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属性与“好”所指
——《好的故事》题解
文丨李煜晖
站在语文教学的立场欣赏《好的故事》，最大难题在于阐明主旨。所谓阐明，不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结论，而是经由文本分析，和学生一起建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推演过程。统编教科书在阅读链接中引了冯雪峰、李何林的评论，希望给师生以参考，但似乎还有可以商榷之处。冯说“作者于工作之余闭眼休息的刹那间，在朦胧中看到一副很美丽的生活的图画……作者希望着这样美丽的生活，是这篇作品的主要精神”。用“美丽”替代“好”，用“图画”替代“故事”，这两组关键词的内涵显然不同，否则鲁迅何不名之为“美丽的图画”？李说“在黑暗的现实中，他强烈地追求美好的事物，把美好的事物描绘的非常‘美丽、幽雅、有趣’，艳绚多姿……”，把“美”和“好”合起来说，混淆了两者的差异，同时避开“故事”一词，代之以“事物”。即便小学生，恐怕也会朦胧地发问：“好的故事”究竟是故事，还是图画或事物？为什么它是“好”的，而不是美的？换言之，作为文章学大师，一贯擅长给作品命名的鲁迅先生，为什么起这个乍看“文不对题”的标题？
“故事”有两种含意。一指旧事、往事，与叙事者个人生活有关，《朝花夕拾》刊载在《莽原》半月刊时，总名《旧事重提》，“旧事”与此同意。二指寄托某种意义的叙事体裁，如童话故事、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等。比如《故事新编》，鲁迅自言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取的正是这层意思。但不论哪种理解，“故事”都应该具有叙事性，至少要有人物、有情节。以此观察《好的故事》，从成立条件上看，包含了一个无争议的和两个有争议的故事。
无争议的指通篇整体叙事，即“我”做梦的故事。虽然从梦醒到提笔间隔不久，但毕竟发生过了，可以看成作者的一桩旧事。我在“昏沉的夜”里，靠在椅背上做了一个梦，正要在梦中“凝视”无数“美的人”“美的事”时，突然惊醒。我想追忆梦中的“碎影”，但却“一丝”不见，只是“总记得见过”而已。这里有做梦之人，也有入梦和梦醒的情节，算得上正经八百的故事。梦在高潮时刻醒来以及梦醒后的感受，都和《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叙事模式相似，“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不同的是，李白从梦中领悟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的道理，于是“须行即骑访名山”去了，而鲁迅只是确认好梦难追：一个洒脱高亢，一个怅惘低迷。
第一个有争议的故事出现在第五自然段。为了说明梦中故事的样貌，作者先插叙了一段坐船经过山阴道的经历，这也是作者的“旧事”。我们无法考证确凿的年月，但结合鲁迅生平和所叙内容，只能发生在十八岁出门远行前，甚而在十三岁家道中落前，那时的鲁迅还是少年或儿童。这个故事之所以有点“名不副实”，是因为有人物而无情节，叙事性大大削弱了。作为人物，“我”是安静的观察者，没有社会性的目的取向，也没有与同船人物发生交往。“我”看着两岸的景物倒映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船桨的摆动，这些影子和水中的萍藻游鱼——即文中所谓“诸影诸物”，呈现出解散、摇动、扩大、融合、退缩、复原等诸般形态，水波的边缘还在日光照射下发出“水银色焰”，称得上“艳绚多姿”了。作为读者，如果没有拉开审美距离，和“我”一起沉浸在这段文字里，欣赏它的辞藻和意象，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变幻的图画，而这些图画由乌桕、新禾、野花、狗、村女、天、云等事物组成，说它在描绘美好的事物也不为过。
但是，如果把欣赏的眼光从景物转移到“我”的身上，这段文字就有了故事属性，而不只是景物描写。作者的重点在于表现“我”静对自然的感受和体验，亦真亦幻的美景是“我”内心安适、好奇、兴奋、愉悦等主观情绪的投射。我们成年人往往把目的明确的交往活动当成一件“事”，反映在文学欣赏中，也常常关注主人公愿望的达成或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此作为界定属性的依据。但在少年儿童和诗人那里，万物有灵，无论天光水色、飞鸟游鱼，只要新奇有趣，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种没有动机、也不必和他人互动的活动，是他们生命中的要事。当儿童聚精会神地观察飞鸟归巢、虫蚁搬家时，大人经常认为他们“无所事事”，而在孩子心中，何尝不是“煞有介事”？当我们诵读《独坐敬亭山》时，虽有些景物描写，但谁又能说它不是诗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一段故事？《野草》是散文诗集，它的叙事是诗歌的写意叙事，不是小说的理性叙事，这段文字又恰是写少年儿童的观感，那时的鲁迅还没经历真正意义上的苦闷和重压，他坐在小船上，被“息息变幻”的景象吸引，如同面对“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他“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对读者来讲，固然感到有人物而无情节，但对“我”而言，眼中所见的“永是生动，永是展开”的景象就是情节，所忆的场面也足以构成故事。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本文的核心，也就是第二个有争议的故事——梦中所见的“好的故事”。作者对它的故事属性强调了六次之多：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优雅、有趣；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鲁迅不可能也没必要像中小学生一样为了扣题而扣题，他似乎有意提醒读者，这段毫无情节可言的景物描写，把“我”带回了和当年相似的情境和心境，就像儿时坐船经过山阴道一样，“我”又可以优哉游哉地沉浸在美丽、幽雅、有趣的氛围里。比较两处内容，除了生动和变幻这一共性之外，在儿时的旧事中，意境清灵而且素净，在梦中故事里，则不断出现大红花、斑红花、红锦带等形象，加之“村女”的点缀，显得明艳而有青春的活力。尽管作者没有明言，但不难推断，梦里坐在小船上的人已不是小鲁迅，而是此刻的中年鲁迅。令儿童和中年人着迷的景象必然不同，但“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在这些不同景象面前表现出的专注和迷醉并无二致。从人到中年却偶得孩童体验的角度看，从散文诗的文体特点看，作者反复强调它的故事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学生欣赏典范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从自己的读写经验出发，难免陷入“看似一望而知，实则一无所知”的境地。我们要引导学生站在作者的立场，利用扎实的文本证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与作者对话的前提和基础。用同样的思想方法聚焦标题中的“好”字，结合对以上三则故事的特征和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鲁迅用词的精当、构思的巧妙以及他真实的写作动机。
“好”字在中文里的意思丰富而多元，在不同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譬如《一件小事》，在作者和读者看来，人力车夫的所作所为堪称一件好事，这是道德层面的“好”。我们说“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的“好”则近于审美层面。可以断言，作者梦中所见的“好的故事”无关道德品质。那么，这个“好”是否等于美呢？文中两次强调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如果“好”等于“美”，何必再添“幽雅”“有趣”两词？细读文本，作者这三个词是在评价“好的故事”的具体内容，而不是用来解释“好”的原因：“我”所见的景物是美丽的，周遭的环境是幽雅的（幽静而雅致），景物变幻的样态是有趣的。换言之，“好”所指的不是客体的特征，而是主体的感受。因为置身于美丽、幽雅、有趣的情境中，“我”才有了好的感觉和体验。这种“好”是故事带给“我”的情绪层面的“好”，而不是“我”赋予故事的内容层面的“好”，从故事内容寻找“好”的所指，恐怕要犯缘木求鱼的错误。
“好”的感受居然要从梦中获得，而获得之后又如此珍重——“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现实中的处境和心境乏善可陈。从三则故事的关系上看，作者正是以“好”为媒，通过现实、回忆和梦境之间的多重对照来表达主旨的。
坐小船经过山阴道的旧事和“好的故事”形成正向对照，前者是梦的现实基础，也是梦境的预叙，读者藉此能够感知后者“好”在何处：因为景物的相似——茅屋、狗、塔、村女、云，在两则故事里都出现了，中年的“我”仿佛在空间上回归了故乡，在时间上回归了童年，而那一时空的我，无挂碍也无烦恼，可以出神地“凝视”一切美的人和美的事，这么好的感受正是现在求而不得的。梦前、梦后的整体叙事则与旧事和“好的故事”形成反向对照。梦前，虽只寥寥几笔，已使读者直观感受到“我”现实的处境：夜是昏沉的，人疲惫而显老态，日常生活嘈杂而琐屑——作者甚至连石油的牌子和灯罩被熏得昏暗都写到了，这与“永是生动、永是展开”的生命状态有天渊之别。
《野草》创作期（1924年9月-1926年4月）是鲁迅人生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苦闷、彷徨的情绪始终萦绕心头。作此文的1925年1月18日是旧历小年的第二天，年关岁末，是心情沉重而敏感的作者抚今追昔的当口。这天夜里，或许受到《初学记》的影响，他忆及童年往事，加之精神深处长久的“求不得”，于是做了与旧事相似的好梦，使心事暂得转移，灵魂暂得休憩。梦后，鲁迅用一句“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残酷地确认了梦的虚妄，即使仅在纸上也难以完成和留下。这种落差使他陷入更深的痛苦：无论愿意与否，人总要活在现世，去面对“昏沉的夜”，去捱过这不美丽、不幽雅也无趣的生活。因梦而超脱，此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梦醒而直面，此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当然，好梦也非全无意义，“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与寄托美好情愫的故乡和童年一样，这个亦真亦幻的好梦也将藏在内心深处的温暖角落，在无数个“昏沉的夜”里带来些许慰藉。
《好的故事》是鲁迅对自身情绪体验的记录和剖析，是内省的而不是外求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故事”才成其为故事，“好”才有确切的所指。李玉明认为“《好的故事》是鲁迅渴求温暖和热情，并以此抗衡内心世界中阴冷情绪的一次理想之旅、‘回乡’之旅”，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前提，但其推演过程略显抽象和空泛，用之于语文教学，还需要教师的转化和充实。至于冯先生所谓“作者希望着这样美丽的生活，是这篇作品的主要精神”，则把《好的故事》错会成《桃花源记》了。文中有限的景物描写，虽然有点田园牧歌的情调，但只是表达情绪体验的载体，不是精心编织的“乌托邦”。李先生所谓“在黑暗的现实中，他强烈地追求美好的事物”，言下之意是鲁迅通过梦中事物的“美好”反衬社会现实的黑暗，强烈地追求美好也就等于强烈的反抗现实。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对鲁迅一贯的刻板印象，把《野草》错会成《呐喊》了。即使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主旋律的《呐喊》，恐怕也不宜在意识形态层面做二元对立式的解读，更何况“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野草》呢？
作者介绍
李煜晖，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语文）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课题组专家，北京市名师工程学术导师。著有《探索和发现的旅程——整本书阅读之专题教学》《高素质文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等。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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