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一种力量在沸腾
1 圣徒
1
幼年的文森特•梵高最喜欢光顾的就是灌木丛生的小树林或是河堤岸。石楠和刺藤丛中鹪鹩用枝叶和苔藓筑成的尖尖小巢，画眉或麻雀搭在山楂树里的小窝，或是黄鹂鸟儿编织的小吊床，往往更能让他兴致盎然。（他已然把鹪鹩和画眉归到“艺术家”之列，在他之后的书信中有所提及。）(1)在离家稍近的地方，他常常会伏在小溪旁的水芹和灯芯草丛中，捕捉水里的甲虫，捕到后便将它们滑进瓶子里。
布拉班特省是骑跨在荷兰和比利时边界的一块巨大贫瘠的沙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大部分还是荒地，到处是橡树和松林，可耕之地寥寥无几。那些黑麦田沿着河流一岸延绵开来，每到夏天，成群的百灵鸟在此安营扎寨，不时地从麦田里飞出来。小河彼岸，一条小路在草地和马铃薯地的围绕下蜿蜒向前，爬上山坡，直达花园的大门口。比文森特小六岁的妹妹伊丽莎白“莱斯”•梵高回忆她哥哥每次经过门口的模样：“步伐敦实，耸肩驼背，深邃的小眼睛上，永远是使劲皱着的眉头。”(2)他会径直走过，完全无视正在玩耍的伊丽莎白以及在两人之间出生的比文森特小两岁的安娜和小四岁的提奥，即使在父母面前也不停留，而他的父母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心思却全都在楼上。到了二楼文森特与提奥的卧室，他会把捕到的虫子从瓶子里倒出来，把这次远行的成果塞进一个裹着内衬的硬纸盒，工工整整地在固定好的标本上用拉丁文注上名字。
文森特的母亲也叫安娜，安娜•卡本特斯。她经常在花园里拾掇她的金盏菊和蔷薇，指挥花匠修整豌豆垅和果树，督促孩子们把分配给他们的农活做完。安娜的丈夫，多鲁斯（特奥多鲁斯的简称）喜欢坐在那儿写他的布道经文。星期天的早上，多鲁斯会身穿黑袍，带着同样着装的家人从前门出发，沿着津德尔特市场南边的小路，穿过另一个沙地村庄的广场，来到荷兰归正教会行使牧师的职责。这个瘦弱矮小的男人，作为神职人员，虽然不至于受到他人数不多的会众敬仰，但在道德上、学识上和经济上却有着一定的权威，在这块以天主教教徒居多的荷兰土地上，维护着新教徒的利益。
津德尔特的大部分农民和比利时边境上的布拉班特人都拥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梵高一家在这艰苦的环境里仍秉持着荷兰的城市文化。家里到处弥漫着书香之气。圣经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大量的现代作品似乎也与之相得益彰。一家人会挤到火炉旁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一起感受着故事里说的没有爱相互支撑，生活会凄凉到何等地步，也会读约翰•大卫•维斯的传奇小说《海角一乐园》，书里讲述了亲密无间的一家人落难到一座热带岛屿上，继而挑战自然、战胜自然的历程。也恰恰是这种想象力促使文森特去探索荒野和溪河，去接受来自博大的自然画卷的馈赠，从而完成对野生物种的收集。同样，文森特对于生活中细小事物的捕捉，也折射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作品的特点，那就是给花木或鞋子虚构出或诡异或怯懦的人物性格。
不管是狄更斯、维斯，还是安徒生，他们都鼓励读者去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这和信奉荷兰当代新教教义的多鲁斯不谋而合。格罗宁根大学神学院认为上帝通过人们的心灵与之对话，人对自然之体验正是与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教会的作用不是一味灌输，而是鼓励和帮助其在道德上对人的启示。在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作品的熏陶下，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与它带来的反宗教影响下，这种主张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对于多鲁斯来说，与其阔步向前，不如原地踏步，维系其“社会栋梁”之角色（引用荷兰语的表达方式，即十九世纪荷兰王国这座摩天大厦的组成部分）。他一面向新教徒中穷困潦倒或疾病缠身的穷苦农民伸出援助之手，一面对达官贵族毕恭毕敬。这位牧师的野心和他的体形一样中规中矩。对他来说，这一生也就如此了，在布拉班特这块穷乡僻壤，任劳任怨地工作一辈子。
多鲁斯子承父业，于1849年接手了津德尔特的神职工作。但实际上，梵高家族一直都认为自己非平庸之辈，就像文森特的嫂子约翰娜“乔”•邦格在回忆录中写到的：他们自认为“在国内外都享有尊贵的地位”。在荷兰，梵高一家在宗教职责和世俗成就上的建树可谓并驾齐驱。多鲁斯的几个哥哥中有两位都在*队军**工作，其中一位叫“扬”的还当上了海军上将，而另外三位哥哥都从了商。亨德里克“海因”•梵高在鹿特丹港市开了一家书店，科内利斯“科尔”•梵高在阿姆斯特丹也经营着一家书店，但他们中运气最好的非文森特“森特”•梵高莫属，海因最后也投奔了他。
“森特叔叔”正赶上中世纪欧洲经济繁荣的好时候，靠卖画发了家。钢板雕刻品与凹版印刷工艺品给他位于海牙的百货公司带来巨大收入，这些艺术品包括历史、宗教、自然风景等主题，有的刻着玲珑可爱的小孩子或动物，任何主题只要能让一间住所看起来熠熠生辉，便都囊括其中。除了有大批的画匠帮他搜罗两个世纪以前荷兰文艺“黄金时期”的fijnschilderij风格（即细致的自然主义风格）的图画，他还会从国外的画廊和学院引进一些作品。他对于图画生意的禀异天赋引起了巴黎的大行家阿道夫•古皮的关注，后者随即邀他入伙。从1861年开始，森特成为了古皮和谢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他不仅在巴黎拥有一处住所，在位于布拉班特的他父亲曾经布道的布雷达小镇郊外还自建了一座宅邸。自此，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都进入稳步上升的阶段。
森特和比他稍小的弟弟多鲁斯，一个是举足轻重的书画商，一个是博爱虔诚的乡村牧师；一个拥有上千张画，一个拥有上帝的话语。完全不搭调的两兄弟却还多了一层妯娌关系。多鲁斯于1851年迎娶了安娜•卡本特斯，而森特早他一年娶了安娜的姐姐科尔内利娅。两家门当户对的社会地位也促成了这两门婚事：安娜和科尔内利娅的父亲威廉在海牙经营着颇具影响力的书籍装帧生意。卡本特斯家的人虔诚且勤奋务实，尤其是妹妹安娜，乔•邦格盛赞她有着“坚不可摧的坚强意志”。然而，这一家人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安娜和科尔内利娅的七个姊妹中有一位患有癫痫病，另外一位无故自杀了，而他们的父亲威廉也在天命之年因“精神疾病”去世。
森特和科尔内利娅膝下无子。多鲁斯和安娜的长子叫文森特，事实上，有两个叫文森特的长子。第一个生下来就夭折了。这个孩子的墓碑让如今到荷兰津德尔特归正教会拜访的人感到迷惑。而另外一个，于次年同日，也就是1853年3月30日出生，并于三十七年后葬于法国。
2
田地里的甲虫、树上的鸟儿、藏在树枝里的鸟巢、书上的故事，都成了梵高家孩子儿时的玩伴。年龄稍小的几个孩子安娜、提奥、莱斯，偶尔会带上威廉明娜，也叫“维尔”，一起在花园里嬉闹。那时候文森特九岁，而最小的科内利斯“科尔”五年后才出生。每年除了几个孩子的生日，最令人兴奋的日子便是圣诞节了，圣诞冷杉树和狄更斯的小说令圣诞节格外神圣。当然这样的节日少不了家庭成员互赠礼物的环节，有时候他们会把一些小素描作为礼物送给对方。文森特的母亲早就让孩子们学习了这项知识阶层必备的技能。晚上熄灯后，沾小提奥的光，文森特还能听到改编的冒险故事。
很快到了上学的年纪。起初，文森特在乡村里的学校上学，但一年后，多鲁斯和安娜把他接了回来，因为担心他受到同龄人的不良影响。接下来的三年，文森特都在家里接受教育，目的是为十一岁寄宿学校的生活做准备。然而不管是泽芬贝亨，还是他两年后转去的布拉班特的另外一个小镇蒂尓堡，都没有给文森特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当然，他的法语、英语和德语都进步不小，也加深了对欧洲文学经典的了解，但是他并没有遇到喜爱的老师，也没有交到朋友。在他之后的回忆里，他写到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泽芬贝亨时，他会“躲到操场的角落里，他们告知有人（我的父亲）在等着我”。而在蒂尓堡留下的唯一纪念就是1867年的一张合影。很容易就能在合影中找到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他阴沉着脸，倔强地伸着脖子，身体与周围的“他们”有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与周围的人越来越格格不入。1868年3月，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学年还未结束时便退学回家了。
不管子女多么顽固任性，父母必须去接纳。在《圣经•新约》的福音书的教义里没有比这点更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在梵高的家庭纪事里能发现，梵高的归来无疑给家人带来了不小的负担。这位顽固倔强的长子一开始就让人头疼——“没有比带文森特更让我应接不暇的了。”他的母亲这样说道。多鲁斯和安娜向往的自由生活又被打破了，这个男孩对父母崇尚的社交礼节极其愚钝，遇到挫败就随意撒脾气。文森特对于鸟巢和昆虫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面对家人时，这种热情会变成激烈的争吵。起初，脾气较好的父亲对于这种粗鲁的行为都是采取宽容保守的态度。可如今这个长着一头红棕色浓发、虎背熊腰的蠢小子常常甩门而去，他到底要做什么？当然，他肯定又去野地里闲逛了。家人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和他的母亲不同，与医生等教区名流喝咖啡这种事情对文森特毫无吸引力，他更痴迷于骤雨暴雪的自然现象和黄昏日落的良辰美景。
就这样，一年多过去了，文森特的生活也应有个全新的开始。显然，他天生不是做牧师的料，但也许能在叔叔从事的行当做点什么。1869年7月，十六岁的文森特离开了津德尔特，只身前往海牙的艺术百货公司，开始了他在古皮和谢公司的学徒生涯。他在一个分公司担任助理，共有两名助理，除了帮助客人包装图画，在画廊里支挂帆布画，还负责记录库存文件。这个工作需要他对当时艺术行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从销售员的角度来解释，也就是既要懂得中世纪“行吟作诗”的浪漫情怀，又要能就埃及的金字塔侃侃而谈；既能辨识腼腆扭捏的林中仙子宁芙，也能够欣赏出自巴比松画派的粗犷的荒野沼林。文森特逐渐对此驾轻就熟。他的妹妹莱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位热衷于大自然的收藏家现在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摹仿大自然”的收藏家。(3)
叔叔所提拔的年轻分公司经理赫尔曼努斯•泰斯提格温文尔雅、仪表堂堂，对自己的文化素养相当自信，这让他很快成为了文森特仰慕的对象。文森特利用仅有的闲暇时光漫步在海牙冰冷古板的街道上，通过阅读浪漫主义诗歌来陶冶情操。同时，从画廊到住所的路上绕个小道便会经过一片*灯区红**。这个已过了青春期的少年会毫无掩饰地时常光顾此地。根据当时流行的价值观，流连于色情场所也许并不体面，但手淫却是精神的堕落。总之，*院妓**能够暂缓精神上的寂寞。学徒生涯已过了一年，家乡也时过境迁。归正教会把多鲁斯一家从津德尔特调到了二十英里以外的另外一个教区。背井离乡以及其他的诸多原因让文森特感到“意志消沉”，他会抽上几口烟斗来缓解情绪（“这种方法非常管用”）。
文森特对于古皮和谢公司的喜爱不亚于*草烟**。他在留存下来的早期书信中提到古皮和谢公司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这些书信也成了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档案。这些书信的收信人正是文森特的弟弟提奥，他当之无愧是这本书中的另一关键人物，因为很多迹象表明，梵高能够在绘画方面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这个人功不可没，然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事实上，提奥保存着接下来十八年里文森特寄来的几千封书信，而文森特只保存了提奥少量的来信，这似乎对两个人的关系有所暗示。这并非说明两人之间是一种单向的情感，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深度的相互依赖。显然，这种依赖源于两人儿时的共处一室和如今对于绘画和阅读共同的痴迷与热爱。与文森特的愤世嫉俗不同，提奥非常勤奋务实。他举止轻柔，体形纤弱，像他父亲一样“心地善良”（莱斯的说法），并且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这一点正是他的哥哥所缺少的。(4)
文森特之所以常常向提奥称赞古皮和谢公司，是因为1873年年初提奥便会追随哥哥来这个公司工作。然而两人却并未能如愿。提奥去了古皮和谢位于布鲁塞尔的分公司，而几个月后，已满二十岁的文森特从海牙被调到了伦敦。他的上司泰斯提格也许认为那个在年初所拍的照片里皱着眉头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并不适合做前台的服务，而在位于伦敦开在泰晤士河沿岸的伦敦分公司，只需要应付一些贸易伙伴。文森特虽然暂时在职业生涯中遇到了挫折，但是他可以利用狄更斯之城的这段时光来扩充他的专业知识。
这个来自以巴黎为代表的欧洲艺术圈的小伙子，在赴新公司任职途中得以在巴黎逗留了几日。在这几日里，他有幸瞻仰了一直崇拜的巴比松画家的第一手作品，尤其是让•弗朗索瓦•米勒的以农夫耕田为代表的清新恬淡的作品，这对文森特毕生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法国健硕憨实的人物形象相比，英国高级维多利亚主义的审美观显得华而不实，毫无生气，这让新来乍到的未来行家十分不适应。文森特越来越觉得，约翰•埃弗里特•密莱司在湖边风景画《寒冷的十月》中所体现的忧伤与哀怨和乔治•亨利•鲍顿在盛装寓言画中所流露出的深沉与凄美才是崇高的美。英国艺术的文学品质象征着一种道德品格，正如狄更斯作品中所宣扬的精神一样。就像作家用墨水笔描绘“画中”的风景一样，密莱司用画笔谱写如画的诗歌。这对姊妹艺术都以情感升华为目的，这和文森特父亲的神学理念观点一致。
初到伦敦的几个月，文森特在书信里提到他经常和一群热情奔放、热爱音乐的德国青年们混在一起，他们住在一所来历不明的房子里。1873年秋，他搬到布里克斯顿近郊的一所住处，又开始变得孤僻内向起来。这位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出于一种不可言状的幻想，试图对新房东厄休拉•卢瓦耶（寡居的教师）和她十几岁的女儿尤金妮亚的仰慕之情深藏在内心深处，就像他曾经的其他美好情感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文森特偶尔写一些情书给曾经在荷兰时喜欢过的一位远房表姐，尽管那位表姐如今已嫁为人妻；他还会尝试性地绘制一些风景写生画寄给泰斯提格十一岁的女儿；他还试图邀请已年满十八的妹妹安娜来伦敦投靠自己，并建议她在这里找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文森特告诉安娜，自己和尤金妮亚早已说好要以兄妹相待，而安娜的到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在情感上得到平衡。与尤金妮亚的这种约定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情感纠葛，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能想到的原因便是尤金妮亚像文森特的初恋一样，早已名花有主。然而不出所料，1874年7月，安娜来到布里克斯顿不久，纸牌屋就坍塌了。
同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几周之后，梵高兄妹二人就搬离了住处。也许是因为雷厉风行的妹妹要求不善言辞又异想天开的哥哥和尤金妮亚一刀两断。在这期间，提奥收到了文森特的一封来信，从信中似乎可以看出，他已经选择了一种更切合实际的发泄*欲情**的方式：“纯洁的灵魂与污浊的身体可以共存。”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背后，是来自一位即将结束多年写作生涯的作家儒勒•米什莱的深深影响。儒勒的作品因对法国大革命的极度狂热而闻名，而他那才华横溢的散文《爱》更让文森特爱不释手，“这是一部启示录，很快就成了我的福音书。”这位精于世故却又能震撼心灵的当代圣人，用极具吸引力的巴黎现代生活方式为这个年轻人诠释了如何获得永恒的女性之爱，而这种生活远比文森特的祖国所歌颂的个人责任精彩得多。文森特所拜读的另外一位作家埃内斯特•勒南的作品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这位修正主义者试图揭露在虚假福音书掩盖下的“真正”耶稣。米什莱宣称，一个崇尚新信仰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所谓的新信仰到底是什么？由于在古皮和谢贸易中心工作，文森特经常接触到一些反映社会疾苦的作品，比如奥诺雷•杜米埃反映巴黎贫苦阶层负重生活的平版印刷，或者古斯塔夫•多雷于1872年出版的描述灰暗惨淡的伦敦反乌托邦的蚀刻版画集。多雷画中的明暗对比让伦敦廉价的房屋笼罩在夸张的阴霾下，而那里恰恰是文森特每天下班后穿过泰晤士河往南的必经之路。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让这位孤独的他乡之客不禁反思资本主义社会重压下沉重残酷的现实生活。然而那毕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离社会主义事业的异军突起还有十年之久，而在这位年轻职员的世界里还没有什么依据让他把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转化成激进的政治观点。在离开布里克斯顿后，他搬到了肯宁顿的一处住所。在离肯宁顿不远的大都会堂基督会进行的一次大型基督教运动深深地吸引了他。传教士查尔斯•司布真激昂澎湃的演讲吸引了成千的听众，他的演讲像一束直透人心的永恒之光，穿过乌烟瘴气的城市上空，普照到每一位聆听者身上。他呼吁复兴文森特所信奉的加尔文主义教义，向人们指明了清晰、确定的救恩信息。
此次布道对文森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只能进行推断，因为1874年8月到1875年5月之间，文森特和家里的往来书信寥寥无几，内容也异常简短，之后他便被调到了古皮和谢位于巴黎的另外一家分公司。那段时间，他经常和安娜争吵（安娜已经在英国谋了份工作），也没少让将书信往来当成家常便饭的父母担忧。他还和伦敦的老板闹了矛盾，而这很可能就是此次人事调动的原因。不过，1875年的夏秋两季，他又恢复了和家人的通信。这次由蒙马特的一间公寓寄出的信里记录了他的新动态。他仍然热衷于收藏米勒的平版画和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的油画，感受这些作品中的崇高情怀，它们唤醒了一种全新的情感。
在他的书信中开始出现圣经诗句和颂歌引文。他还提到了另一位城市复兴主义者欧仁•贝西耶在凯旋门西侧刚刚建好的新哥特式归正教会上所传颂的“伟大的”布道经文。贝西耶像司布真一样，直截了当地从当代的社会疾苦出发，批判性地质疑传统又傲慢的终极视域。文森特此时决定践行一种敬虔的生活方式，这得到了室友亨利•格拉德韦尔的支持。这位室友是古皮和谢公司里比文森特还小的学徒，他对基督教要旨表现出了同样的接受力。然而与这位“可敬的英国人”所建立起的兄弟情谊并不能让文森特满足。他认为还在海牙泰斯提格手下任职的提奥也有必要参与到他的文化革命中。他在信中要求提奥，必须与自己前不久才推荐给他的米什莱和勒南的离经叛道划清界限。同理，海因德里希•海涅的浪漫主义诗歌更是“非常危险的东西”。的确，两人对于艺术的高尚情怀尚且需保持一致，更不要说对于自然的情感。出于对父亲的神学思想的尊重，文森特承认对于自然之情怀并不“等同于宗教信仰”，但是“我认为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于在古皮和谢公司总部的工作，那仅仅是工作而已：“在画廊，我只需应付手头上的活儿即可，那是我们一辈子的工作。我的朋友，我需要尽全力去做吗？”“不，梵高先生，您的态度有问题。作为我们尊敬的股东先生的侄子，您让我失望至极。您工作时着装邋遢，言行举止不适合接待我们的顾客。当您卖画时，那闷闷不乐的表情很容易就 暴露了您对客户品味和审美的嫌弃。如果不是考虑到您叔叔的感受，您早就被辞退了。”这段激烈的言辞引自1876年1月4日，古皮和谢巴黎分公司店长，“但是在最忙碌的销售旺季，您整整缺勤两周，今天才出现，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圣诞节期间的家庭团聚绝对不能成为理由。提前三个月通知您，自1876年4月起，请您另谋出路。”
3
“当一颗苹果熟透了，要让它坠落只需一阵微风吹过”，文森特用这种从没有过的布道口吻对提奥说。显然，他早就意识到自己要被辞退的命运，也许圣诞期间未经允许的探亲只是一次试探。然而苹果还远未成熟。对于这位任职七年却一无所成，渴望得到精神慰藉却无所适从的二十三岁年轻人来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需要一份新工作。接下来的十三个月贫穷而迷茫。起初，因为文森特已经适应了英国的生活，习惯了充当提奥与格拉德韦尔的兄长的角色，他便申请了泰晤士河对面的一份助教的工作，开始在泰晤士河南岸最东边的拉姆斯盖特的一所男子寄宿学校就职。
然而，他发现这所学校又小又破，经营这所学校的是一个经常克扣教师工资的反复无常的吝啬鬼。两个月后，这所学校就迁到了伦敦西部的艾尔沃思。转眼到了1876年7月，文森特设法转到了艾尔沃思的另外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牧师托马斯•斯莱德-琼斯，他在克扣工资方面不比上一位雇主心慈手软，但至少他认可文森特对宗教的虔诚。然而同年圣诞，文森特归乡探亲时，多鲁斯和安娜又企图替他另作安排。考虑到文森特在书信中表现出对宗教的过分着迷——他甚至还提过想去南美洲传教，父母二人强行在多德雷赫特的一家书店为他谋了一份差事。这份不合心意的工作只让他坚持了不到五个月。五个月后，他果断地将宗教热情付诸实践。
这段坎坷的经历对文森特产生了致命的打击。先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个性让他丢掉了铁饭碗——对于自己的个性他又能奈何？在学校任职期间，几周之后，他和提奥分享了引自圣经原文的祷告，不要做“贻羞之子”。(5)然而，时隔八个月后，在多德雷赫特的书店任职时，“所经历的一切失败”继续像“洪水猛兽”一样侵蚀着他。在这一时期，文森特过度地依赖两个习惯来疗伤——散步和写作。比如6月，文森特就职的男子寄宿学校从拉姆斯盖特搬离后，他两天内在伦敦步行七十英里。凌晨三点半，他游走在乡间的池塘边，那时“鸟儿正迎着晨曦歌唱，我继续前行，恰是散步的好时光”。同样，在伦敦逗留期间，他在寄给父母的书信中也展现了文学功底。他用旅途中的金色黄昏和拂晓时分的晨曦来类比内心中最真实的感情：“然而，我更欣赏我们分离时的灰色时光。”
他还写了一些关于伦敦的文字，偶尔会附上描绘伦敦建筑的线条生硬的轮廓图，然而与后者相比，前者要美多了。在秋雾弥漫的夜晚，夕阳的余辉渐渐退去，伦敦郊区零散的村庄里路灯初上时那“独特的美”；又或是在某个夜晚，堤坝上来往的火车发出红色的灯光，马儿在山坡下的灌木丛中低头吃草——在这些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梵高的另一面，这一面既非天生性情，又未经后天雕磨。但总体来说，在那段时期，散步和写作是最重要的两件事。
文森特的宗教情感源于他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周围发生的不幸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种审美的诉求。提奥生病和其在爱情上的挫折让文森特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祷告和经文。亨利•格拉德韦尔的家族安葬他在事故中去世的姐姐，多鲁斯提到的一位老津德尔特教徒的离世，无不促使文森特采取更极端的行动——文森特用徒步去参加这些受难者葬礼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同情。由于在返乡途中要徒步穿过野草丛生的荒野，因而他会错过和死者的道别，然而这显然并不重要。死者的家人“悲痛欲绝……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其中”。格拉德韦尔一家也一样，“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句话引自《传道书》，而下一句经文是：“忧愁强如喜笑”。烦恼让我们更接近事物的本质，本质即真理，它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圣保罗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6)成为了文森特新的座右铭，被他刻在了挂在他房间墙上的每一幅油画上。
有人说他古怪，也有人说他敬虔。牧师斯莱德-琼斯显然更倾向于后者，1876年10月，他让这位年轻的荷兰人在理士满卫理公会的一次*会集**上用英文进行了一场几近癫狂的布道演讲。部分演讲内容受两年前皇家艺术学院所展出的一件绘画作品的启发——乔治•鲍顿的《一路顺风》。这是一部温柔的史诗般的古装戏剧场景，一位身着黑衣的朝圣者在通往永恒之城的漫长而艰苦的朝圣之路上，遇到了一位天使般的女子。不管它象征着多么美好的梦想，文森特的父亲并不能体会。同年圣诞，这位长子对宗教所表现出的忧郁之情让多鲁斯非常担忧，他试图安排文森特到多德雷赫特重启商业生涯。然而，这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这份对文森特来说毫无吸引力的工作，给予了他大量的时间来思考未来的方向。
4
如果文森特并非像叔叔一样善于经商，那么也许——无论他的父亲怎么想——他注定会追随父亲的脚步。在二十四岁这样的年纪，仅仅凭借当前对宗教的精神寄托，便想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这会不会太晚了？文森特的一腔热情扭转了整个家庭的想法，使他们支持自己这个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的新计划。最终，梵高一家决定让他先投奔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时任海军上将的叔叔扬，在那里准备神职人员的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资格考试，他才能够选修大学里的神学课程。总之，大概要六年的时间，他才能任职。于是，1877年5月起，在一位犹太学者的监督下，文森特重新拾起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和代数等这些在他十五岁时从蒂尔堡辍学而荒废的学业。
他想成为怎样的一位牧师？多鲁斯察觉到他的这位长子完全没有冷静的头脑，也缺乏生活的乐趣。而文森特却非常羡慕——事实上是嫉妒——父亲坚守信仰的耐力。“父亲能够坚守神职，坚持诵经，探望疾苦，一遍遍地抄写布道经文，他坚持行善，从不放弃”，他在写给提奥的信中说道。也许文森特可以为这个备受尊重的牧师家庭的荣耀再添一笔。十九世纪的归正教会在荷兰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宗教少数派。归正教会的领导者充当着广义上的学者身份——他们不仅是宗教传道者，还是诗人、批评家，以及各行各业的评论员，他们形成一种极具凝聚力的文化景象，这和法国完全不同，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历来势如水火。在阿姆斯特丹的这段时期，文森特最崇拜的布道者是牧师以利沙•劳瑞劳德。他像文学家，善于通过朴实的乡村景象把自然、艺术和宗教融为一体。“他的画朴实自然”，文森特写道，“又是如此高贵宏伟的艺术品”。
“朴实自然”地用钢笔画画的方法——去年在伦敦他已经尝试过——继续吸引着这位初学者。就任海军上将的叔叔在阿姆斯特丹的港口有一处住所，清晨的景色在那里一览无余，这为文森特练习绘画技巧提供了绝佳的视角：“院子里的地面和成堆的木头都湿漉漉的，破晓的朝阳使倒映在水坑里的天空变成了金黄色。凌晨5点左右，你能看到成百名工人的小黑影成扇形散开。”画面中出现的工人的“身影”意味深长。当然，谈到绘画，就不得不谈到艺术家们所应追求的一种崇高目的——这种崇高目的的代表人物应是米勒或约瑟夫•伊斯拉埃尔斯和马泰斯•马里斯等既深刻又充满诗意的色调和谐派荷兰画家。文森特另外一位住在这里的叔叔科尔•梵高在莱兹购物街经营着一家书店。他指着法国学院派雕刻家让•莱昂•热罗姆的一尊光滑的裸体雕像，嘲弄这位自命不凡的信徒：美吗？不美？不美！“我说过我宁愿看约瑟夫或米勒笔下丑陋的女人。”唉，这样一个女人算什么，对吧？“我说过我更喜爱要么丑一点，要么老一点，要么贫穷或不如意的女人，我宁愿和这样的女人有瓜葛，她们经历过生活的洗礼，犯过错误，有过伤心往事，因而变得有思想有灵魂。”
当他写信给在二十英里外海牙的古皮和谢公司任职的提奥时——此时提奥的仕途正动荡不定，而文森特这边，布道练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提到“上帝是存在的，他在我们父母的身边，也留意着我们。我确定他赋予我们一种使命，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完全属于自己”。这段话写于1877年5月30日。转眼到了1878年4月3日，他在信中又提到了类似的决议：“我必须成为一名合格的牧师……也许这段漫长的准备对我来说是件好事。”然而，现实却是令人绝望的，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他所做的尝试完全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之前在书信中提到过，“这繁重的课业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对它完全没有兴趣。”纵使付诸悬梁刺股般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文森特根本记不住这些刻板的语言和代数。学习情况的季度评估结果证明，他成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人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会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然后就会越来越迷茫。”他在12月的信中坦言。4月的信寄出一个月后，他便彻底放弃了。
他不适合做正统的神职人员为上帝服务。学术与他无关。他最偏爱的精神启示录，托马斯•厄•肯培的《效法基督》一书中说过：“停止对知识的贪婪，那其中有太多的干扰和欺骗……我对阅读和听讲许许多多的事感到疲惫：您，噢，主啊，是我拥有的一切，是我仰望的所有。”(7)这段十五世纪的荷兰箴言，对文森特来说非常有说服力，而恰好位于阿姆斯特丹的一所法国教会正准备付诸实践。（他喜欢做一名游走于会众和宗派之间的普世传道人。）这所法国教会关注工人阶级的疾苦生活，愿意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通过传播福音来实现对他们的救赎。世俗的艰辛与关爱，神圣的爱与慰藉——显然，这便是文森特宗教信仰的核心。何必还要多此一举？他不想再为成为神职人员继续煎熬，只希望简简单单地做一位淳朴人民的教导者，一位穷人的传教士。他可以做一位教义老师——就像耶稣引用的比喻里那个为人所熟知的形象：一位圣言“撒种之人”。
正如其父亲所料，文森特不适合做神职人员。但这条新出路却让多鲁斯和安娜更加头疼，因为这代表了社会地位的降级。传教士无论在哪儿都不过是一个收入甚微、无足轻重的职位。因此，1878年7月，当这个让家人头疼的二十五岁长子从阿姆斯特丹回乡后（这时梵高一家已搬到布拉班特的埃腾村），多鲁斯四处奔波，寻找能帮助儿子成为正式牧师的学院。无论文森特多么期望能简单直接地从事这份工作，现实是他必须做一些准备和训练。最终父亲在布鲁塞尔为他找到了一所非常小的福音学校。然而，同年秋天，他又一次证明了与学术教诲的格格不入。他对神学课程厌恶透顶，他的一位同学回忆一次拉丁语课上的对话：“梵高，这是与格还是宾格？”“哼，老师，我根本不在乎！”(8)三个月后，学校不再接受文森特：事实证明他没有学习的能力。
他非常绝望，绝望至极。他又像以前一样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并开始自虐。他不吃东西，睡到地板上，并且拒绝父亲的经济援助。同时，1878年11月刚刚来看望过他的提奥——这位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刚刚被调到古皮和谢公司的巴黎分公司——收到了来自文森特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提到了布鲁塞尔工人阶级住宅区的傍晚——“浑身脏兮兮的”街道清洁工推着小车回到污泥处理厂旁边的库房；他们疲惫的牢骚声让他想起“某一幅铜版画”，画中一匹奄奄一息的老马正在“难以名状的孤独中”死去；“我愿意和这些清洁工说说话，只要他们愿意来这长凳上坐一会……你看，当看到万物的结局和事物的极限时，我们就会想到上帝，我经常为此感到震撼，这太神奇了。”
然后，文森特谈到了布鲁塞尔的画廊之行，这无疑是两兄弟的共同话题。接着，他还在信中插入了一小幅工人咖啡馆的素描，评论道：
我真的应该着手把我所见到的许多事物画下来，但是鉴于我的现实水平有限，并且这会妨碍我正常的工作，最好还是不要去做了。
另外，文森特还提到他在“一本地理书”上看到的内容：在布鲁塞尔的西南部，也就是比利时和法国的交界处，住着博里纳日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开采煤矿”。博里纳日人的地下工作危险而艰辛，对他们来说“白天几乎不存在”，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怀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并且“将自己托付给上帝”。博里纳日成为了文森特新的目的地。“我应该到那里去传播福音。”
5
这块土地“风景如画，一切事物保持着原始风貌，一切是那样的生动鲜活”。欧洲大陆这块最辽阔的蒙斯矿区符合文森特对审美的期望。他认为这里到处可见的矿井口、矿渣堆、成群的矮茅舍和脏乱不堪的田地一定能让马泰斯•马里斯画出一幅“美作”。文森特告诉提奥，他会“画个草图让你感受一下这里”。就像阿姆斯特丹港口一样，成群的“小黑影”使这里的画面栩栩如生。这些小黑影的目的地是深邃的地下矿层，乘着让人头晕目眩的升降车可直至地下七百英里的狭窄矿区，那里是一幅宏伟华丽的背景图。“抬头望去，井口的日光和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大。”下降时的恐惧久久不能退去，但“这情有可原”，文森特解释道。不过“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必须接受这份危险却收入微薄的工作，为我们提供“生活中最重要的矿物质”。在瓦姆的矿井区，也就是他现在居住的地方，一位从工人中升上来的“智商超群”的包工头，使尽浑身解数舒缓了工人们的*工罢**情绪。（实际上，博里纳日是十九世纪工人阶层激进运动的根据地。）
对于文森特来说，他更乐意在这里充当一位新教的世俗传道人和孩童们的要理问答老师。1878年12月他心血来潮地来到此地，如今已经过去六个月了。从荷兰语（或者佛兰芒语）到法语区，他不断向身负重压的博里纳日人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是如此的“愚昧而无知”，却又那么“精明”且“勇敢”。他探望病人，照顾他们，和他们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879年4月17日，他把描绘矿区的信件寄出去的第二天，附近的一处矿井就爆炸了，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文森特对此次灾难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不辞劳苦地照顾伤者。他的房东太太对此并不理解：为何先生把特意给他送去的亚麻被褥撕破来给伤者包扎？“噢，埃丝特，好撒玛利亚人做了更多好事！为何不以众人所赞美的圣经故事为典范，来帮助身边的人呢？”(9)在阿姆斯特丹期间，文森特向提奥提到过可能存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灵体验，那体验超越宗教和艺术之上——那是每一次用希腊语说出“就是它了！”的时候所喻指的“它”。如今，献身于这崇高而伟大的黑色天堂，帮助这些无助的人，他更加坚定了这种体验的存在。
伤者犹在，他何需这一席床被或一块肥皂，又岂敢独享这一顿美餐或一间房舍？（他从埃丝特•德尼的农舍搬到了一间窝棚里。）同样，又何需任何华丽的装饰？
如果说每个教会的领袖都应该具备必不可少的演说才能，又有援助伤病的慈悲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够为他们放弃夜晚的休息，甚至不惜为他们撕破自己的衣服和被褥，照此说来梵高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布道者。(10)
这是六个月后宗教委员会的意见。但是比利时新教教会联合会不需要圣人。文森特不得不重新谋求新的出路。在此期间，提奥短暂地来探望过他。文森特在1879年8月11日的信中提到了此事。你必须改变你的现状，提奥在和他散步的时候对他说。你现在前途渺茫，这让父母很苦恼。（德尼夫人向文森特的父母写信告知了他们文森特目前忧虑而窘迫的生活状态。）从事一个正经职业，平版印刷、木工或是烘焙，什么都行。我恳求你回到现实世界。
文森特在信中表示极度悲痛。他承认自己无法承受一直以来给家人造成的“争吵、苦恼和悲伤”，他承认自己可能迷失了，甚至暗示自己留在博里纳日，纯粹是因为不想让家人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累赘。可是，他怎么能回埃腾呢？“我真的害怕回到那里。”没隔多久，他还是回去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回到布拉班特后，他和多鲁斯大吵了一架，多鲁斯企图像提奥一样规劝文森特，但最终变成了对长子的咒骂，这让文森特久久不能释怀。
他又一次选择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职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矿井区的另外一个村庄担任一位传教士的助理。他到底帮助这位弗朗克先生处理什么工作，不得而知。实际上，1879年和1880年交替之际，关于他在做什么并没有记载。在此期间，他没有写信给提奥，而他有没有接受多鲁斯寄给他用来维持生计的生活费也不得而知。也许他投入到了绘画中，年初他表达过对绘画的渴望。（几乎所有博里纳日期间的绘画作品和寄到家里的书信都丢失了。）然而，不管是绘画还是书信，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必要呢？
从之后的书信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在读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悲剧——无疑其中包括《李尔王》。无意间（或是有意？）这部戏剧成为了他的脚本。这位荒诞的流浪汉常常令博里纳日人露出惊愕的目光——他有时赤裸着脚走路，有时在茅舍里自言自语，有时为毛毛虫的安全表示担忧，有时衣不裹体地在暴雨天中出行（从而可以见证“上帝的伟大”）(11)——这是在演绎《李尔王》中“可怜的汤姆”，被嘲笑像乡下疯子的哈姆雷特，或者是《效仿基督》里的基督。“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的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他不仅将这句台词牢记于心，并且将它付诸行动。(12)
他之后回忆在此期间做的第二件事，的确很好地诠释了这句台词。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工作需要），他徒步八十英里——之后又徒步造访了埃腾的老家，在埃腾逗留期间，他绝望至极的父亲试图宣布儿子精神失常，却没有成功——来到加莱海峡省的库里耶尔，这是文森特在古皮和谢工作期间所仰慕的画家朱尔•布雷东的家乡。文森特生动地演绎了一位满脚水泡的流浪汉在画室外来回徘徊却不敢敲门的画面。返回黑色之地需要三个晚上，他一晚蜷缩在雾气迷蒙的废弃车厢里，一晚睡在杂木堆里，还有一晚睡在被雨水浸湿的草堆里。画面中的这个人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他仿佛是逃窜的老鼠，栖息的小鸟，是那个隐喻中的“它”。
(1) 参见梵高写给安乐•凡•拉帕德的信，尼厄嫩，1885年8月8—15日，编号第526封。本书中的信件均引自利奥•扬森（Leo Jansen），汉斯•卢伊特詹（Hans Luitjen）与尼恩可•巴克（Nienke Bakker）共同编辑出版的《文森特•梵高：完整书信集》（Yincent van Gogh：The Complete Letters，伦敦：泰晤士与哈德森出版社，2009）。以下对信件来源不逐一做出注释。——编者注
(2) 伊丽莎白•休伯塔•迪凯纳（Elisabeth Huberta Du Quesne）的《梵高：梵高回忆录》，凯瑟琳•S•德雷尔（Katherine S. Dreier）译（波士顿：米夫林集团，1913），第4页。——作者注，下同
(3) 迪凯纳的《梵高：梵高回忆录》，第一章，注释。
(4) 迪凯纳的《梵高：梵高回忆录》，第19页。
(5) 贻羞之子（disgraceful son），引自《圣经•箴言》10：5，与“智慧之子”对立。——编者注
(6) 引自《圣经•哥林多后书》6：10。——编者注
(7) 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à Kempis）的《效法基督》，乔治•斯坦诺普（George Stanhope）译（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893），第5页。
(8) 文森特•威廉•梵高《博里纳日与埃腾时期的文森特：艺术家的诞生》，（阿姆斯特丹：文森特梵高国际博物馆，1977年），第13页。
(9) 引自路易•皮拉德（Louis Piérard）的《梵高的悲惨生活》修订版（巴黎：科雷亚版，1939），见于梵高的书信。http：//www.webexhibits.org/vangogh/letter/8/etc-143a.html.
(10) 引自路易•皮拉德（Louis Piérard）的《梵高的悲惨生活》修订版（巴黎：科雷亚版，1939），见于梵高的书信。http：//www.webexhibits.org/vangogh/letter/8/etc-143a.html.
(11) 引自路易•皮拉德的《梵高的悲惨生活》，修订版（巴黎：科雷亚版，1939），见于梵高的书信。
(12)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Ⅱ回，第4场景，第263—4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