将有利于提高拒俄运动中“国民”参与“外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拒俄*会集**再度引起中外各界的广泛关注，报刊媒体纷纷对会议盛况进行报道，并且刊载会议演讲稿以示国人。通过新一轮的*制抵**俄约运动，中国趋新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团体力量的强大，在吸取前次拒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他们开始有意识地与各阶层民众进行结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四民公会”的发起成立。
4月30日，即“中国四民公会”发起成立当天，与会总人数达1200余人。(44)其中既有工商界人士，亦有知识界人士；既有保皇*党**人，也有革命*党**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但都以中国“国民”相号召，“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共结团体，一致对外。蔡元培“首先登台，发表演说：‘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重要问题。’”(45)随后向与会众人分派会议章程，经众协商，一致同意“改四民总会为国民总会”。(46)由此，原本发起成立“中国四民总会”，经过与会人士商议而定名为“中国国民公会”，“四民”与“国民”，虽然只是名称的细微改变，其意义却非同寻常。识者认为，国民公会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意民**识的增强及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民众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47)
*会集**当天，留日学生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全体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场有130余人签名入队，准备立即赶赴中国东北，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
从四民公会的发起到国民公会的建立，以及留日学生义勇队的组织成立，围绕拒俄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参与“外交”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升，并初步表现出“国民外交”的思想和特色。
随着时局的日益严峻，国人产生直接参与外交斗争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出于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自觉，另一方面则是感愤于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无能外交。1903年6月5日，《大陆》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因东三省之事，我国民之驻上海者大开议会，议拒俄国之要求，而各省皆有代表人，电致外部曰：全国国民不认此约。嗟乎！我国之外交家，皆不洞明时局，尔又好为密约，故外人即乘其弊以要之，故屡堕外人之术而不悟，兹又传闻俄使与某大臣密议矣。”(48)所谓“传闻”，即俄驻华公使璞科第通过京师白云观高道士（高仁峒，1841—1907，又名明峒，号云溪，时为京师白云观主持）与内宫太监李莲英的私人关系，结交一大批清朝官僚，拉拢他们起来“亲俄”。这一传闻事出有因，据称：“该公使通过高方丈，探听宫中动向，然后又在暗中有所运动”，其意在于扶植宫廷亲俄势力，以利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49)
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令广大国民深感失望。为唤起清朝官员中的开明人士抵御外辱，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派遣钮永建、汤尔和二人回国“运动*场官**”，试图劝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出面拒俄。然而，两人“往见袁督数次，阍人格不纳”，“即不得见，即倖倖然而去”。无奈之余，二人感叹道：“宫中文恬武嬉，若不知国事之危急。”(50)随后，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文中，留日学生痛批道：“中原大陆，行将为列强角逐之场，而我方隐忍依违，人无固志。或怵于积弱新败之余，而禁言兵革；或狃于居间调停之策，而依赖强邻。”(51)请求政府大员出面拒俄无果后，留日学生只能“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以挽救国家危亡。(52)
在愤慨清政府对外屈辱软弱的同时，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团体力量的强大，因此不断推动社会各界发起*会集**或组成团体，共同参与抵拒俄约的外交斗争。因时局变化及日方干涉，“拒俄义勇队”先后改名“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并“议定章程及临时公约”，规定会员有“负保全国土，扶植民力之责”，“及联络他种同志团体之责”。(53)
随着拒俄运动的发展，北京、湖南、广东、安徽、福建、江苏、浙江、江西及直隶等地的*会集**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各类团体与开明士绅一道，共同形成抵拒沙俄侵略的坚强力量，为进一步振奋国民精神，使之积极参与外交活动起到重要作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国民外交”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拒俄运动浪潮涌动的背景下，中国知识人士敏锐地觉察到发动一般国民参与外交的重要性，他们在引导和推动这场运动的同时，还将日本的“国民外交”思想引入国内。国民外交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是国*意民**识的培养，拒俄运动期间中国国民参与外交造就了适宜“国民外交”移植的土壤，使得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种子一旦播入土壤之中，便立刻生根发芽，国民外交观念从此逐渐深入国人的脑际。
如前所述，1903年9月6日《外交报》刊发译自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首次对“国民外交”概念做了简单的介绍。(54)9月13日，《政法学报》刊登署名“泷川”的文章《中国外交之前途》，强调普通“国民”具备“外交”思想及“外交”能力的重要意义，揭示以“国民之舆论”为外交后援等国民外交思想所具有的重要特点。尤为重要的是，该文还将国民外交思想融入国人挽回东三省主权的拒俄运动，使拒俄成为国民外交的民众运动。(55)
上文发表三天后，《外交报》一篇题为《论俄约决议后之情形》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与其斥责政府外交之无能，不如趁“今国权虽失而犹未尽失之时”，国民自谋外交之成功。(56)10月15日，《外交报》又刊出《论外交必有主体》一文，更明确指出：外交之主体究竟为何？是政府？还是国民？当然是中国的全体国民！国民立于外交之主体，“此事为全国存亡之所关”，且“我国民心不满于俄之横行已大可见，果能开诚布公，以此倡民，民乌有不奋者？”(57)而在当天出版的《政法学报》上，一篇署名“耐轩”的文章称，当前培养“国民外交之智识”对于挽救时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养成政治普通知识；（二）考术列国之大势；（三）研究内外之关系，然后进而历炼外交之智识，以主张国民的外交。”(58)
由此可见，随着拒俄运动的深入开展，到1903年底，中国知识人士已经将“国民外交”思想引入国内，并应用于对外斗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应当指出的是，时人引入“国民外交”思想之际，并非简单地全盘照搬，而是因应时势的需要，有所解释和改造，使得中国初期的“国民外交”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国人先是鉴于清政府的外交着着失利，丧权辱国，质疑其能否代表全体国民进行外交，甚至完全否认其代表资格，进而提出“国民为外交之主体”的口号。对于1903年上海绅商各界的*会集**，清政府予以*压镇**，下令严防。而高压激起国人的强烈愤慨，他们严厉谴责清政府“不以国民视国民，而以奴隶视国民，一行其*制专**之政策，蛮野之手段”，以致“间有一二爱国志士出，反捕之杀之、挫辱之，惟所欲为，是政府既力与国民反对，我国民犹何可有依赖政府之劣根性，而不发达其国家之思想，变化其奴隶之性质也耶？”(59)在猛烈抨击的同时，开始质疑清政府能否作为国家的代表，一些激进者甚至根本否认其合法性，呼吁国民“毅然决然斩绝倚赖旧政府之心，以建设新政府”。(60)在清政府的无情*压打**和国民参与外交意识不断增强的交相作用下，国人对清政府日益不认同乃至完全否定，试图排开清政府进行独立的对外活动，这正是中国早期“国民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
与此相应，由于列强环伺，俄约逼迫，中国知识人倡导的国家观念、权利意识等逐渐深入国人脑际，因而“国民外交”的重心在于维护国家利权。外患日亟，中国与外人“通商也、保教也，本非吾之所允，而为他国强迫以致之者也。抑且铁路也、开矿也、邮船也，皆吾国民之所求而不得，而吾所不得已而许之于外人者也”，今后欲振起国民外交，必须改变屈辱的对外关系，而谋挽回利权与“伸张势力之机也”(61)。
随着拒俄运动的发展，中国趋新人士意识到“今日民气之膨胀正如水已热而蒸汽将腾之顷”，“苟通国之民皆思各兴一业以挽利权，其将来之成效虽不可知，然果能贯以真精神研求而不已，则必有见大功效之一日，即必有挽回利权之一日，亦即必有振起国权之一日”。(62)因此，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挽回已失之利权，不仅是国人面临的重大课题，还是中国“国民外交”的重要内涵。
时人初步意识到“国民为外交之主体”，并试图通过组织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外交，但因各团体内部成员来源复杂，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常常导致团体的分裂，加之知识阶层与一般士绅以及下层民众之间尚有一定的隔阂，使得中国的“国民外交”蒙上一层时代面纱，中等社会与下层民众在对外行动中若即若离，尚未联成一体。“中国国民公会”改名“国民议政会”以及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遽行解散”，即典型事例。(63)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分裂，更是令人大失所望。
社会团体的涣散，革命、保皇两*党**的分歧冲突，极大地削弱了拒俄运动的力量，并对国民参与外交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识者指出，清末新式社团存在结构松散、维持周期短暂等缺陷。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很难把握外来模式在权力来源与权力运作上*意民**与集中的关系，或保持民主方向而涣散无力，或有效运用权力而偏离民主轨道，从而导致新知识群与士绅矛盾的激化。(64)诚然，爱国团体的分化、各界拒俄呼声的消散以及留日学生义勇队的不了了之，主要是因为受到清政府的*压打**厉禁，同时也与中层民众内部矛盾、中下层民众之间存在隔阂等不无关系，这反映了国民思想的不成熟，并折射出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不相适应。
第三节 *制抵**美货运动与“国民外交”
拒俄运动期间，国人虽然对清政府的外交表示强烈不满，表露出参与外交的意愿，但缺少直接行动，对“文明排外”观念的理解也不够深刻。1905年*制抵**美货运动爆发，国民诉诸外交行动，中国式的“国民外交”正式登台亮相。
早在1904年美禁华工十年续约到期之时，因条约迫使“华民身受之虐如此其残酷，受虐之事如此其众多”，国人就对美国“自负为文明之国，共和之政治”进行了驳诘和质疑。(65)尤其是趋新人士目睹排外运动常常演成无意识的*乱暴**，深知此为我国“外交失败之由，而亦我国人不文明、不富强”的根本所在。(66)为此，在倡议和发起*制抵**美货之时，他们以“文明之办法”相号召，教育和启迪下层民众“能为文明之合群”。(67)
至于何为文明国家的“排外主义”，在*制抵**美货运动中国人应当采取何种正当的“排外方法”，趋新人士认识到“中国之危，危于外交”，特别是“庚子排外之举，其为我国存亡之大界乎，而求其所以致祸之故，则不由于排外主义之非，而由于排外方法之谬”。(68)因此，文明*制抵**美货的关键在于*制抵**得法，“其所以抵抗之法，其大要一端只在不购美货。其举动似甚暴烈，而其范围实甚紧严，既不伤中美两国之交情，并不碍在华美人之生命”。在*制抵**美货运动的发起和倡议阶段如此强调文明对待，在以往的排外运动中是难得一见，难怪有人喊出了“此为我中国第一次文明举动”的口号。(69)
文明*制抵**美货的发动离不开舆论宣传，6月11日，天津《大公报》宣布拒绝刊登美商广告，其《告白》称：“报纸为美商刊登广告，即为美商招徕生意。为此，本馆决定，所有关涉美人的告白，一概不登。”(70)天津《大公报》对*制抵**美货的大力支持，为推动舆论界参与排外做出了表率。
然而，在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相互联结、共倡文明*制抵**之时，国外舆论对国人的文明*制抵**之举却做了大量的负面报道，尤其是英美报刊抱敌视态度。美国驻厦门领事乔治·安德森（George E. Anderson）还致电美国国务卿弗朗西斯·路米斯（Francis B. Loomis）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诬称“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敌视美国人的现象无时无刻不存在”。(71)
6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向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递送“中国《大公报》一张”，宣称该报“新闻内传单与贴帖告白不用美货，以激动人抵敌美国”，要求查封。对此奕劻竟然表示“此系糊涂人不知实在情形所为者，并称定必设法禁止”。(72)英国《益闻西报》则将中国国民倡议*制抵**美货之举视为“仇美”，对其进行负面宣传，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为此，天津《大公报》发表《本报记者与益闻西报书》进行反驳，称：“贵报每纪载此事，则加以Anti-America（反美）之字样，倘展转相传，致使美人误会其意，而以为今日士商文明之举动犹是当年拳匪蛮野之行为，此中国关系匪轻，不得不与贵报辨明之。”(73)可见，面对来自清政府和外国列强的双重压力，舆论界对国人文明*制抵**行动给予大力支持。
从7月10日起，*制抵**美货运动由发起倡议阶段进入全面实行阶段。就国民参与对外交涉而言，发起倡议阶段主要表现为以“合大群”“结团体”为特征，以“保利权”为目的；运动实行阶段，知识阶层与趋新人士则通过舆论宣传，大力倡导“文明排外”，使国民参与对外交涉的理念和行动被赋予新内涵。
通过全面*制抵**美货以达到废除美禁华约的目的，这是清季“国民外交”的特殊表现。为此，需要广泛团结和发动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界。由于下层民众缺乏文明排外的知识和经验，容易将文明*制抵**演变成盲目排外或无意识的*乱暴**，因此教育和引导下层民众参与对外行动，显得尤为重要。1905年7月10日实行*制抵**美货的当天，天津《大公报》刊发《北京学界同志敬告全国学生文》，提出文明*制抵**美货之举，“我国民对外权利思想之进步，以此次为第一先声”，全体国民“一当明对乎一己之责任”，“二当明对乎国家之责任”，“三当明对乎社会之责任以实行*制抵**法”。(74)12日，该报鉴于“国民于对外之思想向称薄弱”，中国“上中等社会人数较少而识见较开通，下等社会人数较多而识见较易蒙蔽”的状况，呼吁联结和发动下层民众，并引导他们在*制抵**美货运动中“示以和平办法，勿失之激烈”，以实现文明*制抵**。(75)
在推动下层社会民众文明排外的进程中，趋新人士充当了引导者的角色。他们的“文明排外”教育和宣传，将*制抵**美货运动看成民族主义发达的重要阶段，认为相较于以往，此次行动要“合一国之群力而谋一国之公益”，尤其是国民能够“结种种之社会，筹种种之方法，发起之人与表同情之人，大抵皆商界中人也、学界中人也，未尝身经海外而亲受其虐待也，于华工禁约无急切之利害也，而愿云合响应，风起水涌，协力同心，如出一辙者，无他，皆由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渐进而为民族主义之明证也”。作为“民族主义”国家的国民，在参与对外斗争时，更应当“为文明之竞争，为文明之排外，而不烧教堂，不杀教士，不学义和团为野蛮*动暴**、为野蛮之排外”。(76)
趋新人士向下层民众灌输“文明排外”思想与知识，报刊舆论的作用不容忽视。除了上文提及的《申报》《时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和天津《大公报》外，旨在宣传和鼓动国人文明*制抵**美货的专门性刊物纷纷问世。其中，《拒约报》的创刊发行对于增进*制抵**美货运动的“文明排外”思想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该报总编辑黄节（晦闻）鉴于“我国国势衰弱，满清外交家又无人才，故交涉之事节节退让，酿成今日之惫态，而热心之子慨国权之不足与外交争也，于是鼓民气以争之，民气恐其馁也，于是办《拒约报》以提倡而鼓舞之”。(77)1905年8月21日，《拒约报》正式发刊，其《祝词》宣称：“伟哉此报，命名拒约，舆论轰轰，民气磅礴。”该报一经发行，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购者极为踊跃。第一期一下子就卖光了，第二期要先行预约才能买到”。国人如此喜爱阅读此报，其重要原因是该报反映了普通民众要求*制抵**美约的意愿，由此“可见拒约运动已深入社会各阶层，发生了一定的作用”。(78)
由民任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制抵**禁约记》，旨在将“各埠实行之实情，暨国民之意趣，暨中外之舆论，而以其效验之希望，藉鼓国民之气”。该书的《弁言》旗帜鲜明地表示：虽然外人诬称中国为无国民之国，其实“无国无民非无国无民也，无人心也。乃吾国今年以美国禁虐华工之事而有全国*制抵**之举，登高一呼，全国响应，虽乡僻妇竖亦莫不举手大呼曰：*制抵**！*制抵**！以实行其文明*制抵**之法”，足以证明“中国之民心未灭，文明未绝也”。(79)一方面鼓动民气民心，一方面呼吁文明*制抵**，目的就是动员广大民众同时又约束其盲动性。
这一时期专门为*制抵**美货而办的报刊读物，表明在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潮流下，趋新人士找到与下层民众进行沟通联系的有效途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普通国民参与对外交涉的主体意识、社会心理以及民族情感的提高和升华。对此，《时报》不无赞叹地表示：在舆论界的大力推动下，*制抵**美货运动坚持“文明排外”，以“民力行用于外竞”，实为我国舆论援助外交之“嚆矢”。(80)
*制抵**美货的民众运动实行文明排外，是“国民外交”因时因地而生的特殊现象。“*制抵**”而要“文明”，其办法就显得极为重要。运动发起之初，国人对于何时实行*制抵**、采取何种“文明办法”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对于“不定美货”抑或“不买卖美货”问题，争论尤为激烈。
7月19日，上海沪学会联合学、商、工各界人士召开大会，“公议实行不用美货办法”。会上马相伯盛赞“今因外患相迫，学界、商界遂能联络一气”，提议“共筹处置美货存货之善后办法”。(81)这一提议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报刊媒体的传播以及口耳相传，引发了国人对何谓“文明之办法”等问题的热议。本来“*制抵**工约之事，实为文明之举动”，而国*联民**结起来共谋*制抵**，“民气如此，实足以补政府权力之不足，以是为外交之后盾可也，亦足以见国民之能尽义务”，但由于下层民众的“文明排外”思想尚不成熟，对于“不定美货”抑或“不买卖美货”的联系及分别，没有清醒的认识。(82)这一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文明*制抵**能否真正实施，以及废除美禁华工条约的目标能否实现，故而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形成明显不同的两种观点。
由汪康年等人主办的《中外日报》认为，应当以不定美货为*制抵**工约“独一无二之政策”。(83)马相伯持论相同，称“专主不购美货之议，则非杜绝美货而为杜绝华货，又非苦待美商而为苦待华商”。(84)为此，马相伯还大力倡导“疏通定货说”，即“主张七月初十前在美国报关未经出口之货物一律退回，已存美货经商会以及各帮商董调查后，贴上印花上市销售”。赞成此举的还有张謇等人，8月下旬，张謇抵沪，“与汤寿潜、汪康年等协商‘疏通’办法，议决设立验货公所，公销六月十八日前所存美货”，28日，他还委托汪康年和张元济等人“负责疏通美货商品”。
然而，不定美货之法“引起上海有些团体反对”，商学两界在“不定美货”抑或“不买卖美货”问题上的分歧尤为明显。为此，上海商务总会与美驻沪副总领事达飞声举行了数次会谈。其间上海商务总会始终与清廷官员保持联络，并将会谈有关情况及时向外务部报告，其目的在于“内以纾政府牵动交涉之忧，外以杜美人借端恫吓之口”。也就是说，上海商务总会旨在*制抵**外强的同时，为清政府分忧。(85)
由于商学两界在运动中始终以“合群”相号召，加之张謇、张元济、汪康年等人“联合商会学会及各学堂会议”，“两面调停”，化解国民参与涉外活动时对待政府态度的矛盾，使得“已定美货既可自由销售，而又于团体无碍”。(86)由此可见，*制抵**美货的组织领导者试图动员国民，参与斗争，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同时又不致引起政府的压制，保障文明排外的顺利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动和联合各界人士文明排外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诸如“文明拒约会”之类的社会团体，主导*制抵**美货运动，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依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并为群众性的文明排外提供了组织保障。在诸多社会团体中，1905年7月成立的广东拒约会颇为引人注目。该会自成立之日起，便制定了详细的*制抵**办法，并通过“将美货商标绘图张贴”和“派员到处演说”等措施，大力宣传和动员国民“文明排外”。(87)在运动过程中，该会由专人组织，有固定的开会场所，并以“普劝国民不用美货，*制抵**美约为宗旨”。(88)显然，广东拒约会的成立使国民参与涉外斗争“较前已有进步”，难怪时人发出“广东拒约会万岁！”的呼声。
无论是拒约会等社会团体的*会集**演说，还是商界、学界以及舆论界的宣传鼓动，都将排外运动定位于“监督和援助”政府外交的地位，例如《时报》在《论对待美禁华工事》中，号召国民“监督我政府，勿令政府覆施其辱国外交之手段”等。(89)然而，当时运动中本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持反对清廷立场，为便于行动，他们策略性地暂时将自身立于外交从属地位，随着*制抵**美货运动的深入开展，国人对清廷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重新审视，对国民自身在外交斗争中的角色和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通过组织成立各类团体，共同参与到文明*制抵**美货运动之中，从而对国民参与外交的思想和理念做出新的诠释和演绎。
在*制抵**美货运动的发起者看来，“此次*制抵**纯以国民私人之资格，与国际上丝毫无与也”，况且“人民欲购何国之货，不欲购何国之货，全属其意志之自由，非直不能以国际条约束缚之，即国内法亦无所容其干涉之余地也”。(90)然而，国民的文明排外之举却遭到清政府官员的大肆压制。尤其是直隶总督袁世凯，自始即对*制抵**美货运动持敌视态度，甚至宣称将对*制抵**之人“从严查究以弭隐患”。(91)
值得一提的是，在*制抵**美货运动中一直较为活跃的张謇曾致函袁世凯，劝其放弃“请禁华人不用美货之议”(92)。然而袁氏并未接受张謇的劝告，对天津商会等的*制抵**美货之举厉行*压打**，由此激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1905年5月4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文愤怒地表示：当此中国民气大振之时，我国正应“利用此力以为政府之后援”，然而“袁氏此举，吾不知何意也，谓其必欲媚美人而损我国体、蔑我人格以为快，苟非丧心病狂，断不至是”。(93)23日，《申报》亦发文宣称：“热心志士惕于*国亡**之悲，迫于灭种之惨，不惮大声疾呼，唤醒国民合大群、结团体，以御外侮而保利权”，然而，反观清政府，“其于内政也则无论若何重大事件，一纸空文即可塞责”，“其于外交也则畏葸退让，惧洋如虎，先事无预防之法，临时无抵御之策，一任外人之诛求要索而莫敢枝梧，国势之积弱如此，其不足恃也可知矣”。(94)
尽管时人对清廷压制政策强烈不满，但直隶总督袁世凯坚持认为*制抵**美货运动“于目前中美邦交殊多窒碍”，故要求天津商会自行解散，随后袁氏上书清廷，要求将各省的*制抵**活动一律取缔。(95)对此，《新闻报》在28日的时论中愤怒地表示：“袁宫保因国民合群*制抵**美国禁约”而大加干涉，“中国国民方力持于下以冀得达目的，而中国*场官**忽干预于上欲使全国解体”，此足以证明“中国政府不足依赖，全在商民合群力争”。(96)对于天津商会这一*制抵**美货运动的中坚力量遭到清廷*压镇**而解散之事，天津《大公报》愤怒地指出：自从倡导*制抵**美约以来，“国民团体结合力日渐膨胀”，“沪上议抗美约之风一播，各省竟不约而同纷然群起而应之，其声势之雄，其风潮之大，实为我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文明之举动”。若此时清廷利用国民之力与美方交涉，则我国“外交界上当可间接而得其后援，以增益外交家之威力，殆必然之势也”。然而，尽管国民争之于下，清廷却失之于上，可以说，正是清廷反对国民参与外交，导致国民主动排开政府，直接参与对外交涉。(97)
在对清廷内外政策的无情批判中，时人开始对政府与国民在外交中的地位重新予以审视。1905年5月23日，《时报》刊载《论*制抵**美国华工禁约》一文称：“我国民之倚赖政府，累千百年于兹矣，一切内治外交，无不政府独专其事”，对于此次运动，虽然“我国民万众一心，有此强硬之民力，足为政府之后盾”，但“此次争约不徒倚赖官力，而能行用自力”。(98)如果说这里国人仅仅是质疑清廷在外交中的主体地位，那么随着*制抵**美货运动的急速发展，到6月2日这一情况发生显著变化。是日，该报在《敬告会议对付美约之诸君》一文中直接提出，*制抵**美约之根本在于“勿倚赖清政府，而专恃民气是也”。(99)
不仅如此，随着*制抵**美货运动日益向纵深发展，时人通过*会集**、演说等形式对清廷在对外交涉中的权威性与代表性不断予以否定，以此来鼓动下层民众参与外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7月6日，《有所谓报》记者将不依赖政府纳入“文明排外”范畴，提出“排外必有策”，“今民智日开，民族主义日渐发达”，故中美交涉“不必观望满清外务部之磋商，不必倚赖地方官吏之协助”。(100)同文教习温丹铭在*会集**演说时亦称，中美此次交涉乃“国民全体之交涉，非个人之交涉，彼虐我华侨，即辱我全国”，以往中国外交丧权失利均“由于倚赖政府与*场官**之故”，因此*制抵**美货之事，国民须直接进行，“不必倚赖政府，且必绝政府干涉而后可，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101)《外交报》刊发《论*制抵**美约》一文，认为“以文明之举动行补救之微权，此实为我国通商以来之第一次”，对于国民文明排外之举，政府不但不能干涉，而且应当加以利用和引导，以弥补政府外交的不足。(102)
然而，国民*制抵**美货行动不但未得到清廷认可，反而招致清廷和美方的双重*压打**。9月1日，清廷收到御史王步瀛“各省工商*制抵**美约风潮过激，饬加意防范以维大局一折”后，电谕各省督抚称：*制抵**美货“有碍邦交”，故“责成该省督抚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103)同时，美方亦对此保持高度戒备，其驻广州领事甚至以“防止*力暴**骚动可能发生”为借口，“建议美国船Monadnock号到往保护”。(104)
面对内外*压打**，中国趋新人士逐渐意识到，欲使*制抵**运动有效开展，必须提高国民参与外交的能力，为此不断将日本国民外交思想引入国内。1905年10月8日，《大陆》以《对外政策概论》为题，选译并刊载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冢喜平次所著《政治学大纲》，称：“对外政策之原动力，在乎国民”，“外交最终之监督，仍在乎国民”，因此政府在外交中应当以国民为后盾。与此同时，还要“使国民舆论与对外方针适相一致，又当局者以强大之国论为后援，庶可期外交之成功”。(105)
小野冢喜平次认为，“国民”在外交中应当监督和援助政府，以政府外交为主体，国民外交为政府外交的后援。然而，这与中国“国之本在民，保国最要之大端在于其民之有爱国心”等情况相比，似有较大差异。(106)
10月17日，省港华商在清廷未知情的情况下，与美国商会在广州沙面威林别墅会晤。为缓和*制抵**美货运动对中美商业贸易造成的冲击，美商代表哈马伦主动提出“美人务将华人所冀望之事”认真对待、力求解决等八项意见。(107)《广东日报》以《中美商会会晤之详情》为题报道了会晤情形，若不细看内容，仅从标题看，还以为是中美官方的正式会晤，而与会者所陈述*制抵**美货原因，也由美商向美国政府禀明。在20日举行的中美商会第二次会议上，尽管中方代表潘金生强调中美会谈纯属商界问题，与“国际无涉”，但国民排开清廷自行发起外交会谈之举，显然有别于日本的国民外交。(108)
1905年底，*制抵**美货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制抵**美约之声已为国民公认，虽*制抵**之法未可谓完全乎，而不定美货、自兴工业之论议与事实，固足以代表其*制抵**之实心而且余”，在此情形下，《外交报》刊发《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明确提出“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的口号。文章称：“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民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之政策也。”在*制抵**美货运动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群相参与，“国民渐涉历于外交界，则亦以此为端倪矣”。(109)显然，“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这一口号与日本国民外交思想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即对政府与国民在外交中的主从次序进行了反转，由此使中日之间的国民外交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综观上述，在*制抵**美货运动的外交斗争中，中国趋新人士一方面通过倡导“合大群”“结团体”等理念，使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意识和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还对国民的“文明排外”之举进行了合理的引导。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由于清廷在外交中将国民置于对立面加以禁止和压制，这引发了时人对国民和政府在外交中的主从地位的热烈讨论。在一系列的讨论和反思中，中国国民对清政府在外交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加以否定，与此相对应，国民在外交中的“本体”地位日益凸显，从而对中国“国民外交”做出了新的诠释和演绎。
结语
近代“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是在世界殖民主义浪潮中发生的。19世纪以来，近代西方国家自由、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而帝国主义列强海外殖民扩张，催生了以“乐利主义”为原则的外交观念。在此背景下，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外交”思想得以形成。日本明治政府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接受和吸收欧美政治思想和文化理念，有贺长雄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重新加以阐释，系统地构建了“国民外交”（Diplomatie Nationale）理论。国民外交的主旨，看似外交以国民为主体，实则希望国民主动参与外交，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1903年，“国民外交”一词经由《外交报》译自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首次在中国出现，很快引起报刊和知识人的重视，不断译介和阐述“国民外交”的思想内涵。
中国的国民外交观念虽然来自日本，两国又同处东亚，可是内外环境截然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走上独立富强甚至对外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则仍然处于危局当中。由于内外环境有别，国人在接受国民外交学说之时，自觉不自觉地有所侧重取舍。尤其是随着国民思想的传播、拒俄运动的展开以及关于国民外交理念的反复阐述，国家观念、权利意识融入对外运动之中，产生了国民外交的自觉行动。中国国民外交的观念和行事，凸显国民的主体性，否定清政府的国民代表资格和排开清政府的干扰，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利权，形成不同于日本的鲜明特色。
1905年的文明*制抵**美货运动，是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次运动中，商界成为运动的主体，学界、工界等亦为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在这之前，国人已经从“文明排外”的角度出发，对国民参与外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但思想和行动上的影响不及*制抵**美货运动。随着“文明排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制抵**运动的领导层借助舆论宣传，有意识地向下层民众灌输“合大群”“结团体”和“文明对待”等思想理念，中下层社会之间的沟通联结趋于巩固，各界民众逐渐结为一体，并将排外运动定位于“监督和援助”政府外交，使国民参与外交被赋予“文明排外”的新内涵。
在“文明排外”的旗帜下，不仅社会各阶层一致行动，而且推动了学界、商界、工界、舆论界的联合，形成全国性的大型社会团体。由此促成中国“国民外交”的新动向，即“国民外交”由“从属”向“本体”地位转变。时人的“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一语，表达了排开清廷直接参与外交的意向，凸显了国民在外交中的“本体”地位，这与国民外交监督政府外交、补政府外交之不足的定位显然有别，从而对中国“国民外交”做出了新的诠释和演绎。
(1) 相关研究主要有顾莹惠：《论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7期；贾中福：《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思想论析》，《学术探索》2004年第12期；印少云：《近代中国国*意民**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学术论坛》2005年第6期；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会时期的国民外交》，载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245—272页；周斌：《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论述》，《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
(2) Satow, Ernest Mason, 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7）, pp. 2–3.
(3) 杨振先：《外交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第1页。
(4) 添田寿一：《清国与世界之安危》，《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第7页。
(5) 有贺长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清议报》第39册，1900年3月21日，第1页。
(6) 《论文明战争》（译自《外交时报》），《清议报》第38册，1900年3月11日，第8页。
(7) 丁守和、符致兴：《译书汇编》，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55页。
(8) 有贺长雄：《近时外交史》，《译书汇编》1901年8月28日第3期，第44页。
(9) 丘权政：《浙江潮》，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269页。
(10) 筑髓：《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浙江潮》1903年5月16日第4期，“论说”，第3页。
(11) 伊藤信哉：《20世紀前半の日本の外交論壇と〈外交時報〉》，《松山大学論集》（2008年）第20卷第1号。
(12) 信夫淳平：《有賀博士の七回忌に際して》，《國際法外交雜誌》1921年第20卷第6号。
(13) 有賀長雄：《外交秘密論》，《外交時報》1898年第2期。
(14) 《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参译日本《外交時報》），《外交报》1903年9月6日第55期，第1–4页。
(15)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中外日报》和《鹭江报》分别对该文进行了转载。（参见《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中外日报》1903年10月7日第1版，“论说”；《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鹭江报》1903年10月20日第47期。）
(16) 梁景和：《清末国*意民**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14页。
(17) 李育民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排外”中产生的。参见李育民：《“排外”观念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史林》2013年第1期。
(18) 先忧子稿：《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清议报》第57册，1900年9月14日，第3页。
(19) 伤心人稿：《排外平议》，《清议报》第68册，1901年1月1日，第1页。
(20)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转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978、979页。
(21) 《俄提督复增祺商改交还东三省条款照会附条款》（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载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45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17—33页。
(22) 《记张园会议电争俄约事》，《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第1版，“时事要闻”。
(23) 《汪君康年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17日第1版，“论说”。
(24) 《蒋君智由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18日第1版，“论说”。
(25) 《井手三郎日记》，1901年2月22日；《近卫笃麿日记》（四），1901年3月22日，第110–117页。转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00—308页。
(2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16页。
(27) 《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第1版，“时事要闻”。
(28) 《吴君沃尧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26日第1版，“论说”。
(29) 《薛女士锦琴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8月27日第1版，“论说”。
(30) 沈潜、唐文权：《宗仰上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3页。《方外宗仰上人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4月1日第1版，“论说”。
(31) 《陈君*涛锦**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27日第1版，“论说”。
(32) 《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第1版，“时事要闻”。
(33) 《外交报叙例》，《外交报》1902年1月4日第1期，第2–3页。
(34) 《读外交报书后》，《中外日报》1902年1月19日第1版，“论说”。
(35)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第1—162页。
(36) 《中国之改造》，《大陆》1903年2月7日第3期，第6页。
(37) 《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1903年2月27日第2期，第3页。
(38) 《论绅士之义务及其责任》，《岭东日报》1903年4月4日，“论说”。
(39) 《交收东三省条约》（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一日），海关总署《中外旧约章大全》编纂委员会《中外旧约章大全》第1分卷（1689—1902年）下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第1401–1406页。
(40) 柏森：《1903年沙俄侵占东三省文件辑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7号，中华书局，1978。
(41) 《录某君张园拒俄演说文》，《中外日报》1903年4月29日第1版，“论说”。
(42) 《对于俄约之国*运民**动》，《江苏》1903年5月27日第2期，第3页。
(43) 《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第1张，“论说”。
(44) 《张园集议》，《苏报》1903年5月1日第1张，“论说”。
(45)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263页。
(46) 《译西报纪张园会议事》，《苏报》1903年5月8日第1张，“时事要闻”。
(47) 严昌洪：《“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8) 《可敬哉吾国民》，《大陆》1903年6月5日第7期，第5页。
(49) 《高尾通译官致林公使》，1907年3月25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篡*那支**之部。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京师白云观与晚清外交》，《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50) 《〈杀学生之讹传〉按语》，见章含之、白吉庵编《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第30页。
(51) 《致北洋大臣袁缄》，《浙江潮》1903年5月16日第4期，“论说”，第7页。
(52) 《学生军缘起》，《湖北学生界》1903年4月27日第4期，第2页。
(53)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06、117页。
(54) 《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外交报》1903年9月6日第55期，第2页。
(55) 泷川：《中国外交之前途》，《政法学报》1903年9月13日第3期，第2–3页。
(56) 《论俄约决议后之情形》，《外交报》1903年9月16日第56期，第5页。
(57) 《论外交必有主体》，《外交报》1903年10月15日第59期，第2页。
(58) 耐轩：《政法之友》，《政法学报》1903年10月15日第4期，第5页。
(59) 云窝：《教育通论》，《江苏》1903年6月25日第4期，第4页。
(60) 《新政府之建设》，《江苏》1903年8月23日第5期，第2页。
(61) 《论外交必有主体》，《外交报》1903年10月15日第59期，第2页。
(62) 《与某君论中国内界阻力之不足忧》，《大公报》（天津）1903年12月6日，第2张第2版，“论说”。
(63) 《中国人无恒德》，《俄事警闻》1904年1月26日，“时评”，第304页。
(64) 桑兵：《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载《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273—303页。
(65) 《论美国陵侮华民》，《警钟日报》1904年4月22日第1版，“社说”。
(66) 《论华商集议*制抵**美国华工禁约》，《时报》1905年6月21日第1张第2页，“选论”。
(67) 《论华商可与美领事协商》，《新闻报》1905年5月20日第1张，“论说”。
(68) 《论不知国家事者之误国》，《中外日报》1905年6月25日第1版，“论说”。
(69) 《本报记者与益闻西报书》，《大公报》（天津）1905年6月26日第2张第2版，“论说”。
(70) 《告白》，《大公报》（天津）1905年6月11日第2张第2版，“言论”。
(71) “Anti-american Agitation and Action Thereon”, July 13, 1905, Di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Amoy 1844–1906, No. 38.
(72) 《大公报纸不登美人告白并传单不用美货请速设法禁止》（1905年6月27日），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26页。柔克义在向军机处施压的同时，还利用直隶总督袁世凯对该报进行*压打**并迫其停刊。对于*制抵**美货运动，袁世凯认为：“我国民气如此之盛，已足以令美人知惧，此后即当压抑风潮，以免酿成交涉”，成为当时少有的“地方当局对*制抵**运动自始即持反对态度者”。对天津《大公报》，袁世凯竟下令实行“三禁”，即邮局禁送、铁路禁运、人民禁阅。结果《大公报》被迫于8月19日暂时停刊。（参见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67页。）
(73) 《本报记者与益闻西报书》，《大公报》（天津）1905年6月26日第2张第2版，“论说”。
(74) 《北京学界同志敬告全国学生文》，《大公报》（天津）1905年7月10日第2张第1、2版，“论说”。
(75) 《北京学界同志敬告全国学生文》，《大公报》（天津）1905年7月12日第2张第2版，“论说”。
(76) 《论中国民气之可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载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选《清末时事采新汇选》第1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6886、6887页。
(77) 《拒约报其果停办乎》，《有所谓报》1905年11月29日，“短评”。
(78) 丁又：《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22号，科学出版社，1958，第14页。
(79) 《弁言》，载《中国*制抵**禁约记》，上海民任社，1905，第1页。
(80) 《论*制抵**美国华工禁约》，《时报》1905年5月23日第1张第2页，“本馆论说”。
(81) 《记绅商在务本女学堂会议不用美货办法事》，《中外日报》1905年7月20日第1版，“时事要闻”。
(82) 《论*制抵**工约宜以不定美货为正办》，《中外日报》1905年7月29日第1版，“论说”。
(83) 《论*制抵**工约宜以不定美货为正办》，《中外日报》1905年7月29日第1版，“论说”。
(84) 《记马相伯先生论美约事》，《中外日报》1905年8月17日第1版，“论说”。
(85)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第56页。
(86) 《张君季直等复商部左丞唐君函》，《中外日报》1905年9月8日第1版，“论说”。
(87) 《喜喜喜拒约会出世矣》，《有所谓报》1905年7月9日。《广东拒约会万岁！》，《有所谓报》1905年7月18日。
(88) 丁又：《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22号，第11页。
(89) 《论对待美禁华工事》，《时报》1905年6月15日第1张第2页，“本馆论说”。
(90) 《*制抵**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新民丛报》1905年5月4日第68号，第5页。
(91) 《直督袁恭录上谕称美国工约应持平办理不得*制抵**美货滋生事端者必将严究》（1905年9月8日），载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1892页。
(92) 张謇：《为*制抵**美货事致袁直督函》，载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89页。
(93) 《*制抵**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新民丛报》1905年5月4日第68号，第1–2页。
(94) 《自强必先自治说》，《申报》1905年5月23日第2版，“论说”。
(95)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68页。
(96) 《驳阻扰*制抵**工约》，《新闻报》1905年6月28日第1张，“论说”。
(97) 《论天津解散团体之可惜》，《大公报》（天津）1905年6月29日第2张第2版，“论说”。
(98) 《论*制抵**美国华工禁约》，《时报》1905年5月23日第1张第2页，“本馆论说”。
(99) 《敬告会议对付美约之诸君》，《时报》1905年6月2日第1张第2页，“选论”。
(100) 骏男：《禁用美货之结果可危》，《有所谓报》1905年7月6日。
(101) 《同文教习温君丹铭对于*制抵**美约之演说》，《时报》1905年7月8日第1张第2页，“选论”。
(102) 《论*制抵**美约》，《外交报》1905年8月5日第117期，第2页。
(103) 《八月初二日电》，《中外日报》1905年9月1日第1版，“电传上谕”。
(104) 《Julius G. Lay电告》（1905年9月12日），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整理，程焕文审订《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348页。
(105) 《对外政策概论》，《大陆》1905年10月8日第16号，第1–2页。
(106) 《论中国对外政策之源流》，《万国公报（月刊）》第202册，1905年11月，“论说”，第4页。
(107) 《中美商会会晤之详情》，《广东日报》1905年10月19日。
(108) 《澳商寓湾仔国民义务公所寄省公所书》，《有所谓报》1905年11月11日。
(109) 《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外交报》1905年12月11日第130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