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民中学前身私立恒情中学 看民国时期塞北的教会教育（二）
一 翁
三、私立恒清中学的成立
“五四”运动一个伟大的“隐性作用”，就是让中国的学堂、书院逐步认识到以“数理化外”为代表的“阴技邪巧”之重要性，并逐步将其纳入课堂，而在教会，不管是要理学校（书坊）和公教公学都一直把它作为主课来对待，这一度让教会内部沾沾自喜。
但，由于他们实行的是：自办、自教、自考模式且少和社会上交流，加上所请教书先生多与“本堂神甫”、“主事姑奶”有着这样那样的瓜葛，就连学期考试题也由这些人私底下“捏作、鼓倒”，水份量很大；
不象中国传统的学堂、书院，就拿呼市八中前身之古丰书院来讲：每月一大考，由道台衙门出题；半月一小考，由归化厅衙门出题；每周的小试才由书院院长出题试之。
这就是说，教外的学校象“数理化外”这些课程，不设是不设，一但设了就凭人家的“严诃管理”，教学质量上称就必然无疑；教会学校与之相比，差矩也就越来越大且不自知。
再说，当年塞外的深山大壑散落着数以千计的大小天主教“堂口”，大量的“本堂神甫”多数来自欧洲，素质良莠不齐，难怪当年绥远教堂主教王学明（中国藉）常说：
“在内蒙古的‘堂口’主事的都是外国人，这是为什么？”
他真不知道吗？非也！他是指里面的人才太少，试想人家们不远数千里来你这穷乡僻壤，怎么着有点“所图”才行，先不说是“循私舞弊”吧！把“堂口”作为一个“土城堡”役使一般教民“作威作福”者不是没有，这样的教会“堂口”真还不在少数。
1932年，丰镇县的一场全县高级小学统一考试给了绥远天主教会重重的一击，特别是集宁教区樊恒安主教直接受到了强烈的“污辱”——辖下丰镇县第五完小（天主教学校）除了两名学生取得了第一和第五名，其余全部不及格，这让一向自负且以“数理化外”自诩的教会学校深深地感到：和教外人竞争，教会学校并不占着优势。
从那时开始，天主教会就对公教公学进行着全方位的整顿，包括开始大量启用中国神甫和外派优秀生员赴北京等先进地区升造等等。
1945年日寇投降，绥远教区的穆清海主教（比利时藉）与集宁教区樊恒安主教（中国藉）就紧锣密鼓地张落在归化城成立教会中学，至少这年他们就派人去北京等地的名校聘请教员，这年我母亲即将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未毕业之前玫瑰营本堂神甫（比利时藉）就拿着集宁教区樊恒安主教的亲笔信，亲去北京师范大学找我母亲，要求毕业后回归绥：
“给咱教会服务……。”
由于特殊原因，母亲没有答应，之后的两年：
“没完没了！去了不下五、六次，我还是没答应；最后白祥亲自出马，软磨硬泡，也是白祥太能说了，说起来跟咱们还有点儿亲戚的缘故，不好意思了！硬让他给谝了回来，回来就倒上圪霉没完没了……。”
如上是老妈生前告我的原话。
说实话，天主堂为了恒清中学可是下了大本钱的，初衷是要与当时的归绥中学一争高下，故而重金从北京等名校请来不少的好老师，无奈之后的发展并不如人意——苦苦支撑了五、六年归并到归绥师范学校，之后又变成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回民中学。
现西河沿新华大桥南段
现西河沿新华大桥南段
现西河沿新华大桥南段
现西河沿新华大桥南段
现回民中学操场
现回民中学操场
现回民中学操场
现回民中学操场
四、1930年前后绥远地区的公教公学
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内蒙古和山西雁北便是法国味增爵会（遣使会）的传教范围，于道光二十年（1840）定名为“蒙古宗座区”，当时清政府对洋教实行严禁，一些避身深山野谷的外国传教士，据《西湾子圣教源流》载：
当时担任蒙古宗座区第一任代牧的法国味增爵会（遣使会）司铎孟根生为了发展教务对开设学校“异常热心”——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发布诏令，但长城边外山沟中还是出现了男、女两所天主教小学校，两校共招收教徒子女一百余名，均为八岁至十二岁儿童；
孟根生为了“劝化西湾子以外那些蒙古居民”，他和教士们学习蒙语、穿蒙古服装前往蒙古包中巡廻教学，费力巨大，收效甚微……。
可以想见，当初孟根生司铎靠一己之力，独立为之，往往力不从心，而其属下又未必能象他那样“全力以赴”；
2021年夏天，我曾开车去过西湾子地区，离西湾子仅2.4公里时道路崎岖，卧车难以通过，只能放弃，但从周围山势地形看，全是高山大川、植被良好，气候条件也比呼市周边潮润，养牛户甚多，这就是说：
生态环境良好，是处人类宜居之区。
这一时期，跟着法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比利时兵役学校的随营司铎南怀仁看中了这块未开发的“新天地”，同治三年（1864）特别组织了一个“圣母圣心会”，通过比利时国王奥波尔德二世向罗马教廷活动，把这块“新天地”从法国味增爵会（遣使会）手中拨给了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南怀仁也被称为“圣母圣心会”会祖，并于次年12月6日到达张家口北面的西湾子。
由于在先前的咸丰十年（1860）清廷减除了对洋教的禁令，洋教士们的传教活动就有了较先前很大的自由，而南怀仁所带的“班子”也较孟根生时期为强，教会在这一地区便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圣母圣心会”则要求每一个天主教“堂口”都要设立要理学校（书坊），要理学校的工作就是组织教徒子弟学习背诵教会编写的《要理问答》、“天主十诫”、“圣教四规”、“圣事七迹”以及国学中《三字经》、《百家姓》等等读物，同时识字，这就奠定了内蒙古地区教会公学的基础。
到了光绪九年（1883）于山西“雁北代牧区”之外，将“蒙古宗座区”划为三个代牧区，除以察哈尔西湾子为中心的“中蒙古代牧区”外，以及以阿拉善三道河（又称三盛公，现巴彦淖尔盟磴口县治）为中心的“西南蒙古代牧区”，天主教发展颇为迅速，为使教务更快发展便在教会学校中开设了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
在中蒙古的南壕堑（现属河北尚义县）公学还添置了实验仪器，为了给学生提供“较好”的出路，由公学毕业的学生除被认定为“优等生”保送修道院继续深造外，一般的学生都被分配到各“堂口”所办学校中任教，因而在天主教教会区域内流传着这样的俗语——大人们指着自己的孩子告人曰：
“我娃长大圣神甫，吃那大肉块子呀！”
也就是说，即使进不了修道院，圣不了神甫（吃大肉块子），也能当老师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诱惑力还是瞒大的；
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开拓发展，教会村庄的无限扩大，“堂口”林立，而每个“堂口”都需要一位干练的主事——“本堂神甫”，然而人才难觅，这就不得不“矬子里面拔大个儿”，于是乎洋神甫这个群体不论优劣几乎都成为“本堂神甫”。
某种程度，为某取私利或为非作歹者的进入创造了条件，也为日后中国版《十日谈》的出现铺下了温床，教会被诟病日深，但还能继续发展。
民国十一年（1922），宁夏拥军使马福祥担任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由马的姪儿马鸿宾任甘肃省的宁夏镇宁使，这年“圣母圣心会”将“东蒙古代牧区”改称“热河教区”，“中蒙古代牧区”改称“察哈尔教区”，其中“中蒙古代牧区”和“西南蒙古代牧区”拨出一部分“堂口”，另组织了一个“绥远教区”，主教府设于归绥；
这时期，天主教各教区开始从中国藉神甫中选拔“本堂”，民国十六年（1927）察哈尔教区圣家营子村“本堂”迎来了第一位王姓中国藉神甫，该神甫一只眼睛外伤失明，人称单眼儿王神甫者自编了一套：
“大而甘口又，之由乃尤之，……”
识字口缺，每日做完瞻礼亲赴本村要理学校（书坊）教授学生，坚持了一年，次年集体举荐至玫瑰营小学（丰镇县第五完小），根据考试成绩全体插入该校三年级。
民国十七年（1928），热察绥三特别区和甘肃省的宁夏地区建省，察西集宁等五县划归绥远，翌年“圣母圣心会”又从“察哈尔教区”划出“集宁教区”，主教府设于玫瑰营，至此“绥远教区”和“集宁教区”也被人们俗称绥远的西教区和东教区；
“西南蒙古代牧区”也改称“宁夏教区”，主教府仍在三盛公；
民国二十一年（1932）伪满洲国成立，热河将要沦陷，“圣母圣心会”另由“热河教区”划出“赤峰监牧区”，这几个教区和监牧区连同山西的“大同教区”均设有主教兼“圣母圣心会”分会长，直接由比利时国都“圣母圣心会”总会指挥。
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党**教育部对宗教团体设立的学校制定规程，要求教会学校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立案，并接受监督和指导——其组织课程及其他一切事项均须遵照教育法令办理。
然而，在教士们思想认识当中：公教公学的“数理化外”以及历史、地理仍然是教会学校的“专利”，完全不屑于教会之外早已开设这些课程的现实；
民国二十一年（1932），绥远省丰镇县实行了一次全县通考，玫瑰营小学（丰镇县第五完小）除了第一名、第五名（且二生全部来自圣家营子村单眼儿王神甫保送的学生中，之后集宁教区把该二生派赴北京升造，又双双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外，其余全部不及格；
这件事对天主教会打击极大——直接刺痛了集宁教区的樊恒安主教，之后痛下决心，戮力同心，不仅加强了与教会外学界的交流，还主动派遣优秀生员赴北京升造，公教公学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适应形势的要求，教会将要理学校（书坊）改称为初级小学，在分区所在地创立高级小学，将原在教区的“公教公学”改称为中学或师范，使得“公教公学”办学越来越规范化；
但公教公学自身的弊端还是难以克服：
一来，他们的生源大都来自教友，教外者不多；
二来，仍囿于自办、自教、自考模式，这似乎成为他们的顽疾，少于和社会上的交流。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对其制定规程并监理，还是促进了教会学校与社会上的公办与民办学校间的交流，也让教士们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或差距。
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全国天主教所办公教公学三千多所，仅北部边疆就有一千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