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盖房，说媒上门
作者：马文生
01. 提前下乡
当兵当不上了，只有下乡一条路了，我想晚走不如早走，于是经家人联系，在当年3月回到原籍河北省武强县小范公社河西村插队。我下乡后不久，班里所有留津的同学也全部下乡了，一部分去了黑龙江，一部分去了内蒙古，极个别家庭确有困难的则就近安排在离天津100余里的河北省雄县和固安县。
我回村后先住在堂叔家，堂叔帮我归整行李，他看到上山下乡光荣证，说：“这个可得好好留着，不定什么时候还叫你们回去呢。”我说：“回不去了，中央说了，上山下乡是扎根一辈子，不是一阵子。”堂叔说：“说是那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变了。”我却坚信中央的宣传，不相信堂叔的预见。
乡亲们知道我回村插队都来看我，你一言我一语问这问那，看着一张张憨厚、苍老、黝黑的脸，握着一双双粗糙、有力、僵硬的手，我明显感到了差距。我有些自卑，觉得低人一等，一是因为人家是再教育者，自己是被再教育者，二是因为老爸正受冲击，心中常有一种从“正册”打入“另册”的感觉。心想今后只有一条路，就是规规矩矩听话，老老实实干活，努力向眼前的这些人看齐。
02. 定工分
我下乡那年整十八岁，如果是农村青年即可以算是整劳力，每天挣8分工（农忙时早上也出工，加记2分），可我是个城市中学生，当时被普遍认为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队长为我的工分怎么定动了脑筋，他想了个办法，就是先让我跟全队社员一块儿干活，把我的劳动能力展现给大伙，再按具体表现定工分，这样定高定低都有说辞。
我第一天正式下队干活是到菜地种蒜，菜地上有两口旧式砖井，南面一口井上安着水车，北面一口井上安着辘轳架，队长带着全队社员在南面井旁的菜畦里种蒜，却派我和堂兄到北面井上拧辘轳浇菜畦。堂兄一听就明白了队长的意思，他笑了一下，带着我回村找来了辘轳头和水斗安装在辘轳架上。用辘轳浇地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拧辘轳一个看畦口，拧辘轳费劲儿看畦口轻松，浇两畦一倒换。先是堂兄拧辘轳我看畦口，浇了两畦后我来换他，他一边示范一边讲解教给我动作要领，看着我拧上一两斗水后就去看畦口了。
我开始时动作生疏，过了三五斗就熟练了。年轻人喜欢在人前显示自己的力量，我见队里的社员们都在不远处一边种蒜一边朝我这儿看，便想“显摆”一下，于是尝试着用单手拧辘轳，过了一会儿，单手拧辘轳也“溜乎”了，社员们在远处看了都很惊异，队长更是乐得合不上嘴。
接下来我又干了运坯、送粪、挑水、拉车、架耧、锄地等活计，每次干活时，同队的老农（贫下中农和非贫下中农都有）总是不厌其烦地叨念：“年轻人干活不能惜力气，出力气才能长力气。”我也虔诚地遵循老农们的谆谆教导，干什么活儿都拼尽全力，以求尽快得到回报——获得和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同等的体力和劳动技能。
手上先是磨起了一层层血泡，后来又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脸上先是晒爆了皮，接着也变的黑红黑红。经过一个多月的劳动考察，我被评定为整劳力，和全体成年男社员一样——每天挣8分工。须知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邻村也有两个和我同样情况的天津回乡知青，个头比我一点儿也不低，经过劳动考察才被评为5分，还被社员们笑称为“俩五”。
03. 挖河
1969年麦收前后，我参加了两个月的挖河劳动。挖河劳动主要有两类活儿，一是推车，一是拉坡，当时我们那儿挖河主要用独轮车，架这种车需要技巧，因此一般知识青年参加挖河多是干拉坡活儿，就是手拿一根带铁钩的绳专门等在河坡前，等推车人一到用铁钩钩住小车前梁把车拉上坡顶。我想，既然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就必须把农业技术学全才行，于是坚持与别的社员轮换着推车和拉坡。推独轮车需要一定的平衡技巧，尤其是在挖河工地推独轮车，地软坡陡，行进速度慢，弄不好就要倒车。刚开始掌握不好推车技术，车倒过几次，可两天过后就不再倒了，农村两年我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推独轮车功夫。
河槽挖到一定深度，底部开始出水，这就增加了挖掘难度。公社领队决定安抽水机抽水，因我们村负责的河段挖掘进度最快，抽水点选在我们这儿，这就需要先挖掘一个一米见方、一米来深的凹坑放置抽水管头，村干部派我和另两个青年劳力来挖坑。在水里挖坑速度越快越好，慢了会因水的浸泡冲荡引起土壁坍塌，我们三个人轮流跳下去挖，轮到我下坑挖时，我挥锹如飞，奋力苦干，在坑沿指挥的公社领队干部说：“小伙子真卖力气。”我村一社员对他说：“这是俺村的知识青年。”那个公社干部听了惊异地反问：“他是知识青年！？”。可见我当时不论体貌装束还是劳动能力都和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了。
04. 淘井
“淘井”顾名思义就是把井中的淤积物清理出来，以增加井深增大出水量，1970年我队大田里的一口旧式砖井因使用时间过长淤积物过多须要淘了，
“淘井”选择的季节都是在初春，因为这时候气候干燥井下出水量少，而不利的一面就是天冷水凉，所以下到井底清除淤泥是一项很受罪的活儿，需要年轻体壮的男劳力来承当。队委会经过研究，决定由十名男劳力分五班下井清淤（我即是其中之一），为了激发下井者的干劲儿，队里给每个下井者增记三倍的工分，并在下井前特供一斤捞面和半斤白酒（吃捞面增强体力喝白酒抗寒）。
我和一位姓张的社员分在第三拨下井，下井前半个钟头，我俩来到一对60多岁的老农夫妇家吃“特供面”喝“*供酒特**”。面条已由老妇擀好切毕，见我们进来立即下锅。老汉用一个大铁勺就着灶火熬了半勺黑油，又倒了些粗盐粒在案板上擀烂。面条煮熟后老妇将其捞在两个粗瓷大海碗里，老汉撒上盐末浇上黑油端给我俩一人一碗。我们俩很快吃完了面条，老汉又拿出一瓶白酒叫我们喝。张社员咬开瓶盖喝了两口把瓶子递给我，我生来酒量极小，只抿了一小口。
酒饭用过，我和张社员即到一个离砖井不远的小场屋换装，脱去除了裤衩以外的全部衣服，拿起一条早已预备好的布口袋，把布口袋的两个底角对正摁平形成一个凹窝，把凹窝套在头上，整个口袋就披在背上了，再用一根短绳兜腰系牢，手里握着铁锨，颇有些 “壮士披甲慷慨上阵”的意味。
此时天公也来发难，竟飘起了细碎的雪花，换班时间一到，我和张社员跑步来到井口，脚踩水斗手抓井绳下到井底，两脚一沾水面，凉意传满全身，待在水中站定，更是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为了抗御寒冷，我和张社员赶忙动作起来。我俩快速地用铁锨挖淤泥往水斗里装，装满后再由井上的人拉上去倒掉。水斗子在上升过程中打晃，泥水从斗中泼洒出来，不一会儿我俩身上披的布口袋就湿透了。
我们光着脚下井，挖泥时不能用脚踩铁锨板儿，只能两臂用力把铁锨按入泥中，碰上泥里有砖头还得用手顺着锨板伸下去抓住砖头抠出来。一句话，全是用的胳膊劲儿。半小时过去，两只胳膊就累得又酸又麻又涨，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手上被泥中的砖石磕碰得皮破血出，指甲盖里也塞满了泥沙。但即使这样还不能停下，若停下一个是冷，一个是井水会越渗越多，只有拼命挣扎使出最后一丝力，那“滋味”，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5. 打坯
在我国农村，制作土坯最常见的有两种方法：一种叫脱坯，脱坯需要把制坯的土先和成泥，然后装入脱坯木模中制成土坯。另一种叫打坯，打坯是直接在大田里把土装入特制的打坯木模（木模四框可以拆分），然后用石杵子砸成土坯，打出的坯有一定硬度，可以当下摞成坯架风干。我们老家武强县就时兴打坯，打坯需要两个人一组，大工负责打杵子和摞坯架，小工负责拆拼木模和装土。
我第一次打坯是在1970年春给自己家打的，我家祖上留下的住房早已在1953年的洪水中倒塌，父母因我回乡要给我重盖三间房。要盖房就得先打坯，房三间，坯七千，堂叔计划在村里请九个帮工，加上我一共十个人，用三天时间打15架坯（2人一组，一组一天打一架坯，一架坯500块），几个消息灵通的大工听说有我参加，事先就找好了搭档，到集合时就剩下我和一个姓段的20多岁青年还没有配对，自然就凑成了一组，他不信任地问我：“你打过坯吗？”我说：“打过。”实际上我只是在下乡的第一年春天看过别人打坯。打坯一开始，我学着别人的样儿拆拼木模并装土，动作自然快不了，大工在耳旁一个劲儿催：“快着，快着。”十几分钟后我摸到了门路，速度跟了上来，到当天打坯结束，虽然拉在了最后，也差不了几块坯。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能跟上趟了。
我第二次打坯是给生产队打的，1970年秋队里的牲口棚要维修，队长派我们六个男社员用1天时间打3架坯，但在分组时六个人中只有两个大工，于是我自告奋勇当大工打杵子摞坯架。打杵子要既准确又有力，这样才能把土坯打结实；摞坯架要摞齐稳，否则坯架就会倒塌。摞坯架可摞成七层架、八层架、九层架三种。摞得越高，挨地一层的坯数就越少，因而出的坏坯也就越少（挨地的一层受地气影响不容易风干多出坏坯）。九层架摞得最高但要求大工的技术水平也最高，摞不好就会塌架，七层架虽然最不容易塌架，但出的坏坯最多，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打八层架。
我是初学乍练，觉得还是打七层架较为稳妥，和搭档一商量，他说由我定，于是我们打了一架七层架坯，大概因为我是知青的原因，队长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后来一天我队的社员们下地干活从坯架旁经过，队长不无赞许地说：“那架七层坯是文生打的。”人们的目光一齐向坯架看去，我不知道别人做何评价，在我眼里它像是一座纪念碑。
06. 拒娶
刚下乡那年我十八周岁，在农村人看来已到了娶妻年龄，再加上有个在城里挣钱的老爸，说媒的就找上门来，下乡的第二年我盖上了三间北房，更成了庄户人青睐的对象，说媒的更是踢破了门槛儿，有的一次就介绍两个，声称反正得娶一个。可我觉得自己初来农村，各种劳动技能都不摸门儿，应该把各种农业技术掌握精熟了再说，也就是先立业后成家，所以对说媒者一概拒绝。乡亲们不能理解，都把我看作另类。
有一天下午我和队里的社员们在大田里锄地，田边路上有两个村姑走过，这俩妞儿长得确实挺好，按照天津人的说法就是要盘儿有盘儿，要条儿有条儿。（盘儿指脸盘，条儿指身条。）社员们都停下活计，站直了身子看。那两个村姑低着头从人们的目光中快步走了过去，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社员转过头来对我说：“文生，要是让你从这俩人中挑一个做媳妇，你要哪个？”不等我答话，他就代我答道：“哪个都行。”我不由得一笑，心中说，“也许以后是哪个都行，可现在却是哪个都不行。”
后来中央的政策果然如同堂叔预见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城市知青下乡插队由 “一辈子”变成了“一阵子”，老知青开始经入伍、上学、选调等渠道返城，我也在1970年底当了兵，有人说我早就预见到知青在农村呆不长才不娶媳妇，其实我可没有那么高的预见性，只是想集中精力先学好立身的农技本领而已。
07. 做饭
下乡的第一年我是在堂叔家就伙，第二年我盖好了房，就开始自己起火单过了，一个人又要下地又要做饭，时间可真够紧的。没办法我只好简化程序，没时间发面我就贴死面饼子吃，没时间熬粥我就喝馏锅水。（当时我蒸的死面高粱饼子是令全村人听而生畏的）。我还把一天的时间做了“科学”安排：早晨出工钟一敲响我爬起来先往蒸锅里倒好水，摆好要蒸的干粮，灶前预备下柴禾。然后下地出早工。散了早工回到家赶紧生火热饭，吃过早饭赶紧出上午工。散了上午工又开始热中午饭。吃过中午饭到井上挑两挑水就差不多到了出下午工的时间了，出完下午工晚上回来时间充裕，就和新面蒸新一天的干粮。菜更简单，一年到头就是自家腌制的胡萝卜咸菜。
更恼人的是做饭时遇到反风，我们家乡大多是土坯房，烟道从堂屋灶台穿过内屋炕洞沿着边墙直到屋顶，出口是用砖或坯垒的半尺多高的小烟囱。无风天出烟顺畅，风一大了就把烟往灶口刮。因此许多人家的烟囱上都戳上一块砖，哪面来风就把砖戳在哪面挡风。有时候风向变换不定，有的人家干脆放一个小孩儿在房顶，随时听下面的招呼挪动砖块。
有一天不知为什么，风向老是变来变去，我刚刚爬上房顶摆好了砖头，下来没拉几下风箱，风向就变了，还得爬上房顶重摆，可摆好后不一会儿风向又变了。反风时浓烟熏的我直流眼泪，天气热头上直冒汗，汗水泪水再和蹭在脸上的墙土灶灰一搅和，黑一道子黄一道子成了大花脸，可风向还是变个不停。我一边骂着街一边上窜下跳挪摆砖块，那形象，真可谓是狼狈至极。
作者:马文生，河北省武强县人。1969年自天津市外国语学校下乡到河北省武强县当知青，当过兵，做过当工人，1977年参加高考，转年春进入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春大学毕业到保定地委*党**校任教直至退休。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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