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时期就与蒙古诸部建立亲善友好关系，到皇太极统治时期，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后金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更加稳固，这种关系为维护和巩固后金的统治以及加速对明王朝军事行动的胜利，都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后金两次对朝鲜征战，迫使朝鲜与后金结盟称臣，既为后金全力抗衡明朝解除后顾之忧，又为后金入驻中原夺取全国政权扫清障碍，对后金政权的统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对蒙古族的亲善
明代末年，蒙古划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在漠南蒙古的诸部中，以察哈尔部的势力最为强大，对周围的其他蒙古部落骚扰不断，诸部苦不堪言。
在对待后金与明王朝的关系上，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主张投靠明王朝，在明王朝的庇护下继续控制漠南蒙古各部，对后金持敌对态度。而企图摆脱林丹汗控制的漠南蒙古诸部，如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则愿意归附后金，取得后金的保护。因此，皇太极采取“恩威并用”的“征抚”政策。对于投靠明王朝的察哈尔部林丹汗，皇太极采取*力武**征服方针；对愿意归附的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则采取联姻、恩赐、立法保护、对喇嘛教尊奉利用等亲善政策，联合蒙古诸部，集中力量与明王朝进行军事上的斗争。这里，首先论述后金与蒙古诸部的亲善关系，后面再专门论述后金统一察哈尔部的军事斗争。
后金与蒙古诸部的亲善关系，早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时期就开始了。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兵败而归，知努尔哈赤英武不可侮，联合喀尔喀五部贝勒老萨首先“遣使通好”。自此，与蒙古诸部通使往来不绝。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喀尔喀台吉恩格尔来朝，尊努尔哈赤为神武皇帝，从此，喀尔喀各部每年前来朝贡。
后金政权对蒙古族的亲善友好关系，主要有联姻、封赏、严明法纪和尊重与保护喇嘛教四个方面。
一是联姻。
联姻，是后金联络蒙古、与蒙古亲善的重要内容。后金从汗主到诸王大臣都可以和蒙古诸部上层联姻，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通好的亲善政策。
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为了联合蒙古科尔沁部，以“贝勒明安之女甚贤，遣使往聘。明安许焉，送女至”。努尔哈赤聘明安之女为妃。
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二贝勒代善聘“蒙古国扎鲁特部贝勒钟嫩之女为妻”，努尔哈赤命“行亲迎礼，设筵宴成婚”。同月，努尔哈赤命五贝勒莽古尔泰迎娶扎鲁特部内奇汗之妹为妻，又命四贝勒皇太极迎娶蒙古国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之女为妻。
万历四十三年（1615）正月，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孔果尔“以女来归，上具礼迎纳焉”。努尔哈赤将其女纳为妃。
天命二年（1617），努尔哈赤将其亲弟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嫁于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小台吉恩格德尔为妻，尊为蒙古第一“额驸”。蒙古库尔克部来归，努尔哈赤以女与之为妻，尊号“额驸”。努尔哈赤认为“满族、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其实联姻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
天命七年（1622）四月，在努尔哈赤亲自主持下，蒙古诸部共有三十余人与努尔哈赤家族结成了姻亲。
天命十年（1625）二月，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将女儿布木布泰送到后金，许配给皇太极为妃，她就是孝庄文皇后。努尔哈赤积极推动满蒙联姻，对于推动满蒙融合、壮大后金势力具有重要意义。
皇太极继位后，满蒙联姻又有更大的发展。皇太极继承其父对蒙古诸部满蒙联姻政策，并且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清朝史书记载，在皇太极所娶的后妃中，来自蒙古诸部的就达六人之多。皇太极称帝后，封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女儿为“孝端文皇后”，封其父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封其母为“和硕福妃”。
二是封赏。
努尔哈赤对凡是带领部属前来归附的蒙古贝勒、台吉，一律封官授职、从厚优待。天命五年（1620）三月，努尔哈赤释放了俘虏的孟府扎鲁特部色本和喀尔喀贝勒齐赛，并赏赐裘、带、鞍马等物。色本深受感动地说：“如不感恩图报，殃及吾身。”努尔哈赤实施恩封赏赐的政策后，漠南蒙古喀尔喀又四千余户归降后金。之后，又有蒙古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部前来臣服后金统治。
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北蒙古五部落喀尔喀台吉古尔布什、果尔率，率民六百户，并驱畜产来归”。努尔哈赤赏赐“满洲牛录一，蒙古牛录一，授为总兵”。
天命七年（1622）二月，“蒙古兀鲁特部贝勒明安、锁诺木等十七贝勒，各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驱其畜产归附”。努尔哈赤“御殿宴劳之。各授职有差”。
天命九年（1624）正月，蒙古喀尔喀部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台吉恩格德尔“先诸部落来归，朝谒求婚，上嘉焉，以其弟贝勒舒尔哈齐女妻之，俾归国”。随后，恩格德尔携公主来朝，向努尔哈赤请示，欲率部永居后金。努尔哈赤甚悦应允，盛宴款待，并与恩格德尔结盟立誓，永远以恩格德尔为子。努尔哈赤又赏赐恩格德尔及弟等人，田卒、耕牛、金银、貂鼠等诸物，赏予甚厚。努尔哈赤这样恩封赏赐恩格德尔，在蒙古族中是不多见的。
皇太极即皇位后，继承其父努尔哈赤的遗愿，继续对蒙古大加赏赐。崇德元年（1636），赏赐蒙古科尔沁部亲王、郡王、镇国等爵位，并赐予双俸禄优厚待遇。
努尔哈赤、皇太极通过上述这些措施，笼络了蒙古贵族，密切了满蒙关系，对巩固和加强后金势力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是严明法纪。
皇太极即位后，为了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统治，严明法纪。天聪三年（1629）正月，皇太极颁布“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天聪八年（1634）正月，进一步申明法纪，宣布《八旗战时罚约》《蒙古出征违令罚约》等法规。召集外藩各蒙古贝勒谕之曰：“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下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至盔甲绵甲与马鬃尾无牌印，及盔缨纛幅不遵我国制度者，俱罪之。”如此详细、如此严厉的各项法规，获得了蒙古各族的拥戴，促进了社会稳定，从而加强了满蒙各族之间的团结，增强了后金政权的战斗力。
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为了更好地统治蒙古诸部，决定在六部中设置蒙古承政，专门负责管理蒙古事务，加强对蒙古归服的管理。崇德元年（1636），设立了蒙古衙门，专门处理与漠南蒙古各部的关系。崇德三年（1638）六月，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门负责蒙古事务。蒙古衙门的设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后金对漠南蒙古各部的统治。
四是对喇嘛教的尊奉利用。
对蒙古喇嘛教的尊奉利用，是后金（清）对蒙古实行的又一项亲善政策。后金时代归附较早的漠南蒙古的一部分是昭乌达、哲里木、伊克昭、卓索图盟东四盟，位于从呼兰河中游以西、嫩江下游地区起，南至古北口、喜峰口的广大地区，是为蒙古族居民的聚居地区。这一地区自明代以来，专一尊崇喇嘛教的黄教。
天命十年（1625），在蒙古科尔沁部传教的汤古特部喇嘛萨哈尔察，听说努尔哈赤“虔诚”，于该年十一月投奔后金。努尔哈赤为此很高兴，说道：“随从来的萨哈尔察等子孙万代免纳贡赋，犯了罪另作处理，犯了罚财物的罪也免罚。”并且给予其中的132人以敕书。皇太极统治期间，在统一漠南蒙古后，尊重蒙古族人的宗教信仰，对喇嘛教继续采取保护政策，加强同上层喇嘛的联系，利用宗教信仰来安抚蒙古各部居民。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征察哈尔抵达归化城格根汗庙宇时，发布敕谕：“理宜虔奉，毋许拆毁。如有擅敢拆毁，并擅取器物者，我兵既已经此，岂有不再至之理。察出，决不轻贷。”天聪八年（1634），墨尔根喇嘛教护法“嘛哈噶拉佛”归顺后金。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在“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此佛，寺曰莲花净土实胜寺”。该寺落成后，皇太极率内外诸王贝勒到寺外行三跪九叩礼。皇太极的这一举动，使蒙古贵族大受鼓舞，密切了满蒙贵族之间的思想感情。由于在盛京的蒙古贵族人数的增多，崇德五年（1640）在盛京东西南北建立四塔，以便于他们的诵经拜佛活动。崇德八年（1643），又在四塔下建立四寺，于顺治二年（1645）竣工。盛京四塔四寺的喇嘛，均由蒙古人担任。清太宗尊重蒙古族宗教信仰的上述举措，无疑是一种怀柔政策。正如清人昭梿所说：“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祗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政》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皇太极对喇嘛教尊奉利用的政策，对联络蒙古族与后金（清）政权的感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后金统治者通过上述联姻缔婚、恩封赏赐、严明法纪和对喇嘛教的尊奉利用的政策与实践，密切了满蒙统治者的关系和利益，从而进一步使蒙古各部首领更积极地为后金政权效力，对维护和巩固后金的统治以及加速对明王朝的军事行动的胜利，都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二 两次入朝鲜作战
自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与明王朝展开正面的军事行动以来，与后金仅有一江之隔的朝鲜，日益成为后金与明廷极力拉拢争取的对象。对于后金来说，想要对明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须首先解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切除朝鲜与明王朝的往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尽管后金不遗余力地离间朝鲜与明廷的关系，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关系，朝鲜在后金与明廷的军事斗争中，是站在明王朝一方的。朝鲜不仅向明朝*队军**不断地提供粮食，而且还准许明将毛文龙率军驻扎该国的皮岛（即溊岛、稷岛、从云岛）。对于明王朝来说，皮岛的战略地位就在于它“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乃平辽扼要区也”。明王朝联络朝鲜以牵制后金，使明军同“丽（朝鲜）兵声势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事实上，自后金与明廷的萨尔浒战役以来，毛文龙曾经多次率*队军**从海上登陆，深入后金的腹地进行袭扰，令后金十分恼火。朝鲜出于防御后金入侵的考虑，决定对毛文龙大力提供支援。对从后金逃往朝鲜的百姓，则予以收留，仅逃往朝鲜芥川等地的后金百姓，据《李朝仁祖实录》卷14记载，就多达3000人。为铲除毛文龙的兵患，也为了从朝鲜获得粮食解决粮食上的极度匮乏，为日后的辽西军事行动消除后顾之患，终于在天聪元年（1627）正月，皇太极等到了机会。
天聪元年（1627）正月，皇太极令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等统领3万八旗兵往征朝鲜。出发时，皇太极一再叮嘱大贝勒阿敏等人：“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因授以方略，令两图之云。”正月十三日，在朝鲜降将姜弘立、叛臣韩润引导下，后金军不宣而战，在夜间迅速渡过鸭绿江，逼近朝鲜义州。阿敏派遣朝鲜叛将韩润等人“变着华衣，潜随猎骑入城”，以为内应。
十四日夜晚，后金军悄然抵达义州城下。命艾博巴图鲁任主将，率二十名前锋勇士，偷袭登上城头，此时原先潜入城内的韩润乘城大乱，打开城门，攻克义州。朝鲜守军发现后金军，但为时已晚。后金军入城后，大肆杀戮，义州府尹李莞被杀，判官崔鸣亮自杀，城中朝鲜士兵全部被杀。在攻取义州的当晚，另一支后金军突袭皮岛都司毛文龙所驻守的铁山，明军猝不及防，被*伤杀**无数，毛文龙兵败逃回皮岛。
后金军攻克义州后，阿敏率领大军南下，接连攻克定州、宣川、郭山等地，所到之处，遭到朝鲜军民顽强抵抗。后金军攻克定州后，又攻克安州，至王都平壤。后金军渡过大同江，朝鲜派使臣责问后金兴师的缘故，后金的回答是由于朝鲜援助明廷及毛文龙，等等。后金军兵至黄州，城中逃散，无一人驻兵其地，后金军又进驻平山扎营。当时，平壤城主都堂、总兵官、众官员、兵民皆各自仓皇弃城逃散，阿敏等未遇到任何阻挡，就占领了平壤。
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阿敏派副将刘兴祚率十人往见朝鲜国王李倧，约定每年供献的数额等事。李倧回答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汝国果行大义，当退兵而后议和。”刘兴祚回答说：“事当速决，勿累民”，派遣你的子弟前往议和即可。后金提出的条件是：朝鲜与明朝断绝关系，派王弟李觉入后金为人质，每年进献大批财物。在军事压力下，朝鲜被迫与后金签订了《江都和约》。
后金与朝鲜历经一个月的征战、交涉，于三月三日达成“兄弟之盟”。在江华岛举行盟誓仪式，朝鲜国王李倧亲行焚香天礼以表诚心，由朝鲜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文曰：“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礼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记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
读讫，将誓文焚之于西阶桌子上，李倧回宫。随后双方代表来到誓坛宣读誓词，正式举行会盟仪式，这仪式是按满洲习俗进行的，杀白马、乌牛立誓。
盟誓仪式结束后，朝鲜国王举行宴会，并向后金赠送绸缎、皮张等物。
第二天，阿敏派人回沈阳，向皇太极报告与朝鲜达成议和消息。同时，放纵士兵大肆掠夺三天，沿途又掠夺骚扰不已，给朝鲜人民带来沉痛的苦难。订约后，后金又强迫朝鲜在中江、会宁两地开市，追赠贡物。
《江都和约》的签订与实施，基本上切断了朝鲜与明廷的联系，退守到皮岛的毛文龙缺粮少饷，孤立无援，处境艰难。后金向毛文龙诱降，毛已有降意。袁崇焕得知此事后，天聪三年（1629）七月，以叛国通敌的罪名将毛文龙诛杀，后来，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也投降后金。来自朝鲜的后顾之忧虽然基本上已经解除，但后金仍然不满意《江都和约》所结下的“兄弟之盟”。后金的不满在于如下几点。
一是朝鲜仍坚持以明朝为宗主国，尊奉不改。朝鲜对明朝仍然是臣属关系，而后金与朝鲜仅约为兄弟之邦。后金企图毁约，不再承认朝鲜与明朝的君臣关系，想把朝鲜置于后金直接控制之下。皇太极出兵朝鲜的最终目的，在于迫使朝鲜承认并顺从后金政权，放弃对明朝的尊奉，转而对清朝称臣。
二是在互市问题上，后金要求继中江开市之后，再在会宁开市。朝鲜的“不许开市”，使后金从会宁买进耕牛及绸布的期望落空。朝鲜的限制开市地点及限制贸易商品种类和数量，令后金大为不满。皇太极一再威逼朝鲜，要求扩大贸易。还有，后金出口的主要商品是人参，但朝鲜以不缺人参为由，压低参价，不愿与后金扩大贸易。皇太极指出：“尔国人民，每越境采参畋猎，毫不约束，前已执送三次矣。今又获盗参者十一人，见在拘系。”批驳朝鲜不缺人参之托词。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全面断绝与后金贸易的先兆，难以容忍。
三是岁贡问题。按约定，朝鲜每年春秋两季都得向后金按数纳贡，而皇太极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一再单方面要求增加贡品数量。如据《清太宗实录》卷12记载，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皇太极派人往朝鲜，把岁贡数额改为：“每年金百两、银千两、绵绸千匹，麻布千匹、细布万匹、豹皮百张、獭皮四百张、水牛角百副、龙纹细席一条、花席百条、胡椒一石、腰刀二十口、松萝茶二百包。”皇太极一下子把贡品数额比条约的约定增加了十倍，朝鲜难以做到，只按后金的新定额供给十分之一。皇太极对此勃然大怒，退回朝鲜贡品，把贡使撵回，两国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四是拒不遣返瓦尔喀人，今又不归降汉人，还容纳逃亡朝鲜的女真人。皇太极为此给朝鲜国王李倧写信称：“诱我辽民来归，尔复给粮以稽留之，致不果来。此等行为，与向者助兵于明何异？”
上述四个问题，使皇太极认为，朝鲜仍是后金与明王朝在辽西决战的后顾之忧，第二次出兵攻打朝鲜，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天聪十年（五月后改元为崇德元年）（1636），外藩蒙古十六郡四十九贝勒来朝，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朝鲜不肯推戴，且有违言。于是皇太极决定率兵亲征朝鲜，出兵的理由是，朝鲜“败盟逆命”，“将统大军征之”。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二日，皇太极率满、蒙、汉八旗兵十万出征朝鲜，随征将领有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豪格、杜度等。三日，皇太极命令户部承政马福塔、前锋大臣巴图鲁劳萨率兵三百，伪装成商人，星夜兼程，赶往朝鲜国王所居都城潜伏作为内应。
清大军渡过鸭绿江，一路向汉城推进，朝鲜国内陷入混乱之中。十二月十四日清晨，朝鲜国王李倧派人把宗室后宫送往江华岛避难。朝鲜国王李倧出城后，决定移避江都。由于大雪封山，“御乘跌跌”，还入南汉山城。南汉山城，地势险要，工事坚固，但朝鲜此时已丧失了抵抗清军的能力和信心。从十六至二十九日，清军各支陆续进逼城下，开始围城。
二十九日，皇太极率领大军已到达南汉山城，驻营于西门外。
崇德二年（1637）正月初，皇太极视察南山城防御形势，认为城塘坚决，易守难攻，于是他决定围而不打，逼迫朝鲜国王李倧献城投降，并致书指责朝鲜王“败盟逆命”。
此时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携火炮，到达南汉山城下，清军攻城势力大增，朝鲜君臣看到清军压境，救援无兵，粮草日缺，于是崇德二年（1367）正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倧致皇太极书信求和，表达妥协之意：“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习兵革……岂敢与大国相较哉！……昨年小邦处事昏谬，蒙大国劝教屡矣，犹不自悟，致烦大国之兵。……许其自新，俾得保守宗社，长奉大国。……今皇帝以英武之略，抚定诸国，而新建大号。首揭宽温仁圣四字，将以体天地之道，而恢霸王之业，则如小邦之愿改前愆，自托洪庇者，宜若不在弃绝之中。”
可见，朝鲜国王李倧在此书之中已有屈尊称臣之意。
在清军包围南汉山城的同时，皇太极又命多尔衮造小船往攻江华岛。正月二十三日，清军占领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一人、王子二人、阁老一人、侍郎一人，及宗室文武百官等。二十四日，清军把这个消息告诉朝鲜王和群臣，举朝震惊，号哭不已，朝鲜王李倧看到这种情况，大势已去，表示愿意出城投降，致书称皇太极为帅，朝鲜为小邦，自己为臣。皇太极认为此时与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兵临城下，逼迫朝鲜国王签订了内含“君臣隶属”关系的“父子之盟”。
崇德二年（1637）正月三十日，皇太极举行受降仪式。礼部官员在汉江东岸三田渡地方筑坛，签订子孙世守的城下之盟，其“永定规则”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朝鲜必须“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2）奉大清国之“正朔”。（3）凡清朝圣节、正朝、冬至、元旦及庆节之事，“俱须献礼”。（4）送李朝二子及诸大臣之子入清为人质，“万一有不虞，朕立质子嗣后”。（5）清攻取椴岛（皮岛），朝鲜必须“发鸟枪弓箭手等”，“兵船五十只”，清军还师必须执还。（7）凡清军“以死战俘获之人，尔后毋得以不忍傅送为词”。（8）清“缔结婚介，以固和好”。（9）朝鲜不得擅筑“新旧城垣”。（10）归还朝鲜境内的瓦尔喀人，“不得复与贸易”。（11）朝鲜与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12）朝鲜每年向清进贡一次。
朝鲜王李倧弃兵械，服朝服，献上明国给的敕印，自南汉山城来朝。筑坛，设黄幄，以等待皇太极的到来。届时，皇太极率李倧拜天，行三跪九叩礼。皇太极还坐，李倧率群臣伏地请罪，皇太极优礼待之。
朝鲜与清签订的城下之盟，即“君臣之盟”，条件相当苛刻，内含与明朝断绝一切关系、向清朝称臣、国王把长子及另一个儿子由清军带回盛京作为人质，每年进贡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以及大量各种锦绸布匹，等等。清军撤军途中，沿途掠夺，还时常向朝鲜征兵，一次就征调12500人。皇太极通过这次战争，正式确定了朝鲜与后金（清）的君臣隶属关系。这次“丙子之役”，对后金（清）、朝鲜以及明王朝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后金既控制了朝鲜，又削弱了明朝，为攻取中原扫平了障碍。
三 统一黑龙江流域诸部落
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已经拥有辽东地区、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并且将明朝的*队军**击退到辽河以西地区。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继承汗位，是为清太宗，时年35岁。清太宗为完成父亲的未竟大业，继位后在积极准备力量向辽西明军发起总攻的同时，对尚未统一的黑龙江上游地区采取了主动的攻取政策。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外兴安岭以南和黑龙江两岸，所居住的部落、部族有索伦部、萨哈尔察部、虎尔哈部，按民族区分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这些民族的祖先，大多属于女真族；有的虽然不属于女真，但也世代与女真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皇太极重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他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对这里居民要“善言抚慰”。
清太宗即位后，黑龙江上游的各族面对强盛的后金政权，陆续向后金朝贡。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已有“黑龙江二十六人”携带当地特产到沈阳向清太宗进贡。十一月，有萨哈尔察部落的六十人到沈阳向清太宗朝贡。面对黑龙江上游各族前来朝贡的大好形势，清太宗对这些有着共同祖先的民族，采取不偏重使用*力武**而以招抚为主的方针，制定了“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的政策。清太宗对黑龙江上游各族前来朝贡的各族酋长，一律亲自接见，盛宴款待，善言劝慰，反复讲述彼此之间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对他们的归附予以肯定和赞赏，给予厚重的赏赐。天聪五年（1631）八月，黑龙江中游虎尔哈部托黑克等四名首领“来朝，贡貂、狐、猞猁等皮”。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对黑龙江上游前来朝见的两位屯长喀拜、郭尔敦等人说：“尔地方僻陋鄙野，不知年岁，何如率众来居我国，共沾声教。朕久欲遣人往谕尔部，但国务殷繁，未得暇耳。人君各统其属，理也。尔等本我国所属，载在往籍，惜尔等未之知耳。今尔诸人率先归附，若不遣尔还，留居于此，亦惟朕意。朕知尔等贤，故遣归。”
清太宗的招抚政策，对黑龙江中上游的各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建立隶属关系的部落频繁地前来朝贡，未建立隶属关系的部落也效仿已归属的部落纷纷前往沈阳朝贡。崇德二年（1637），额苏里屯（今俄罗斯境内，位于瑷珲西北）内俄伦扎尔固齐、克纳布鲁答尔汉率领9人到沈阳，他们向清太宗禀告说：“额苏里屯东，约六日程。有从未通我国者三十九屯，今欲来贡，不知纳贡礼仪，求我等同皇上使臣一人至彼，即备方物，随使臣入贡。为此特遣人来，其所献之物，貂狐皮二百有六，貂狐衣服七领。”所谓“六日程”，按一日70里计算，为400里左右。额苏里屯东400里的39屯，应位于黑龙江的北岸，在布列亚河的下游一带。
崇德二年（1639）闰四月，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率领8人首次到沈阳朝贡，贡献马匹与貂皮。同年十月，巴尔达齐率领57人前来贡献貂皮。同年年底，羌图里、阿尔哈等122人前来沈阳向后金朝贡貂皮，受到清太宗的盛大款待。黑龙江中上游的各族头领齐聚沈阳的事实表明，清太宗的招抚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清太宗不是使用*力武**，而是凭借强盛的国力，采用以恩德感化的思想与政策，完成了对黑龙江中上游各部族的统一。至此，清太宗最终完成了对东北全境（除辽西以外）的统一。
然而，只是凭借着强盛国力的招抚政策，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隶属关系还是比较脆弱的”。已经归附的黑龙江中上游各部族，有的未能按期向后金朝贡。例如呼尔哈部自天聪五年（1631）朝贡后，中间有两年没有前来朝贡。直到天聪八年（1634），才有羌图里、麻尔干等部分头目率领六姓67人前来朝贡，贡献貂皮668张。清太宗将羌图里、麻尔干召至中殿，对他们说：“虎尔哈慢不朝贡，将发大兵往征。”于是任命章京霸奇兰萨穆什喀为将领，率领八旗兵2500人出征。同时命令将领要招抚在前，攻略在后，优待俘虏。这次出于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攻击目标是呼尔哈部，进行得颇为顺利。第二年春天，作战的胜利捷报已送到沈阳。捷报称：“征黑龙江，尽克其地，所获人民，全编氓户，携之以归，劳绩懋著。”
自天聪八年（1634）的军事征讨后，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公开脱离后金的统治，清太宗决定对黑龙江进行第二次远征。博穆博果尔作为这一地区各部族的领袖人物，他武艺高强，才能出众，有很大的号召力。在同清军的作战中，他一次就能动员并率领6000名各族联军同清军交战。清太宗深知博穆博果尔势力强大，“虑其势盛不可制”，这才先发制人地发动这次军事行动。
崇德四年（1639）十一月，清太宗任命萨木什喀、索海、叶克书，伊逊等将领，率领大军北征索伦部落。出发前，清太宗告诫将领对“已经归附纳贡之屯”，不得“误行侵扰”。远征军急行军40天，于呼玛儿河分兵各自向目标发起进击。当时，各部族大多站在博穆博果尔一边，势力很强大，其主要兵力集中在雅克萨至铎陈（在黑龙江北，今俄罗斯境内）及乌库尔、多金（在黑龙江南岸）一线。清军经过奋战，攻克雅克萨城。当清军进攻乌库尔城时，博穆博果尔率领6000名各族联军对清军进行阻击，使清军蒙受重大损失，章京雅布喀等多名将领阵亡。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和清军训练有素，清军终于取得了这次远征的胜利，共俘获壮丁2709人，妇女儿童2964人，共计5673人。崇德五年（1640）十二月，清太宗派遣的小分队终于在齐咨台（今俄罗斯赤塔）将博穆博果尔擒获，于次年押解到沈阳。
崇德八年（1643）三月，清太宗第三次派将领阿尔津等人率兵远征黑龙江的呼尔哈部，目的是征讨这一地区尚未归附的部落，进一步完成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统一，巩固以往所取得的成果。五月末，作战胜利的捷报已送抵沈阳，俘获男子1000余人。从捷报中所提到的地名来看，远征军已抵达黑龙江北岸地区，进入了索伦部聚居的地方。远征军七月回到沈阳，八月，清太宗逝世。清太宗在逝世前终于完成了统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大业。
清太宗统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三次军事远征，以大量的事实表明他是在恩威并施思想的指导之下，把*力武**征讨作为必要的手段，以达到招抚的目的。对所征服的地区，仍然以当地的首领为基层官员，负责治理地方，即“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至此，“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远迩诸国，在在臣服”。在清太宗时期，东北地区的疆域和版图，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并且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清太宗统一黑龙江流域后，在这里“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管理民事，征收赋税，把当地居民编入旗籍，称为“新满洲”，成为满洲八旗的组成部分，在后来保卫中国东北边疆的军事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统一察哈尔、蒙古
明代末年，蒙古划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在漠南蒙古的诸部中，以察哈尔部的势力最为强大，“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察哈尔）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总共拥有八大营二十四部。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自称蒙古大汗，“士马强盛，横行汉南”。
林丹汗对周围的其他蒙古部落骚扰不断，诸部深受其苦。在对待后金与明王朝的关系上，林丹汗执意投靠明王朝，在明王朝的庇护下继续统治漠南蒙古各部，敌视后金政权。企图摆脱林丹汗控制的漠南蒙古诸部宁愿归附后金，取得后金的保护，因此，皇太极采取“恩威并用”的“征抚”政策。对于投靠明王朝的察哈尔部林丹汗，皇太极采取*力武**征服方针；对愿意归附的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则采取拉拢、亲善的政策，联合这一部分蒙古诸部，*力武**征服察哈尔部。
后金决心以军事力量征服察哈尔部，不仅因为林丹汗敌视后金政权，也与明王朝大力支持林丹汗政策有关。明王朝为了把察哈尔部作为抵御后金的屏障，同时增加打击后金*队军**的力量，大量增加每年赏赐林丹汗的岁币，并且撤销原来给予漠南东部蒙古诸部的岁币，转赐给林丹汗。林丹汗为此死心塌地与明王朝联合抵御后金。因此，为铲除向关内进军途中的障碍，出兵统一察哈尔已成为皇太极刻不容缓、坚定不移的战略决策。
天聪二年（1628）二月，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苏布地偕同其弟万旦、为征察哈尔，前来向后金求援。喀喇沁部曾向后金致书。大略说：“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天聪皇帝俱知之。我喀喇沁部被其欺凌，夺去妻子牲畜。大国（指后金）如欲发兵，即宜秣马厉兵，至期进发，如不发兵，亦听大国之便。”后来，后金派遣喀喇沁的使臣，两次遭到察哈尔部的截杀。这一年的十月，皇太极率大军亲征察哈尔，占领了西喇木伦河流域。
天聪三年（1629）正月，土谢图（外蒙古喀尔喀之一部）额驸奥巴来朝，皇太极郊迎十里，赐赉优惠。奥巴辞归之时，皇太极又率领贝勒大臣出郊外饯别。皇太极敕令科尔沁、敖汉（皆是西内蒙古）、喀尔喀（外蒙古）、喀喇沁（内蒙古）全部遵守后金国的制度。二月，喀尔喀扎鲁特部来归。皇太极敕谕蒙古各部，大略说：“尔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力同心，共身敌忾，毋有后期。我兵。若征察哈尔，凡管旗贝勒、七十岁以下十三岁，以上俱从征，违者有罚；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台吉各二，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六月，喀喇沁部、土默特部台吉遣使前来朝贡。七月，喀尔喀部台吉遣使前来朝贡，库尔喀部台吉遣使前来朝贡。
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察哈尔，驻军归化，致书明朝大同、阳和、宣府各边城将领，大略说：我统兵至此，询知你们各国每年给察哈尔贡献百余万。与其费此于无用之地，何不如与我修好，自当逊你们为大国，你们亦应当视我在察哈尔之上。于是，与明朝总兵沈棨等人杀白马乌牛，盟誓于张家口。后金*队军**与察哈尔*队军**交战，林丹汗溃败逃遁，先逃到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到青海。
天聪八年（1634）闰八月，林丹汗病死于青海的大草滩，他的妻子高尔土门福金携其为首的诸寨桑（总兵官名）首先朝皇太极于行在，代善及众贝勒劝皇太极纳高尔土门福金为妃，皇太极推辞再三，才予以允许。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派遣贝勒多尔衮、多铎、岳托、豪格等人西征察哈尔部落，后金的*队军**进入河套地区，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领众寨桑（总兵官名）出迎。多尔衮在察哈尔从额哲手里获历代传国玺。自元顺帝被明击败，弃都城携玺逃遁沙漠，后来驾崩于应昌府，传国玺迷失。二百余年过后，有在山岗下牧羊人，见一羊三日不食，只是用蹄子掘地。牧羊人发掘，得到此玺，归于元王朝后裔博硕克图汗。汗国被林丹汗所侵，传国玺归于林丹汗。多尔衮此次从额哲，得传国玺。视玺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察哈尔部灭亡后，原来受其统治的蒙古各部都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领主到盛京赴会，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整个漠南蒙古诸部皆臣服于后金。此后清军入关奔袭，大多取道于内蒙古，同时以蒙古的骑兵为先导。
统一漠南蒙古后，皇太极又积极联络漠北蒙古。16世纪末年，漠北蒙古出现了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集团，又称喀尔喀三部。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派遣使臣前往喀尔喀三部，劝说他们归附。同年，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赍书来朝，贡驼马貂皮等物”。崇德三年（1638），喀尔喀三部“并遣使来朝”，与清朝建立了臣属关系。皇太极规定喀尔喀三部每年各自向清朝贡献“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统一漠南及漠北蒙古各部，不只是消除了来自蒙古的威胁，同时也使蒙古的骑兵从此成为攻击明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在与俄罗斯侵略者的军事斗争中，喀尔喀的*队军**也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