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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蕴藏冬夏
《哈利·波特》无疑对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哈利·波特》鲜明的创意属性，对如何将儿童文学与创意写作有机结合，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出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带来了两个重要启示：第一，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向内深挖自己的民族文化，以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为创作根基，化用传统的神话、传说、幻想符号，并结合当下中国的时代语境，进行本土化的叙事创新。
这一过程，是以《哈利·波特》等他民族的经典先例为镜、他者促进自我发现的过程。
不可否认，模仿对于正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文学类型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道路，且的确会使创作者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世界观的架构、角色的塑造等方面走上捷径，但并非长久之计，《萝铃的魔力》开始得轰轰烈烈，却也收尾得平凡甚至惨淡。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如果一味以模仿作为创作的主心骨，最终将会陷入拾人牙慧的困境。
如李学斌针对这种困境所提出的批评观点：“一些作品除了方块汉字还提示是中国制造之外，其他从情节构思到人名、地名无一不是欧美的翻版。”
异国文化固然会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绽放奇异的光彩，但以《哈利·波特》为例，作品中英国文化散发出的魅力源于作者罗琳对于欧洲文学的深厚积累，和她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新颖想象与呈现方式。
即，真正能突破民族、文化、年龄差异的创意作品，本质上需要作家深爱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素材宝库包含民族童年时代的神话传说、经典文学艺术作品、民族历史、从古至今的民族集体价值观念，等等，浩瀚如海；并且，要有足够的才华和积累驱使作家以此为对象进行创新性的写作，以体现主体创造性思维的文字书写方式，将经过作家大脑对庞杂信息库“过滤整合”后的故事和思想呈现给大众。
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思考如何使作品跨过文化差异与年龄差异的鸿沟，但也不必过于高估文化差异的壁垒性，也不必过于低估儿童读者的审美接受能力。
《哈利·波特》大量继承了凯尔特巫术文化与神话，并且与欧洲文学呈现出极强的互文性：自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以来诞生的英国幻想儿童文学无疑是《哈利·波特》创意的重要源泉，但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叙事成规、哥特小说的审美取向、英国侦探小说悬念、追踪、探秘、惊奇的叙事特征等等，也都渗透在罗琳对魔法世界的描绘之中。
中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克隆西方”重灾区的幻想儿童文学，若想走出一条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创新之路，就必须将根须深深地扎入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
例如，如同西方幻想文学吸收并创新体现了凯尔特神话对巫术与自然的尊敬、北欧神话的代价与*命论宿**、希腊神话的英雄主义、圣经故事中的赎罪思想，中国神话中劳动人民依靠勇气智慧与天灾*祸人**不屈抗衡的“凡人英雄”叙事、丰富多元的神仙妖魔世界观体系、“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等，都是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素材。
再如，源于《山海经》《封神演义》《酉阳杂俎》《淮南子》《聊斋志异》《西游记》等的幻想故事元素，源于《诗经》、乐府、骈文、唐诗、宋词的古典语言，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写“史”叙事手法，源于《世说新语》、“三言二拍”的世情风貌描摹，源于孔孟老庄墨的哲思之理，源于《梦溪笔谈》《本草纲目》《水经注》《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的世界观细节考证素材。
以上等等，无不可进入儿童文学创作的视野；如赖声川所言，创意是主体对组成世界的元素重新认识、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国文化的庞大“世界”有数不胜数的元素可供创作者撷取。
第二，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这不是一个文学“圈子”，而是人类丰富的创造性实践中的一枝，创作者不应停留于某个文学类型小圈层的界限之内，而是自觉置入人类的思想精神输出和历史发展长河之中，力求写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
中国只有“马小跳”“皮皮鲁”“萝铃”，却没有“爱丽丝”“哈利·波特”“安妮·弗兰克”——这三个经典角色回答了儿童文学如何真正跨越年龄和文化差异，经受住历史和大众考验，实现“经典永流传”的问题。
“爱丽丝”在英国儿童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地位，是黄金时代幻想文学“开门立户”的代表成果，是文学创作自觉突破意识的体现。
卡罗尔在创作《爱丽丝漫游仙境》时，有意识地进行一种于此前的英国儿童文学而言，全新的创作实践：由童话升级为更浓墨重彩的“幻想”，由朴素的童话母题进入初具复杂世界观的幻想奇境；但幻想奇境又与现实紧密相连，具有寓言和象征的意味，对工业革命车轮下陷平民阶级于水深火热的英国的辛辣讽喻；同时，作者在创作时采用当代人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
这种创作方式既能使儿童读者在想象力的王国中获得趣味，又使成人读者得以层层剥开作者隐藏思想的外壳。
因而启示，真正经典儿童文学的创作不应是顺应前人的“自然而然”，而是打破创作成规与“儿童文学”概念的桎梏，肩负起以儿童文学为*器武**，武装人们思想的文学史意识。
中国儿童文学佳作固然琳琅满目，但尚未真正实现具有人类儿童文学史上开创意义的突破性实践，任重而道远。
“哈利·波特”具有自觉的民族文化创新意识，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了文学层面的全球意识和创意产业层面的IP意识。
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当创作者对本土文化具有一定深度的积累和热爱，坚守本民族的文化阵地，将其写精、写透、写出全新的时代话语和创造性的主体思考，便有了越过文化差异壁障的能力。
而创作者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同时，已自然地将自己置入了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之下，创作潜意识中已将远超所谓“儿童文学”类型之外的，多民族、跨年龄的接受者放置在了假想的输出对象位置之上。
而当作品被广泛地接受，不仅仅是文学，而真正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便得以作为一个具有创意价值和经济效益的标志性符号进入创意产业，实现IP化，在多种媒介之间流转，赢得更广泛的受众。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们的目光仍更多地放置在“中国儿童读者”这一较为狭隘的层面上，其中不乏只为迎合中国重教育的国情，披着儿童文学外皮进行刻板说教、赚得盆满钵满的目光短浅者，忽视了儿童文学自身极强的审美潜力；
或是学形未学神，譬如模仿《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等经典的系列创作模式，系列作品的容量的确具备IP化的优势，但本土的儿童文学创作者仍然停留在用同一批主角讲生活中不同故事的小格局创作，纵然故事内容花样百出，在小读者中也引起一阵风潮，但与《哈利·波特》等“几代人的记忆”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沟壑。
“安妮·弗兰克”则是表象的儿童形象与内核中以儿童视角观照历史的，人类意识的具体文学承载。
无论罗琳还是安妮·弗兰克，尽管她们的创作题材截然不同，但都是以儿童形象为一个具象化的载体，书写向往和平、正义、善良、光明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性。
在此，儿童具备的不仅是表面上单薄的人类早期成长的生理与心理形态，而是作为完满或渴求完满的理想的“人”之化身，传达作者关于人类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如同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对于儿童文学审美要求的比喻：“儿童文学当具有秋空霁月一样的澄明，然而决不像一张白纸，儿童文学当具有晶球宝玉一样的莹澈，然而决不像一片玻璃。”
儿童文学的“度”应该延伸多远、又该停留在哪里，这并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命题；这种困惑本身，已经是创作者们应该去进行创作实验的动力。
文学是人类意识最深刻的投影，儿童文学亦应负此使命。
作为世界畅销儿童文学的《哈利·波特》，问世二十余年，已在全世界掀起神秘而狂热的魔法风暴。
英国有非常深邃的儿童文学历史，这部作品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前人在童话、幻想、冒险、校园等多类型创作中留下的创意精华，并承袭英国历史、传统文化以及整个欧洲文学的厚重积淀；又开辟了独属于“哈利·波特”的文学天地和创意空间，创造了成为几代人记忆的魔法世界，作者罗琳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这个栩栩如生的幻想世界中肆意挥洒，使《哈利·波特》成为英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史上崭新的里程碑。
跨过世纪之交的《哈利·波特》，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心灵，也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热切的目光，数不胜数的学术成果印证下，《哈利·波特》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这些研究涉及《哈利·波特》的方方面面，情节、叙事、人物、结构、符号、历史、语言、文化溯源、产业效应、社会价值……一切的一切，无不指向那个焕发着勃勃生命力、令人目眩神迷的魔力源头：哈利·波特背后的“魔法师”罗琳和她的创意思维。
引人入胜的魔法世界是作者以文字为媒介，来承载其创造性思维的具象化成果；罗琳在其在个体强烈意愿驱使下，进行的以写作为形式的创造性活动，为各类文化产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