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把它解释为国际金融市场自我约束和监管机制缺失的表现，而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是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旧秩序的恶果。因此，前者认为摆脱危机主要靠刺激经济，后者认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一、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房产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又始于美国对虚拟资本泡沫监管不力，然而美国虚拟资本能够在房产市场吹起如此之大的泡沫，美国次贷危机能够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能够蔓延至今，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金融旧秩序难辞其咎。
首先，国际金融旧秩序是国际金融市场自我约束和监管机制缺失的主要原因。
1971年美国政府不再实行布雷顿森林协定关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规定，西方各国相继实行与美元的浮动汇率制，但是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崩溃不仅没有使国际金融旧秩序终结，反而通过“后布雷顿森林协定”强化了这个旧秩序。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定规定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和黄金非货币化，使美元不仅仍然是唯一的世界货币，而且可以通过“发行美元、美元债券、美元金融产品的方式向全世界借债”［1］来弥补贸易和财政赤字。其结果是：
美国运用美元霸权，实施国际通货膨胀政策，成为其虚拟资本泡沫的主要源泉。例如截至2007年底，美元占了各国外汇储备的63.9%。［2］贸易顺差国拿到不与黄金挂钩的美元后，只能再投资于美国。而美国又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不准我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企业投资其基础产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不设限的主要是虚拟资本市场。结果美国金融资产占了世界总量的40%，虚拟经济创造的价值占了其GDP总额的1/5［3］，从而促成了严重的虚拟资本泡沫。
浮动汇率制使利率、汇率波动风险加大，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纷纷通过金融自由化来“趋利避害”，国际金融衍生品大量应运而生。这些修补国际金融旧秩序的“金融创新”反过来放大了它的基本矛盾，使美国能够借助各种国际金融衍生品推行国际通货膨胀。美国虽有比较发达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系，但对这些大于世界贸易额几十倍[1]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既管不了也不想管。管不了是因为美元作为世界初级产品的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多数国家货币都以它为参照，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4］；不想管则是因为多数国家大量储备美元后为了保值，又不得不投资于美元资产，因此美国虽然有巨额贸易逆差币值却依然坚挺，财政赤字巨大却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似乎表明放任自流反而能增加美国政府的收入。这使其认为虚拟经济具有无限的扩张能力，调控和监管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弊大于利，最终使各种国际金融衍生品成为难以控制的野马，把国际金融市场再次拉下了危机的悬崖；而不断堆积又迟迟不能破裂的美元资产泡沫最后不得不以大爆炸的方式为自己冲开出路，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伤杀**力。
其次，国际金融旧秩序是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由于美国能够以纸币换财富，国外流通的美元达到了美国发行现钞的70%［5］，因此它极力宣传的是：只要各国把自己融入自由化的全球市场，美元就可以为它们创造财富，从而把许多开放市场国家与美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由1990年的3000亿美元增加到近3.3万亿美元，其中不含日本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了2万亿美元。［6］它们中间的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结果美国金融危机一爆发，像越南、乌克兰、匈牙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先后被“传染”，其他发展中的贸易顺差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金融实力比较雄厚，宏观调控和监管体系比较健全，但由于对美元资产依赖太深，也未能幸免。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直到2006年2月和2008年9月才先后被我国超过。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日本金融市场也不能不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发达国家迫于美元是唯一的世界货币，欧元只是区域性货币，也不得不大量储备美元和购买美国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结果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下，大批欧洲银行倒闭，冰岛甚至宣布“国家破产”。
再次，国际金融旧秩序是当前世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手段不足的主要原因。
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国际金融危机之害，但国际金融旧秩序却使它们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则，它的重要提案需要获得85%的投票数才能通过，而美国一家拥有15%以上的投票权，其他184个成员没有一个超过6%。美国在IMF重大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使它得以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于其他成员。因此，与美国财政部同处于华盛顿的IMF和世界银行，被广大发展中国家称为美国财政部的“国际部”。早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IMF和世界银行就按照美国财政部的旨意，把对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作为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迫它们对美国跨国公司开放市场的工具。美国这一特权是凭借当年的实力获得的，几十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已今非昔比，仅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金砖四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世界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7］黄金以外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8000亿美元。但美国却无视这些变化，力图通过“一票否决权”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行动引向有利于刺激美国经济的方向上去。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必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极高的代价为美国做嫁衣裳，这使得IMF难以真正达成共识，筹不到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美国在IMF的权利远远大于义务的国际金融旧秩序，也使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与它貌合神离。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六国虽然在IMF占有比较大的投票权，但碰上美国不赞成的事，它们即使联合起来也干不成。在2008年7月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上，当法国和德国提出对操纵国际油价的投机资金实施监管的建议时，美国轻而易举地就把它否定了。现在美国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愿意在IMF为美国承担大于自己权利的义务，从而形成美国的刺激经济方案与德国、法国等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方案的对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打出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旗号，以削弱美国在IMF中的投票权，提高自己的投票权；削弱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提高欧元等区域超主权货币的地位，如果不行则赋予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的功能。然而，美国凭借在IMF重大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使德国、法国等的改革要求难以奏效，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难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合力。
因此，我国提出的通过共同推动制订IMF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推动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主张，是国际社会认真总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必然选择，符合历史发展潮流。［7］实现了它，才能为世界各国共同克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提供必要的体制机制保障。
二、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旧秩序主要由不公正的国际金融关系、不安全的国际经济关系[2]和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关系[3]所构成。国际金融旧秩序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国际金融旧秩序的重要基础，它们共同促成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旧的国际分工，是国际金融旧秩序的重要基础。
二战后，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保罗·巴兰、劳尔·普雷维什等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表述为“中心—外围”关系，指出处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不等价交换，使后者只能依附于前者发展。后来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雅克·阿达等人又从外围国家中间分出了半外围国家，认为它们虽然通过接受跨国公司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具备了工业化的潜力，但并没有改变反而加深了依附中心国家发展的地位。依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处于不等价交换之中，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负债累累，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只肯从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中拿出一小部分以官方援助的方式返还发展中国家。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承诺越来越难以实现，援助条件也更加苛刻。尽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再次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官方援助承诺，但至今是雷声大雨点小。
不等价交换使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向发达国家出口资源产品和廉价工业品来形成贸易顺差，才能积累起进口发达国家资本货物和核心技术的外汇储备。美国不但借此向发展中国家坐收“铸币税”，而且迫使它们出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分工中形成了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储备货币特权大量生产虚拟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购买虚拟产品的“金融中心—外围”关系。它一方面“让世界上2/3的人口没法获得金融服务”［8］，另一方面又使发展中国家明明知道美国次级房贷产品风险很高，也要大量购买。而美国商业银行能很快通过资产债券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这些高风险产品，收回资金和利润，也使它们不顾风险地大举发放，从而推动了房产价格一路狂涨，终于引发了次贷危机。
其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侵害，是国际金融旧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
美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为进一步迫使它们接受金融自由化创造了条件。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后经常项目产生大量赤字并导致关税收入急剧下降，不得不按照“华盛顿共识”实行金融自由化，放开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从而为国际投机基金冲击它们的货币创造了条件，先后导致了1999年巴西和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同样，一些东亚国家也在美国的压力下，经过了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两个阶段，最终陷入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因此，江*民泽**同志2000年9月7日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9］然而，东亚金融危机过去后，美国继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迫使其政府削弱甚至放弃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结果是大量资本从生产和贸易领域流入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市场，最终汇集成把世界推入国际金融危机旋涡的强大狂流。
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侵害，还突出表现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开放市场上。开放市场是经济主权的部分让予，只有遵循对等开放的原则，才不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造成损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迫使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却对它们推行苛刻的贸易保护主义。例如美国是个高技术产品研制和出口大国，却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只允许中国进口它的一般产品。1979年中美两国签订优惠贸易协定以来，中国进口企业一直拿不到美国红色出口许可证（*用军**技术产品），很难拿到黄色出口许可证（军民两用技术产品），就连绿色出口许可证（民用技术产品）也常常受到限制，这是美中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美国要求中国用外汇储备对其投资，却又只准购买其虚拟资产，而美国跨国公司却大量进入了中国的装备工业、基础产业等战略部门。美国这种不对等开放政策虽然保证了美元汇率稳定，使国际金融旧秩序得以维持，却加大了美国虚拟资产泡沫。
平等参与国际经贸事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另一重要标志，但无论是在原来的关贸总协定还是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都处于被支配的不平等地位。这是与它们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被支配地位相辅相成的。例如取消管制既被世界贸易组织视为贸易自由化的前提，也被IMF和世界银行确定为金融自由化的先决条件。21世纪以来，尽管资源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诸如欧佩克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主宰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流失的命运，加工贸易型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期货等现代避险工具来减少贸易自由化后的风险，但在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政策唤起的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投机浪潮下，无论国际资源组织决定增产还是减产，无论加工贸易国家抑制还是扩大消费，都无法扭转国际期货市场的暴涨暴跌。也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就像在国际贸易机构中一样无权，因此IMF监督国际汇率的职能名存实亡，国际金融市场处于完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国际金融资本在兴风作浪中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而大发横财，但却异化为发达国家无法驾驭的野马，最终冲进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渊。
再次，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和贫富鸿沟日趋扩大，加剧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使其劳动阶级的贫困化加深，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保持很高的外汇储备，进一步抑制了它们的内需。发展中国家劳动阶级的贫困化，又削弱了发达国家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博弈的能力，扩大了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然不愿意改变劳动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趋势，于是通过房贷、车贷等次级*款贷**来扩大需求，减少生产过剩，而这不过是饮鸩止渴，只是使生产过剩危机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并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爆发出来罢了。
同样，国际经济旧秩序还使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难以轻易化解。例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前兆之一是2007年以来的世界粮食危机，而它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开放农业市场后，被迫将主要农业资源用于种植发达国家需要的经济作物的结果。粮食危机使大批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雪上加霜，一些国家甚至由物价暴涨发展为社会动荡。这不仅使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需求更加不足，也使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更加严峻。
因此，我国认为“不仅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渡过当前难关，而且要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10］，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并减少它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害。
三、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当年*小平邓**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时，曾经强调指出：“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11］同样，我们通过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来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时，也不能忘记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重要前提，这是因为：
首先，国际政治旧秩序是国际金融旧秩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1815年英国通过反拿破仑战争建立了由其当盟主，有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复辟了波旁王朝的法国参加的“神圣同盟”，从而为1821年确立金本位制、建立英镑霸权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样，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是在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英国，使美国成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基础上建立的；而1976年的“后布雷顿森林协定”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为了同成为超级大国的苏联相对抗，需要继续拥戴超级大国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领袖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持美元霸权，继续运用了各种政治乃至军事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例如“当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决定在石油贸易中不再采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时，美国不惜代价出兵攻占伊拉克以稳定美元的霸主地位。”［12］
其次，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保障。
2003年5月28日胡*涛锦**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我国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13］这五项主张揭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之间的深刻联系：一方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既包括了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也包括了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样性既包括了各国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多样性，也包括了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多样性，新安全观既包括了政治安全观，也包括了经济安全观；要使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为它创造一个多极化、民主化、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尊重和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对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联合国的决策机制中，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均为一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虽然有一票否决权，但美国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其中既有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又有俄罗斯这样的前社会主义的军事大国。这种机制比IMF的决策机制要公平、合理许多，因此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和学者纷纷主张用联合国的决策机制来改革IMF，使IMF能够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再次，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才能避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把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向大规模战争的歧路。
通过大规模战争来刺激经济、摆脱危机是国际政治旧秩序下屡见不鲜的现象。1900—1903年和1907—1908年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帝国主义国家掀起军备竞赛高潮，最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加速走上了通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摆脱危机的法西斯主义道路，而积极扩军备战也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等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欧洲的繁荣，1999年就爆发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八国进行的南斯拉夫战争。2001年美国IT泡沫破裂引起了经济衰退，成为“9·11”事件的经济成因之一，而美国以此为借口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经济恢复了繁荣。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财力，使美国政府通过放松金融监管来更多地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结果加速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14］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军费开支不减反增，阿富汗战争没有平息反而扩大，证明了一些人士关于“战争是阻止美国经济落向深渊的最后刹车器”的担忧。［15］因此只有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快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才不至于用饮鸩止渴的方式来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从而给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参考文献
［1］郭庆平.美元超然地位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搜狐财经，2009-07-04.
［2］*小川周**.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9-03-24.
［3］杨承训.“虚拟泡沫王国”：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2）.
［4］*小川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9-03-23.
［5］23名学者激辩是否减持美国国债.新华网，2009-05-31.
［6］唐杰.汇率，经济增长与流动性过剩.开放导报，2007，（6）.
［7］胡*涛锦**.在“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06-17.
［8］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搜狐财经，2009-07-02.
［9］江*民泽**.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人民日报，2000-09-08.
［10］*家宝温**.坚定信心，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在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年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09-01-28.
［11］*小平邓**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王佳菲.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角色定位.社会科学研究，2009，（1）.
［13］胡*涛锦**.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03-05-29.
［14］郑永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及中国选择.南方都市报，2009-03-22.
［15］王建.是走向世界新秩序还是走向战争.华夏时报，2009-05-01.
［16］*相龙戴**.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金融形势及我国的金融政策.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12）.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
注释
[1] 例如1998年世界贸易额6万多亿美元，但外汇买卖交易达到500万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83倍（参见*相龙戴**：《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金融形势及我国的金融政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12））。
[2] 不安全的国际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合理国际分工、不平等的经济主权地位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3] 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关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出口的不等价、市场开放的不对等和国际贸易活动参与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