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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上）

——仅以此文献给天堂上的父亲

文/李平

我的少年时代，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到张家口铁路职工子弟初级中学报到起，至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二日上山下乡止，就是初中的三年。尽管当年下乡时才十六岁，却已经被明确地称之为“知识青年”了。“知识”是没有的，但已经进入“青年”是毫无疑问的了。所以，我把少年时代截止到上山下乡，是有根据的。

一、日记

其实我非常不情愿写日记，总觉得没什么好写的。但是父亲一定要我写，也只好从命了。坚持了两年半，最后还是不写了。这期间有父亲启示我怎样写日记的内容，也常有内容过于贫乏或字迹潦草被父亲要求重写的情形，还有以“无事可记”偷懒搪塞的时候。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成了张家口铁路职工子弟初级中学的一年级新生。九月十一日晚上，父亲拿出一个他写过几页的红色封面的笔记本递给我，要求我从那天开始写日记，并在扉页上为我写下了：

“蓉儿日记

忠实地写出你生活的历程，让它成为你学习、生活、思想——一切成长的里程碑。

父手1962.9.11”

在后面的第一页上，父亲给我写上了“1962年9月11日开始”。

老实说，我的所谓“日记”，只是一篇篇流水账，内容贫乏幼稚，实在没什么可取之处。如果说还有点价值的话，就是那些流水账提供了一些当年的线索。

9月11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午后班主任时间，李老师告诉大家，第七周进行阶段考试，现已第四周（原文如此），我想，一定要抓紧这三周的时间，一方面学习（新课）一方面认真复习，争取得到优良的成绩。

报上登出了9日上午空军部队击落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的消息，我向空军叔叔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敬意。

9月13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今天是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人们都准备高高兴兴地过节，有的还特意做了“团圆饼”。这也是农民伯伯辛苦劳动了一年以后庆祝丰收的节日。今天晚上本来应该是月明如镜，可是月亮却被乌云遮住了，这可真是“八月十五云遮月”呀！近几天来，报上每天都登着关于我空军部队击落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的消息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谴责美制U——2型飞机进行挑衅活动的消息。

9月19日星期三晴

今天我妈一整天劳动，晚上十点钟才回来，分了120斤土豆。她回来已经很疲劳了。我想：这些土豆来得可真不容易，这是妈妈辛苦劳动了一年汗水的结晶啊！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她。

10月27日星期六晴

今天下午我们班开了学习经验交流文艺晚会，会开的（得）很热烈，同学们都踊跃的（地）发了言，任课老师、班主任、学校领导都给同学们讲了话，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争取更大进步，在会上我和王刚还介绍了学习经验，会后颁发了报喜书。

11月2日星期五阴

今天天气很冷，我坐在温暖的教室里，想到爸爸这会儿正在这样冷的天气下干活，爸爸这样辛苦，挣钱供我上学，我应该好好学习，不辜负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父亲针对我对写日记的畏难抵触情绪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以下的话：

“给平儿1963.6.15

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这其间有学习、有思想、有劳动、有工作、有团体活动、有个人活动、也有社会公益活动、家庭琐事以及对人处事等等多方面的活动。人的生活是综合而复杂的，内容丰富极了。例如：你每天学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看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听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有些什么好事？（优点）

有些什么坏事？（缺点）有哪些感受？难道这些还不够丰富吗？从这里面检查你的学习、思想进步的里程，练习你的写作，练习你的书法，写下你终生的活动记录，应该是对你一生极其重要而有意义的一件事，愿你三思。在今后的日记里自觉主动地写好它。愿你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格言，好自为之，慎之！勉之！

父手”

父亲自己的境遇那时已经很不好，自一九五九年“向*党**交心”后，被降职降薪，监督生产，调到车站货场当装卸工。每天从事卸煤、扛麻包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抽出时间关心我的学习，督促我写日记以提高我写作等各方面的水平，对我寄予了深切的期望。现在想来，我那时真是辜负了他的期望，让他失望了。我写的日记，时好时坏，最后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五月该换本时停止了。父亲对我很失望，他让我在日记的最后一页上写了如下的话：“日记我不愿意写了，爸爸对我很不满意，爸爸说等我大了再看看自己的日记吧！（现在十六岁）”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我不愿意写日记的原因，除了自己的惰性外，还有一个外在的因素就是那时因父亲的原因，我在学校的境遇也不好，政治上的歧视时时地会刺激我一下，“你是另类！”而这些真实的感受我是不能往日记上写的，因为父亲会看到，会使他因自己的事对家庭和我的内疚更无法排解（他曾多次向我表达过这种心情）。因为那时的日记并不能表达我真实的思想，所以我才硬着头皮向父亲表示：“我不愿意写日记了。”当然，这次的停止写日记并不是真正地彻底停止。不久我下乡插队后，虽然不写日记了，但还一直坚持着不定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些我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和感受。这个习惯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參加工作直至退休。又写了三年日记。这是后话了。

二、又进校园.老师们

这个学校对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是因为这是父亲原来工作的地方，从五岁起，父亲就常带我到学校来，有时还在学校睡午觉。我现在还记得睡午觉时父亲对我说“合上眼”时的神态和语气。那时父亲教历史，还是三.四班的班主任。他班里的学生很崇拜他，对我也很好，经常带我玩。记得有一次学校开“提灯会”，班里一位叫马万春的大哥哥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个五角星的灯笼。他家是南口的，几年后，已经工作的他还专程来张家口看望父亲。那时父亲已经被调到车站货场当装卸工了。记得马万春大哥还在家里住了一晚，父亲穿着一件千疮百孔的破绒衣，伸不直的手布满老茧，自嘲地对他说：“万春，你看我还有一点老师的样子吗？”那时铁中是沿线招生，父亲这个班的学生有很多是康庄、南口的。多年后，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当年的十几位康庄、南口的学生还专程来张家口看望父亲，父亲让我到饭店订了一个大房间，请他的学生们吃饭并一起作陪。看着他的那些学生，他（她）们也巳经白发苍苍，父亲百感交集。

说陌生，是因为虽然距父亲离开学校仅仅三年，但学校的老师已经有一多半是我不认识的年轻老师，当年和父亲同事的一些老师和父亲一样，已经被调离学校，从事别的工作。从感觉上来说，当年是父亲带我来学校玩儿，现在我已经是刚入校的新生了。

说来也巧，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就位于当年的铁中旧址。之所以选中这个位置，也有怀旧的因素。购房时我挑选的房间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上初二时教室的位置，那时我的座位在临街的边上。现在有时站在阳台上，总觉得冥冥中有一条线牵着我，从少年到暮年，绕了一个大圈，又绕了回来。

我初一的班主任李德钧老师，高高的个子，是父亲当年的同事。他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他教我们音乐课，我的声乐知识的启蒙，大多是来源于他。记得有一次李老师来了兴致，坐在钢琴旁自弹自唱，是标准的意大利美声唱法。他唱的是一首外*歌国**曲，歌名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教我政治课的是郭红鸾老师，她为人正直，不苟言笑，写一笔颇有男子气概、奔放大气的板书。她虽然教政治，人却不那么政治，还是挺有人情味的。记得有一次，下午第一节是她的课，我迟到了很长时间。心里想，估计郭老师得狠狠地批评我一顿，也许不让我进教室了。我硬着头皮喊报告，郭老师让我进去了，她问我：“怎么迟到这么长时间？”我只好实话实说，我在学校食堂吃完饭，中午回家挑水，排队的人多，所以迟到了。（那时是冬天，气温很低，水管子怕冻，所以只有中午能挑水。）

郭老师看了看我，那目光很柔和，只说了一句：“下次注意，安排好时间。”就让我回座位了。直到现在，我眼前还能浮现出郭老师那充满同情的柔和的目光。

教我们语文课的是窦承绪老师，他那时也就是三十岁左右。人虽年轻，但一身书卷气却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些。窦老师讲课引经据典，条理清晰，很普通的一篇课文也能让他讲得引人入胜，头头是道。他很赏识我，经常让我范读课文，有时还把我的作文推荐给同学做范文。还有一位谢天眷老师，当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从初二起是他教我们班语文，他古文功底很好，我现在脑海里还能浮现出他眼睛微闭，陶醉其中，略带天津口音地给我们诵读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情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在我的印象里，陈振之和荣若鹏两位老师年龄相仿，就像是一对兄弟。其实他俩长得并不像，陈老师长方脸，嘴唇略厚，荣老师戴副眼镜，是标准的*男美**子。他俩经常一起活跃在篮球场上，英姿飒爽，引人注目。

陈老师教我代数，记得有一次上他的课我偷偷看小说被他发现了，他没收了我的小说，放在讲台上，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李平，我刚才讲的什么？你理解了吗？给我讲讲，你如果讲对了，我马上把小说还你。”我现在还记得，那天陈老师讲的是因式分解，正好我课下浏览过，我就不慌不忙地复述了一遍。陈老师笑了笑：“还行，说对了。我说话算话，今天把书还你，下不为例，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上课看小说，就沒有这么便宜了。”在全班同学的哄笑声中，我狼狈地走上讲台，拿回了小说。

前些天和一位当年铁中的同学聊天，听说陈老师因患心梗，已经去世五、六年了，不胜唏嘘，愿他在天堂安好。

荣若鹏老师教我们平面几何，他讲课逻辑性很强。因为几何的解题步骤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我特别喜欢，也特别爱做几何的习题。多年后，我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对形式逻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学一点逻辑是很有必要的。用逻辑的方法，可以判断事物的真伪，对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教美术的张景荣老师，个子不高，讲话诙谐幽默，他是一九五四年和父亲一起从北京分配到张家口铁中的，他时常向我问起父亲的情况，并要我给父亲带好。

也有以前和父亲关系很好，父亲还曾经帮助过的老师。父亲出事后，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到了我毕业时，优先把我列入动员上山下乡的学生名单。其实那时候上山下乡还不是硬性要求，还是一直强调“自愿”的。我们学校应届的六个班初中毕业生除了升学的外，未升学的也只下乡了八个。动员未升学的学生自愿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学校也算是完成了。

平心而论，这位老师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下乡的动员对象，首当其冲就是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毕竟动员包括我在内的未升学学生上山下乡是他的工作，公事公办，无可厚非。

其实，走上山下乡这条路是我自己的选择，学校即使不动员，我也会自觉地报名上山下乡的。

还有很多老师，他（她）们在不同阶段都给过我教导、关心、启迪和帮助，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第四排左起第六人为作者李平

三、同学们

现在很流行同学聚会和建同学群，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同学们或聚在一起，畅叙友情，感慨良多，或在微信群中每天互致问候，家长里短，谈古论今。

我们班是个例外。

记得那时为了好就业，大部分同学的第一志愿都报中专，而那时的中专大多是在外地，有部分同学上了高中，就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一。还有个别同学根正苗红，毕业前就上了军校。剩下的就是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升学的，我就是那其中的一个，是属于因家庭问题，“该生不宜录取”的。

后来我下了乡，和大多数同学失去了联系。以后的那些年也只是偶尔能碰到几个同学，听碰到的同学说，我们班一直也没有人牵头建个群或者聚一聚什么的。大概是年代久远，人远情疏，一切都淡漠了吧。

我的同学中联系最密切的是关世维，昨天还和他视频聊了很长时间。他和我情况相似，有一样的遭遇，一样的经历，一样的感受。可以说我们俩就是一对难兄难弟。

关世维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原来是铁中的教师，教体育。关老师大高个，沉默寡言，篮球打得好，还会乐器。

听关世维说，那些年工人俱乐部每到周末举行舞会，关老师都是乐队的主力。后来，关老师和我父亲一样，因政治问题被调离教学岗位，先是给学校放羊，后来调到工务段，当了一名养路工，每天抡大镐，砸道钉，那劳动强度一点也不比我父亲的装卸工轻。

从上初中起，我和关世维就成了班里的两个特殊人物，那时经常填表，我们俩也最怕填表，因为每次一填表就不得不涉及到父亲的政治身份。我每次一填到父亲的政治面目，就尽量潦草的写上两个字“ⅩⅩ”。关世维填的什么，我从未问过他，到现在也还是不太清楚。

我们上初中的那三年，正是*革文**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经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文艺作品都是《夺印》《箭杆河边》《千万不要忘记》这样的阶级斗争内容。对我们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口头上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到了实践中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那时有一些活动，我和关世维这样的学生是不允许参加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初三时，空军到我们学校招收飞行学员。那天下午，初三年级六个班的男同学都被集中到礼堂开会。开会前，班主任田老师把我和关世维叫到一边，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会，你们俩就不要参加了。”那时我们对这类事已经见怪不怪，对自己被列入另册的角色也早就习以为常。我俩对视了一下，二话没说走开了。那几天恰逢五一广场每天下午有足球赛，我们俩不约而同：“走吧，看足球去！”

初中毕业后，关世维和我一起到沽源县二道渠公社石门子大队插队落户，一起度过了那段既终身难忘，又魂牵梦绕的艰苦岁月。后来我们俩先后回城，他先是在庞家堡铁矿，后来又被调到邯郸钢铁公司武安铁矿工作，一直干到退休才回到张家口养老。

李志强，那时和关世维是邻居，他俩都住在西关街23号。我和李志强每天一下课就往礼堂跑，为的是占乒乓球案子。他毕业后考上了建专（现在的河北建工学院），毕业后留校在实验室工作，我当年在建筑公司时，他和我一个公司的工程师李文贤常一起搞点建筑机械之类的的小发明，我和他也一直有来往。最近几年他去北京看孩子，见面就少了。

马春麟，比我大两岁，也和关世维、李志强住一个院。那时他个子就很高了，也比我们显得成熟，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我们都叫他马大个儿。记得有一次，车明在班里捡了一团红毛线，大概是哪个女同学掉的，他交给了老师。马春麟作为生活委员，在班里的版报上写了一段顺口溜：“花花绿绿真好看，车明同学走近看，原来是团红绒线，忙捡交老师，老师赞一番。”接着是评论：“车明同学……”不知怎么，这几句顺口溜我一直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初中毕业后，马春麟没有升学，后来他到柴油机厂（后来的拖车总厂）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被临时借调到市建委，参与筹办一个建委系统内的法律咨询机构，在传达室邂逅马春麟。他那时已经从柴油机厂退休，临时到市建委作门卫工作。老同学久别重逢，我们俩聊了很久。那年的大年初三，他在门卫值班，我专门去看他，我们俩又聊了一上午。前两年听同学说，他已经不在了，心里很难过。

刘春云，曾和我同桌，我俩关系很好。记得有一年父亲带着弟弟妹妹去北京看望在广安门疗养院疗养的母亲。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晚上刘春云来和我作伴，我们俩彻夜长谈，他对我家遭遇的同情溢于言表。后来他也一如既往地和我保持了好朋友的关系，絲毫不以我的家庭出身为意。毕业后，刘春云考上了四中（老三届中的老高一），在第二年开始的*革文**中成了风云人物，是四中*卫兵红**组织红司的头头，三结合时被结合进了市革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市委*党**校当教务处主任。那时我所在单位有个年轻的同事去*党**校学习，我还专门去找过他一次，让他适当关照一下。前六、七年，我在街上碰到他，才知道他现在在纬一路的龙山水郡住，一转眼，又好几年没见了。

说到刘春云就想起了刘祥鸿，他和刘春云家住得不远，每天上下学总是一起走，记得俩人一度有点小矛盾，我还给他俩排解过。刘祥鸿脸上有点麻子。那时刚演完电影《东进序曲》，我们就把电影中张宪饰演的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刘玉坤的绰号“刘*麻大**子”给了他，不过只是在我们一起玩儿的小范围同学里叫，他也不生气。我们还给他戴高帽：“刘*麻大**子讲义气！”他更高兴了。他身高体壮，写得一笔好字，会摔几下跤。我们课外活动常一起去五一广场的灯光场看摔跤，那时摔得好的有“和尚”“记者”。还有一位“薛耙子”，那时已是老人了，满头白发，以惯用“手耙子”闻名。有一次我和刘祥鸿不知因为什么事发生了口角，差点动手，被别的同学拉开了，真要动起手来，我也肯定不是他的个儿。刘祥鸿毕业后沒升学，记不清去哪个厂矿就业了。前些年我骑自行车在纬一路桥上碰见了他，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自我介绍了半天，他才想起来。我俩站在桥上聊了很久。

周全利，个子高高的，脸有点黑，我们都叫他“黑子”，我和他在铁小时不是一个班，但也很熟。那时他和关世维、荀云玉、张正中四个人一起排练了一个男声小合唱《我的算盘好伙计》，在学校演出很受欢迎，还到市府礼堂和铁路俱乐部演出过。记得我们班还有一拨女生每次演出跳一段很优美的舞蹈，只记得有张留英，别的女同学记不住了。

我们毕业后，周全利也没有升学，先是在解放饭店工作，后来到了工商银行，专管*款贷**，前些年我常在街上碰到他牵一只小狗在街上遛。

程民泽，当年在太平桥路口西南角的一个院子住，现在那个院子已经没有了。那时我常去家里找他，我们还一起学骑自行车，他总把“骑”字读作（qu二声）。后来他入了团，毕业前又上了军校。我们再见面时，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每天早晨出去跑步都碰到他，那时他已经从部队转业到铁路车辆段工作，好像是在教育室管职工教育。后来他因病去世，离开我们也有十几年了。

孙玉喜，我们都叫他大喜子，那时在马路五条的“幸福大院”住，他宽宽的脑门，人很聪明，常常模仿电影中的人物说话，毕业后他好像上了中专，那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王刚和张新华都是和我从小学就一班的同学。王刚毕业后考上了高级中学，第二年就赶上了*革文**开始，学校停课了。他没有下乡，我下乡冬天回家过年时总碰见他在街上溜达，后来他去了车辆段，好像是搞管理工作。前些年我没事去胜利公园唱歌还总碰到他，这些年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十几年前，我因一个案子去桥东区工商局查一个企业的登记信息，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工作人员，她一直盯着我看。后来她问我，是不是在铁中上过学？我说上过，他说咱们是同学，我还是想不起来，只好说：“实在对不起，您怎么称呼？”她说：“张新华。”我这才恍然大悟，细看她是有当年的同学张新华的影子。我们俩聊了一会儿，她又帮我找到了要查的企业登记资料。那天回家后，我找出珍藏了几十年的全班毕业合影，张新华那时胖胖的，个儿不算高，头上梳了两个小锅刷子，和现在完全判若两人，难怪我认不出她来了。那以后，我早晨跑步偶尔碰到她在散步，这些年也碰不到了。

付振云，中等个，黑黑的，是个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他大我两岁，记得有－次下午课外活动，我们在五一广场踢足球，他在中场一脚远射，竟然进球了，高兴得他哈哈大笑，手舞足蹈。我们故意气他，说他是“瞎猫碰了个死耗子”，他也不生气，笑得更欢了。

付振云也没有升学，后来参加工作去了大同机务段，当了一名火车司机。2003年，我搬到胜利路新建的小区，正好和他儿子住邻居。他每天和老伴去儿子家接送孙子，中午吃完饭再回龙泉广场自己的家。那时我和付振云几乎天天见面，每次总要站在路边神侃一通。我二零一八年搬到了现在的家，和他见面就少了。前几年听说，他和一家人去饭店给孙子过生日，菜还没上齐，他头一歪，就突然去世了。唉，天有不测风云，我现在脑海里有时还会浮现出他那嘻嘻哈哈的音容笑貌。

任志明，那时我们都叫他“老四”，也不知道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好像也不是绰号。他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他是我们班踢足球时的门将，那时也不懂什么门将不门将的，就叫他是把大门的。他很专注，反应快，一般的射门是过不了他这一关的。我们毕业后，他上了中专，后来在某厂矿工作。我在胜利路住时，常碰到他在街上溜弯儿，就站在路边聊一会儿。前两年听说他也不在了，唉！

闫秀兰，曾和我同桌，我还恶作剧地撤过她的椅子。毕业后她上了师范，师范毕业后在五一路小学当教师。后来她和程民泽成了一对，在鱼儿山铁路二十五宿舍住。程民泽去世后，她有一年去台湾旅游遭遇了车祸，受了点伤，所幸有惊无险。为和旅行社交涉赔偿事宜，她还打电话咨询过我。

车明，毕业后多年未见，前几年在公交车上碰到，匆匆聊了几句，这些年又见不到了。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像蒙太奇一样浮现出了那一个个同学的面容，有的清楚，有的已经模糊了……

我的同学们，多年未见，你们还好吗？

（未完待续，下集更精彩）

【作者简介】李平，1949年生，1965年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后在建筑公司工作，1997年起从事律师和商事仲裁工作。热爱文学、声乐，偶有小文出炉。

编辑/飘飘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