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的存在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各国通力协作的现实需要，从反面突出了人类共同主体和共同价值的问题，那么，经济全球化以及难以避免的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则从正面把建立全人类价值理念的任务提到了人们面前。文化的融合和冲突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通过冲突走向融合，融合中包含着差别和冲突。建立全人类价值理念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只能有一种单一的价值观，而是说要注意从人类主体和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许多问题，来反思和重新审视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重新谋划人类的未来。
一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世界历史时代”概念。20世纪中叶以来，借助科技革命的浪潮，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强劲和明显，特别是冷战时代结束、消除了一些人为的阻隔之后，跨国界的、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和合作更是频繁与密切，各种地域经济共同体和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为突出，整个地球已然成为一个“村落”。尽管人们由于立场不同，对这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见智见仁，但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恐怕是谁都无法否认的。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在物质、信息、金融和人才方面的交流与互换，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我们如果承认经济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方面，那么就必须承认，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在政治上有所反映，国际性组织和国际性条约的约束力将会相应加强，从而使得文化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全人类的文化。
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地方，就是交往活动和交往方式的世界化、间接化。在以往时代，大部分的交往行为主要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行为，时间的“同时”必须以空间的“同地”为前提，所以地域空间的间隔极大地限制了交往的范围和频率，不仅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孤立地发展着，而且同一民族的各个部分也只具有松散的联系。虽然人们可以借助文字实现文化和经济信息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却必须采取延时性的形式，比如一本书从出版到读者阅读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一封信件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在不同主体间的往返。如果说，电话、电报、电视等的发明都以尽量缩短信息传播的时间为目的，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就集它们的功能为一身，使人类实现了交往媒介的一次革命，造就了新的交往手段，构筑了新的交往平台。互联网消除了交往主体的地域间隔和空间距离，使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能够同时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合作和交流。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日益为不见面的间接交往所替代，“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已经失去了至少是大大降低了原来的意义。这种新的交往媒介的出现，就为扩大交往领域提供了技术性支持，使得全球性的密切交往成为可能。互联网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交往平台。
在这种新的交往平台上，不同公司可以异地而同时地进行交往和合作，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可以相隔万里而召开会议，共同商议发展计划、安排各种商业业务；任何个人的新观念、新创造、新发明、新产品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而为全世界所知；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而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和商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自己的合作者，包括商业伙伴、生活伴侣；等等。快速的、多信源的信息生产和交流，种类繁多的、超大规模的信息储存和迅捷地检索，为人们创造出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发展机遇，提供了进行各种选择的众多机会。电子商务、网络交易、电子货币、电子信件、电子图书馆、网络远程教育等，这一切在为人们提供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为个人的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极大的空间。特别是电子信件、电子图书馆和网络远程教育的出现，意义非常深远巨大。中国的青年可以通过网络成为几万里之外的剑桥大学或哈佛大学的学生，南美洲的居民可以通过网络而学习和大量了解中国文化，个人日益成为世界性公民，可以借助人类创造的各种财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与此相应，在个人和类之间的各种存在形式如家庭、社群、阶级、阶层、民族、国家等都将由此而逐渐淡化，人的个体性存在和类存在之间的传统差距在逐渐缩小，人类主体、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共同价值都不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成为直接的经验现实。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对此，人们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后工业社会”等概念来称呼和表征，这些概念更多地强调和突出了这个时代的技术性特征，而对于这个时代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似乎还缺乏应有的注意和较充分的揭示。这也说明，人们对于自己所面临的这个时代还缺乏一定的思想准备，或者说，许多人还是也只能从传统的一些观念出发来理解这个时代。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以及它带来的一些问题。
二
在世界历史时代之前，人类历史主要是一种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历史，形成的就是一种地域性的民族文化和文明。各个民族孤立地在互不交往或很少交往的地域条件下发展着，各自形成了一套应对环境进行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优长之处。各个民族借助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使民族成员实现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和承担者，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精神生命；一定的民族消失了，灭绝了，其文化也就瓦解了，湮灭了；一种民族文化为别的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和同化了，这个民族基本上也就等于消失了，尽管它的成员还存在着、延续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各个民族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文化特异性，侧重自己的文化个性。人类文化的大花园就是由各个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所构成的，各种文化各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的问题。
但若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封闭性、排他性和自我优越感。封闭性是指它自成一个系统，具有一定的自足性，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方法，借以解决人们在实际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们，自小就受其熏陶和习染，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对各种意义的诠释，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发生的，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得到合理的辩护和理解。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便易于把自己的这套观念、这套方式看作天经地义的、唯一合理的。从正面说，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优越感，觉得自己民族的这套东西是很好的，甚至是最好的，即使在个别方面不太好，但总体上、根本上是很好的。从反面讲，这就是一种排他性，对于其他民族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往往不理解、看不惯，自觉不自觉地贬低与排斥来自其他民族的这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即使对之有所吸收和汲取，也得编织出充足的理由，以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以维护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一点，对于发达的民族和不发达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表现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越是落后的民族，在世界性竞争中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越是容易倾向于强调自己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强化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抗衡发达民族的文化对自己的渗入，而发达民族则倾向于把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念看作先进的、普遍适用的，看作一种普世主义文化，借助经济优势向其他民族推行自己民族的价值观，甚至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政策。二者表现虽异，但实质同一，均是民族主义作祟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是指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就已经形成、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交往中得到强化的民族中心主义立场。其具体的表现为：（1）将本民族国家的利益看作最高利益，在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时优先考虑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并将之作为一种自明的、绝对的前提，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或是将之视为虚幻抽象的东西，或是将之看作第二位第三位的东西。（2）将个人首先不是看作一个人，看作人类的一员，而是首先将之区分为和看作某个民族的成员，看作某国人，一如在过去时代首先将个人归于某个家族或某个种姓。如果说后一种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遭到普遍的否定，那么前者则还受到许多人的推崇，这些人至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历来为人们所珍重的以爱国主义形式出现的忠于民族、忠于国家、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的传统理念，将人格与国格相连带而论的逻辑理式，其实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3）将文化艺术产品首先看作民族的艺术作品，首先从民族的角度进行理解、欣赏，一部作品在国际上得了奖，不是将之视为人类审美共同性显现的结果，而是将之看作民族文化优越性的证明。（4）过分强调与张扬民族感情和国家主权问题，将之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国际社会和其他民族的任何批评性议论都会引起抗议，认为干涉了自己的内政，伤害了自己的民族感情，如此等等。总之，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仅仅局限于民族的立场，不肯做任何观念的超越，不能从人类主体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毫无疑问，在当今国际交往中，民族国家仍是交往活动的主体，也是各种责任和权利的基本承担者。作为主体，各民族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评价各种事物和事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内外政策，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现在的问题是，交往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同样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与其说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不合理地运用现代科技的结果，而这种不合理地运用科技成果的动机和根源则是企图竭力扩展自己的民族利益，增强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所以，当一些人把全球性问题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时候，可以说这是找错了地方，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民族中心主义，主要不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简单地将自然看作征服对象，而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将其他民族当作自己的假想敌，是竭力争夺国际市场获得超额利润的现实需要推动着各个民族国家在经济和军事的竞赛场上狂奔。现代社会的许多冲突，国家间的、地区间的、民族间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之所以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都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都说明，世界历史时代民族主义观念将日益显现出自己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已经成为阻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融合为人类文化的因素。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以及作为其对立面并与其抗争的、强化民族性的文化保守主义，都不过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现在到了反思民族主义、超越民族主义立场的时候了。
三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以确凿的数据材料论证了现存发展方式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为各国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围绕这个报告而展开的所谓“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争论姑且不论，联合国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被许多人认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良方。但是，进行深层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可持续发展只是对现存发展方式提出了一定的限制性条件，主要作用也就是增加了现有发展模式的持续时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使我们能够延长现存发展模式的时间，延长一百年、二百年，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换发展模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累积的问题就会更为尖锐和突出。而要改换发展模式，就必须超越现在盛行的人们都认为是正当合理的民族主义立场，从人类共同主体的高度反思既有的文明方式，重新认识和规定幸福生活的目标及其所需要的条件，重新审视人类发展的道路。
比如说庞大的军费开支问题，各个国家都感到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可是又不能不予以保障。当今之世真有必要使军费保持那么大的规模吗？到底是谁在威胁着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安全，是什么因素制造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如果彼此能够抛弃传统以*力武**为后盾的外交观念，用对话代替对抗，大家坐下来理性地商量着解决一些原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家都祈愿的世界和平不就来临了吗？假如能把这笔庞大的资金剩下来用于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该能解决多少社会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明智一些，而非要把钱花到那些根本不必花的地方，制造那些恐怕谁都用不着的先进*器武**？
再比如，什么是物质生活的富裕？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肯定有一个基本底线，但是有无一个高限？在一些发达国家，富裕与贫困已经脱离了原初的含义，而成为一种严重异化的概念，别人有100万存款，我只有50万存款，别人住300平方米的豪宅，我的住宅只有10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我不是富裕的而是贫困的。大家都这么比拼着竞富，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种竞赛上，这值得吗？民族国家之间也这么比拼着竞富，不惜大量耗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这合理吗？据有关人士统计，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30，但美国人所耗费的能源却占世界能耗总量的40%，假如全世界都达到美国的这种水平，地球上的能源几十年后就会枯竭，既然如此，那么美国的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还值得推崇、值得模仿吗？我们应该反思，在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活需要中究竟有多少是真实需要，有多少是厂商的广告宣传造成的虚假需要？人对物的高度依赖造成了严重的异化现象，如何才能使人返回自己的本真状态？幸福生活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人类的生活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
互联网为人类普遍交往提供了新的手段，构筑了新的平台，但是，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个新的平台就将不是民族对话和理解的新的场所，而成为民族对抗的新的战场。目前，许多国家都注意到了网络安全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势必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自己的网络“麦克马洪线”，力图保护自己国家的军事、金融、经济和政治秘密，力图阻隔和过滤掉那些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信息，删除掉自己认为是落后的或腐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信息。网络的本性是“通”，是信息共享，可民族国家之间互不信任、互相设防，彼此正在建立新的“墙”、新的阻隔。这种“内耗”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人才浪费，并且不断地造就和培养着互不信任、互相提防的后代。
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努力，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出了足够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能力即生产力的话，那么，人类在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却并没有取得相对应的进步。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解决这些矛盾固然不能只靠观念的力量，但通过反思人类既往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超越民族主义的立场，确立一些全人类的价值理念，对于缓解和解决人类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肯定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相对于一些人提出的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建立“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念，超越民族主义立场、建立全人类价值理念的方案可能更为现实，也更为切中时弊。
毫无疑问，超越民族主义立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政治家受权力的巨大诱惑，一些实业家受超额利润的强力制约，决然不肯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优势地位，或正在图谋获取某种优势地位。在这个方面，各国的文化精英、思想家和学者，需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也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这些思想家和学者，首先得顺应时势，*瞻高**远瞩，超越自己多少年来习惯化了的民族主义立场，抛弃冷战时代形成的思维模式，增加对话，增强信任，从人类利益高度重新考虑人类发展的问题和未来走向，重新思考人的自由、平等、和平与生活幸福的问题，共同努力，求同存异，建立一些全人类价值理念，并积极地向无暇思考这些问题的政治家、企业家宣传这些价值理念，向所有人特别是少年儿童宣传这些价值理念。坚持既久，人类的“巴比伦塔”就可以建成。
[1]本文原载《价值之思》（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