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孙子兵法·地形》 载：“夫地形者，兵之助也。”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频繁的战事，潼关道上逐渐产生一些由关城隘口组成的军事要地，既有沿用秦汉的旧关、也有兴建的新城，经过优化组合以后形成隋唐乃至 后世潼关道军事攻防体系，故此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潼关道（路）走向及攻防战

潼关道起自汉长安城宣平门（未央区青西村），东出后循秦汉灞桥（灞桥区段家村）过灞河，滨渭河南岸继续向东，主要经霸城、 阴盘、新丰、渭南、郑、敷西、华阴等县至潼关，大体与今108国道西安至潼关段走向一致。

该时期在潼关道上发生过多次攻防战：（2）永兴三年（306 年），东海王司马越攻克长安，迎晋惠帝回洛阳；（4）建兴二年（314 年），刘聪、赵染二次进攻长安；（6）永 和六年（350 年），桓温伐前秦，军至霸上；

此外，还有一些小规模地方叛乱与农民起义，不过这些军事行动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且持续时间短、影响力小。因此我们着重以这几次大规模攻防战为基础，揭示潼关道各军事要地之间的联系。

以“霸上”为中心的军事要地

“霸上”是长安城东一处军事要地，又名“灞 上”，位置随着长安城交通结构变迁而发生改 变。魏晋南北朝时期“霸上”在长安城正东，《汉 书·高帝纪》载“： 沛公至霸上。

根据《水经注》引《三秦记》“霸城，秦穆公筑 为霸宫，汉于此置霸陵县”所载，后人多认为“霸 城”与“霸陵城”是异名同地，不过《水经注》明载汉“霸陵故城”并非魏晋“霸城”，考古调查亦证霸陵城在田王、霸城在谢村。

霸城或为曹魏更名霸城县后新筑县治，至南北朝仍沿用此城作为郡县治所，平时有常备驻军，因而具有一定的军事防御力，杜绝了攻方趁隙攻占的可能，可谓是“霸 上”军事要地的核心。

西燕慕容冲在“霸上”击败前秦占据阿房城，即今未央区阿房宫遗址，又与前秦相持近一年才攻破长安城；东晋刘裕北伐破潼关后姚泓即退守霸水西岸。《晋书·姚泓》载：“镇恶水陆兼进，追及姚难。泓自灞上还军，次于石桥以援之。”

《三辅黄图》曰： “洛门，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按其所载，石桥约在长安城东北，今未央区运动公园一带，统称为“霸西” 。《宋书·自序》载：“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复共追讨，泓乃举众奔霸西。”

不过霸水以东毕竟相当重要，故此姚泓移师长安城北逍遥园以后命“姚赞屯霸东”，意在加强长安城东防御力量。《晋书·苻坚》曰：“融将发， 坚祖于霸东……比发，三至灞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

“霸东”与“霸上”的地理位置稍有差异，“霸东”在灞河与“霸上”之间，应指灞桥东口，即今灞桥区桥梓口， 西汉曾在此设霸陵亭，魏晋南北朝时未见沿用 ，遂不见于《地理志》中， 在守方力量不足时驻军于此可直接控制灞桥，同样能阻敌西进，与驻军“霸上”的防御效果相同。

若无战事时，“霸上”则是 一处开放区域，允许民众自由往来，且官方多沿袭汉代“郊迎三十里”的制度在此设置仪仗迎送，大夏赫连勃勃甚至在“霸上”称帝，从而使军事要地“霸上”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

以新丰（阴盘）为中心的军事要地

魏晋南北朝新丰、阴盘两县由汉新丰县析置而来，东汉桓帝时为避“羌乱”将安定郡阴盘县寄治京兆新丰县，西晋始分实地置京兆阴盘县，两县共用一城作为县治，即今临潼新丰街办汉新丰遗址，遗址东临鱼池水，平面略作长方形，东西长 600 米，南北宽 670 米。

北魏时择地分别重建新丰、阴盘县治后遂被废弃，《太平寰宇记》载：“今县东一十二里故城，即汉县之所。后汉灵帝末，移安定郡阴盘县寄理于此，今亦谓之阴盘城。

李含、赵染、刘桀、张先等攻守双方均曾在此驻军，通过控扼大道取得军事优势，但新丰得失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战争进程，守方失去新丰（阴盘）军事要地后仍可在霸上组织防御，攻方失利 后也不至于退出关中。

到北魏时更加重视台塬地区的军事防御，加之汉新丰城屡遭战火已残破不堪，遂将新丰城迁至零口塬、阴盘城迁至马额塬上予以重建，不过新筑县城远离潼关道，对大道控制力较弱，此后再未发生过大规模战事。

该时期在新丰、阴盘两县境内还有一些乡亭级别小型城邑以新丰（阴盘）为中心的军事要地东至新丰塬东缘（今戏河），西至甬道地貌起始处（今临潼芷阳沟）、南至骊山、北至渭河，面积约 100 平方千米，以魏晋新丰（阴盘）城为核心，城南台塬是据城防御的必要补充，常为守方所重视。

魏晋南北朝地形与新丰相似都呈“甬道”状，但郑县交通地位更加优越：潼关道呈东西向穿过本县。 县境内有南出商洛的山 路，《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既复入秦，走商 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集解》徐广曰： 京兆郑县也。”

郑县南部骊山、少华山两山脉相接处山势稍低，商鞅或循此率军北上，所以郑县 实际上是潼关道上的“十字路口”。

其驻军地赤城是郑县境内的重要城邑，《魏书·地形志》：“郑……有广乡原， 郑城、赤城。”城址在今华州区赤水镇，城邑西临 “赤水”即今临渭区赤水河，发于秦岭北麓的三源在高塘镇武家堡汇流成一体，基本上呈南—北向流入渭河，直接横亘潼关道，杜洪计划进攻赤城必须东渡赤水，可见河流是苻健据城防御的屏障。

以郑县为中心的军事要地以东至郑城，西至赤水、赤城，南据少华山，北依渭水，面积约 100 平方千米。 以郑城为核心，境内多条南北向河流亦境内重要屏障。

以华阴为中心的军事要地

《魏书·地形志》载：“华阴，前汉属京兆，后汉、晋属恒农，后属。”按其所载，东汉建武十五 年（39 年）始将华阴县改属弘（恒）农郡，至北魏不改。

在大一统时期将京兆尹华阴县改隶弘农郡，使弘农郡、京兆尹呈现“犬牙交错”的态势，实际是 破坏关中自然地理与行政建制统一的状态，从而形成“关东”压制“关中”的局面，加强国都洛阳以西的军事防御力。

但在分裂时期，守方则会倾力占据华阴以形成闭合的自然地理单元，这样才能固守关中。华阴位于“甬道”地貌收口处，自此开始“山河”之间距离急剧缩窄，位于县南的华山自古就是关中的南部地理屏障，

此外，渭河华阴段水浅沙深，易于架设浮桥，遂成为攻方自蒲关道迂回潼关侧后的重点突破区域，东汉曹操、北魏长孙雉均曾南渡渭水至华阴，迂回潼关以西破关，反之亦然。

西魏宇文泰自弘农回军至华阴后，架浮桥北渡渭河驻军沙苑，在此阻击高欢。 所以华阴是潼关道上的“丁字”路口。曹操在南渡渭水以后，马超遂退守“渭口”，《三国志·魏纪》载：

“贼退，拒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 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

结 合《汉书·王莽传》“（三虎）保京师仓。师古曰：九 人之中，六人败走，三人保仓也。京师仓在华阴灌北渭口也。京师仓在华阴灌北渭口也。渭口，谓渭 水入河之口”的记载可知。

西汉京师仓所在地即 “渭口”，遗址在今华阴市双泉村瓦碴梁，仓址东傍汉晋华阴故城， 此地位于华山北麓台塬上，依山临崖地势险要，南依山塬北对渭水。

而东汉时在华阴修筑“定城”也在附近，今段家城村，魏晋沿用至北魏时改为定城县治。《水经 注·渭水》载：“渭水又东经定城北，《西征记》曰： 城因原立。

《述征记》曰：定城去潼关三十里，夹道 各一城，渭水经其北。”定城建立之初便具有突 出的军事性，关城依凭台塬，形态为两座城邑夹大道并立。后秦姚绍丢失潼关后仍有一定的军力，遂据此城固守，试图分兵阻断刘裕粮道，《资 治通鉴·晋纪》载：

“绍退屯定城，据险拒守，谓诸 将曰： 道济等兵力不多，悬军深入，不过坚壁以待 继援。吾分军绝其粮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鸾屯大 路以绝道济粮道。”

由此可见，“渭口”至定城地区实际上是潼关的直接后卫。北魏太和十一年 （487 年）将华阴县治移至今大荔县城区，遂成 为地跨渭河两岸的县邑，应开辟了北渡渭河的官道，使华阴县成为兼控蒲关与潼关两处关东门户的县邑，行政区划上的统一更便于守方组织防御。

而攻方在破关占据华阴以后，常常以此作为进军关中的前进基地，刘曜、慕容冲、慕容泓，石季龙、高欢等均驻军华阴。鉴于潼关城所在的麟趾塬地形狭隘，攻方多驻军于华阴“渭汭”或县西南部，大体自双泉村西至长涧河，此处地势平坦且有条南北向河流可作为屏障。

西燕慕容泓驻军 “华泽”击败苻睿，《资治通鉴·晋纪》载：“（苻）睿弗从，战于华泽，华泽即华阴之泽也。（胡三省） 注：在县西。睿兵败，为泓所杀。”

华阴“长城”在今长涧河 以西，自南向北沿河延伸，是高欢驻军依凭的自 然地理屏障。 高欢此战目的是为追击魏孝武帝元修，而非进军占领关中，故此在宇文泰接纳武帝、 驻防“霸上”后，高欢已无法达成政治军事目的，便留薛瑾驻守潼关，自率主力退出关中。

结语

“霸上”是长安东门、潼关是关中东门，两地得失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守方每遇战事必先驻军于此，攻方则会倾力争夺。此外，守方在兵力充足的情况下，亦会选择在潼关道中段新丰与郑县、东段华阴三地组织梯次防御，它们的得失不会直接影响战争进程，可视为“霸上”与潼关军事要地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