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9日，烟台市芝罘区一起“未成年人性侵案”，由受害人李星星报案，揭起了鲍某明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的大案。
2016年初，刚满14岁的李星星在百度上查询“*体下**疼痛的原因”，弹出一个医生诊疗的对话框，李星星告诉医生发痛的起因。“你被*暴强**了。”然后李星星听从医生的指导，报警了。
以下是来自李星星及其母亲一方的有关说明，让我们来看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5年4月份，李星星的母亲通过网友介绍，与鲍某明相互认识了。鲍某明先是说，一直都想有个孩子，过不久，他又说希望和自己母女“组成家庭”。半年的时间，鲍某明彻底取得了李星星母女的信任。他的关怀倍至，以及律师、名校毕业生的身份，让李星星的母亲相信，鲍某明“可靠”，他的学问高，如果把女儿交给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带在身边要强。
2015年11月，鲍某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李星星，到北京上学。2016年，鲍某明出任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2018年又兼任国内另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独立董事。
在李星星的眼里，“父亲”鲍某明不让她出门，随时收走她的手机，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不许她哭，也不许她问为什么。李星星给记者看了一些照片，照片上，鲍某明脱了衣服正在粘胶带，准备给她使用的成人*用品性**，还有一些床单，有的沾血，有的被踹烂。
李星星没有隐私。上厕所，鲍某明不允许她关门。他随时会登陆李星星的微信、QQ。鲍某明还在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李星星在家做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里查看。
他反复纠正李星星说话的方式，不准说难受、痛苦，要说“伤心”，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说“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
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很正常”“说出去你就不干净”“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这一套话，鲍某明就像“背书”一样，只要说了上一句，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烟台自杀，被他人救下，送警。当时的她，仍旧未成年。鲍某明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该派出所进行笔录。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
4月9号，鲍某明被放回家了。几天后，警方告诉她，找不到电视里的“儿童色情片”，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李星星说自己知道在哪里，去指给警察看。她和妈妈去了派出所，对方却告诉她，电脑已经不在派出所里了。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对方没有给她。她要求再次报警，该派出所没有接受。直到4月中下旬，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李星星，叫她去领《撤案决定书》。李星星拒绝。但这份《撤案决定书》，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时，还是给到了她的手上。
6月份，警方再无回音，李星星不想活了。她跑去派出所门口闹，民警叫她去找鲍某明。李星星原本害怕，不敢去，但“想到自己可能马上就死了”，心一横，一个人跑去找鲍某明。她想叫鲍某明承认错误，“为什么伤害我那么多，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在鲍某明的家里，他们厮打起来。两人又被带到了芝罘区该派出所。这件事的结果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鲍某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书中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从派出所出来后不久，李星星跳进了黄海。她又被人捞了起来。
“撤案没有道理”，她们希望再次立案。终于在8月份的时候，她们找到了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李律师。李律师听了李星星的讲述之后，跟烟台市芝罘区办案的派出所进行了联系沟通，“确认基本属实的情况下，我们才决定去代理这个案件。”
9月6日，李律师和同事一起去到烟台，先后辗转多个部门，向检察院*访信**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和一份《立案申请书》。终于，10月9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决定立案侦查。”这份盖有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印章的《立案告知书》上如此写道。
小编与广大网友一样，在关注这个案子，也希望事情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让坏人得到严惩，让受伤害的孩子受到保护，也避免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受到伤害。
（文中对象为化名）
本文参考了网络多篇报道，尤其是参考了《南风窗》记者陈舟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