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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屯子里“ 豁牙子”多
作者：蔡克举
我下乡插队是一九七五年的五月，当时我十九岁。大概呆了也就是能有三个来月的时间吧，我就发现这屯子里的人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豁牙子多，而且这豁牙子当中是以大豁牙子居多。我自己给豁牙子和大豁牙子的定义是：少了一颗牙的，就叫豁牙子，少了两颗和两颗以上的，就叫大豁牙子。从性别上看，大豁牙子里面以男性居多，大概占了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比例。如果这些豁牙子和大豁牙子都是老年人，我也就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了，问题的关键是，这豁牙子和大豁牙子当中，四十五岁往下的人最多，大概占比能有一半，其中年龄小的（儿童除外）只有十八九岁、二十几岁。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里颇感纳闷和好奇，但又不好当别人说什么，就连那些每天晚上和我一起睡一个大炕的知青小伙伴，我都没跟他们提起过这个话茬，怕隔墙有耳，传到当地屯子人耳朵里。如果是那样，就很不好了，他们会恨我的，说我在背后议论他们，说他们的不好。如是，万一哪一天市里来招工返城的，他们给我说上几句坏话，那可就够我喝几壶的了。
我有这种心态，不是我早熟或者生性疑虑，而是有原因的。记得那是我刚刚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学校*卫兵红**总部辅导员的办公室里有事，刚一进门，就听见辅导员老师正在向一位刚分配来不长时间的小老师“传经送宝”。他说：“虽然那家伙只是一个总务处的副主任，不算个什么玩意儿，在学校里也说了不算，但是你也同样不能得罪他，小里小气的事情你别跟他‘志气’（一般见识的意思），他做葡萄不甜，做醋可是酸的。”我当时没听懂，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抓紧时间把我要问的事情问完，就赶紧出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这心里就一直在嘀咕：“他做葡萄不甜，做醋可是酸的，”这是啥意思呀？难道那个总务处的副主任以前是做葡萄的，做出来的葡萄都不甜，但是他会做醋，做出来的醋非常酸？葡萄是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人做出来的呀；醋这东西，倒真的是人做出来的，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同学王建军他二姨就是醋厂的，记得有一次我和王建军去他二姨厂里玩，回家时他二姨还给我俩每人灌了两玻璃瓶子陈醋，说是给我们回家拌凉菜或者蘸饺子吃。到家后我随便喝了一口，贼拉的酸，酸的我都呛着了，直咳嗽，满脸是眼泪。
正好我妈刚下班回家，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惊奇地问我：“你这是咋的了，谁打你了？”我说没咋地，就把刚才喝醋的事说了。我妈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自顾自地做饭去了。而今天听到辅导员老师说总务处的那个副主任做葡萄不甜，做醋是酸的话，自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一边走，一边心里不停地叨咕着这句话，心想，我一定要弄懂这句话是啥意思，回家问问我妈就知道了。
到家后我就把刚才在学校*卫兵红**总部辅导员老师那里听来的这句话跟我妈说了。我妈听了后没说什么，只是笑了一下。我问我妈：“这句话是啥意思呀？”我妈说：“这句话的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比如说：你在你们学校里要想当个班级里的小组长、副班长、班长啥的，科任老师是说了不算的，只有你们班主任老师才说了算。可是，科任老师也挺重要，他要是想抬举你，推荐你，在班主任老师那里说你几句好话，可能不顶用，但是他要是说你几句坏话，那可就有可能起作用了。”我妈还告诉我说：“你看咱家这趟房三号的你张大爷不就是这样么：他是厂里铸造车间的主任，按资历和贡献，早就该提拔副厂长了，可是他平时挺傲的，看不起其他几个车间的主任，没把他们当回事，也得罪过其他一两个副厂级的领导，他只是和厂里的厂长和书记关系好。
厂长和书记好几次要提拔他当副厂长，都没行，原因是其他几个车间的主任都不说他好话，那几个被他给得罪了的副厂级领导也不同意，结果是上边来人考察没通过。所以，你张大爷到现在都没提上副厂长。这不就是做葡萄不甜，做醋酸的道理吗？”听到这，我赶紧从我家地桌抽屉里拿出我的那个黑觑燎光（脏兮兮）、皱巴巴的小笔记本，把“做葡萄不甜，做醋是酸的”这句格言记上了，留着以后写作文时好用。我的那个小笔记本上记了很多格言、警句、歇后语之类的。不说别的，就说这歇后语吧，就有：“老母猪鼻孔里插大葱——楞装大象、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坐飞机吹喇叭——响上天了、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剃头挑子——一头热、老鸹落在猪身上——只看见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独眼龙打耗子——一条线，等等，共有两百多条呢。”
刚才说的是插话，现在还是要言归正传，继续说我们屯子里有关豁牙子和大豁牙子的那点事儿。话说又过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天晚上要睡觉时，我们这几个小知青，由于刚刚喝过一些七十多度的白酒，大家都比较兴奋，一时睡不着，于是就在炕上打闹。小王趁小张不注意，把一只刚从窗台上捉到的蚂蚱塞进小张裤衩子里了。哪成想（没想到）那蚂蚱不老实，在小张裤裆里面左冲右突，瞎蹦乱跳，好几只爪子四处乱抓，还时不时地朝着小张的*处私**咬两口，弄得小张好生难受，费了好半天时间，花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东西弄出来。
他很生气，就着小王张嘴哈哈大笑的时机，顺手就把它塞进小王嘴里。小王没提防小张还有这一手，加上这蚂蚱像疯了一样在他嘴里乱闯，好像是一个劲儿地要往他喉咙眼里钻似的，小王难受得很，咔咔咔咳了好几下也没能把它咳出来，于是就只好把手指头伸进嘴里去掏。没想到这蚂蚱还真不听邪，死活就是不出来，后来干脆就两腿一蹬，钻进小王食道里去了。可能是由于蚂蚱搅和的结果，也可能是手指头触碰了自己喉咙处的什么神经，小王只觉得一阵恶心，就呕吐了，哇哇哇地连续吐了好几大口，连酒带菜再加上苞米碴子粒摊在炕上一大片。
但奇怪的是，那只蚂蚱却没出来，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这时的小王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哪肯善罢甘休，抓着小张的头就往下摁，一不小心就把小张脸朝下地摁到了炕沿上，只听嘎嘣一声，小张的门牙被磕掉了一颗，还弄得满嘴是血。等到大家都醒酒了，消停下来之后，看着我们知青点里新出现的一个豁牙子，我不禁又联想到我们屯子里的那些豁牙子和大豁牙子。所以，也就顾不上忌讳什么了，把我先前的“重大发现”忍不住说了出来。大家一听，都说：“是呀，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于是，打第二天开始，大家每次出工下地干活，就都开始注意周围的那些社员，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豁牙子和大豁牙子；再细分一下，具体都有哪些人是豁牙子，哪些人是大豁牙子。好笑的是，我们知青点的那几个女知青，可能因为都是一些小丫头蛋子，不太明白事理的原因吧，也不知道避讳，在观察的时候，有时竟然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人家小伙子或大老爷们的脸上看——说是看脸，实际上是在看嘴，说是在看嘴，实际上是在看牙：看牙的豁子。
这些来自女性的好奇而又非正常的眼神，反过来倒引起了社员们对我们这些知青的注意。我想，他们心里也一定是在纳闷：这些“青年”（他们把我们这些知青称为“青年”）一天到晚总是盯着我们的脸看，看啥呢，有啥好看的？有的小伙子社员敢说话，就不客气地问：“看啥呀看，没见过是咋的？”也有的油腔滑调地问：“干嘛，相对象呢是咋的，看中俺啦？”弄得这几个女知青很不好意思起来，又不好直说是在看他们的豁牙子和大豁牙子。
有一天晚上，“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我们每人刚刚吃完一碗像猪食一样的忆苦思甜饭，就齐聚在队部开不忘剥削苦，牢记血泪仇大会。为了提升大会效果，我们队还从别的队借来了两个地主，加上我们队里自己养的几个坏分子，一起进行批斗（我们队原先也有几个地主，但是由于他们年纪太大，前几年就都死光了，只剩下若干个残渣余孽坏分子）。会上，社员们多数都盘腿坐在炕上，也有一些站在地上，个别的坐在窗台上，听着那几个由队长事先安排好的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进行诉苦。
当诉苦诉到高潮的时候，就会有人情不自禁地挥起拳头，高呼口号：“不忘剥削苦！牢记血泪仇！*倒打**万恶的旧社会！”其他社员，包括我们这些知青，也都由于条件反射，马上就不知是咋回事儿的跟着振臂高呼：“不忘剥削苦，牢记血泪仇！*倒打**万恶的旧社会！”这时还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有一个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忽然间从炕上跳到地上，抡起两个粗大的拳头，照着借来的那两个地主的脸上就打。不仅把这两个地主各自打掉了两颗门牙，还把自己的两只拳头也打得鲜血淋漓……要不是*党**支部书记及时制止，说不定还要闹出什么大事情来呢，或许弄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见此情景，前来督战的大队副书记赶紧站出来说话了。他说：“好了好了，别再继续打了，出口气，解解恨就行了。”妇女主任在旁边也说：“是呀，往他们脖颈子上打几拳或者往他们腚眼子那儿踹两脚就行了，别往牙上打呀，打牙打牙，都打成习惯了，只要一打人，就专门往牙上打，还是嫌咱这地界上豁牙子少是咋的？”会计也附和着说：“可不是咋的，本来咱们队豁牙子就多，这整吧整吧的，又把别屯子的人也打出两个豁牙子来。这让俺咋向人家交代呢？
这两个地主，不管怎么说，也是俺好说歹说跟人家那屯子的队长借来的，要不是看在俺和那队长是亲戚的面子上，人家还不借呢。”这时，还是大队副书记水平高，会说话，会办事，他说：“这样吧，一会儿散会了，咱队上给这两个地主每人二斤白面带回去，补养补养身体，不管怎么说，地主也是人，咱们还是要讲政策的；再说了，如果这两个地主被打死了，以后咱们要是再开个什么批斗会啦啥的，想借也借不到了。”
这时，让我连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是：也不知道是啥原因，队长忽然把目光转向了我，问我：“小蔡，你们青年怎么看刚才这事啊？把地主打掉了两颗牙，该不该呀？”我当时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热闹，哪里想得到这批斗会竟然还和我扯上关系了；我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回答队长的问话，但是感觉到不吱声又不好，总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就万般无奈地说：“地主是万恶的，照理说是该打的，要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就算是打死了一千个、一万个地主也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是新社会，这些地主已经被改造的差不多了，不用打了，批判就行了。”队长又问我：“那，你对刚才打地主的王老黑咋个看法？”这下子可就更加地把我给难住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回答呢？如果我偏向地主说话吧，那可不行，这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如果我偏向打人的王老黑说话，说他打人打的对，那也不行，因为那是违心的；再说了，这也不是现在*党**和国家号召的呀！怎么办呢？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王老黑不好，那是要得罪人的。王老黑是贫下中农，据说从他太爷爷、太奶奶那时候起，家里祖祖辈辈就都是苦大仇深的。我要是说他打人不对，没准以后就要有我好果子吃的（打击报复）。不说别的，就单说这知青返城的事吧，如果以后涉及到知青招工返城，我们知青点里的人谁排在前边谁排在后边，他王老黑也是有投票权的——虽然他不是队长、书记，也不是会计、妇女主任，说实在话他没有决定权，但是，他做葡萄不甜，做醋可是酸的，到了关键的时刻，万一他要是背后里说上我几句坏话，那可就遭了。
贫下中农说的话，肯定是有一定分量的。于是我只好颤巍巍地说：“王大叔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打的是万恶的旧社会，不是打的这两个地主本人。以前我看过一份报纸上介绍过，电影演员陈强在话剧《白毛女》里演大地主黄世仁演的可好了，惟妙惟肖，跟真的似的，台下的老百姓都看蒙蹬（傻了）了，有好多人一时控制不住思想情绪，一齐跳到台上，按倒陈强就打：大脚丫子咵咵踹，大耳光子咵咵扇，还有的拎着大棒子就冲上台去，要把陈强活活打死。要不是被工作人员强行拉开，那陈强真的就死定了。
这是多么鲜活的例子呀？老百姓真的是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恨透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地主！当时老百姓是错把陈强当成真的地主了，所以他们群情激奋，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和动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大队副书记一听我这么说，感到很高兴。他说：“是啊，小蔡说的真挺好，到底是城里来的青年。”（打那以后，大队有好几次召开团员或知青座谈会，他都指定我发言。还表扬我，说我讲的好。）
刚才这一幕，真的使我们队的这些豁牙子们，尤其是那些大豁牙子们， 我敢保证，开始从内心感到高兴了——他们高兴的是他们的豁牙子“家族”今天又添丁进口增加新成员了，而且还是新的外屯成员，这使他们越发的感到自己队伍的壮大。这时，会场上除了嘁嘁喳喳的议论声音外，就是“豁牙子声音”（当然包括大豁牙子声音了）：这些所谓的“豁牙子声音”，有兹溜兹溜地往嘴里吸气的声音，有乌拉乌拉地往外呼气的声音，还有呼啦呼啦地气流闷在嗓子眼儿那儿滚动的声音。这都是由于气流进出嘴时，由于他们的牙齿门户洞开造成的——气流通过牙齿的豁口时缺失了必要的阻挡，影响了喉咙的发声。
在这种场合里，炕上炕下，男男女女，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男知青在内）都是抽烟的。那些牙齿完好无缺，没有豁口的，就用牙叼着旱烟袋或旱烟卷，同时用上下两块厚厚的嘴唇肉做“扶手”，挟托着旱烟袋或旱烟卷，以使其保持平衡；这使得他们抽烟时嘴里进出的气流都是正常从上下两排牙齿中间的缝隙穿过的。而那些牙齿有豁口的，无论是豁牙子还是大豁牙子，则只能是把旱烟袋的烟嘴或旱烟卷的尾部，叼在牙齿的豁口里，这是他们的牙齿所处的自然状况使然。
因为，一是抽烟人叼烟嘴或烟尾巴，多数情况下都是放在牙齿的中间部位的，如果他们把烟嘴或烟尾叼在豁口旁边的任意一侧靠近嘴丫子的地方，则除了正常上下两排牙齿之间进出气以外，又多出了一个大小不等的豁口（豁牙子的豁口是少了一颗牙的豁口，大豁牙子的豁口是少了两颗甚至两颗以上牙的豁口——这些豁口有的是在上排牙那儿，有的是在下排牙那儿，还有个别的是上下两排牙都有豁口），这样一来，无形中造成了吸气量大，呼气量也大的情况，不便喘气也不便吸烟，所以，他们就只能把烟嘴或烟尾放在豁口那儿，也正好适合叼着，这是最好最方便的选择。
事实上，即便吸烟者不把烟嘴或烟尾放在豁口那儿，那烟嘴或烟尾也会自动滑落进豁口里面去的；再一个是，牙齿的豁口那儿本身也需要有东西填塞，所以直接把烟嘴或烟尾放在豁口处，也就成了吸烟者无二的选择。另外，吸烟者往往容易咳嗽和多痰，咳嗽和吐痰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由于开会时人多异味大，咳嗽和吐痰就越发的厉害了。所以，我们这次批斗大会的会场内又自然而然地充斥着不同的咳嗽声和吐痰声：牙齿没有豁子的，咳嗽和吐痰是一种声音；牙齿有小豁子的，咳嗽和吐痰就是另外一种声音，而牙齿有大豁子的，声音的异响就很特别，尤其是上下都有豁子的，那声音就会是更加的与众不同了。
这种情况经历的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我不用看，哪怕是闭着眼睛，都能听出那几个咳嗽者和吐痰者是不是牙齿有豁子，是豁牙子还是大豁牙子 ——这可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吧。就像4S店里的有经验的修车师傅似的：在几辆车子同时发动起来的情况下，他闭着眼睛就知道哪辆车子没毛病，哪辆车子有毛病，毛病大小，在哪里 。当然，实事求是讲，现在要是让我再重新听和辨别那些声音，我可就不行了，因为那都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如今的我早已丧失了这个特异功能。
那么，我下乡插队的这个屯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豁牙子和大豁牙子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民风比较彪悍、粗俗。不知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从何年*开代**始，这里的人，只要一动手打仗，就专门打对方的牙齿，主要是门牙，所以就经常会出现把对方门牙打掉一个、两个或者双方都有门牙都被打掉了的情况。而那时的派出所，也不认为这是轻伤害，构成犯罪，甚至也不认为这是够得上拘留和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在派出所的眼里，这只不过就是一般性的打架斗殴而已，打掉几颗牙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情，所以根本就不去管和问。说来也怪了，这里也从未听说过有哪一个人，牙齿被打掉了，会到派出所去告状或要求承担医药费。在他们看来，牙齿这玩意嘛，掉了就掉了，谁让这因为是打仗打掉的呢？所以这屯子里豁牙子和大豁牙子特别多，而且连带着一只手或两只手的手背骨头断掉的或手指头断掉的人也不少。
为什么呢？还是我刚才说过的那句话：因为这里的人在互相发生殴斗时，一般都是喜欢打对方的门牙，无论是用拳头或手持棍棒，只要瞅准机会，一般都是奔着门牙而去，以能敲掉对方的门牙而感到解气和自豪；当然，因为对方一旦门牙被打掉了，肯定是立马就丧失了“战斗力”——他或是顿觉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找不着北了，或是当场摔倒在地，口鼻吐血，嚎叫之声撕心裂肺。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是被打了‘七寸’了”。
所以，殴斗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只要是见到拳头或是什么棍棒之类的东西朝着自己的脸部或头部飞来，他都会自然而然地用自己的手背或胳膊肘护着自己的嘴部，主要是护牙，因而手背或胳膊肘受伤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什么事情都是会有连带效应的，有的人由于手背或手指头骨折或断了，成了半残疾，所以他们在劳动时就会有很多不便和麻烦。比如，有的人就不能铲地或割黄豆、掰苞米，因为干这类活，他们的手“吃不上劲儿”，尤其是右手受伤的人，更是这样。这一点我也是有所体会的。
虽然我没有和别人打过仗——我没打过别人，别人也没打过我。但是我的右手也是受过伤的。那是某一天的夜里我躺在我们知青点的大柴禾垛上睡大觉，做梦时滚下来摔的，当时就把我右手的手背摔的确青，然后又肿得老高，跟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想起来，我确信当时一定是摔骨折了。好在我这手疼的时间不算太长，大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好了。但是在铲地、割黄豆和掰苞米时就不敢吃劲儿了，只能是咬着牙挺着，疼得满头满脸浑身是汗。我是有一股子犟劲儿的，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吭一声，始终都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当然，谁都没发现，也不可能发现，我的“秘密”。
因为，在干这种活计的季节，本来天气就大都是炎热炎热的或闷热闷热的。铲地时基本都是三十多度的高温，太阳像火一样地烤人；掰苞米时青纱帐里密不透风，又湿又热；割黄豆时大家都是低头弯腰的，豆大的汗珠雨点一样的滚落到地上，一滴汗珠恨不能摔成八十瓣。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的，所以谁都不会看得出我是疼得直冒汗。他们都以为我是跟他们一样，是干活累得直冒汗。
实际上，我的个人身体特质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候，由于干活太累，天气又热，即使我手背没受伤，我也照样会是大汗淋漓的；假设天气不热，甚至很凉爽，但仅凭干活累的程度，即使我的手背是钢筋铁骨强有力的并且没有受过一点儿伤，我也绝不会不出汗的。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出汗的人。至于说是干活时呲几下牙咧几下嘴巴，别人累得很的时候，也同样是免不了的，这是一种正常生理反应。所以，无论我出多少汗，汗出的怎样吓人，没有人会认为我是因为手背受过伤才这样的，因为他们也同样在冒汗。至于我自己嘛，我心里明白：我这浑身的汗，有一半是由于累和热造成的，是“累热汗”，有一半则是由于疼痛造成的，是“疼痛汗”；反正是累了热了我要出汗，不累不热我也是要出汗的。
由于这是累和热再加上疼痛造成的，所以我浑身出的汗肯定比别人多，但是究竟是比别人多出多少，别人是看不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再说，别人谁会有那个闲心来关注我到底是出汗多少呢？他们恐怕自己还顾不过来自己呢。嗨，说着说着就有点离题渐远了，说真的，在这辛苦劳作的队伍里，有着许多由于护牙而手有残疾的人，他们是很辛苦的，但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咬着牙“汗滴禾下土”。不，不是“汗滴禾下土”，而是“汗落汗砸汗撒禾下土”。我写这些文字，主要想说明的是：城门失火，往往有可能殃及池鱼：有的人为了不当豁牙子或大豁牙子，就用手背来挡护牙齿，结果是伤害了自己用来活命的手背或手指头，以至于遗憾终生，尽管这只是由于大脑的条件反射造成的。
毫无疑问，无论是牙还是手背、手指头，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当然，牙掉了，只是当时极度疼痛，要死要活的，尤其是成了大豁牙子以后，形象难看、说话费劲、咀嚼吃力，但这毕竟不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劳动、干活；可是，这手一旦成了残疾或半残疾，那由此带来的痛苦就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了。孰重孰轻，孰大孰小，是自然分明的。
说来，从小到大，一直到插队返城之前，我见到过的豁牙子和大豁牙子太多了：儿童时期，同学们在换牙期都当过豁牙子和大豁牙子，我也不例外；其他情况嘛，比如说，在初、高中时代，同学们玩单、双杠，那时由于条件简陋，下面没有软海绵甸子或沙坑，一不小心，就容易一时“失手”摔下来，由此被磕掉了两颗门牙的同学也大有人在；另外，那时也是正值*革文**期间，同学们之间也是分“派别”的，两个分属不同派别的同学们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殊死战斗，门牙被棒子打掉或被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石头砸掉的同样大有人在。
但因为我们那时都是家里穷，家长哪里有钱给孩子镶牙？更有甚者，有的张着血淋淋的大口回家的孩子，不但不会指望今后父母会给他花“巨资”镶牙，反而还会当场挨一顿“胖揍”。这种情景我见到和听到的真不少——这些磕掉了牙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话“漏风”，其结果是说话的时候，不该进到嘴里的风进去了，不该出来的风反而出来了。这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通过嘴唇、舌头或喉咙对空气加以“调控”：有时要及时地把嘴巴尽可能地张大或收拢；有时要很费力地把应该留在嘴里的空气拢住，不让它溜出；有时又要很吃力地把不应该进来的空气顶出去，或堵在“门外”。
这样做的结果是：很自然地就造成了他们说话时吐字不清晰，像是嘴里含了一个糖球一样，呜噜呜噜的；语句嘛，理所当然的就难以顺畅了——因为腹内没了底气，所以说出来的话自然就是吭哧瘪肚的了；有的同学甚至于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有的像是嗓子眼那里有天上来的滚雷一样，说话瓮声瓮气的，有的则像是七老八十的太监一样，说话慢条斯语，尖声尖气的。
等到我名义上读完了一年的高中，去农村插队当农民的时候，进屯的当天就见到了几个豁牙子和大豁牙子，其中我第一个见到的大豁牙子就是狗蛋子媳妇。当时，社员们列队在屯子口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我们一下车，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拿行李啥的。我的大木头箱子是谁帮着抬走的我忘了，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我的那个一大捆被褥卷和装着牙膏、牙刷、饭盒、茶缸子以及劳保手套之类东西的那个大网兜是谁帮着我拿的，我至今都记忆犹新：被褥卷是狗蛋子帮我扛的，网兜是狗蛋子媳妇帮我拎着的。
当时，听旁边的人都叫他俩狗蛋子和狗蛋子媳妇。狗蛋子很特别，穿的破破烂烂的不说，满脸黑椿，好像这辈子就没洗过脸似的，而他媳妇却是穿的大绿裤子大红衣服，打扮的花枝招展，尤其是那脸蛋子，像是抹了一层白霜，头发上一股发蜡味儿，梳得锃亮，跟牛犊子舔的似的，所以我当时就对她俩印象深刻。等到了知青点的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关于狗蛋子媳妇的传闻。这个传闻是前来帮我们拾掇院子的几个老娘们说的。之所以提起狗蛋子媳妇，是因为恰巧刚才狗蛋子媳妇路过我们院子，在院墙外面观看了好几分钟以后才走的，当时她还和我说了几句话。那几个老娘们问我咋认识的狗蛋子媳妇，我说昨天我们刚来的时候，是她和他丈夫帮我拿的行李和网兜。于是，这几个老娘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我们讲起了狗蛋子媳妇的风流韵事儿。
据说狗蛋子媳妇已经离过四次婚了。她娘家是龙江县哈拉海那边的，她在那里就已经离了三次婚了，改嫁到我们这个屯子后没多长时间就又离了，都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她是前年才和本屯光棍狗蛋子结的婚。可是，人都说“是狗改不了吃屎”，狗蛋子媳妇刚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就又和二鼻涕好上了（现在叫“出轨”）。二鼻涕姓勾，叫什么名字现在我忘了，因为他在他家排行老二，从小到大一直是从早到晚的流鼻涕，常年到辈总是嘎巴扯液的（浑身脏兮兮的），所以人送外号二鼻涕。谁都不知道这狗蛋子媳妇到底是看上二鼻涕什么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俩谁先*引勾**的谁，反正她俩确确实实是弄到一起去了：生产队场院的大谷垛那儿，屯东头的小树林里，草甸子上，经常能看见她俩的身影。
后来，有好信儿者摸到了点儿“须子”（线索）：原来是狗蛋子媳妇经常能从二鼻涕那儿得到一些苞米碴子、高粱米、大黄米、粉条子啥的，还能经常得到一些猪饲料，如：谷糠、豆饼、麦麸子之类的，所以说她就黏上二鼻涕了。她俩的这事儿，狗蛋子根本就不管，不但不管，反而还挺开心，因为他可以不劳而获；对狗蛋子来说，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骚媳妇，家里就能经常性地得到这么多的好东西，多么实惠呀！但是后来二鼻涕媳妇却是忍无可忍了，发誓一定要拾掇拾掇（教训）狗蛋子媳妇。有一天，二鼻涕媳妇看见狗蛋子肩上扛着个大耙子去河套搂草去了，所以就瞅准时机，拎着个擀面杖直奔狗蛋子家，去找狗蛋子媳妇算总账去了。
她一进门就不由分说地把正在炕头哼哼呀呀伸懒腰的狗蛋子媳妇摁住，劈里啪啦一通往死里打。这狗蛋子媳妇本来就毫无防备，再加上瘦了缸几的（非常瘦）手无缚鸡之力，当时就被打的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最关键是她那两颗大门牙也被打掉了。屯里人都知道，二鼻涕媳妇手里拿着的那根擀面杖是老榆木做成的，硬的很，大菜刀砍上去连个缝都没有，别说是人牙，就是狗牙、马牙、大象牙、恐龙的牙，那也是扛不住打的。按那几个老娘们的话说，就凭当时二鼻涕媳妇气的那个德性，当时没能把狗蛋子媳妇上下两排牙齿都打掉，给她来个干干净净的一个不留，就已经算是手下留情，宽宏大度了。
说到这儿，使我不能不想起宋丹丹和赵本山表演的一个小品。小品的名字我忘了，好像宋丹丹演的角色叫白云，赵本山演的角色叫黑土。白云长的干巴拉差瘦，皱褶褶的脸上突出着一张撅嘴，撅嘴里突出着一个“大门洞”——那是少了两颗门牙的特效形象——不过，真实生活中的宋丹丹（白云），嘴上那两颗真的门牙肯定是有的。表演时，我猜她一定是用一小块黑塑料纸粘在那两颗牙上，或者在那两颗牙上涂了一层黑油漆，由此造成了大豁牙子的假象。但在实际演出过程中，尽管我非常仔细认真地听宋丹丹说话，但一丝一毫也未听出她说话时有漏风的“情况”来，不但没有漏风，反而还是一字一句，有板有眼的，抑扬顿挫，非常的清晰。
我想，这不能不说是宋丹丹这位大艺术家的一个小小的败笔吧。当然，我不能苛求于她，因为她很可能没有真正地和有豁牙子或大豁牙子的人说话交流过。我想，日常生活中，凡宋丹丹接触的人不会有什么豁牙子或大豁牙子这类的，也不会接触到虽然因某种原因豁牙子了或大豁牙子了，但却还仍然保持其“自然生态”，不做任何修饰的人——凡和宋丹丹交往的人，往往都是有一定“档次”的。
这些人，如果有一两颗门牙因为某种原因“飞了”，他（她）们绝对不会“不管不顾”的：不要说是花个两万、三万的镶上一、两颗烤瓷牙，就算是花个十万、二十万镶上一、两颗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大金牙，那也只是小菜一碟的事，他（她）们连眼睛都不用眨一下的。所以，这不能怪宋丹丹在艺术上有疏忽，只是因为她接触到的豁牙子或大豁牙子太少了，也可能是她平时深入生活不够。而我和宋丹丹相比却大不相同了——在这方面我肯定比她强，因为我有生活，有切实的生活体验。
说实在的，我在我插队的这个屯子里见到的豁牙子和大豁牙子真不少，而且在年龄上来说没有什么上限、下限之分，多大年龄的都有：五六岁、六七岁的小孩子就不必说了；社员里面的豁牙子和大豁牙子什么样岁数的都能找的到：有十七八岁、二十几岁的；有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就更多了，比比皆是；至于七十几岁的人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七十几岁的人，在我们当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很少见了：那时候的人很少有能活到七十几岁的，一般人活到六十几岁就差不多了；到了五十几岁，基本上就属于是大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了，这些人都是老不早地就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板子了。
值得一说的是，从外观的形象上看，那时候的五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七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七十多一点岁数的人看上去就像是今天的九十几岁、一百来岁的人。人活的岁数不大，牙齿也大多都跟随着掉的早。五十几岁的人，没人打他，他的门牙也基本上就该掉了。我见到过几个这样的人（有五十几岁的，也有六十几岁的）：他们的牙齿，多数是门牙，早早地就松动了，一天到晚地在那里晃来晃去的也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吃东西时，它不能咬，不吃东西时，舌头一碰到它，它就动弹；由于那牙的根部是松动的，再加上他们一辈子都不刷一次牙，由此造成那儿经常发炎，红肿，挺难受的，所以这些人就习惯性地经常用舌头去舔那地方。
越舔，那牙就越松动，越松动他就越难受；反过来，越难受他就越舔。后来他们干脆就眼睛一闭，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那牙，使劲儿一拧，给它来个三百六十度大旋转，那牙就脱离了牙龈，掉下来了。然后，他们就会自己从自己衣服大襟那儿撕块布，塞到牙豁子那儿咬着；如果是冬天，那就更方便了，正好一伸手就可以从大棉裤的裤裆里掏一团子棉花，塞进嘴里，过个一会儿，血就止住了，然后再用这棉花团子把嘴唇和下巴上的血擦一擦，就算是完事，该干啥照样干啥去了。
插队三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学到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但是这一绝招我却牢记在了心里，四十几年了都能没忘记。去年春节前，也就是国家把新冠疫情管控完全放开的那段时间里，我右侧靠里边的一颗大牙疼痛，牙龈红肿发炎，我冒着满大街都是阳人，随时有可能被阳了的风险去了一个牙科诊所。医生说：“这牙根部有个小洞，露神经了，要么拔掉，要么堵一堵。”我说：“那就堵上吧。”医生说：“今天不能堵，你明天再来吧。”我问：“明天来，需要多长时间能堵好？”医生说：“不是你明天来了就能堵好的，你要前前后后来个四、五次才能堵好呢。”我说：“这么麻烦呢？那么干脆你现在就把我这颗牙拔掉算了。”
医生说：“不行，你这里牙龈都是红肿的，有炎症，要等消炎了，没炎症了才能拔呢。”我说：“那你就给我开点消炎药吧，我回去吃。”医生说：“我们这里没有药的，你要自己去药店里买。”在说话期间，我听见这诊所里的医生和护士基本都是在咔咔咔不停地咳嗽。他们说他们都是阳人，已经阳了好几天了。于是我赶紧离开，担心也被阳了，随后就去了街上的药店。可是连续去了两、三家药店，都说没有消炎药，万般无奈，我只好回家里去忍着了。在家里忍着期间，我也是身不由己地总是用舌头去舔那颗疼痛的牙，舔来舔去，它竟然活动了。我用手指头一摸，直动弹。这下子可是着实提醒了我。
我猛然间想起了当年我插队期间见到的那些社员的做法：对呀，我何不自己动手把这牙拔掉呢？免得去牙科诊所那么啰嗦！于是，我除了每天都用舌头不停地舔它，还时不时地用手指头掰它。三四天以后，我发现它已经活动的很厉害了，好像是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于是我就学着当年社员的样子，眼睛一闭，两个手指头紧紧捏住这颗牙齿，左右不停地摇晃了几下，然后一股“寸劲儿”（突然间发出的力量），狠狠地使劲儿一拔，它就下来了。当时，我满口是血，吐到地上好几大口，好像没有能停下来的样子，于是我就赶紧采取措施止血。
跟当年那些社员不同的是，我没有撕我的衣大襟，而是赶紧用事先准备好了的盐水，连续漱口，然后用一团子医用药棉（家里原来就有的）塞进口里掉牙的那个豁口，咬着不松开。大约十几分钟以后，我拿掉药棉，那个地方已经不出血了。等到第二天，我就明显感觉牙龈不疼了。又过了两三天，我的牙病就彻底好了。
哎！真的没想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也和当年的许多社员一样成了豁牙子了。但和他们相比，好在我有三点不同：其一，我这豁牙子只是一般的豁牙子，不是大豁牙子。其二，我这豁牙子是在下面一排牙齿的最里面，不是门牙，别人看不见，不影响“市容市貌”，我自己说话时也不觉漏风，不影响与他人交流。其三，我这不是被人打的，没什么可见不得人的；这是我学着当年社员的做法，自己给自己拔掉的。说一千道一万，我这豁牙子不是当年我插队时的那种豁牙子，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通常只是把暴露在表面的、别人一眼就能看见的豁牙子叫做豁牙子，换句话说，只有上下门牙的牙齿没了，才叫做豁牙子。
但我现在却自觉自愿，主动把自己归类到豁牙子行列，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和我当年插队的那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有着不了的情结，也可以叫做是知青情结吧；我还会经常想起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和那里的人。在我的心灵里，将会永远地镌刻着那时的印痕。都说是我们屯子里豁牙子多，但那毕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不知现在那里的人是不是还保持着原来的生活习惯和思想风貌。我想，现在绝不会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了。因为，时代变了。
2023年4月9日在山东龙口家里
蔡克举，原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现居浙江省湖州市。一九七五年五月赴齐齐哈尔市郊区插队落户，一九七八年五月返城。先后从事教师、公安、纪检、文化广电等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