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12章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共读经典语录)

【共读内容】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导读学者】

卢兴:南开大学哲学学院 副教授

孙钦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共读笔记】

杜英:

【论语晨读】第846天

卢兴:

各位师长同道早上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8.19这一章。

这章是孔子用诗化的语言赞颂尧的德性伟大、崇高,尧效法天以行教化,这种教化如同四时之行、百物之生那样自然而然。这种无为而治的德性之伟大、流布之广远,百姓浸润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能看到其功业文章,因此不能用语言名相来描摹他的德性。

对于此章的理解,一个有争议地方集中于“则”字。

大约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效法”,孔安国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这种看法关联于《易传》的“崇效天,卑法地”。

另一种是“准”、“等”,朱子曰:“则,犹准也。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这种解释关联于《易传》:“易与天地准”。

这两种*法讲**都通。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当“效法”讲。

因为这里的“天”是自然无为之天,关联于《阳货》篇17.19“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因此尧作为圣人效法天的这种无为自然而行教化,故而与天同为“大”。

另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是“名”,一种理解是“名号”,刘宝楠:“名者,德之名,民无能识其德,故无能识其名也。”

在这种理解之下还有人具体理解为“谥号”,戴望《论语注》:“名,谥名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尧崩无谥,是民无能名”。

我认为这种解释比较牵强,因为周以前都无谥,按照这个逻辑,桀、纣岂不都可以说“民无能名焉”?

另一种理解是“名状”,韩愈:“尧仁如天,不可名状其高远,非不识其名也。”——我个人认为后一种理解比较合理,“不能名”就是“不可名状”。这与《阳货》17.19“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思想相一致。

因为天的伟大,行四时、生百物而不自居其功,尧效法天之德,因此无言而行教化,民浸润其中而不可言状。

本章与上一章8.18应当关联起来理解,两章主题是一致的,都是称赞圣王的伟大,无为而治《孟子·滕文公》引: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孟子由此论证“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由此更加确证此章的含义是圣王不必事必躬亲,应当效法天之自然,无为而治。

儒家在政治上倡导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严刑峻法、繁役重税,力图恢复到尧舜时代的圣王之治,依靠道德的力量使民自化。

孙钦香:

这一章有两段,前一段赞美尧“功成化隆”,第二段“成功与文章”是讲尧“立文垂制”

前一段卢老师讲解很详细,我来补充些后段解读

刘宝楠《论语正义》:上世之人质朴,经过几代圣人的治理,逐渐知道礼义,到尧舜这个时候,文治更加隆盛。见于《尚书.尧典》,作《大章》之乐等立文垂制的大事

这里面透露的信息:1.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从质到文,逐渐文明化的过程,有点历史进化论意味,这个在王船山历史观中也有典型体现

孙钦香:

但是历史进展到尧舜、禹、汤、文武王便成为儒者的理想之选,后世有点“狗尾续貂”之疑。这两种历史观看似矛盾,但却为儒家持守。可引发今天我们好好思考

2.立文垂制,说明尧为中华文明真实的文明之祖,伏羲、黄帝等古之圣王留下只是传说,而尧之功业载于文章制度中。

卢兴:

尧有《尧典》传世,可谓立文垂教!

孙钦香:

前一段赞美之词,《论语补漱》解得很好,从神而化之角度解释“尧之无能名”,可参看。尽管今天读起来这种赞叹不已有种神化尧舜之嫌疑[偷笑]

卢兴:

我觉得本章可以看作孔子所赋之诗,反复赞叹。

刘国庆:

谢谢各位老师的导读,我说几句个人看法,敬请各位师友指正[玫瑰][玫瑰]

本章是孔子对尧作为君的赞叹。孔子赞叹尧的什么呢?从孔子的角度看,尧是第一位圣王。在史记谱系中更早的圣王,如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在论语中并不存在。论语中圣王的谱系,在《尧曰》中可以看得清楚: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即是:从尧开始,传到舜,舜传到禹(夏)。然后是商周。前三代是相传,后三代是损益,即在借鉴前朝的时候,通过损益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论语中的文明传递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尧是开端。

尧既然是开端,那自然就没有可以继承的前代,其思想的来源,就只能是“天”了。这点在典籍中有其他证明:《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正义引郑注:稽,同。古。天也。言尧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工。“天”之可法,论语中也有论及: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以为天能生百物,这个“生”是有目的的,天生万物的过程和方法,就是人可以取法、学习的。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天生万物之道,人类就可以借助自然得力量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也能够通往现代的科学思维。尧之则“天”,在孔子是具体有所指的,这就是“历数”。在儒家的眼界里,尧是天文学的发明者,是最早观象授时的。历法本来就是农业所必须,观象授时是为农业的正常进行提供的必须服务: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极,曰交阯。寅敬致日,平秩南为。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寅在易日,平秩朔伏。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五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尚书尧典》)帝尧建立天文学,观象授时,是有考古学支持的。在很多人认为是帝尧文明遗址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有多方面的发现,证明当时“观象授时”的真实性。存在了大约400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三个阶段。在陶寺,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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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古观象台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英国巨石阵建成年代还要早。其次,陶寺的墓葬,出土了观测用的圭尺: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表情]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陶寺圭尺刻度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象征王权的权杖。这就是论语中记录的“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的原始涵义吧。我们现在自称为"中国",就是从这里来的吧?中国的意思,就是有"中"的地域吧?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对为什么“民无能名”,后人有几种推测:(1)因为尧的功劳“高远”,超出了“民”的表达能力或者认识能力:“荡荡乎”,包曰:“荡荡,广远之称也。言其布德广远,民无能识其名焉。”《笔解》韩曰:尧仁如天,不可名状其高远,非不识其名也。(2)第二种解释,是用道家的“自然”来解释。自然则“无形无名”,“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连认识都不可能,自然就谈不上命名了。在这种理解下,“荡荡”理解为空旷,理解为“空无所有”《论衡自然篇》:尧则天而行,不作功邀名,无为之化自成。故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年五十者击壤于涂,不能知尧之德,盖自然之化也。皇疏引王弼云:圣人有则天之德,所以称“惟尧则之”者,惟尧于时全则天之道也。荡荡,无形无名之称也。夫名所名者,于善有所彰,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行焉。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安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之臣。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任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又何名也?焦循《论语补疏》:杀之而不愿,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故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无能名,无为而治,故不可知。但从下文来看,孔子说尧“焕乎其有文章”,因而把“荡荡乎”理解为“无形无名”是站不住的。因而,似乎还是理解为“高远”或“广远”,超出了百姓的认识能力,文义才能一致。

尧本来是迁入山西的一个小部族。当陶寺文化的族群进入陶寺一带时,这里已长时期无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与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来文化迁入的结果。早期的分布范围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本身又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陶寺遗址新建大城和中期小城,并设立新的高规格墓地,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除陶寺遗址外,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重要遗址还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中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陶器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陶寺早期小城毁弃于早期偏晚阶段。新修建的中期大城南北长2150、东西宽165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为同期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城址。不仅如此,城址布局更加井然有序,功能更加完备。如宫殿区位置更加突出,且与普通居住区相对隔离。中期小城位于大城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除发现大片墓地外,还发现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材料可知,尧舜时代包括禹时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邻的豫西、陕东、晋南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首的区域联盟,其成员包括鲧与禹、契、皋陶、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后稷)、朱虎、熊罴、四岳等。从陶寺文化与其他同期相邻文化的关系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在今豫陕晋相邻地区广大的范围之内,尽管有诸多山脉、河流等自然屏障阻隔,但三地之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三地龙山文化皆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都存在轮制、手制和模制等陶器制法,袋足器发达;纹饰都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都有鬲、斝、鼎、盆、豆、罐等器类,有些器形十分接近。显然这一地区存在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盟关系,这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存在的区域联盟也是完全吻合的。城乡分化而城市高高在上,地域广大,早就跨过了不足界限,时间长度达四五百年,这都超出了“民”的认识能力,因而“民无能名焉”。

尧本来是迁入山西的一个小部族。当陶寺文化的族群进入陶寺一带时,这里已长时期无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与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来文化迁入的结果。早期的分布范围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本身又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陶寺遗址新建大城和中期小城,并设立新的高规格墓地,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除陶寺遗址外,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重要遗址还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中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陶器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陶寺早期小城毁弃于早期偏晚阶段。新修建的中期大城南北长2150、东西宽165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为同期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城址。不仅如此,城址布局更加井然有序,功能更加完备。如宫殿区位置更加突出,且与普通居住区相对隔离。中期小城位于大城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除发现大片墓地外,还发现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材料可知,尧舜时代包括禹时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邻的豫西、陕东、晋南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首的区域联盟,其成员包括鲧与禹、契、皋陶、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后稷)、朱虎、熊罴、四岳等。从陶寺文化与其他同期相邻文化的关系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在今豫陕晋相邻地区广大的范围之内,尽管有诸多山脉、河流等自然屏障阻隔,但三地之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三地龙山文化皆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都存在轮制、手制和模制等陶器制法,袋足器发达;纹饰都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都有鬲、斝、鼎、盆、豆、罐等器类,有些器形十分接近。显然这一地区存在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盟关系,这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存在的区域联盟也是完全吻合的。城乡分化而城市高高在上,地域广大,早就跨过了部族界限,时间长度达四五百年,这都超出了“民”的认识能力,因而“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孔子描述尧的功劳之高大“巍巍乎”。《论语集注》“成功,事业也。”那么,尧的事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讨论尧的追求时,把握这一点: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可见,孔子认为尧之功,在于博施济众,以邀“天禄”。这就要“允执其中”,“修己以安百姓”,否则就会出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司马迁《五帝本纪》中说帝尧制定法律,执行刑罚: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帝(尧)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帝尧令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墨子节葬下》)也记载了尧北教八狄的事功。

“焕乎其有文章”。《论语集解》:奂:状其文章貌。明也。其立文垂治复著明也。《论语集注》,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文章”是可见的文明创造物,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或思维,这种用法,在论语中也有: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究竟尧的文章如何?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尧之成功文章,古必有传,而今不可考矣。”通过今天的考古学,也许我们能想象一二。我们摘录一下考古学家们的发现:(1)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陶寺遗址曾发现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壶,在壶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表情]”,下部好似“卩”字的篆体,中间有个“一”。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是“昜”字,也有人认为是“命”或“邑”。何驽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英会则认为是“尧”字。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比甲骨文早1000年,这是探索汉字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2)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乐乐器组合、金属乐器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以及陶鼓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3)发现了中原地区的龙崇拜主脉已发掘的彩绘龙盘中,最大的一件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其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中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如C型,有双排鳞甲,口内衔着一羽毛状物,何驽说是麻黄草。有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多数学者认为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龙盘,应是中原龙文化的先河。虽然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君权与神权结合的象征的图示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

(4)发现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屋顶装饰材料——板瓦在陶寺晚期宫殿区废弃后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红硬似砖的夯土台基表面残块、建筑材料陶板残片。其中陶板瓦100余片,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板瓦。(5)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之一陶寺已发掘的早期王族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中期王族墓地约1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元首墓[表情]M22长5米、宽3.75米、自深7米。(6)考古发现都城要素最齐备的都城遗址陶寺遗址除城墙之外,具备了功能区划十分明确的宫城(宫殿区)、王族墓地(王陵区)、祭天(观象台)和祭地礼制建筑区、君权控制的仓储区(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甚至早期还有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是中国史*考前**古发现的功能区划最为齐备的都城遗址,成为判断史前都城遗址的考古要素典范。

(7)陶寺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陶寺遗址曾经出土了4件铜制品和1件铜器口沿残片,经科学检测,都是红铜铸造而成。这一检测结果为陶寺冶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飞跃的标志。陶寺红铜测定结果表明,在二里头青铜时代之前,中国有过一段红铜铸造时代,特点是纯铜铸造。事实上,我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虽然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且时代与陶寺遗址大体相当。但是,这些铜器器形小而简单,以小刀为多见,未见容器,且大多是冷煅而成,只有少数用范铸,合范铸造的就更为稀少。而陶寺出土铜器全部系范铸而成,铜铃更是用合范铸造,显示了当时的冶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西方红铜虽然应用比陶寺早,但当时是天然铜锻造而非铸造。然而,焕乎其有文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里的“文”是指人文,而非神权。著明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说:“中国地域广阔,从新石器时代就可以看出,文化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当进入古国阶段,可明显看出不同地区在向文明演进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以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是崇尚神权的模式。与它们基本同时的河南、陕西以及山西南部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模式。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两种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崇尚神权的垮掉了,崇尚军权和王权的延续了下来。所以,如果说中国文化没有断,那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夏商周”,一直延续下来。而有些地区就断了,断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了,而是逐步融入到中原文化这个系统当中来了,这才是它的真实面貌。陶寺文化类型是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模式。在发掘的[表情]M22贵族大墓中,靠墓壁两边竖立六把玉钺,玉钺就是砍头的兵器,把儿朝上,头朝下,这是军权的象征。军权一转就是王权。甲骨文中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慢慢演化成的,玉钺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陶寺文化类型是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正是这个人文传统,从尧延续到孔子,一直传续了下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成为儒家的传统。以至于批评儒家的墨子都说: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是故子墨子曰:‘乡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计厚葬久丧,请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若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但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传统,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既然认为尧舜都是“圣王”,道德高尚,那么圣王之间,为什么会有权力转移呢?儒家的解释是“德衰”然后和平地“禅让”。《史记五帝本纪》说: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但,在战国时代,尧、舜争夺权力的事情,诸子仍然记忆犹新,因而诸子书中有不同的记载:孟子曰:“(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孟子·万章上》)“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古本《竹书纪年》)。

从考古上说,陶寺遗址有两次大变化。陶寺中期新建大城和小城、陶寺早期小城被毁弃,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有着不同的茔域,陶寺文化中期与陶寺文化早期丧葬习俗迥异等现象,表明陶寺早期到中期的过度,是部族的更替。中期到晚期的变化,是残暴血腥的。利用人的锶同位素测定,可以探索人和动物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经过测定,陶寺晚期有70%的人是外来人口,表明陶寺晚期政权动荡可能与外来因素有很大关系。很可能是尧“北教八狄”的“八狄”入侵,取代了尧的政权。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一条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值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之交)的灰沟(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出土了30余个人头骨,分布杂乱重叠,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少量是女。头骨多被砍切,甚至将人的面骨切割下来成了“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灰沟内有散乱的人骨有40~50个个体,骨头上有钝器打伤的痕迹,与兽骨混杂在一起。灰沟的底部一具30多岁的成年女性人骨架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显然是被*力暴**残害致死。最让人震惊的是,女性尸骨两腿叉开,一腿弓起,阴部被插入一根牛角。从发现的“凶器”牛角分析,这个女人生前曾遭受过性摧残,最后又用牛角贯阴残害而死。这种近乎野蛮到残无人性地步的*行暴**,是什么原因才能导致呢?考古工作者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如此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变异,无法用同一族群内部政治斗争或社会矛盾激化所致来解释。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只有来自敌对异族邦国的侵入或者政权更迭的革命引发的报复、破坏等异常行动才有可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力暴**行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文明,必须拼死保卫自己,才能造福于人。

馬震宇:

舜禹之有天下Vs.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刘国庆:

拜考古学的进展,尧舜时代,正在逐步变成信史

一ོ半痴:

何为“天”?

我相信尧舜时代是信史

那么,在这里,孔子称颂的,是尧的品德,还是事功,或者是从事功中透露出来的品德,因品德而起的事功?如果是事功,孔子是把尧放在尧的时代比,还是放在孔子的当代比?

刘国庆:

禅让说就是编出来的。要结合考古才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被遮蔽了的,哪些是被篡改了的

張弛弘弢:

@卢兴 [玫瑰]“儒家在政治上倡导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严刑峻法、繁役重税,力图恢复到尧舜时代的圣王之治,依靠道德的力量使民自化。”[强]@孙钦香[玫瑰] 把堯帝放在那段歷史中考察,洽!@刘国庆[强] 考古釋論,“國慶精神”不虛。陶寺考古繼續中……暫不定論。@聂松桥 天,宇也,宙也,時空是也。現在一成語:以身作【則】則,模範。則什麼?當然是則老大了,即(武)則天。武曌,牛!堯——>武則天——>《東方紅》華族拜日,一脈相承。

——<参考资料>——

预习资料:

【論語譯註】

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译文】孔子说:“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能够学习天。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論語正義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o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即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是也。《易繋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氾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 o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o正義曰:“則法”,《爾雅訓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曆,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耆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在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 o注:“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o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無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o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o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 o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o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攷見也。論語集註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論語註疏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疏】「子曰」至「文章」。[表情]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聦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論語譯註】

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译文】孔子说:“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能够学习天。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論語正義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o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即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是也。《易繋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氾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 o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o正義曰:“則法”,《爾雅訓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曆,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耆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在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 o注:“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o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無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o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o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 o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o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攷見也。

【論語集註】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論語註疏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疏】「子曰」至「文章」。[表情]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聦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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