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清华
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紧缩上海”计划，要求在两年内疏散80万至100万人口出城，包括移民30万人到江西垦荒。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4月，有3万多“上海人”移民江西农村。该事件长期湮没无闻，或被当成城市青年垦荒运动的一部分，或被认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前奏。实际上，3万多移民中，知识青年比例甚小，绝大部分垦荒群众则被遗忘。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注意到此问题更为复杂的面向，或被作为粮食统购统销背景下的城市人口疏散，或被当成“解决上海人口臃肿的办法”，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平行地方关系”角度开展研究。但现有研究对该事件的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它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缺乏梳理和论述。研究该事件对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中**的城市政策，尤其是城市基层社会改造和城乡关系等问题，都将大有裨益。
一、垦荒背景：“清理上海”与“紧缩上海”
1949年毛*东泽**在*共中**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是新政权的基本任务。在*共中**的理念中，城市中大量“非生产性人口”的存在是城市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要把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就必须大量疏散“非生产性人口”。因此，各大城市人民政府纷纷将不同类型的人口疏散到农村或边疆地区，以减少城市人口。
旧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也是一个“五方杂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的“魔都”，自然成为*共中**城市治理中最受各方关注的地方。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驻上海，上海市军管会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即开始收容流散军人和散兵游勇，到6月26日共计收容7832人，大部分遣送出上海；同时军管会和市政府与民间社团合作，3个月内疏散难民40多万人。8月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动员大批*产党共**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乡村去开展农村工作”。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上海各种可能加以疏散的人口进行疏散，是*共中**的既定方针，也是从建政开始就在执行的政策，并非到1955年才“首次”疏散。
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特大洪灾，造成全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应的巨大困难，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私营工业生产不景气，整个国民经济在1954年、1955年间增长势头减慢，上海甚至出现了生产*退倒**现象；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在1954年至1955年跌入谷底，上海1955年就业人数甚至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上海人口疏散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但上海人口总数却仍然在不断增长，到1955年4月底达到699万，比1949年3月增加了近200万人。此时城市粮食供应紧张，上海局面更为严峻。1955年初上海市委提出“紧缩上海”的口号，并在实践中逐渐采取了各方动手、多管齐下的办法，来加大人口疏散力度：有技术、有知识的“壮工”调配去西北；失业、无业的“农民”疏散回乡生产；“不能回乡生产、本人又无技术和文化”的去江西省垦荒；“反革命和刑事犯家属”和“社会游民”遣送到外地参加农业生产，进行劳动改造。在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型城市”的口号下，人民政府认为水上船民、三轮车工人、榻拖车工人、人力车夫以及其他许多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非生产性”人口，或被认为是“剩余”从业人员，需要被遣送出大上海。
另外，从1954年开始，苏联大力动员城市青年和其他城市劳动者前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地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此举很快引起了新中国的关注。1955年1月，《中国青年》杂志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认为亦值得中国青年效仿。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尽可能地增开荒地，以保证农业生产”作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来。同年4月，共青团中央派代表团到苏联访问，重点了解苏联的垦荒运动。代表团回国后提出了《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毛*东泽**的首肯；随后*耀邦胡**要求：“青年团应当积极组织青年去开荒，并且可以采用青年垦荒队的形式。”7月5日李富春在“一五”计划报告中，明确将开垦荒地作为全国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之一，要求“一五”期间全国最少新开垦荒地3800万亩。苏联经验与中国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垦荒地成为*共中**高层的共识。在*耀邦胡**的亲自物色和安排下，1955年8月30日，首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由60名队员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黑龙江萝北县，拉开了1955年全国性大垦荒运动的序幕。
二、出上海：上海的“志愿垦荒”运动
1955年2月，上海市江宁、北站等区开始动员因水灾逃荒来沪的农民、灾民回乡；4月2日市民政局要求各区积极动员外来农民回乡，到7月份动员回乡人数超过15万人。为了加大疏散力度，上海市委专门成立“人口问题研究委员会”，下设人口办公室，专门领导人口调查和疏散工作。7月1日市委正式发布指示，要求“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一年之内，由各区包干负责，疏散本市人口80万至100万人”。
上海人口疏散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在动员过程中，有的街道提出“有田回乡，无田开荒”的口号，要求“无职业的一律离开上海”。7月市委指示中亦提出：“根据可能的条件，有计划的移送本市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或可能转业的劳动力至外省进行垦荒。”随着动员农民回乡陷入困境，从8月份开始，上海将疏散人口的重点放到了准备移民垦荒上。8月底上海市委决定向江西九江、南昌等五个专区移民9万户约30万人开荒生产。
移民垦荒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但大规模从城市向农村移民却并不多见，各地只能自己摸索经验。为了在大规模移民前取得经验，上海市委决定从10月起先行试点。8月30日由团中央号召并组织的北京市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出发后，第二天上海团市委就宣布准备从1955到1958年的三年时间内动员10万名社会青年到江西、安徽开荒，并在当年第四季度动员2000到4000人先去江西试点。劳动局亦决定动员两到三万失业工人前往江西。其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亦纷纷制定动员移民垦荒的计划。
在市人口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上海采取“条块结合”和“包干分工”的方法动员各类人员前往江西垦荒。动员对象包括社会青年、未登记的失业工人、失业学生(高小、初中毕业生)、流动摊贩、过剩三轮车工人、已登记的失业人员、码头编余工人、固定摊贩及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过剩”船民等九大类。市委反复强调要贯彻“自愿原则”，并要求达到六个条件：有劳动力；生活贫困的劳动人民或其子弟；历史清楚，不是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身体健康；完全自愿，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属通、亲邻通)；要有决心不做逃兵。在动员分工方面，青年团市委和各区政府主要负责社会青年等前四类人员；交通局包干“剩余”三轮车工人；劳动局动员已登记失业工人；港务局负责码头编余工人；水上区包干“剩余”船民；商业二局负责服务性行业人员和固定摊贩。
1955年10月10日，江西省委、省人委发出联合指示，准备在“一五”期间接收9万个上海劳动力，连同其家属共计30余万人到江西垦荒。1955年先试点安置6000人，主要试点县为德安、奉新、浮梁、乐安、安福和峡江六县。接到试点任务的德安、奉新等县分别指定乡镇为上海垦荒移民提供土地，并接待和安置移民。
上海试点以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为重点，在舆论宣传、物资准备、垦荒地点的选择等方面，都特别强调社会青年志愿垦荒的伟大意义。团市委希望通过动员青年志愿垦荒，形成“垦荒是光荣的爱国主义行动”的舆论氛围，并希望“青年能先走一步，树立榜样，为今后社会动员创造有利的条件”。8月以后全市掀起了动员社会青年到江西志愿垦荒的高潮。在团市委和市民主青联的组织下，事先物色好“志愿”申请组织垦荒队的领导者，通过召开大会小会和报纸舆论宣传等方式，将事先安排好的“志愿者”推向社会，因而在短时期内吸引了1000多名社会青年、大学生、工人、店员、学徒、护士、农民等报名。虽然团市委有动员10万青年垦荒的宏伟计划，但为了能够“树立榜样”，对第一批垦荒队员的挑选特别慎重，不仅注意到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体力、年龄等方面，而且也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而主要从初中、高小毕业生中挑选；另配备一定数量的*党**团员和“骨干”；男女比例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经过层层挑选后，团市委从1000多报名者中挑选了100名作为上海市首批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进行集中培训。10月18日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安置地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实际到达人数为90人。八里乡是上海垦荒队的重点实验区，上海团市委和江西方面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早在8月11日，德安县就专门成立了安置垦荒临时委员会；9月5日德安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安置上海垦荒青年问题，并决定帮其在八里乡建立德安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团市委为垦荒队员在八里乡建造了房屋，购买了耕牛、农具以及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准备得较充分”。垦荒队员到达八里乡的当天，德安县委就帮助他们成立了建社筹委会，并制订好生产、工作计划，订出近期和中长期远景规划，预计第二年实现人均200元的分红。垦荒队入驻以后，八里乡又修建了浴室、厕所、图书馆，并开始组织文娱活动。另外筹建了社内信贷部，着手解决那些急需现金者的需要。
在上海团市委大张旗鼓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同时，上海劳动局、水上区等单位也在组织垦荒队，但其宣传力度和准备程度都无法跟团市委组织的典型相提并论。实际上，10月16日由上海市劳动局组织的失业工人垦荒队已经到达江西，被安置在浮梁县的两个乡。但劳动局跟浮梁县以及安置地的联系、交接工作都没做好，队员到达当地后不仅没有房屋、生产、生活用具，连垦荒的土地都没安排好，是单独办社还是插入当地合作社也没确定。作为上海市动员志愿垦荒的典型，两天后到来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安置条件显然比失业工人垦荒队要好得多。但是20天(11月7日)后到达江西的第三批垦荒队员也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批45人的垦荒队员由上海团市委和上海水上区人口办公室共同组织，安置在德安县大板乡，准备插入当地两个合作社。这批队员到达时，当地房屋尚未准备好，其他生产、生活用具也未配备。
尽管试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上海各单位组织的垦荒队依然源源不断地开赴江西。到1956年1月底试点工作结束，从上海移往江西的垦荒人员4712户、7498个劳动力，连同家属共计12961人，超额完成试点任务。虽然在对外宣传方面，社会青年的“志愿垦荒”一直是舆论宣传的重点，但实际试点时由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垦荒队以及团市委和水上区合组的垦荒队总共只有1091户，1763人，占整个试点户数和人数的23％和14％；其他则主要是失业人员、流动摊贩和“过剩”三轮车工人等。在试点人员中有作为骨干的*党**员28名、团员340名，其中来自青年垦荒队的*党**员和团员人数分别为22名和211名，占了大多数。这些试点对象被安置在江西省五个专区的六个县内，除少数单独办社者外，其他大部分被分别插入当地合作社内，从事农业生产，开始了他们从城市居民到农民的身份转化。
上海移民垦荒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10月18日副市长宋日昌亲自护送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赴江西；11月29日*耀邦胡**亲赴八里乡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为该队创办的生产合作社命名为“共青社”。1956年2月下旬，江西省委组织视察团，会同上海市委组织的慰问团一起对安置上海垦荒群众的六个县进行了为期半月之久的视察和慰问。上海市在试点开始之前，就提前预算给每位垦荒青年(种地6亩至8亩)提供180元的生产和生活补贴，给每位带家属的其他劳动力(种地14亩)补助240元，并给每位家属补贴85元，其补贴范围包括了从开荒的耕牛到一般农具以及家庭日常生活的所有必需品。江西方面则预计做好移民到当地后的一切生产、生活准备。
从1956年2月底开始，上海和江西两地展开了新一轮宣传攻势，进一步掀起移民垦荒运动的高潮。实际上，从1955年8月份开始，各部门、各单位纷纷在自己辖区或单位内部进行动员、摸底工作，并制订各自的移民垦荒计划。上海市运输公司在1955年12月底就“初步确定”符合外调垦荒条件的、有组织的榻拖车、码仓工人3597名，并确定在1956年第一季度正式动员1000户、连同家属共计4552人去江西垦荒。劳动局则在11月计划动员2万失业工人前往江西垦荒生产。
1956年初上海市委确定全年继续疏散上海人口“必成数是682200人，期成数是765100人”，其中组织失业、无业人员到江西、浙江垦荒61000户、231500人，期成数是69500户、263300人。最后确定到江西垦荒人数为8万多户、约30万人，第一季度需动员并输送20203户到江西。垦荒动员工作由上海市人口办公室直接领导，各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来进行这一工作。从1956年3月份开始，各单位纷纷将已经初步调查摸底的材料加以分类、排队，“选择重点、由点到面”地对垦荒对象进行再次动员，通过召开大会、小组讨论和自由报名几个阶段，先将那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重点先走”，陆续将报名并经过“审查”和“集中学习”的报名者集中送往江西。1956年2月到4月底，全市遣送到江西的“志愿垦荒”群众4332户，连同家属共计20162人。此后，动员工作停止，“志愿垦荒”工作戛然而止。
三、返上海：垦民的倒流与再疏散
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农民大规模进城谋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在不可避免地改变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中国人的城乡观念。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清理和重建城市基层社会秩序，为了建设“生产的城市”，开始大规模动员现代城市居民到农村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要将他们由市民变成农民，这无疑是新政权的首创。其效果又如何呢?
虽然上海和江西双方都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垦荒的难度仍超出了计划者想象。自1955年10月第一批垦荒群众到达江西开始，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安置工作准备不足。即使是为了取得典型经验而进行的试点垦荒，江西省的安置准备工作也有较多问题。试点移民中除由上海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得到了较好的安置外，先后到达江西的劳动局组织的垦荒队和水上区组织的垦荒队都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其他后续到达者安置问题更多。1956年三四月份上海大规模移民时，江西的安置问题变得更严重。
其次，现实与宣传的情况严重不符，使垦民悲观失望。上海动员垦荒时一直宣称是“志愿垦荒”，是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支援江西农业发展；有些部门和地区为了完成动员工作，对江西的情况作了不切实际的美化；宣传中一再提到的苏联青年垦荒都是大机器生产，而农业机械化在当时被认为是农业发展最有前途的方向。但是垦民到达江西以后，发现完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安置的主要方式是插社，而不是自建合作社或国营农场；江西是以丘陵为主的地区，耕种的只有小块的土地，根本看不到机械化的可能性。理想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许多青年灰心丧气，其他垦民也大多心灰意冷，于是开始集体*愿请**，要求换地方或者回上海，有些干脆就独自或者有组织地“逃”回上海。
试点时期已经出现的问题并未受到上海和江西的重视，随着垦荒群众的增多，问题更严重地暴露出来。1956年下半年以后，随着收获季节的到来，上海垦民发现他们的生活还不如垦荒前。首批青年垦荒队原计划第二年的收入至少200元，争取达到306元，结果大多数人连一半都达不到。即使在江西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德安、奉新两县，垦民的劳动收入也非常之低。1956年底德安调查的102户、519个移民中，安置后9个月的劳动收入平均仅为19.9元，每人每月只有2元多一点；而奉新县的28户、82个移民一年的劳动收入每人平均也仅为33.85元，每人每月只有2块多钱。垦荒收入如此之低，而政府给予的垦荒补助很快就要到期，许多人连基本生活都面临困难，给安置和巩固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垦荒群众的巩固远比动员和安置要复杂和艰难。虽然试点阶段江西和上海都认为垦荒群众“除少数思想波动、情绪不安”者外，绝大部分可以巩固。但试点刚开始就发生了垦民从江西跑回上海的现象。大规模安置以后，逃离垦荒地的行为从个别行动发展到集体逃亡。1956年6月第一批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中的21人从德安跑回上海；到7月13日止，陆续从江西跑回的垦民数为1355人，其中从安福县跑回1167人，安置在安福县的三轮车工人大部分跑回了上海。到1956年12月底，从江西跑回上海的垦民已达5638人(不包括跑回来又被动员回去的726人)，占移民总数的17％。虽然上海采取了诸如禁止本地工厂、企事业单位录用私自跑回的垦民、重新动员垦民回安置地等措施，安置地也对部分人员进行了重新安置，但这并未能阻止更大规模的重返上海潮的到来。截止到1959年9月，从江西倒流回沪的垦荒群众超过15000人，差不多占到垦荒人员总数的一半；还有的直接从江西回到了原籍地。即使是作为“树立典型”而花大力气由上海团市委组建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也纷纷逃离江西，有的甚至自杀身亡；1959年7、8两个月内，包括4名*党**员和18名团员在内的31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在坚持了四年之后回到上海，认为“看到底了，生活不会有改变”。*耀邦胡**曾经设想，通过“采用青年垦荒队的形式，通过比较严密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去开荒，就能够使这样的垦荒队一下子就成为坚强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但这一理想在共青社并未成为现实。
重回上海的垦民纷纷到各区办事处要求分配工作、解决上海户口、解决粮油关系等问题。但各单位各部门出于继续动员垦荒和疏散人口的需要，不可能直接满足返城者的这些要求，因此垦荒队员与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上演了一场持久拉锯战。上海面对返回的垦荒群众，也是束手无策，只能“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随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同时禁止上海市各企业、工厂招收回流垦民，使他们无法在上海找到工作；另外不许他们重报户口，通过严格控制户口和粮油关系等生活必需品的获得途径来迫使他们在沪无法生存，只能选择回原籍或再次返回江西。到1959年9月，几年来先后动员9000多人重回江西或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其中有1000多人去甘肃和安徽安置)，但仍有1000多户、5000余人坚持留在上海。实际上，这一拉锯战从未彻底停止，许多被再次遣送去江西的垦民，还会再回来，有些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往返于江西(或外地)与上海之间，只是随着局势变化，倒流人员逐渐减少，或是由集体行动变成了个人行动。最终除部分安置在共青垦殖场的垦荒人员转化为国营农场工人外，其他大部分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离开江西回到了上海。
四、“支援”农村与“清理”城市
1955年10月到1956年4月，上海共计疏散9049户、连同家属33081人到江西垦荒。其中男女全劳动力15079人，*党**员28人，团员358人，仅完成原定计划9万户、30万人的十分之一。作为重点宣传对象的垦荒青年总计1713人，只占垦荒总人数的5.2％。
垦荒青年来自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又大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较强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去支援落后的江西发展农业生产；但江西本地农民却认为上海青年缺乏劳动能力，不懂农业技术，来江西只会增加本地农民负担。而且，由于安置资金不到位，使得插入合作社的垦民无力按照规定向合作社投资，导致合作社运转不灵，更是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与垦民的关系，江西农民甚至公开提出“赶走上海人”。为了给垦荒青年配备一定的领导和生产骨干，团市委曾专门从上海郊区农村招收了一批乡干部和合作社社长等去江西领导上海青年的垦荒。这些“骨干”们本来以为到江西后可以做个脱产干部，没想到是去一个比在上海农村更差的地方垦荒，他们认为江西农具太落后，比上海郊区差远了。另外有些居委会干部号称自己在上海手下3000多人，到了江西却在当地农民领导下干活，彼此不服气。垦荒队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互不团结，影响生产。
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建立的共青社，因为有了*耀邦胡**的命名，从此成为团中央发动青年志愿垦荒的一块金字招牌，得到了众多优惠。沪赣双方为了维持和扩大共青社而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财力。上海青年大多数不会农业生产，体力比较差，到江西后依靠自身劳动收入难以维持生活。为了解决垦荒青年的这些困难，1956年上海团市委和德安县委将共青社与当地七个合作社合并建立一个大型高级社，并将分散插社而收入过低的部分上海青年也调入新共青社，希望借助当地农民的力量来共建共青社；同时将有初中文化程度或有专门技术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提拔为干部，再从上海运送一批先进生产工具到共青社。1957年江西省委再次将共青社与其他上海垦荒青年建立的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和八一社等合并，全部搬迁到德安县与星子县交界、垦殖条件更好的鄱阳湖畔，建立新的共青社。在建立新社的同时，又从江苏、湖北、安徽等省招收了大批农民入社，建立新垦荒点，并在此基础上于1958年3月成立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但垦殖场当年遭遇洪灾袭击，颗粒无收。为了共度灾荒，德安县委再次决定将当地另六个农业社并入垦殖场，建立国营与集体两种所有制共存的共青综合垦殖场，依靠政府投入与当地农民的支持共建垦荒农场。几经搬迁后，当年的垦荒青年大部分因为工作调动、上学或回上海而离开了江西，只有*耀邦胡**题名的“共青社”发展成了后来的“共青垦殖场”和今天的“共青城”，但留场的青年垦荒队员已经寥寥无几，实际支撑起“共青城”这块金字招牌的是当地农民和招收的外来移民。
因为上海是一个“政治情况十分复杂的地方，必须警惕反革命分子或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垦荒队伍，进行破坏活动”，上海市委要求垦荒对象是“生活贫困的劳动人民或其子弟”，要求垦荒队员“历史清楚，不是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那么，实际上又是哪些人被作为垦荒队员加以遣送去江西的呢?
上海市运输公司1955年下半年调配垦荒的739个工人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103人，占14％，其类别有还乡团、伪警察、自卫队、土匪、管制分子、*党脱**分子、伪保甲长、大上海服务团等。调配的工人是已经过民主改革的“有组织工人”，意味着他们已经历过一次清查。参加垦荒的614名流散车工中，“有政治问题”的150人，占24％，人员类别跟第一组差不多。可见，实际动员中，“政治历史条件”并非考虑的重点，反而甚至是需要动员离开上海的重要对象。劳动局明确规定只要不是“反革命、现行犯及犯罪分子或公安部门侦察、控制对象”都可以动员。1956年3月内务部曾规定需要作为“游民”加以收容改造的人员，如果愿意移民垦荒的话，可以不戴“游民帽子”，上海很多人为免戴帽而“自愿”去江西垦荒。
江西省对上海垦民进行的调查更认为“上海对来人六个条件的坚持很差”。江西省检查了1956年三四月安置在德安、奉新的972户垦民，发现“历史复杂以及不符合6个条件的”达到429户，占总户数的44.14％。安置在德安县的546户中有362户“情况异常复杂和缺乏劳动力”，占总户数的66.28％。1956年3月20日到达德安的136户垦民中，“无男主要劳动力的16户，反革命家属、刑事犯家属31户，*动反***党**团员5户，来历不明的2户，被管制分子1户，未结案分子5户，做过土匪的1户，惯窃11户，一般盗窃34户，穷家行3户，*子骗**手2户，伪保长2户，共计116户，占此批来人总数的85.21％”。“无男主要劳动力”者在上海应该属于需要救济的对象，其他都是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这些人大量存在于上海各行各业，被认为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不利，需要将其遣送出城市。也就是说，在“志愿垦荒”运动中，上海市将大量不愿意容留的人员疏散出去，从而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人口情况进行了再一次清理。
上海的三轮车、榻拖车等曾经给许多人提供了谋生之道，但市委认为这类“落后”运输工具不适合在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继续存在。1956年三四月份交通局先后动员三轮车工1840户、连同家属9129人前往江西垦荒，安插到江西奉新、宜丰等四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上海市运输公司同时期动员了279户榻拖车工人、码仓工人以及新组织的流散车工到江西武宁和九江两县垦荒。
这些使用“落后”工具劳动的工人，其收入情况如何呢?当时上海三轮车工人每人每月收入在20元至40元之间，码仓工人每人每月收入约70元，榻拖车工人每月50元至60元，流散车工每人每月收入也在30元至40元之间。而同时期江西省农业劳动报酬全省平均每个劳动力只有8角，即使全年劳动200个工作日也只有160元，远比不上在上海从事“落后”行业劳动的收入水平。到1957年，情况最好的奉新县可以自给的垦荒户也只占全部安置户的40％，而武宁只占26.6％，德安占15％，永修更是只有2％勉强可以自给。即使是安置条件最好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德安建立的共青社，1956年，54个单身劳动力中，全年收入200元以上的只有3人，150元以上的20人，100元以上的17人，50元以上的13人，50元以下的还有3人。
上海原来认为这些“落后”运输工具的从业人员收入太低，生活太困难，在上海需要政府救济，因此动员他们去江西垦荒，既可以支援江西农业生产，为国家增产粮食，同时也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生活困难，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但事实证明，在政府花费了700多万元的巨款以后，这些“上海工人”不仅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另一方面，上海的个体运输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整顿和清理后有所减少，但自1953年以后又重新增加，有些企业为减少运费而对个体车工加以组织使用；有些政府机关、行政单位为了组织失业自救，也自行组织运输队，因而运输队伍不断扩大。但个体车工“以求一饱的运价竞争货源”，使得“有组织车工生活更难维持”。这说明个体运输业在当时的上海有市场需求，且有竞争力，只因他们抢了“有组织车工”的生意，因此才需要进行整顿与清理。
五、余论
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人民政府即开始对上海城市进行新的定位与调整。为了把上海建设成一个“生产的城市”，人民政府对上海各类人员进行分类，并通过各种途径将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经济上多余的人员清理出城市，在疏散人口的同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改造，再通过发现、提拔和使用积极分子逐步控制城市基层社会。1955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上海市政府在调配工人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动员农民回乡生产、收容改造游民*女妓**的同时，动员了大量社会青年、三轮车夫、人力车工人以及部分失业工人到江西垦荒。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垦荒名义上是为了“支援”江西农业生产，“支援”江西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要求动员那些有劳动力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弟”。但事实上，上海利用向江西移民垦荒的机会，大量疏散了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需要上海救济或与“有组织工人”竞争工作机会的人员。通过移民垦荒，上海既疏散了城市人口，同时也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清理，还保障了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权利。这是新政权建立群众基础、加强向基层社会渗透的有力途径。
中国*产党共**诞生于上海这个中国最为现代的城市中，但是中国革命走的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成为革命的主要基地。因此在*共中**的革命理念中，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充满着矛盾性”。按照*共中**领导人的理解，城市应该是一个工业生产的中心，毛*东泽**在*共中**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从现在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指出，解放军入城以后，首先必须“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少奇刘**更说：“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在此，*少奇刘**认为*产党共**有了城市，几乎就是有了大工业、国营工业等。很明显，*少奇刘**也是把城市基本上就当成了工业生产基地。但在事实上，*共中**又认为民国时期的城市都是“消费的中心”，中国的城市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型城市”，所以新政权建立以后，就要对城市社会进行彻底改革、改造，将各种各样的“消费性人口”和各种各样的“非生产行业”清理出城市，从而建立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巩固新政权。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上海移民江西垦荒运动只是其中之一环。但是城市人口向农村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倒流”和“回流”，成为当代中国前三十年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现象，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历史面貌，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