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
她是自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第一位独享该荣誉的女性。在诺贝尔官网首页，光辉闪耀的金色背景图上赫然显示“CLAUDIA GOLDIN”的名字——以表彰戈尔丁“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有：
1、通过修正历史数据，揭示女性参与劳动力呈现U形曲线的历史趋势，*翻推**了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女性就业提高的传统观点；
2、通过构建女性就业预期理论，解释了各年代女性受教育和就业选择的差异，以及女性平均就业率提升缓慢的原因；
3、发现生育是造成男女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女性生育后收入增长速度会放缓；
4、指出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反而加剧了女性收入差距，揭示了历史机制的复杂性；
5、证实了避孕药的出现改变了女性教育和职业规划，对女性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在中国没有太多知名度的戈尔丁，是美国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亨利-李经济学教授（Henry Lee Professor of Economics），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终身教授。
在戈尔丁漫长的研究生涯中，她将更多重心放到了女性问题的研究上，尤其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并在这一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深刻观点。
在她的《事业还是家庭？》这本书中，她按照出生时间，将美国百年间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分成了五组，并对她们的特点逐一进行了概括。
第一组女性 出生于1878-1897 年间，在1900-1920 年间大学毕业。对于她们而言，成家和立业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
第二组女性 出生于1898-1923年间，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在工作和婚育的选择上，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有工作，但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第三组女性 出生于1924-1943年间，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回就业市场。
第四组女性 出生于1944-1957年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她们的特点是“先立业再成家”。她们比之前的女性更为重视自己的职业发展。
第五组女性 出生于1958-1978年间，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这组女性在第四组女性的基础上，更好地调和了“成家与立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像戈尔丁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五条理由中提到，避孕药的出现改变了女性教育和职业规划，对女性就业产生积极影响。而这一显著改变，正好从第四组女性开始。
避孕药的魔力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的主人公曾打趣说：“有一样新玩意叫避孕药……这是一粒小药丸，吃了之后你就可以翻云覆雨，且不用担心怀孕。”
影视剧可以很轻松地说起避孕药，但这颗有“魔力”的药丸，却遭受了法律和社会长年的阻力，才得以让每一位女性自由获得和使用。
上世纪50年代，女性想要避孕，只能使用*孕膜避**、子宫环、冲洗阴道等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效果不佳，还会导致发炎甚至死亡。有些贫困女性不惜以吞食*药火**，从楼梯上滚下来，用红榆树干、毛衣针、鞋钩等插进子宫等伤害身体的残酷方式堕胎。
饱受生育之苦的妇女渴求一种 更方便、更安全、更有效 的避孕方式。1960年，避孕药出现，但那时，根据美国所有州的普通法，未经父母同意，医生不允许给未成年未婚女性开避孕药。通过长达十几年的努力和一系列法律变更后，直到1976年，这颗充满魔力的小药丸才得以在更多单身女性中普及。
《华尔街日报》记者乔纳森·艾格在《魔丸的诞生》一书中提及，“节育之母”桑格起初只是将避孕视为帮助女性控制子女数量的方式，后来，她意识到且相信，如果能打破性与生育的必然联系，女性将获得她们无法想象的自由。
婚姻将改变，男女关系将改变，家庭含义将改变，女性的就业和教育机会也将改变。
这一点，戈尔丁用研究和数据为她正名了。
《事业还是家庭？》研究得出：避孕药这一“无声的革命”得以让女性在大学里更加专心学习，为独立未来做规划，在结婚和生育之前塑造自己的身份；她们可以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工作，为更长久和更持续的就业做好了准备；她们可以更准确地预见她们未来的生活将大大不同于以往的女性，视野越来越广阔；她们可以规划伴随自己成长的富有意义、活力四射的职业生涯，而不是从事缺少进步空间的短期工作；她们从“消费”及工作导向型专业，转向了与“投资”和职业相关的专业。
她曾受邀出席斯坦福大学的某次经济史研讨会，会上她上提到：“第四组女性的数据充满惊喜。因为避孕药的出现，更多有抱负的女性可以真正心无旁骛地开启事业之旅，她可以推迟结婚，推迟生育，而不用为了家庭身份放弃其他有趣的事情，她可以走出家门，可以将更多时间投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更重要的是，她们很清楚自己未来需要什么。”
“她们渐渐觉醒”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性别角色往往被期望在家庭和家务中充当主要角色，社会对她们的期待是，希望她们柔顺，做好一个家庭角色。
HRise专栏作者、资深人力资源管理者张丽雪（Sherry Zhang）目前正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两年的访问学者研究工作，她告诉HRise，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弘扬自由平等的社会，女性在追求平等教育上也经历了百年努力，而高等的精英学校赋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也只有半个世纪而已。
Sherry认为，女性追求平等的起点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行动。 可喜的是，经过百年的努力，当代在中国、欧美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得到大幅提升。而且事实证明，当她们步入校园，她们也可以修完和男生一样的高中数学；她们的数学成绩紧追男生；她们在阅读领域遥遥领先；她们的入学率和毕业率明显高于男生；她们进军牙科、MBA、兽医学、视光学和药学等领域的人数大幅增长……她们能自主学习各种技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女性的意识和意愿。 她认为，女性在意识方面应当冲破世俗、文化在我们的思想中构筑的牢笼，摒弃靠婚姻改变命运的无力感或者为家庭做出完全牺牲的自我感动和无可奈何的被动。只有这两个方面同时具备，才有可能具备平等的能力。
缘泰石油前副总裁Grace提到，当女性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后，其优势立刻体现出来，“学习对她们而言没有难不难，只有学不学的问题。而且，她们特别有毅力。但是，当机会越来越多，女性更加要关注自我成长和觉醒。”
戈尔丁发现，第四组女性逐渐有这方面的意识。
她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乃是长期职业生涯的一环，她们将职业甚至视野作为生活满意的基础，并将工作场所视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她们的就业不再仅仅取决于自己能给家庭预算增加多少额外收入，也不再只是简单弥补丈夫相对较低的工资，相反，在决定是否工作时，她们开始衡量自身和自我意识。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高校获得教育，当她们开始关注自我，将时间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时，代表她已经意识到要冲破传统禁锢，决定为自己而活。
“ 她们渐渐觉醒 ”，戈尔丁说。
后记
我在和Grace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和她分享了一个故事。
去年冬天的某个早晨，我打算去大运河拍一些镜头当视频素材，除了拍一些空境，我还计划采访几个行人。正在我观察要采访哪些人时，迎面走来一个大爷，他双手背在后背，愁眉苦脸。我向他搭讪，并夸赞他可真厉害，一大早就出来锻炼。随即，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原来，他的女儿自从疫情回国后，整整在家呆了两年，两年来，不仅没有工作的打算，还觉得未来的日子就应该这样过。大爷说，虽然家庭条件允许，但父母辛辛苦苦供她读书，她也很争气能够走出国门，在国外获得更多教育机会，可是她回国后不应该是那样的状态，她应该独立，应该进入职场发挥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依附于自己的“姑爷”。
大爷和自己的女儿争吵了多回，但吵架哪有赢得过子女的父母，因此，他最近睡不着，心里很是烦闷，每天都早早出门散步，很晚也不想回家。
戈尔丁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的一段回复中是这么说的：美国女性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取平等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汲取的教训和启示是，一个女性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应该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结婚或者不结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更重要的是，她应该独立。
独立是什么，是你觉醒之后独孤地站立，不依附，不惧怕。
戈尔丁小传
1946年5月14日，戈尔丁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小时候，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在初中读到生物学家保罗·德·克鲁夫（Paul de Kruif）的《微生物猎人》（The Microbe Hunters）后，她就被微生物学所深深吸引，从而致力于成为微生物学家。高中三年级时，她就在康奈尔大学完成了微生物学暑期课程。1963年，在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毕业后，她便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微生物学。不过，在不久之后，这个职业梦想就在另一位关键人物的影响下再一次改变了。
在大二时，戈尔丁选了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的经济学课。在学界，这位后来担任卡特政府总统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以呼吁放松管制著称。在课堂上，卡恩以其独有的滔滔雄辩把自己的理念阐述给了学生。这种学识和风度很快就吸引了戈尔丁。她后来回忆说“他很善于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就像当年克鲁夫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微生物学一样，他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经济学。”在修习了卡恩的课后，戈尔丁迷上了管制问题和产业组织。在高年级论文时，她选择的题目就是关于对通信卫星的管制的。
1967年，戈尔丁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从康奈尔毕业。随后，她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受卡恩的影响，她一开始打算选择产业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当时看，在芝加哥学习产业组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毕竟当时的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包括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产业组织问题的顶尖人物都坐镇于此。要学产业组织，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芝加哥更好呢？然而，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
1969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了母校任教，并开始为研究生开课。在经济学史上，贝克尔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之前，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基本是和“钱”打交道的，但贝克尔却不走寻常路，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婚姻、家庭、成瘾、犯罪等社会领域，由此引发了后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有不少年长的学者对他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但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他的这种路子确实非常有吸引力。当时正在修习博士课程的戈尔丁在选了贝克尔的课后，很快就迷上了这种研究方向，并放弃了原来研究产业组织的想法，在贝克尔的指导下开始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从后来戈尔丁的研究路子上，我们确实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贝克尔留下的影响。
由于劳动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涉及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所以戈尔丁也选了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课。在经济史学的领域，福格尔也是一位宗师级的人物。在他之前，虽然经济史学家也会援引一些数据，但对它们的应用大多是停止在简单的描述统计上。而福格尔则开风气之先，不仅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大规模应用于对历史的研究，还提出了包括“奴隶制是有效率的”等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不出意料，福格尔的研究路子又一次让戈尔丁着了迷。受此影响，她最终决定将计量史学和劳动经济学的交叉话题作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直到现在，她依然在这块学术园地上耕耘。
戈尔丁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南北战争前美国城市和南方工业奴隶制的，指导老师是福格尔。1972年，她成功地完成了论文，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前，戈尔丁已从1971年开始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执教。1973年，她跳槽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79年，她离开普林斯顿，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该校副教授，并于1985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她加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并成为了该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除此之外，戈尔丁还曾在1991年出任美国经济*联学**合会副会长，在1999年出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在2013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并在1992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从1984年到1988年，她曾担任经济史领域顶级刊物《经济史期刊》的主编。在1990年到2017年期间，她还担任了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以下简称NBER）的《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因素》系列报告的主编。
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戈尔丁收获了很多荣誉，包括2005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卡罗琳·肖·贝尔奖”（Carolyn Shaw Bell Award）、2009年劳动经济学会的“明瑟奖”（Mincer Prize）、2016年的“IZA奖”、2020年的“欧文·普莱恩·内默斯经济学奖”（The Erwin Plein Nemmers Prize in Economics）、2020年的“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Clarivate Citation Laureates）、2021年的“进步社会奖”——当然，还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