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隔离、救治、研制疫苗，这些疫情出现时的应对措施，其实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形成。
翻阅中国各朝代官方和民间的防治瘟疫的史料，《三千年疫情》、《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等，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华民族三千年防治瘟疫的历程，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正邪相争的历史。
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湖南博物馆藏。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而每次正邪之战，最后总是人类可以躲过毁灭性的灾难，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图为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壁画《乡傩图》，反映汉代驱除毒虫避疫的观念。
一、接痘免疫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
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第一本瘟疫病专著。
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
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二、官方组织抗疫
古代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
宋朝期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三、设隔离病坊阻传播
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
可见，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秦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一套疫情检查和患者隔离措施，《云梦书简》中说到疫情申报制度，乡里有了疑似病例，典甲，也就是乡长，有责任调查、报告，然后上面派医生来检查，如果落实，即行治疗，并采取隔离措施。
平帝元始二年夏天，青州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在疫情严重的地区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房，集中治疗，以防扩散，切断传染源。
*队军**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
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于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
四、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五、设边境检疫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
湖北出土*物文**《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
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
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
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
1688年，俄国是最早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六、饮食卫生与个人清洁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会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
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
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
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七、药物预防消毒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相当的重视。
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
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
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
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八、普及知识加强教育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
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
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
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中医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了接种人痘的详细理论和方法，此书传到日本后对人痘预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九、免税减租施财赈灾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的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
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谴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安葬亡者抚养遗孤
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期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
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12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
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
瘟疫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人类注定要与病魔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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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姜忠孝
作者：梁全龙
编辑：韩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