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役残害人民、奴化教育 ——日寇在喀喇沁旗的*政暴**（4）
乌秀青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如兴办了热河省承德国民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凌源公营子毓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并在喀喇沁旗王爷府新建国民高等学校。在原崇正学校的基础上，又增设国民优级学校、公爷府河南优级学校、平庄优级学校、乡村国民小学。
伪满的教育，是奴化教育，以教授日语为主，给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尊敬日本天皇的思想。每校都有校训，大意都是日满不可分离，一德一心等，师生到校要向日满*旗国**敬礼。高等学校用日语授课。把同化朝鲜的政策原封不动搬到满洲。如触犯校规即体罚、开除。提倡尊孔，每年春秋丁日祀孔，传授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
有一次，承德国民高等学校进行口试，教师问学生：你是什么人?学生回答：我是中国人。因有没说满洲国人。即说是反满思想，打骂后开除学籍。
还有一个中国教师讲历史，说原始类人猿是我们的祖先。就说这是*产党共**的教育，这位教师被处分革职。
另外，每年在承德离宫进行一次教师训练，轮训各校在职教师，每期六个月。教师报到后，首先排队立正，听日本教官训话，然后按名检查行李。
把分头剪成光头，把眼镜手表摘下，脱去皮鞋，才分配到各宿舍。以后，每日检查一次宿舍，如行李放得不整齐、室内不清洁，即站队训斥，责罚记过。
夜间点名，教官拿着手枪在教员头上敲打。有时紧急集合，一鸣口笛，马上集合，如领扣、皮带、裹脚装束不整齐，就挨打罚跪。每天轮班做饭，自己打柴，吃的是霉高粮米。还要二人一班做豆腐，挑到大街叫卖。
日本人骂中国人有奴隶性，拿中国人不当人待。受一次训练，教员形容憔悴，手破脚裂，如同经过一次地狱生活，痛苦难言。如公爷府教员乌云梯、吴英回来与人相告时抱头大哭。
强敛*器武**
民国时期，在热河地方，大地主、大商号每家都雇着打手(护院的)，备有枪支。凡富裕户都买枪买马(称枪马户)。地方上组织了保甲队，街镇成立了商团，都有枪支。还有一些无业流氓和地主子弟，游手好闲，爱马玩枪。
商号老板保镖也有枪。如通兴当的左翰章、拔贡地太恒栈赵国宗出门前后都有四个背盒枪的随从。有一次，公爷府的45名商人结伴赴赤峰，乘马挎枪、简直象便衣队。所以，地方上枪支*药弹**很多。
1933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寇怕人民起来反抗，所以发布命令，张贴布告要回收*器武**。禁令以后，再存*器武**，以通匪论处。
一日，公爷府来了一辆汽车，下来1名日本军官，6名日本士兵，在二分驻所院内。军官用日语发命令，实弹守卫。门口一人，院内四隅四人，一人持枪在院内巡视，让民众来交*器武**。因事先早有通知，各甲商民携带枪支纷纷前来交枪。
三天收回大小枪支两大车，土炮在当地毁为废铁。经过一次*器武**回收，全旗枪支完全收回，可日本人还不放心，命令治安队在喀喇沁全旗收缴枪枝。
治安队到处打骂，使用各种毒刑威逼人民。人民实在没法，用高价买枪，买*弹子**“赎罪”。一听说治安队来了，人们象避瘟神似地四出逃走。
以后，又令警察署，随时收缴枪支。警察借此为名，敲诈勒索。公爷府警察署署长郭子良一到任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向张宗英、姜益斋收枪，不缴就给他们灌冷水。最后张宗英用260元买了一支破斜匣枪，姜益斋交烟土20两，*弹子**50粒，才算完事。
1941年l1月，热河警察厅笠原警尉带了20名警察，乘大汽车来公爷府警察署缴枪。村长白袭铎见我说：“可了不得，日本警察署打人灌凉水呢，快去用‘协和会’的名义求求情吧。”
我到警察署一看，院里跪着不少人，有甲长和一些大户，日本人正将本街商人石大头捆在板凳上。旁边放着一桶水。好几个警察拿水壶往人们衣领里倒。11月的天气特别冷，人们只打哆嗦。我向笠原求情，保三天交枪，才算把人放了。
后来又将牛头沟门天主堂张神甫传来，不容分说，押在小监狱上刑。因警察署长没带刑具，笠原还把署长打了二个耳光。第二日，张神甫交了一支橹子枪才被释放。
因此甲长、大户们出好枪的价钱，四处买破枪、*弹子**，七拼八凑完成任务。这一次缴枪，公爷府受到很大损失。
强种*片鸦**
喀喇沁旗久惯贩运*片鸦**。流氓奸商不顾*国亡**，只顾发财，将*片鸦**运往天津、北平等地。有的是武装贩运。当地有鲍海，姚事彬等四五十人编为马队，全副武装，将*片鸦**运往河北省乐亭县，交与烟商于洛亭。
于与日本浪人和军警有联系，在天津、北京销路很广。所以贩运一次*片鸦**非常得利。日本侵占热河后，不顾中国人的死活，强迫种植*片鸦**。
1933年施以小惠，勘丈烟地，私贩私运缓和了一些。1936年，旗公署设烟政科，各关隘严格查禁，地方强迫种烟，以一村为单位，各甲分配任务。按照农民在春耕以前的申告由烟政科或村发给种烟许可证，注明姓名、亩数、段落、产量。再按许可证勘查，不许超过，也不许减少。
为了垄断*片鸦**，不准私人存留，成立*片鸦**专卖署——大满号，后改为*片鸦**组合，收购*片鸦**。到割浆时期，种烟户持种烟许可证到*片鸦**组合去卖，按烟土的稠稀合成算准两数，填写在种烟许可证上。
价格分一、二、三等。缴烟土时查看种烟许可证，卖了几次，是否符合规定的产量，以及是否卖完，还欠多少等。*片鸦**组合舞私弄弊，以假混真，压等级，加水分。
将烟浆晒成烟砖要去水分，警察官、村吏等人，为贪占烟土，便压低等级，增加水分，这些损失，都加在种烟的老百姓身上。因此多数人交不上烟干，挨打挨骂。一年比一年逼得紧。
为逼缴烟土，省县旗成立了缴土工作组，不少日本人参加缴土工作，分发到各村缴土。每到一甲，要给预备公馆，大吃二喝，召集种烟户，按名念种烟证，卖几次，多少两，有没有不欠烟干的，只许说有，不许说无。还放有各种刑具。
只要烟册上有名，下年还得按亩种烟。有一年中秋节，老乡都弄点吃喝准备过节，来了缴土工作组，老乡吓得大都跑了。没走脱的被集中到一起，对面站立，互相打嘴巴，然后向太阳跪着，两手高举一二个小时。后经甲长作保，答应缓期想办法交烟，才放走这些人。
日本人禁止私人贩运烟土，在火车上检查得更严。旅客上下站，不论男女，身上、行囊都受检查。有些烟商雇佣穷人用避孕保险套每个能装二两熟膏放在肛门内，带到目的地，有的保险套在腹内破裂把人毒死。
我在沈阳参观过一次*片鸦**制膏厂，地址在市东南关小河沿，面积很大。周围有武装人员守卫，车间有若干锅炉，由*片鸦**入锅到煮膏、过滤、成膏、切片，完全自动化。一日能出一万两烟膏。包装是手工。有七八百女工，俱是20岁以下的姑娘，着白衣白帽。包装的彩色纸盒，每一大盒20两，内有若干小盒。
门口有武装门岗和女检查员。他们有打骂权，每当下班，检查甚严。制出来的烟膏有的出口。在各地设*片鸦**零卖所，发给吸食证，公开叫中国人吸食*片鸦**。
制定统制法
1938年日伪颁布各种统制法。包括小麦粉统法、米谷管理法、劳动统制法及棉布麻，丝肉油皮革等一系列的统制规定。以上物品皆规定为统制品，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查出来即为经济犯。各地商人把原存的货物藏起来。
赤峰、公爷府的大小铺面都上门板，柜台上布满尘土，货橱内空空如也。有人乘机作投机生意，囤积居奇、哄抬高价，暗中出售。农村更为困难，东洋货也没了，一尺布、一盒火柴都买不着。
小商倒闭，饭馆摘了幌子，买卖歇业，工人散伙，失业者千千万万。奸商与当地警察勾结，私买私卖，从中牟利。奉天(今沈阳)诺大的城市，全市没有肉菜面食。早市四点钟开市，有一些卖食品的或卖麻丝布、旧绸缎衣料的，也不断被警察打散。
赤峰更困难，物品奇缺。有时老爷庙的小胡同，有妇女小孩提筐卖烧饼、香烟等，价格非常贵。一盒烟一元，一个烧饼五角。一见警察急忙逃走，一日不遇警察，是为好运。
由于棉布缺乏，将日本的破烂估衣片，运来分配给商店出售。农民只得穿日本估衣片，什么颜色的都有，真的成了“日满协和”。各城镇成立配给所，每次进货不多，由警察官、村吏员、伪职员配给，不知剥几层皮，剩下的才分配给农户。
因此，物价暴涨，多数人维持不了衣食。从集市上看，人们衣服褴褛，面色憔悴。农民陈树庭，当时没有布做衣服穿，叫他的儿子小栓驮一点粮食到汤道河换布，鬼子捉住说是经济犯，打得昏过去好几回，又押起来。听说要判徒刑，陈树庭卖了一条大牛，将钱送给鬼子的狗腿子，才把小栓放回来。
火车上检查得更严，发现私带棉布、粮食，就是经济犯，东西被没收，人被扣押。家无食粮，人无衣穿，农民喘不过一口气来，憔悴困顿，未有甚于斯时者也!
粮谷出荷
各种统制法施行以后，1941年日伪又加紧收购粮食，叫粮谷出荷。以一村为单位，土地面积将粮食产量40％到50％分配到各村。规定价格很低，和白白没收差不多。
喀喇沁右旗西部指定的收粮站为旺业甸、王爷府、公爷府、大新乡。秋收以后，村公所通知甲牌长根据土地台账，按花名通知数字，督促如期出荷，刻不容缓。小牛群至公爷府七八十里，大车小驮、人挑马载、披星戴月，络绎不绝，到指定粮站交粮。有的农民没口袋，用被子、门帘、褥子装粮食。
有一家没有口袋用棺材装粮，牛车拉着出荷。鬼子见了感觉新奇，哈哈大笑。粮站办事人员摆架子，他们按钟点上班，老乡排不上号，有的等一二天。人吃马喂，住店盘费，有时卖的粮钱不够来回的路费。
检查员检验粮食时，一不顺眼，说不合格，扬在地上。过秤员更刻薄，不报斤数，随便报秤，老百姓问问数字，开口便骂，举手就打。
公爷府粮站设在通兴当西院，因没有仓库，用大猪圈装粮，夹皮墙都装满粮食。出荷完了，没有人负责保管，风吹雨淋，冬天大墙外被麻雀吃下的糠皮有一尺多厚。
平庄没有粮库，用秫秸在野地里围墙，高粱、谷子、大豆在野地里堆着，糟塌得很厉害。锦赤线各火车站，大部分是用秫秸席子围囤，粮食堆积如山。
日寇视中国人的血汗不如粪土。出荷以后，大地主还能剩下些余粮，自给自足；中小地主除去捐税成了缺粮户；其它小耕农，交地主租子，再加上出荷粮，当时就没吃的。饥饿借贷，丰年也成了荒年。
有一年春节前，警察署召集公爷府村的中小地主(我也在内)在村公所开会，日本警尉丸旦说：公爷府村还欠出荷粮两万多斤，怎么办?小户已经没有粮食，连自己吃的也没有了。就得你们大家想办法。会长带头替老百姓交粮，大大的光荣。
结果只好大家分摊。丸旦亲自出马，带着我和张翻译，以及警长、村长司国均，在除夕这一天，下乡督催。到了牛头沟门王瑞家，张翻译连打带骂，将小米和淘好的黄米都装上车，又看见两张羊皮也没收了。王瑞的老婆只掉眼泪，就这样连强迫带打骂，在除夕一天内完成了任务。
施行国兵法
伪满洲国成立后，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驻守各重点城市和边境地区。地方治安由警察维持。警察从初期的10万发展到30万。从*队军**来看，当时伪满的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原东北军和收降的土匪，多数有吸*片鸦**的恶习。
为了逐步实现*队军**正规化，实行募兵制度，精简了许多官兵，设立了伪满陆军军管区。兴安军由兴安军军管区(郑家屯)统一领导。并成立军官学校，有中央陆军训练处、长春军官学校、王爷庙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军官，充实骨干。但募兵仍然不符合正规化的要求。
募兵定额分配到各县旗，地方上富裕家庭的成年男子，都不愿当兵。为了避免服兵役，他们以雇佣代替募兵(用小米一石或现款)，凡应募的俱是无业单身青年，或有*片鸦**嗜好者。
为了加强*队军**的正规化和军事训练，充实伪满*队军**，l939年颁布了“国兵法”，凡年满20岁的男子，都服兵役，在全满广泛宣传推行。县旗加强兵役机构，村公所设兵役系，专办兵役事务。如登记国兵适令册记，注明年令、民族、家庭状况及财产等。
每年一次国兵身体检查。有一年喀喇沁旗的国兵检查在王爷府崇正学校进行，由军管区来的检查官是日本上校，检查人员有宪兵、军医，将全旗的适龄青年召来，残废的、不能行走的也抬来受检查，恐怕冒名顶替。各村的村长、协和会长也参加。
检查开始，五人一组进室，报告家庭历史、生活状况等，对照适龄登记卡片。然后将全身衣服脱去后由医务人员检查身高、体重、视力等，填写在适龄卡片上。
最后由检查官决定合格与否。合格人即高呼合格。有的人在申告时，不从实报告，身体检查时，故意装聋，装眼力不好等，宪兵就带到另一室特别检查，还要打骂、罚站。
有时大冬天裸体在室外站一二小时。合格的国兵本地警察署、村公所负责保护，如故意损坏身体，署长、村长负责。
国兵入伍后，待遇很坏，吃高粱米饭、挨打挨骂。军事训练时，身负五六斤重的*器武**，上山下梁，一小时行军数十里，其痛苦不堪言状。
训练不合格的为“国兵漏”，“入勤劳奉侍”队到矿山，建筑桥梁、修公路，义务劳动三年。
劳工苦役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修筑铁路，公路、开设厂矿、架电线……。繁重的劳动，除本地百姓负担外，还得从外地雇佣固定劳力。如修锦承铁路、叶赤铁路时，从华北、河北募雇劳动力，到东北从事劳动。后来又开采热河北票、阜新煤矿，扩建抚顺、密山煤矿……，劳动力很不足。
1938年施行劳工法。县旗成立劳动科，村公所成立劳动股。在地方征集劳动力。名义是劝募，实际是强迫。有几种人可以免役，即官吏、职员、大地主等有财有势的人。穷苦百姓是劳役的对象。喀喇沁旗的劳工多数去密山、北票、阜新采煤。
村长和甲长一商量，指名去当劳工。开始还给几斗米，后来米也没了。警察协同抓劳工，百姓哭叫连天，妻离子散，矿山待遇非常不好，每日做12小时工，把头经常打骂工人。日本人下井监工更是厉害，用刀背砍，用大马靴踢。
就这样，每日只发给工人五角钱的工资，就连霉高粱米饭都吃不饱。矿内设备不安全，时常发生伤亡事放。密山是水草湿地，工人宿舍简陋，不讲卫生，经常得传染病，又没有医疗设备，每天都有死亡。公爷府村的大老盖，就是当劳工死在密山，没有一点抚恤金，尸体也没弄回来。
一年征好几次劳工。公爷府村一次就征去20多人，家里的人无人抚养，受冻挨饿。以后征劳工的人数逐渐增多，平庄修飞机场就征来千数人服劳役。
集家并村
自1940年，八路军在冀东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后，他们万分惊惶，调集大批伪军、警察组织讨伐队，进行了几次讨伐和扫荡，但都归失败。八路军的游击队，发展到热河省的滦平、丰宁、大阁等地，袭击了小寺沟车站，活捉了两名搞*共反**宣传的道德会女宣传员。
抗日势力逐步发展到平泉、隆化等地，日寇采取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分散的农户，集中到一个较大的村庄破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们*压镇**人民，*锁封**物资，围困解放区。
1940年到l941年，由日本人和警察组成集家工作队，进行集家并村。在据点修筑部落，部落外一户也不留，房屋拆掉，如到期不拆，有镐头队去拆，有的用火烧。凌源许春璞一家被火烧死6口人，强迫迁入规定部落里。
迁居后，贫困户盖不起房子搭个窝棚。东西没处放，堆在外边，再遇夏雨连绵，室内外一起挨雨淋。没有柴，只好烧柜箱等木器。人多房小，拥挤不堪，牲畜猪鸡与人同宿，遍地粪尿，臭气冲天，瘟疫流行，老年人和小孩死亡很多。
田地荒芜，生活困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部落里有保长，居民白天出去种地，晚上必须回来。出入登记，谁家来人向保长报告。
锦承线上，一过平泉，铁路两旁居民的房屋拆得乱七八糟，东西到处乱扔。菜园、果园都成野地，满目凄凉。
1943年，喀喇沁右旗实行集家并村，由旺业甸、安丹沟、白石台沟拆房子，修部落。白石台沟70多户人家，房子拆得一间也没剩。在旺业甸一带制造无人区，不准到茅荆坝骆驼山子耕地采伐。如果没有证明书进入无人区，开枪打死勿论。
在集家并村四年当中，喀喇沁右旗烧房屋15万多间，荒废耕地180万亩。损失大小牲畜一万多头，死亡人口4500人，被捕送往东北做苦工的8000多人(以上见《热河群众日报》)。
除此以外还施行保甲连坐，加强特务训练，扩充伪军守据点，要老百姓看路，当炮灰，当“肉电杆”。日本人凶惨到了极点。
日寇的魔爪——宪兵队
宪兵是一种特种兵。伪满时期，宪兵是日本人用来*压镇**反满抗日人士的工具。当时各重要城市都驻有日本宪兵，铁路沿线也有满州国宪兵，他们同样欺压百姓。
赤峰有日本宪兵处，很多无辜百姓被他们抓起来审讯，所用的刑法很残暴。有*弹子**头刮肋条、灌辣椒水、灌火油、蹲水牢等，不知多少人死在宪兵手里。
有一次我看见20多个人被宪兵用麻袋把头装上，五花大绑。用汽车载着往赤峰宪兵处解送。在赤峰火车站，每次旅客出站时，数十名日本宪兵，面貌狰狞、怒目而视，见有可疑的旅客，就停止放行。每次都有十几人被检查，挨打或逮捕。
山海关、古北口为“国境”，检查得更严，旅客每次都列成长队，将行李、背囊打开等候检查。日本宪兵和伪特故意刁难。
去北平更困难，得有本地警察署的出国证，还要回宪兵队、警察局等各关卡登记、挂号、印指纹二三十次。每人只许带*币伪**50元，多则没收。东北和华北本是邻省，可划成“两国”。中国人在本国旅行也受限制。
公爷府驻过一次日本宪兵，队长叫鸠山。在本街招收了二名特务，搞各机关、乡村及商民的情报。这二人狐假虎威，依势压人，敲诈勒索。鸠山化装成便衣，经常带着他们二人夜间串山沟。
有一次晚上到了小柳条沟，老乡王生刨茬子，他们说给八路军放哨，便吊打灌凉水，经村民作保才释放。此外，还驻过一次伪满宪兵队，宪兵处设在商号利汇川门房，队长巴特扎布(蒙古族)带四名班长。各甲派四人值日，给他们供应蔬菜、鸡蛋、劈柴。商人给准备绸缎被褥、化学麻将牌、留声戏匣。他们喝醉酒就打人。
特务比宪兵还可恶。公爷府警察署的特务马之禄、郝玉宗化装便衣，暗带手枪、捕绳，到处敲诈，随便捕人。警务科的特务吴树栋(小庙子人)到处讹诈勒索。公爷府全村都受过他的害，特别是史东江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八路军工作队的李荣春以前就和史东江有来往。
1944年，李荣春带领十几人来史东江家住，一日夜晚去小庙子捉特务吴树林时，两边开火，打死了吴树林的老婆，关其祥同志负了伤。抬至史东江家，连夜又送至大柳条沟史东坡家。
吴树林逃至平庄，向警务科报告，五月来了30多人的讨伐队，队长李久荣，他们到了嘎叭河，捉住史东江和王羊倌(王子良)；要就地枪决，村里人磕头求情，才把王羊倌放开，将史东江带至平庄。坂户警务科长亲自审讯，史东江受尽酷刑。
七月，史东江的二哥史东壁去平庄探听消息，刚下火车遇见吴树林，也被逮捕，送至警务科，经过几次审讯，在水牢里押了两个多月，最后被装在皮口袋里摔死。史东江被送至锦州法院，解放后才回来。
灾难深重的热南人民
日寇临近末日，更加疯狂。为了防备八路军游击队，日寇拼命推行它的囚笼政策，抓劳工、派民伕，在主要铁路两侧普遍修护路井、*锁封**墙，加铁丝网，但是敌人白天修，八路军晚上破坏，敌人束手无策。由日军宪兵配合警察清乡。
每到一村把全村的男女老少赶到一起，四面包围，架设机枪。男的站在一边，女的站在一边，叫小孩认他们的亲人，剩下的就说是八路，赶到集中营，严刑逼问，甚至枪杀。还用柳条串腮，十数人一串，牵着走。
承德南有万人坑，常以通八路军为名，将成百的无辜百姓用机枪扫射，扔到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