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其本质就是“琢磨”。玉石琢磨的演变过程，就是玉石文化的发展过程。玉石五千多年的琢磨历史，形成了中华灿烂的玉石文化。
古人云：“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此言道出了玉石之所以美，之所以能展现其千姿百态、温润华美的身姿，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在于劳动人民坚忍不拔、艰苦卓绝的劳动，在于人类聪明智慧、鬼斧神工的创造，在于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努力实现自身历史文化价值的毅力和企盼。
工作流程
一、下旨承做
从乾隆登基正式建立年号起，直至退位前，宫廷制作的每件玉器，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从玉石样料、颜色大小、设计样式、规定等级、放置何处、配置包装，甚至时间要求等，乾隆都要亲自过问，批准后才能承做。
乾隆元年（1736）正月，刚刚登基的乾隆，两次下旨承办玉器活计。一次是正月初七，照一件青玉*管双**瓶式样，仿烧一件珐琅彩*管双**瓶；一次是正月初九，将一件旧存破损白玉仙工扇器，进行“收拾”。
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在位已满六十年。乾隆继位时自定，其在位时间不能超过祖父康熙的在位时间，届时让出皇位，由继承者继皇帝位。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最后一次下旨，为青玉四环圆洗、青玉渣斗、青玉菊瓣碗、青玉撇口碗等四件玉器配座。等到最后一件青玉四环洗配完座子后交圆明园存放，已是嘉庆元年的正月二十二日。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生为承做玉器而发布的谕旨，应在上万道。用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来形容乾隆一生对玉器的执着、喜爱、痴迷和追求，应该不过分。
二、画稿做样
乾隆朝，制作每一件玉器，在经过乾隆批准后，还要画样呈送御览，乾隆阅览同意后才可以承做。而且，是由内廷制作，还是京外“八处”制作，也要经过乾隆指派。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来库存旧汉玉镶头、白玉镶头、汉玉兽面、汉玉灵芝葫芦小图章、汉玉蚕蛾各一件，呈乾隆御览。
乾隆看后，决定将此批旧玉器，改做成其他器型。乾隆令太监胡世杰通知造办处做准备，并要求“俱画样呈览，准时再做”。
当日，造办处即刻将汉玉镶头画得锦鸡样、白玉镶头画得玉兔样、汉玉兽面画得秋蝉样、汉玉葫芦图章画得螭虎玦样、汉玉蚕蛾画得夔龙玦样，交太监胡世杰呈览。
乾隆看后认为，图样不错，可以制作，但改变了当初准备让造办处改做的主意，决定发往京外改做。乾隆在画样上批示：“准做，俱交苏州织造安宁处，照样承做。”
有的器型，仅画样还不能充分反映器物的特征，还要做模型，但往往是一些较小的器物。
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九，造办处送来汉玉方圈一件，太监胡世杰转呈乾隆御览。乾隆看后，决定改做手镯一副，于是下旨：“着改做手镯一副，做木样。”
当天，造办处即做得手镯木样一副，上面画了乾隆喜欢的汉式花纹，交太监胡世杰持进呈览。乾隆览后表示满意，令传旨：“照样准做，交苏州织造安宁处成做。”
按说，玉碗的式样比较简单，但它在制作前也要做样模，乾隆同意后方可制作。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十五日，造办处制作了一件玉碗木样，转呈乾隆御览。乾隆阅览后颁旨：“着交如意馆查玉一块，照木样做碗一件。”
三、名家画样
有时，造办处有好的或大块玉料，乾隆也会令在内廷做事的名画家，绘制画稿。
意大利传教士、曾被乾隆授予三品侍郎衔的清宫*用御**画师郎世宁，也曾被乾隆钦点为玉器画样。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一月二十七日，*疆新**送到一批玉石，大小七十四块。其中有一块重达数百斤的青玉，颇受乾隆的喜爱。乾隆知道郎世宁是祖父和皇父时的资深宫廷*用御**画师，已为朝廷服役了数十年。此人擅长画马，也曾为自己画过《狩猎图》，绘画技艺令同行刮目相看。于是，乾隆打算令其为此块数百斤青玉料画样，制作一件明代式样的海马图雕件。
随后，乾隆令胡世杰到造办处传旨：“将大青玉一块，着郎世宁画海马纸样，准时做木样呈览。钦此。”
郎世宁接受任务后，精心设计和绘制，用了十天时间，为乾隆画了一幅中西合璧的海马图样。造办处随即照画样制作了木样，于本年十二月初一，由员外郎金辉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看过后，甚为满意，随即下旨：“照样准做，交苏州织造安宁处成做。”
四、切割雕琢
玉匠奉旨制作一件玉器前，要先在玉石材料上，按照画稿的设计画样，得到乾隆批准认可后，方可切割制作。
但是，这仅仅是对内廷各制玉作坊的要求。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京外“八处”不执行此项规定，除非乾隆巡视到此，顺便查看后有指示，一般是自行决定在玉石上画样切割。
玉石原材料上，画墨道处，表示在此处切割；画红道或粉道处，表示在此处雕琢。
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二十二日，如意馆遵旨，将一件白玉英雄水壶一分为二，另做他用。在扎开前，如意馆玉匠在瓶上画上墨道，送交乾隆核批。乾隆审核后令胡世杰颁旨：“准依墨道扎去。钦此。”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二十七日，造办处交来一件库存旧青玉《五岳图》山石陈设，转呈皇上御览。乾隆看后令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如意馆有收贮青玉，配做一件。钦此。”
当天，如意馆即将收贮的一块青玉画得粉道，交给太监胡世杰呈览。乾隆看后很满意，指示：“准依粉道雕琢，除一面刻《五岳图》，另一面刻和阗诗字。”
玉料分类
玉石界，一般将缅甸出产的翡翠称为“硬玉”，*疆新**和阗玉称为“软玉”。主要区分依据，一是硬度上，翡翠要高于和阗玉；二是地域上，二者分署两个不同的国度，仅此而已。
和阗玉有白玉、青白玉、青玉、黄玉、碧玉、墨玉等颜色区分。从宫廷档案记载看，乾隆对白玉、黄玉似乎更情有独钟。
但是，乾隆并不嫌弃其他颜色的玉石，如制作玉册，大部分选用的是青玉；制作陈设器，大部分用的是青白玉。乾隆对碧玉也很喜欢，只要年份早，器型、玉质、雕工、设计好，即便有点磕碰，也会定为较高等级。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初六，太监胡世杰奉旨交给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一件前朝留存的碧玉海棠花觚。尽管花觚上有磕碰，器物表面还有绺道，乾隆还是令胡世杰传旨：“着配锦匣袱，入乾清宫时做上等。钦此。”
一、子儿玉
乾隆朝，正式有文字记载对子儿玉和山料玉细分，或对子儿玉和山料玉有较清楚的认识，大约是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前，人们只知道山上开采的玉石温润程度差，在玉石分等时，就将其划入五等。
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逢乾隆六十大寿，各地督抚大员从年初开始就纷纷准备庆贺大礼。除了准备进贡玉器外，也有进贡玉石的。
这一年三月初九，大学士尹继善进贡青白玉石子儿大小三百六十二块，这是朝廷第一次接收官员进贡的玉石材料。
一向反对官员进献的乾隆，对官员进献和阗玉石原料很感兴趣，他令内务府造办处，将这批和阗玉石原料在“如意馆分别等次呈览”。
三月二十七日，如意馆将此批玉石分为二至五等，分别是：二等玉二十一块、三等玉四十块、四等玉三十块、五等玉二百六十二块。其中，四等玉内又挑出碧玉二块，山料玉九块。
从中可以看出，山料玉已经单独划分出来。空缺的一等玉，实际上是“羊脂玉”。一般来说，二三等玉是“子儿玉”，但质次或太小的子儿玉也可归入四五等。当时把碧玉划入四等玉，好的山料玉（今天所称的“山流水”）也可以列入三四等玉范围。
当时造办处准备将四等玉石内的这九块山料玉，制作碗三十七件（直径四寸五分，高二寸）、盘子二十七件（直径五寸，高一寸），请示乾隆批准。
乾隆审看后，令太监胡世杰传旨：“山料玉盘碗交苏州萨载处成做。钦此。”这也是乾隆第一次称呼“山料玉”的文字记载。
子儿玉也并非都完美无瑕，有的也有绺道石性。这类带有石性绺道的子儿玉，乾隆也会弃之不用，或交崇文门变价处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十三日，造办处呈览三十四块青色子儿玉，准备乾隆批准后承做器物。
乾隆一看是子儿玉，没细看，即传旨“交管理养心殿造办处事务的舒文挑选，画样呈览”。
舒文对这三十四块青色子儿玉仔细验看后认为，除了三块可做扳指五件外，其余三十一块“俱系石性绺道过多，不堪应用，请旨交崇文门变价”。
乾隆批准了舒文的请求，将“不堪用玉子儿三十一块，准交崇文门变价”。
二、山料玉
山料玉主要来自叶尔羌，包括四等山流水玉及部分五等玉料。由于山料玉石性强、绺道较多，质地优劣复杂，往往在制作初期的开料时，就能看出能否制作玉器。这些富含绺道且不能胜任制作精美玉器的山料玉，占*疆新**进贡朝廷玉石的比例很大，有时能占到一半以上。
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务府随意取来*疆新**新进山料玉三十三块，送乾隆御览。乾隆令“挑选画样呈览”。
内务府大臣舒文随后从中挑得十块并画样，“余剩二十三块石性绺道过多不堪成做，请交启祥宫收贮做材料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宫廷所藏山料玉中“不堪用者”所占比例之大。
山料玉中，也有乾隆称之为的“好玉”，除了用来制作宝玺等朝廷重器外，也制作供陈设之用的玉玩器。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二十八日，乾隆令太监鄂鲁里传旨：“着如意馆挑好玉做奶茶碗几件。钦此。”
当天，如意馆即挑得“收贮山料玉二块，内一块重四十五斤，画奶茶碗三件；一块重十六斤，画奶茶碗二件，交太监鄂鲁里呈览”。
乾隆认为，这两块山料玉是能制作皇室*用御**奶茶碗的“好玉”，批准“照样准做”。
三、皮糙玉
几千年前，中国古人就开始留意玉石上的天然皮色，并以此为美，从战国、西汉留存下来的大量出土玉器中，可以印证这一点。
玉石表皮形成皮糙，是指玉石在氧化亚铁的长期作用下，同时受地质条件的影响，在玉石表层形成的各种颜色的其他矿物质，颜色丰富，颇具视觉美。
乾隆对玉石的皮色，也有着特殊的追求和喜好。玉石如有皮色，在制作器物时就会特别关照，将皮色保留，以此作为点缀和装饰。
造办处呈送乾隆御览玉石时，乾隆都要仔细查看，以便发现带有皮色的玉石，或当场下旨承做器物，或将其分别开来，以备以后制作器物时使用。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十五日，乾隆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巡幸，内务府送到玉石六十四块。乾隆仔细查看，确认其中有六块是子儿料，而且带有皮色。于是，乾隆令胡世杰传旨内务府：“着舒京何送到京城，交如意馆安泰、达子查收。内有青白皮糙玉石子儿六块，俟朕回京之日伺候呈览。钦此。”
五月初四，乾隆到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太监胡世杰把那六块青白皮糙玉石子儿拿来御览。看后，乾隆觉得目前没有合适需要制作的器物，遂令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如意馆收贮，做材料用。钦此。”
皮糙玉石一般定级为一等（头等）玉石，用于制作扳指、暖手类小器物。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初七，造办处奉旨为乾隆挑选了一块皮糙玉子料。乾隆令制作一件鹅暖手，并亲自挑选玉匠，由“如意馆张君选成做”。张君做得后，乾隆又令“配座”陈列。
皮糙玉并非都温润莹泽，有的在石皮里面也有石性，不能制作玉雕件。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二十三日，造办处奏事总管王常贵，挑选出青白玉石子儿大小二百三十六块，乾隆亲自前往坐落在西华门内的内务府玉石料场查看，并挑出他认为应该不错的两块好玉，一块是青白玉，一块是皮糙玉。随后，乾隆令造办处传旨如意馆，“着画样，其余玉分别等次”。
如意馆玉匠在“开窗”查验皮糙玉时，发现里面石性过多，无法画样，于是请示皇上做何处理。
乾隆仔细验看后，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做出“皮糙玉有石性，着收贮”的决定。
和阗子儿玉皮色各异，厚薄不一，这与和阗玉的质地、生成条件及在水中的时间长短有关。其颜色主要有：枣红、铁锈红、红皮、黑皮、虎皮、洒金皮、秋梨皮、桂花皮等。其中，以红色、黄色、黄褐色皮为佳。
乾隆对玉石的皮色很有讲究和研究，他视带皮的玉石为上品，在制作器物时总要特别嘱咐留皮、留色，用大自然在玉石表面上天然形成的颜色，来增加玉器物的美感。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十三日，造办处遵照乾隆谕旨，在玉石料场为乾隆找了一块和阗青玉子儿料，送呈御览。乾隆看后很喜欢，指示造办处，让如意馆“仅颜色处做扳指一件”。
造办处依照旧例先画了墨样。为充分体现带皮色玉石的效果，此次画匠没有画人物山水等，而是设计了一只带皮色的素扳指。
乾隆对画的素扳指不甚满意，他想要的是既有皮色，又有图案的扳指。于是，乾隆令传旨造办处：“准做，着留皮色，得时做山水人物画样。”
四、*疆新**贡玉
*疆新**送往京城朝廷的贡玉，主要来自叶尔羌与和阗。哈什哈拉、阿克苏也有山料玉进贡，但数量很少。有时，送到的*疆新**玉石的具体产地，大臣们也要向皇上奏明。
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月二十二日，内务府和军机处，在给乾隆的一份*疆新**贡玉的奏报*特中**别奏明，此次*疆新**送到的玉石四千九百零五块，系叶尔羌、和阗等处采获。
*疆新**送来的贡玉，按箱盛装，每箱标明数量和重量，送到京城后，内务府要会同军机大臣逐箱清点，做到玉石清点到块，重量计算到斤两。
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月二十七日，*疆新**送到春季贡玉四千九百零五块，军机大臣派员清点后，认为“内短少十八块”。于是，军机处向乾隆奏明。
乾隆令内务府大臣舒文“派员核查”。舒文在事后给乾隆皇上的奏报中称：“奴才带领如意馆官员负达他等，逐箱逐件查点数目斤两，俱属相符，并无短少，系讹错情。”调查结果表明，*疆新**贡玉并无短少数目和斤两之事。
贡玉一般在冬季运送。特别是千斤以上的巨大玉石，必须要在冬季河水冰冻后起程上路，春季的三四月间运到京城。玉石的数量从八百块至三千块不等。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每年运往京城的玉石都在一万块以上。
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季以后，内务府造办处开始奉旨对贡玉进行分类设等，共分五等。一等至三等子儿玉占极少数，数量庞大的是五等山料玉（质次的子儿玉也划入四五等）。
需要说明的是，*疆新**送往朝廷的子儿玉，不是都能“画样成做”的，不少也有石性绺道，真正温润莹泽的子儿料，也是少数。
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疆新**“新送来贡玉子儿二千八百零二块，山料玉二百零七块”，乾隆令传旨：“着舒文前往如意馆带领官员分析挑选，画样呈览。”
时任管理养心殿造办处事务大臣的舒文，从这三千多块玉石内，仅“挑出画样玉子儿二十二块恭呈御览”，另有“三等玉子儿一百块、四等玉子一百八十块，建议请留如意馆做材料用，其余不堪画样五等玉子儿二千五百块、山料玉二百零七块，请仍交广储司银库收贮”。
五、设定等次
朝廷平定准、回二部后，*疆新**玉石大量进贡北京朝廷。乾隆要求造办处划分玉石等次，以方便器物的制作，并多次亲自为*疆新**送到的玉石材料设定等次。
玉石等次分为一等（头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未入等）五个等次。一般情况下，一等（头等）至四等玉石都是玉石子儿料或今人称之的“山流水。”他们按颜色、皮色、温润度、绺道多少等分为四个等次。五等玉石一般都是叶尔羌山料玉，以青玉为主，有时质量不好或“个头”过小的子儿玉，也列入五等。
在*疆新**的贡玉中，头等玉石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二三等玉石，主要是指玉龙喀什河和阿拉噶什河里的子儿玉；四等玉石子，主要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山流水料，清乾隆朝统称山料玉，也有一部分子儿玉；五等（未入等）玉石是山料玉，占玉石总数的绝大多数，一般制作大型陈设或宴会上用器皿。这些玉石运送到京后，交由广储司银库暂时收贮备用。
玉石的设等定级工作，主要由如意馆负责，乾隆朝中后期，启祥宫也承担了部分玉石的设等定级工作。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初五，*疆新**贡玉到京，共计青白玉石子大小四百八十块。乾隆指示造办处，“着如意馆分等次呈览”。
区分玉石等次是一项细活，有的玉石表面不容易看出优劣，需要打开一点“天窗”才能分辨清楚。这次区分玉石等次工作，用了两天时间，于初六，共挑选出头等玉三十块，二等玉二十一块，三等玉一百块，四等玉一百四十九块，未入等（五等）玉一百八十块，全部交由太监胡世杰呈览。
乾隆非常认真地查看了定级后的玉石，从中挑选出部分玉石做器物，对剩下的玉石的去处也做了安排。但乾隆并未当场下旨制作，他要回去再考虑考虑，这是他做事的习惯。
回到乾清宫，经认真思考了一番后，乾隆令太监胡世杰到造办处传旨：“头等玉内汉白玉（乾隆将具有汉玉温润细腻特性的白玉子儿料称作‘汉白玉’。青玉子儿料称作‘汉玉’）一块做扳指，二等玉内汉白玉一块做插屏，四等玉内大青玉一块着画瓶样、青玉一块做山羊一件、青玉一块做簋一件，俱做木样。其余入等玉二百九十六块俱收贮启祥宫留用。未入等青玉一百八十块，交广储司银库收贮。钦此。”
在划分的五等玉石中，大部分是五等山料玉，头等玉是极少数，二三等玉石已经是非常好的玉石材料了，四等玉石也算是不错的玉石材料。一般情况下，二等玉石常常用来制作扳指、暖手、摆件、陈设、杯等小件器物；三四等玉石多用来制作笔洗文房或宝玺、盘碗盅碟等；五等玉石一般制作大型雕件或宴会上用具，存广储司银库备用。
乾隆三十年（1765）九月二十七日，*疆新**送到一批玉石，大小二千二百零七块。启祥宫分别设定等次，二等玉一百七十五块，三等玉八十块，四等玉一百九十一块，而五等山料玉竟有一千七百六十一块，没有发现一件一等（头等）玉石。
*疆新**送来的玉料不是每次都有一等（头等）玉石，因为玉石分等由京内如意馆或启祥宫负责，*疆新**地方官员只负责采玉。但也不排除当地回民或地方官员在采玉时，将好玉截留，据为私有。
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十五日，*疆新**送到青白玉石子儿大小二百七十块，如意馆在设定等次时，竟然没有挑出一块一等（头等）玉，四等和五等玉占了绝大多数，引起乾隆不满。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疆新**送到的青白玉石子儿大小四百六十三块，头等玉石仅八块。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疆新**送到的青白玉石子儿大小二百四十二块，一等（头等）玉石还是一块没有，五等玉石占了绝大多数，这让乾隆大为不满，但又不能过于迁怒于当地回民和地方官员，因为他需要他们为朝廷效力干活，需要大量的玉石用来制作玉器，他知道开采玉石的不易，他不能太得罪了他们。乾隆指示造办处，令*疆新**下次送玉进京，多挑选些好玉石送来。
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初一，在*疆新**送来的青白玉大小三百四十块中，如意馆终于挑选出一等（头等）玉十七块，这让乾隆心头的不满暂时平息了下来。
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后，由于如意馆玉器制作活计太多，启祥宫也承担了部分玉器制作工作，同时，部分从*疆新**送到京城玉石的设等定级工作也交由启祥宫负责。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十一日，*疆新**送到青白玉石子儿大小四百二十九块，乾隆查验后，令“交启祥宫分别等次”。
此次启祥宫共挑得二等玉十五块、三等玉五十八块、四等玉一百一十块、五等玉二百四十五块以及碧玉一块。乾隆令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将五等玉俱交广储司银库收贮，余玉交启祥宫收贮。钦此。”
*疆新**每年进呈朝廷的玉石中，大部分是山料玉，占贡玉石料的绝大多数。五等山料玉常用来制作大型雕件或宴会上用的盘、碗、盅、碟等餐具。用于供收藏或摆设用的玉盘碗，一般不会用山料玉制作。有时山料玉在制作器物时，因绺道过多无法承做，也会用四等玉制作。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初六，太监胡世杰到启祥宫传旨：“着启祥宫挑玉配做青玉宴碗二件，配做青玉宴盅十件。钦此。”
当日，启祥宫奉旨在收贮的玉石中，挑得收贮山料玉二块，一块重二百二十斤，一块重二百三十斤，但均有石性，无法画样。不得已又从四等玉石材料中再挑得“四等青玉石子儿”二块，一块重二十四斤，画得宴盅六件；一块重十三斤，画得宴盅四件。
造办处将启祥宫挑选玉石的情况报告了乾隆。乾隆对几百斤重的玉石，因有石性而无法制作器物很是不解。他想，几百斤重的玉石，即使有石性，也不会整块玉石都有石性，一定是启祥宫图省事，不愿意费时费力。
于是，乾隆除令“将做青玉宴盅二块，发苏州照样成做”外，指示造办处“将山料玉一并交苏州织造舒文，照石性处拉开，拣选得宴碗几件，余下回残，照玉盅多做几件”。
朝廷平定准、回二部后，回疆供应朝廷的贡玉源源不断。初期，贡玉还不是很多，有时乾隆闲暇时，也亲自为贡玉进行设等分类。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二十五日，乾隆听说*疆新**近日又有一批贡玉到京，虽然数量不多，但他要亲自看看。于是，造办处总管王常贵，将此批玉石大小八十块，放置在造办处前庭院内，请皇上御览。准备好后，王常贵前往乾清宫向乾隆禀报“一切准备就绪”，同时没忘补充一句：“此批玉石是青白玉。”
乾隆兴致勃勃地赶到现场，转着圈子仔细欣赏查看。他从有的玉石开窗处断定，此批八十块玉石达不到青白玉的颜色要求，只能定为青玉。
随后，乾隆指使造办处官员，依他的判断，亲自将这八十块玉石分成两堆，并下旨：“挑出青玉六十二块，留如意馆做次等。挑出青玉十八块，交内务府银库收贮。”
六、玉料编号
如意馆或启祥宫收贮的玉石材料，都有编号，如吉字号、启字号、庙字号、喜字号等。吉字号、启字号是玉石料的标识符号，玉料存贮在如意馆或启祥宫等处。庙字号、喜字号是玉册页、玉宝的标识符号，玉料存贮在广储司银库。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初七，太监鄂鲁里奉旨从造办处库中找来一件旧存汉玉花觚，呈送乾隆欣赏把玩。乾隆令“交启祥宫挑玉，配做花觚一件”。
第二天，启祥宫差人挑得“吉字一百七十六号”山料玉一块，重五十斤，在玉石上画得墨道呈览。
乾隆除了批准“照样准做”外，由于山料玉实在无法预测其内部成色如何，为避免费工费时，乾隆还不忘叮嘱一句“拉开看”，然后再决定是否制作。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十六日，造办处奉旨“挑得吉字三百六十四号山料玉一块”，重八斤六两，拟做青白玉香筒一件；“挑得启字六千一百三十七号一块”，重二百三十斤，拟做白玉释迦牟尼佛一尊。
乾隆批准前者“交苏州织造四德成做”，后者“交两淮盐政伊龄阿成造，配紫檀木座，不必配龛”。
未刻字的玉册宝，一般存放广储司银库，归入庙字号或喜字号。二者以玉石颜色来区分，青玉归入庙字号，青白玉或白玉归入喜字号，这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月乾隆亲自颁旨定制的。
这一年十月的某一天，乾隆颁旨“重刻五朝册宝”，即将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五位清朝皇帝的耿光大烈、丰功伟绩，镌刻在玉册、玉宝上，“尊藏太庙”。此次乾隆之所以要重刻五朝册宝，原因是“五朝册宝系随时镌刻，玉色长短未能一律”。
乾隆平定准、回二部后，“和阗良玉充贡内廷”，有了重新镌刻五朝册宝的条件。乾隆从这些和阗贡玉中，精心挑选出“玉色与五朝册宝相符者，均编为庙字号，俟后有举行册宝入庙之事，概用此玉，以昭划一”。
重刻的五朝玉册宝仍选用青玉，这也是乾隆为了尊重列祖列宗当时的选择，“恭镌一色纯玉”。
此外，乾隆将“玉色较白而未能一律者，另编为喜字号”。这些喜字号玉石，乾隆自有安排和用处，准备“将来朕归政后，嗣位之皇子崇上尊称，即将此玉成造册宝，并嗣后皇孙皇曾孙辈，有承事东朝，尊崇徽号者，皆以此等喜字号玉一体承用，永为定制”。
庙字号、喜字号玉石，除了颜色有区别外，尺寸大小上也有不同。喜字号的册宝比庙字号的册宝尺寸要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十四日，两淮送到青白玉册宝四份，乾隆令“玉册宝交广储司银库，归庙字号”。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二十五日，*疆新**送到贡玉二千零六十二块，乾隆令从中挑选玉承做玉册宝等器物。两淮盐政伊龄阿分得玉宝一方，见方四寸，高三寸；玉册页一份十片，长七寸六分，宽三寸二分，厚二分；长芦盐政征瑞分得玉宝一方，见方四寸、高三寸；玉册页一份十片，长七寸三分，宽三寸三分，厚二分。
造办处在奏报乾隆时称：“以上册宝二份，较比庙字号册宝尺寸俱小，拟入喜字号尺寸合用。”
乾隆五十年（1785）九月二十七日，苏州织造差家人送到“刻字白玉‘五福五代堂宝’一方、青玉宝二方、册页二份，每份计十片”。乾隆除令将刻字白玉“五福五代堂宝”交懋勤殿外，还指示将“青玉宝、册页交广储司，归庙字号收贮”。
以上可以看出，这些玉料的编号，不过是区分玉册宝本身材质颜色、尺寸大小的一个符号，所选用的字也只是寓意吉祥而已。
制玉工具
中华远古人类，就已经知道使用石英砂、无齿锯、钻头，以及其他天然硬物来琢磨玉石了。
清代，人们使用更为先进的铁丝、皮条、链片、芜湖钢锤、马尾萝、宝砂、镟铁皮、砣子、千它、凿等器物，用来解玉治玉。
由于原始档案记载十分有限，以下记述的各种制玉工具，只是清代宫廷承做玉器时所用工具的一部分。对此，读者只能对宫廷制玉工具有一个粗线条的了解。
一、铁丝
清代宫廷制玉，用铁丝来切割玉石。这种铁丝锯有点像今天使用的钢丝锯，虽没有锯齿，但较粗糙。铁丝两边有柄，二人拉锯，切割玉石时，两边拉锯人分别不断地往切割面上放置宝砂（古人用来切割玉石用的一种矿砂，也称“解玉砂”），由此玉石缓缓切开。玉石的基本成型，也要靠“铁丝”不断地变换不同角度，来切割完成。
乾隆四十年（1775）以来，乾隆经常看到各地制玉机构送到朝廷的玉器中，不少已是成品的玉器，往往带有绺道石性，很不雅观。特别是用山料玉制作的玉器，制作前，人们往往很难从玉料的外表上判断出里面的真实面目，有时都快要完工了，才发现有绺道石性，使器物显得美中不足。
可能是玉匠们为了不白干活，或不浪费玉料，做成的玉器，有时有一点石性绺道，也就凑合着呈交了。
但乾隆认为，任何玉器在制作之前，如有材质问题，都应该事前禀报，以免事后造成工时银两的浪费。如果玉石材料本身可能存在石性绺道，应先切开看，如有石性绺道，则不必继续制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初十，乾隆令太监鄂鲁里，传旨内廷及京外各地制玉机构：“山料玉看外面，不得知内有石绺情形，应先用铁丝拉开看。如无石绺情形，当照样做；如有石性情形，着声明，方不靡费工作。传给造办处、长芦、淮关、两淮、苏州、江宁，钦奉遵办。钦此。”
二、宝砂
宝砂，也称“解玉砂”，是一种硬度很高的砂石。这种砂石是经过河水自然流淌而形成的细致精粹的砂子，坚硬无比。颗粒大点的，还要用铁锤锤击至细面状，然后经过筛罗后，加水调成糨糊状，才可使用。
玉石切割琢磨时，需要用宝砂作为研磨材料，玉盘、碗、盅、碟等器物在制作时，也需用宝砂作为镟磨材料。
康熙朝，朝廷有定制：“凡成造玉册、玉宝及内务府成造玉器，所用宝砂，行直隶灵寿、平山二县办解。”
所以，直隶的灵寿县和平山县，是清代提供朝廷造办处制作玉器时用宝砂的钦定县。
在京城内廷，宝砂主要是在造办处制作玉器、工程处切割磬石、御书处打磨法帖石等项活计时使用。以上各处如需要使用宝砂，由广储司从工部领取，再分配给该处使用。上述三处，造办处承做玉器使用宝砂用量最多。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至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以上三处为承做玉器、磬石、法帖石等项活计，领取宝砂共计五万零四十九斤五两五钱，使用了四万六千七百八十七斤十五两。乾隆知道后，对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使用如此多的宝砂，产生了怀疑,认为这里一定有问题。
乾隆紧急召见工部侍郎鄂忻，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高恒、永泰，当面训斥诘问：“成造活计何致需用宝砂如许之多？非工匠偷卖，即系成造私活用去。管作官员所司何事？着交内务府大臣治罪。”
清朝*场官**上有不成文的规矩，皇上已经定了的事情，你不要琢磨是对还是错，遵旨照办就是了，千万别认真地分出个是非曲直，查个水落石出，弄得皇上没面子。一般情况是，查无实据的，相关人员处理一下就是了。
第二天，高恒、永泰二位大臣，象征性地到造办处如意馆、玻璃厂、金玉作、大玉作，以及内廷工程处、御书房走了一遭，简单询问了一下上述各处宝砂的使用情况，随后二人联名给乾隆皇上写了一道折子。
高恒、永泰二人在折子上写道：“钦遵，臣等随交各该处，将应议职名查报去后，兹据造办处将应议之如意馆郎中李文照、员外郎六格，玻璃厂员外郎额尔金、库掌福喜，金玉作库掌五德、催长福庆，大玉作库掌四德、主事拔士逸、催长葆广，内廷工程处将应议之郎中七十一，御书处将应议之郎中诚意、员外郎时运，各职名查报前来。臣等查，郎中李文照等，均系管办玉器活计之员，所用宝砂理宜不时留心稽查，勿致妄行靡费并匠役等偷赚。乃并不留心防查，以致宝砂靡费过多，不归实用，殊属不合。应将郎中李文照，员外郎六格、额尔金，主事拔士逸，库掌福喜、五德、四德，催长福庆、葆广，郎中七十一、诚意，员外郎时运，均照失察例，各罚俸一年。”
乾隆看了高恒、永泰二人的处理意见，较为满意，在折子上批语：“知道了。”
通常情况下，每镟做一件中小型玉器物，平均用宝砂二十余斤。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至十一月底止，如意馆、启祥宫“除现镟玉盘、碗等器二十件外，陆续镟得呈进过玉碗九件、玉盘二件、小件玉器活计三十件，统计用过苏州送来宝砂一千三百斤”。现存宝砂六百九十余斤，明春镟做玉盘碗、小件活计已不够用，拟奏明皇上饬交苏州织造全德，照交过宝砂样，再办两千斤送来应用。
因种种原因，此事被搁置了三年有余，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三十日，造办处才“交太监鄂鲁里转奏”。此时,苏州织造已由四德接任，乾隆并不知此事被放置数年，仍照常例批示“准向苏州织造四德要用”。
造办处每年承办的玉器很多，在办理上，遗漏或遗忘的事时有发生，也属正常。乾隆对每一件玉器物的承做都有批示，但他也不可能对造办处的每一件事都过问或记住。这次，造办处没有向乾隆提及三年前的事，乾隆自然也无从了解和追究。
宝砂的质地也不完全一致，有时遇到“性软”的宝砂，就很难镟做器物。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初七，如意馆镟玉匠平七在镟做玉盘碗时称：“所领宝砂性软，难以镟做器皿，请另换宝砂镟做。”
三、链片
链片，是用来拉开玉石用的，是清乾隆朝制作玉器的辅助消耗材料之一，产自山西。
这种链片分大小两种，边口为锯齿状，应该像今天的钢丝锯。拉开大块玉石，用大链片，反之用小链片。
链片统一由山西购进，一般情况下，造办处每年用量在几千斤。
乾隆朝中期以前，由于玉石供应朝廷数量有限，链片用量每年大约几千斤。
乾隆朝中期以后，朝廷从叶尔羌等地及当地回民手中查获了大量的玉石，分三十二批次运往京城，前后大约用了五年时间。从那时起，仅京城造办处一地，链片年消耗就达万斤。
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二十四日，造办处为承做大玉瓮，乾隆专门谕令山西巡抚巴延三。上谕说：“造办处琢磨玉石用大链片之处甚多，此物产自山西。着传谕巴延三，自明年为始，每年将大链片办理一万斤，解交造办处应用，俟五年后自行停止。”
四、铁皮
用铁皮制成圆盘，长一尺二寸、宽九寸，清宫称“镟铁皮”，用它盛水和宝砂，脚踏连线木板使其转动，使玉石逐渐剖解开，是玉器制作时的“托盘”。造办处镟玉用的“镟铁皮”，平均每年要使用十张。
五、砣子
砣子,是打磨玉石的重要工具，商周时代即已广泛使用，是钻孔、打制碗形物的重要制玉工具。清代用砣子打磨玉杯，称“砣”一个玉杯。
六、千它
千它,是清代造办处用来切割玉石的重要工具，铁制，用它制成轮子，用绳索带动旋转，对较大形玉石的表面进行切割。切割时，也要加水并放置宝砂。据清宫档案记载，千它直径一尺二寸，造办处平均每年使用四个。
七、皮条
皮条，牛皮制，是乾隆朝制玉作坊用来对玉器表面进行抛光的工具。抛光玉器时，要不断地加入抛光粉，以增加玉器表面的光洁度。
制作成本
乾隆朝，宫廷制作玉器的成本，是不计入玉石材料成本和玉石由*疆新**运至京城的运输费用的。器物的制作成本主要有两项，一是工时费，二是饭费。此外，还包括一些辅助材料费等。仅此数额就相当可观，令人叹为观止。
由此可见，玉器在乾隆朝是非常贵重的奢侈器物，一般平民百姓是受用不起的。这也是导致乾隆朝中后期，*场官**玉石腐败案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现就乾隆朝玉器制作成本，举例如下。
一、玉瓮成本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十八日，造办处奉旨交太监胡世杰转呈乾隆大青玉一块，重一千一百六十五斤。乾隆看后令造办处：“着交如意馆，画云龙瓮样呈览。”
如意馆于四月二十五日，“将大青玉一块画得云龙瓮纸样一张，交太监胡世杰呈览”。乾隆批示：“照样准做，云龙瓮交造办处成做。”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初六，副催长金江持来奏片一件，奏文为：“造办处现造青玉云龙瓮一件，今已做得，恭呈御览。”
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二十二日至三十八年（1773）四月二十日，玉瓮制作共用时二十三个月零二十八天，共用工料银一千六百二十二两五钱三分一厘。此报价经造办处“将每日进匠与查验报单核对，数目相符”。
该青玉云龙瓮，均围长五尺六分、高八寸，折成方寸为四百零四寸八分，应值银一千六百九十两四分四厘。但最后向皇上报价，造办处还要再减点银两，以示做事认真、注意节俭，没有多花费银两。
造办处在给乾隆的大青玉瓮报价中说：“今报销工料银一千六百二十二两五钱三分一厘，尚省用银六十七两零。谨将所用工料银两细数，另缮清单一件，一并恭呈御览。”
乾隆在造办处来文中批示：“知道了。”以示认可。
乾隆朝，制作一件千斤左右玉石毛料的玉瓮，需要工银一千六百九十多两白银，相当于一个内廷高级玉匠近二十年的工钱，造价相当可观。
二、玉山子成本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二十五日，造办处根据乾隆皇上“凿錾叠落人物树木，并磨糙做细光亮”的要求，承做了一件青白玉人物山石树木陈设，用四等青白玉料一百五十八斤。
工期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初一起至四十五（1780）年七月三十日止。造办处在给乾隆的制作成本奏报中称：“内除年节等共计十日未行上工外，共二百五十六个工作日。共用过外雇匠一千二百六十八工，每工银一钱五分四厘，计银一百九十五两二钱七分二厘。玉匠四百六十四工，每工银一钱五分四厘，计银七十一两四钱五分六厘。食钱粮家匠二百工，每工饭银三分六厘，计银七两二钱。买办羊油蜡、马尾、紫胶等项，用银三两三分六厘。以上共计工饭买办银二百七十七两五钱八分八厘。”
一百五十多斤的山料玉毛料，一般能制作三四十斤的器物，如果石性绺道过重，所出器物还要更小。但这件玉石陈设仅工价银就要二百多两白银，不能不说玉器在当时是仅供少数贵族和富人赏玩的奢侈品。
三、修理成本
制作一件新的玉器工银成本可观，但修理一件玉器的费用也价格不菲。
乾隆四十一年（1776）元旦，乾隆在筵宴朝臣的宴会上，见一件盛肉的青玉大罐，罐身厚重，里膛过小，盛的东西不多，觉得应是前朝遗存的旧物。随后又发现一对青玉小罐和一对青玉执壶，也有此类问题。乾隆当即对在身边伺候筵宴的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说：“现用青玉大罐一件、小罐一对、执壶一对，俟筵宴完时，俱将里膛往薄里磨做。”
回到造办处后，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仔细将器物周身丈量一遍，各种尺寸记录在案，以便日后跟皇上算工钱。
具体测量的尺寸为：“青玉大罐，通高一尺六寸五分，径通一尺五寸八分，口高一寸七分，口径过六寸六分，口厚八分八厘，膛九寸五分，足径过一尺一寸；青玉小罐一对，通高一尺二寸五分，面宽一尺二寸，进深九寸，口高一寸五分，口径过五寸六分，口厚六分，里膛面宽九寸二分，里膛进深七寸一分，足径过八寸五分。青玉执壶一对，通高一尺四寸七分，口径四寸，口厚四分，上肚外形五寸五分，上肚里膛四寸八分，下肚里膛五寸八分，下足径过五寸一分，足高一寸三分，壶嘴至壶把一尺二寸五分。”
根据上述尺寸，四德、五德将器物令如意馆画得纸样，并用红道标明应该打磨部分。这五件器物修理完后，预计用玉匠六千三百九十一个工，计银九百八十四两二钱。
正月二十六日，四德、五德将以上器物测量数据、画样及成本账单，一同交太监胡世杰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阅后，见属下办事如此认真，甚是喜悦，但感觉估算的工时银两过高，除了同意“按红道将里膛往薄里磨做”外，指示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仔细核算工时银两后再报告。
英廉知道这活不好干，不比做一件新器物省事，弄不好器物本身受损，谁也担当不起。但是皇上发话了，你怎么也得减点儿工时银两，不然皇上那边你无法交代。
核减工时银两也得有理由，英廉为此可是动了一番脑筋。不过，英廉不愧为是在皇上身边当差的老臣，皇上的心思用意，他怎么也能揣摩出个八九不离十。皇上的意思就是，成器重新琢磨，怎么能比凿錾荒坯还费银两呢?
于是，英廉给乾隆写了一个折子，报称：“奴才遵旨，即交该管郎中、员外郎等详细酌定磨做尺寸，约估工料银数，并一面派该作官员先行置办一切应用铁料、木架等。计划三月初间，管领匠作开工磨做。据该郎中佛宁、员外郎四德等报称，现今大小罐壶里膛照原拟磨去之厚薄核计，共应磨去见方七百二十二寸四分，约用玉匠六千三百九十一工，计银九百八十四两二钱。经查，壶罐现在掏挖里膛，就其形式，琢磨似易于用力，非从前初做由荒坯琢成玉器者可比。经详加核酌，将现估工价银内核减二成，计除银一百九十六两八钱外，仍需工银七百一十七两四钱三分。”
这样做一是为防止玉匠偷工多报，二是为了讨好皇上。英廉还为乾隆出了个主意，他在折子中最后写道：“玉器琢磨薄厚情形，其外口所去分寸显而易见，其内里膛身所去多寡难以计量。今拟将壶罐俱各称定斤两，如百斤琢去五十斤，下存五十斤即系琢去实斤两，再以斤两核计尺寸，可免偷工浮冒之弊。除令该作员役等小心据实磨做，奴才另派郎中佛宁、库掌福庆，每日监看稽查使用匠工名数，如有不实之处，将来竣工之日，据实核销。”
乾隆对英廉的办事很是满意，揣摩主子的心思既到位，又不失分寸。但又一想，这掏膛的活确实不好干，尤其是器物本身已经做成，重新磨薄更要小心谨慎，工期工时应该比做新器时间要长，况且核减后的银两也不是个小数目，确实有点不划算。不如先修理大玉罐，把大罐底部往薄里磨磨，看看效果后再说。
随后，乾隆在英廉的折子上批示：“知道了。小玉罐二件、执壶二件，仍交广储司收贮，不必磨做。其大玉罐一件将罐底往薄里磨做。”
乾隆甚是聪明，放弃了罐体内侧掏膛磨薄，而是将大玉罐从外底部磨薄，这要比从里面琢磨容易得多，且不易破损，工时银两也省下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