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与婚姻是从原始社会即已形成的经济组织单位与人身团体，而生育作为家庭的核心则承担着繁衍与代际延续的作用。家庭与生育的人身与经济双重属性就决定了其发展取决于经济又独立于经济，既受到竞争与效率的约束和制约又有人生情感超越工具与手段的绝对价值。在家庭衰微与生育危机的当下，如何从理性人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选择与行为模式出发，因势利导激发家庭与生育制度存续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是转型和变革的关键。本文主要分析家庭与婚姻的二重性和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性困境来剖析家庭、生育危机与效率竞争的矛盾。
关键词： 家庭与生育 效率与竞争 市场经济 边际效用 决策机制
全球范围内的低生育和老龄化趋势，给世界经济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另外离婚、出轨、不婚、丁克家庭的增加，使人们对家庭这个人类爱的容器与世界传统基本经济单位的没落感到担忧。家庭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长期作为极有效率与竞争力的经济组织单位在现代社会的没落并非偶发现象，从研究广大范围内理性人的行为与选择出发，这种客观现象的发生则是基于理性人对家庭与生育所能带来的风险与收益、成本与收益作出评估与预期后权衡取舍的结果。
一、市场经济下企业对家庭的外部竞争与家庭功能市场化
农耕时代，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家庭是组织计划生产的最重要主体，受一整套传统礼教与家庭制度的支配，中国古代家庭分工要比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更精细，内部协作效率更高。洗衣、做饭、耕田、生育、教育、打猎、防卫等一系列工作都有明确的分工，古代家庭的规模也要比今天更大。家庭、家族、宗族为单位聚集而居，协作生产，古代家庭的决策机制主要是家长负责制，具有严格的纪律性。①
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家庭的效率比古代要更高，但家庭在经济生产中的中心地位却迅速被自由市场所取代。今天企业是各国财富创造的主体，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宗族逐渐走向解体，传统宗族大多化整为零，家庭的内部分工与计划逐渐被瓦解，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到市场中就业创业。许多家庭的孩子抚育、教育、做饭、卫生等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外包给了保姆、幼教与企业，家务劳动逐渐市场化。当女性在工作中获得的边际效用超过了生育的边际效用，家庭的生育率自然就会下降，所以生育率下降的其中一个外部原因是市场和企业对家庭构成竞争，市场对家庭的许多功能已经可以做到补充与替代，在市场经济中传统家庭的许多功能可以通过货币来购买，实现商品化。家庭已不再如以前具有极强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人们的选择项目越多家庭便不再必须，变成选项的一种。
二、市场经济下家庭与企业相比的效率缺陷
家庭正在被竞争所改变，在与企业、自由市场竞争资源时显得效率不足，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曾提出家庭配置资源的最优模型———戴蒙德模型，即只有在代际交叠的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例如家庭中只有一笔储蓄，这笔资金用于父亲企业投资、孩子出国留学、母亲安排家庭旅游，哪个是最优选？答案是这笔储蓄需要在夫妻及多代人中以无差别曲线进行有效配置。戴蒙德模型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完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人的预期可以超过个人生命的长度，家庭跨代际配置资源才是最优效率的选择。②但是在婚姻制度下，即使离婚，亲子关系不会发生改变，父母依然需要承担对孩子的抚养义务，所以家庭的资金配置效率天然不及企业与市场机制。
从决策机制来看，家庭决策机制的低效也是家庭相较于其他经济单位效率低下的原因。一般来说决策机制有两种：古代家长制决策、公共决策。家庭与政府一样，其资源配置方式大多为计划方式，理论上家庭应该采取公共决策方式更有效率，即越民主越有效，全体一致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亚当·斯密指出：同情心随着人际关系的疏离而衰减。③公共决策中参与者众多且多为陌生人，所以公共选择以自利为假设是合理的，其决策也是有效的。如果家庭规模足够大，以自利为原则的公共决策，也可能多为有效。但是现在家庭规模较小，有些只有夫妻二人或一家三口，利益*绑捆**、情感融洽，决策权交给更优秀更有责任感的个人，未必比民主决策效率低。现实中“家家有本难念经”家庭内部理不清的矛盾可以让决策难上加难，长久这种家庭很可能被淘汰。
三、生育率降低的内生性原因与贫困陷阱
从家庭婚姻的核心“生育”来说，在当下子女已不再是以前传统所代表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一本万利的投资品，其耐用消费品属性所带来的效用也在社会压力加大，节奏加快，工作忙碌，人们闲暇时间减少的形势下边际递减。如今中国乃至全球生育率都在下滑，近几十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生育率不可避免的下降，经济萧条，生育率也下降，开放二胎三胎后生育率，趋势也没有真正变化。随着经济增长，家庭尤其是女性收入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随之上升，同时受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支配，家庭尤其是女性会主动减少生育数量，转而提高生育质量；又或经济周期波动或外溢性风险造成的衰退，生育成本增加，生育率下降，这两种生育率下降是正常且客观的现象。在自由市场中经济持续增长，同时生育率下降，人口质量提高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效用才是生育行为的最终目的，而不是生育数量。生育的边际效用不仅来自于生育的数量，还有质量。在如今生育技术条件下，生育的边际效应随数量增加而快速递减，而提高养育质量则可以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和满足感，如果生育技术提高且生育成本下降，女性可能会增加生育数量。
前者所阐述的是在经济增长形势下，市场经济所导致生育率降低的客观与内生原因。那么在人为制造的经济危机或衰退，如错误的土地制度导致房价暴涨，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低效的福利政策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这可能导致危险的“生育陷阱”——生育率和生育质量同时下降，此时家庭既不敢多生，也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这种家庭可能走向一条衰败没落之路。家庭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社会老龄化加剧；人口素质难以提升，家庭养育负担沉重，未富先老，家庭破裂甚至消失。考虑长期投资风险，这种家庭会降低对未来的投资，尤其是对孩子教育的投资，父母会认为在危机与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子女成年后的收入会小于未成年时的成本支出而投资失败，由此家庭经济效率进一步降低，陷入“贫困陷阱”。
家庭与生育既有人生情感价值属性，也有经济效率价值属性。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家庭的许多功能可以被市场企业所替代，人们的选择变多，家庭的不可替代性与稀缺性逐渐减少，替代成本逐渐降低。作为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当今一直存在的经济组织单位——家庭，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其效率与竞争力，增加其替代成本与内生活力，使理性人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后因势利导是家庭与生育这种亲情与爱情承载体在全球范围内的低生育和老龄化趋势下存续和发展的方向。
①《乡土中国》费孝通，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经济学原理》格里高利·曼昆，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