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恒宽《盐铁论》
已经知道刘彻很缺钱，还不是一般的缺。以他那种一次性赏赐五十亿的大手笔，大汉政府必须实现国家收入实现百分之百以上的增长才够用。那么皇帝该怎么赚呢？
汉朝有没有钱呢？有钱。当时的世界诸国里也只有个古罗马堪可比拟。可国家有钱不等于朝庭有钱。很大一部分钱在民间，在诸侯王、商人、地方豪强手里。皇帝要想挣快钱就得打他们的主意。
很正常的，刘彻想起了祖父汉文帝的卖官方法，感觉可以一试，不过不来点新花样似乎不可能调动有钱人的积极性。于是他隆重推出卖官2.0版：武功爵位。
武功爵位表
武功爵明显是模仿原来的二十等爵位设立的。但它怎么能吸引投资者呢？首先，与文帝卖官不一样。文帝是要粮，刘彻是直接要钱，所以不来那么多绕的。
其次，所谓“武功”明显是与军人有关。原来汉朝规定，商人优先服军役。这些人家里有钱，为了儿子平安从战场归来，当然舍得砸。
核心竞争力有了，刘彻还贴心地推出优惠。他规定，在“千夫”爵位以上的人，选拔官员优先考虑。这就又增加了吸引力。
虽然考虑得如此周到，但“武功爵”的售卖却远不如预期。为了刺激消费，刘彻干脆把“官”与“吏”的区别撤了。
看过《包青天》的人都应该都奇怪，为什么公孙师爷的能力这么强，堪比包公，居然不当官？
虽然相去千年，但汉朝与宋朝的*场官**结构变化不大，现在也一样
这就是我国的特色，也是大一统帝国的产物。因为要满足中央集权，往往地方上的正职，也就是官，都是上面直接空降的。这些人对领导的意思很了解，但对地方不了解。
于是“师爷”出现了。这些人正是了解地方不了解中央。他们与正职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任务。有时也就叫他们“吏”，其实不仅师爷，包括衙役、仵作、主簿这些地方上的本乡本土的官员都是“吏”的范围。他们与“官”的关系，好比协警与正警，临时工与正式工。
但是历代对“吏”都是压制的。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太熟悉地方了，思想觉悟又往往不是很高。如果他们做事不听中央的命令，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干，欺上瞒下，是要出大乱子的。
正因为如此，文帝卖官还是坚守了“官”与“吏”的分界线。但刘彻感觉这有些意义不大。因为毕竟已经给了人家以爵位了，离突破只差一层纸，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于是干脆把这层纸给拆了。
从这开始，汉朝的*场官**的水就越来越浑。不过这里不去说它。就说这卖官的直接结果：还是没收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原因很简单，天下未必有那么多有钱人。就算有，人家也未必愿意把钱拿出来买官。就算买官，也不一定买“武功爵”。毕竟，之前文帝的政策已经吸收了大笔资金。要想同一个方式再弄出钱来，有点难。而且二十等爵是老品牌，更容易被人接受。
于是刘彻得想其他方法筹钱。
不能不说他是个天才。一下子就想到了国家的专有职能：发行货币。
前面已经介绍了文帝时代的货币战争。其实汉帝对于钱的作用的认识还要早很多年。当年开国时，高祖刘邦就用经济战的方式给了项羽以重创。而经过“七国之乱”后景帝痛定思痛，将铸币权再次收归国有。
文帝、景帝时的全国通行货币是四铢钱。但它的币面上刻的字却是“半两”，明显不足分量。其实这是因袭秦朝的传统。秦始皇发行的铜钱很多就是重十二铢的。但太重了，老百姓用起不怎么方便。于是降到了“四铢”，但币面还是“半两”。
秦半两钱，过于沉重 ，老百姓使用不便
这就是国家信用货币的一个例子。即使铜钱不足值，但老百姓们也愿意接受。
但奸商就盯上了这个“不足值”，他们的方式就要没节操多了。比如说用锉刀，把铜钱边锉去一圈。原有钱照常使用，锉下来的铜屑也可以卖钱。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收入。
刘彻也看上了“不足值”，不过他干得光明正大。在他即位之初就停止了四铢钱的流动，发行新币，币面上明文标清重量：三铢。
这里的操作还算公平，便接下来就骚了。刘彻规定：三铢与四铢一对一交换。这样等于是促进了货币的贬值。国家狠赚了一笔。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市场上就有*钱假**流通了。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三铢钱太轻，容易仿造。于是在建元五年，朝庭不得不停止了三铢钱的使用，币制重回半两时代。
建元三铢钱，比较精美，但易于仿造
但经过这事，刘彻已经发现了国家信用的好处。他在想其他大招。很快，他就又发现了一项政府专有技术：礼仪。
汉朝继承了先秦的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朝觐聘享。简单地说就是诸侯国与中央政府打交道的必要仪式。一般按规定都要奉上一双玉壁作礼物。这就和现在向领导人献花环差不多。
刘彻规定，玉璧是规矩，照旧就行了，只是为了规范文明，必须把玉璧垫在一块皮子上。这块皮得是白鹿皮，长宽一尺，上面有紫色的花纹。要有这块皮，你的奉献才能被承认才有效。
哦，你说找不到这皮？我这有，只卖你四十万钱，童叟无欺，不二价。
已经不能用“奸商”来形容这种行为了，只能说：对不起，皇帝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诸侯王们只能强闷住心头一口老血，心中默默念：破财消灾，破财消灾。
这下自然就是滚滚而来的收入。上林苑中有数不完的白鹿，诸侯王们也不可能不和朝庭打交道。但刘彻还是不满，因为这钱赚的方向也太窄了点，只针对王侯，其他有钱人该如何奉献呢？
于是方案二出炉：白金币。
中国古代的“白金”就是银。但先秦银不是法定货币，而现在变了。刘彻发行了“白金币”，分三款，一款是圆形的，重八两，上面有龙形图案，当三千钱。一款是方形的，重六两，上面有马形图案，当五百钱，第三款是椭圆形的，重四两，上有龟形图案。当三百钱。
白金龟币
已经很明显了，任何时代白银都不可能与这些面值等值。更别说为了暴利，刘彻还贴心地在这钱里掺了锡。这下当然更赚得多。
计划很美好，但银币如此低的成本，使得其他人很难安静地只是看着政府赚钱。于是造假风行，即使是颁布了最严厉的法令也无法抑止。犯罪人口高达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所以刘彻还是不得不废止了“白金”。重新回到铜钱的道路上。
元狩五年，在吸收之前“三铢钱”的教训后，一种崭新的货币出场了，它就是五铢钱。面值是五铢，重量也是五铢。五铢钱因为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外观和实用性都上了一个台阶。
在这个时间点上放行新币很明显是皇帝在为与匈奴的决战筹措军费。可是马上刘彻就发现一种尴尬的事，那就是以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资源不足以发行足够的新钱。
不过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中央政府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准许郡国也发行新币。这就叫做“郡国五铢”。这下最头痛的问题迎刃而解。刘彻又大赚一笔，依靠这笔钱，他打赢了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
五铢钱因其精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货币，后世很多仿铸
看起来他真的不容易，不是吗？可是说起这些方法，多少有点蛮不讲理。
然而真正蛮不讲理的还不止这些。道理很简单，虽然刘彻赚钱冠冕堂皇的目的是为了打匈奴。可钱真用到这上面了？未必。
做为天下独尊的皇帝，窦太皇太后死后，刘彻作事不必向任何人汇报。换句话说，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是否会负担起相应的义务吗？
也许有这样的人，这种人被叫作圣人。但刘彻不是圣人。虽然他极其聪明，但依然和一个普通人一样，爱奢华，喜宝器。《西京杂记》说他的马羁（马笼头）是身毒国进献的，系由白玉制成。前面的嚼子上镶着玛瑙。马鞍是用白光琉璃作的，边缘用金银丝镶嵌着玫瑰石、黄铜石等宝石。放在暗室中，光照十余丈。马腹下的“蔽泥”是用绿底子的五色绵织成，后来改用产于四川的珍贵绿熊皮。这种皮发绿光，毛长二尺，价值百金，而且还在上面缀满了系流苏的小金铃，跑起来声如钟磬，跳跃时象幡旗翻飞。这样珍奇的东西不过被他坐在屁股下，其他的用品的奢华程度可真是难以想象。而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克服自身的欲望，去当圣人？
其实漠北之战就是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行动的顶点，后来再没有超过。本来接下来应该是重回休养生息的文帝路线，给老百姓好好喘口气的时间。但刘彻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既然北征已经为自己博取了巨大声望，何不向其他地方进军？除开东边的大海，还有两个方向大有可为呢。而且刘彻的*途征**是星辰大海，就算是那只存在传说中的国度，比如仙界什么的。他也很有兴趣。
所以刘彻还要钱，还要更多的钱。但这个时候地方上发行的“郡国五铢”出了一些问题，造假、减重层出不穷，简单来说就是劣币横行。这就让足值发行货币的中央政府受到了损失。
于是中央也采取了应对措施。那就是发行的五铢钱加上一个红铜的边缘以示货真价实。这种五铢钱就被叫做“赤侧五铢”。
模仿五铢钱的花钱
赤侧五铢质量好，但是用起来就麻烦了。因为刘彻规定，一个赤侧五铢当五个郡国五铢用。这样，等于让原来的货币贬值五倍。老百姓吃了大亏。
说到底这就是皇帝不想让政府为劣币买单，那可是很大一笔钱，肉痛得紧，只好牺牲国家信誉了。
但这只是开始，一个强权政府是怎么也不会让铸币权外放的，更何况“七国之乱”的教训摆在那里呢！
所以这时，地方郡国发行钱币的权力本身就很碍眼了，与是否造劣币无关。
于是元鼎二年，刘彻把铸币权再次收归国有，还 在上林苑设置专门的造币机构铸造全新的五铢钱，这次的钱叫“三官五铢”。后来直到他去世，货币再没变过。
经过一番折腾，国家的货币总算稳定下来了。是刘彻收心养性了？
才不，只是他又发现了新的赚钱方式。
要说当时的中国什么最赚钱？其实莫过于盐铁两种商品。
须知奢侈品消费者只是少数人。粮食这又源自普通农民的生产难以控制。而盐和铁这两种商品既对人民的生产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又受到特殊地域条件的限制，只要稍微加以控制就可以将它掌握到手。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源泉。
因此自古就有很多富可敌国的盐商。吴王刘濞赚钱的两*法大**宝就是铜与盐。
以地球上盐的数量本可以供给全人类而无缺的，只是被地域*锁封**后就不一样了
所以不是铁与盐，是因为他还没发现境内的优质铁矿。
在刘彻之前。中央政府对盐与铁的管理采用的是最古老的模式，即产盐地和铁矿产地归国家所有。私人可以开采，只需要交一笔“山泽税”。这是商人最好的时代，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大商人有一半都是靠经营盐铁业起家的。
其实，之前也有一些国家打过垄断盐铁业的主意。如管仲治理下的齐国，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但这些做法都被看做一种临时的，或者错误的手段，很快就被纠正。
但元狩六年开始就不一样了。在三位由商人转型而成的官员：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的努力下，盐铁生产被收归国有，后来又加上了酒类。这些商品的生产必须由国家来负责，私人生产除非得到国家批准，否则违法。
这项政策被很多人所批评，认为国家垄断减弱了产品的竞争，产品的质量每况愈下，价格却还不断上涨。无论生产者还是使用者都苦不堪言。但政策的制定者和拥护者却反驳认为正是国家生产，统一标准，才稳定了质量，满足了人民的需要。
两方各有各的说法，最后结果自行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盐铁专卖后，国家的收入直线上升。因此后世几千年王朝都继承了汉朝“盐铁专营”的政策。私营盐、酒都是违法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私盐往往意味着暴利，很多私盐贩子搅动了历史（除了程咬金）。
盐铁专营给政府又打开了一扇闪着金光的生财之门。可刘彻还是不满意，关键在于对于富人的征*力税**度还是不足。试想，盐铁虽然暴利，但也不是所有富人都靠这个起家。货币的改革影响的是整个社会。而要想专门从富人身上榨出更多的钱来还得另外想招。于是不久以后，个人所得税正式出炉。
规定是这样的：但凡商人赢利二千钱，就得上交一百二十钱的税。手工业者则要上交六十钱。平民有一辆车得交税一百二十钱，商人则得交税二百四十钱。
这么高，而且明显针对商人的税率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反对，没几个主动去交税。于是早有准备的刘彻推出全新的法律：《告缗令》。此令规定，但凡有没有上税的财产被人检举揭发。该财产立刻充公，由告发人与官府对半分。
这招真是太狠了。很快民间就掀起了一股相互告发的热潮。很多人热衷于一夜暴富，专门去刺探别人的家产。很快，全国中产资产以上的人家大半都被告发过。有些人本来一文不名，几年下来，家产百万。当然，相应的也有无数百万资产人家破产的事件。
但真正赚钱的还是朝庭，十几年来，没收的民间财物数以亿计，奴婢数以万计，田地数以百顷计，监狱里关着十余万人，十几年无法结案。
这样，大汉朝庭的税收从每年的四十亿直线上升到一百四十亿。从此之后，刘彻再也没为军费发过愁，给自己修筑宫殿也有了花不完的钱。但是有所得就有所失，相应的，民间商业经营的热情大为减弱。商人们在高昂的税收的压力下，想出了避税的奇招。那就是不断把资金注入在土地上，而不是扩大商业生产规模。这一行为也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千年的发展方向。
出身商人的经济学家桑弘羊成为了刘彻的得力助手
而且这些商人们在面对政府强大的压迫下，终于找到了刘彻制度的致命缺陷。采取了一种“合法”的脱险方式。即一方面用钱买地，另一方面花钱捐官。这样也就开创了中国*商勾官**结的经典模式。这种行为也在后来的岁月地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但是是是非非，有谁能够一眼看尽呢？和父亲汉景帝一样，刘彻的立足点依然是当下，就他统治的帝国国势能够蒸蒸日上就好。尽管民间已经不堪重负，哀鸿遍野，但这些他都听不到。刘彻和一百年前的他那位同行一样，在向着更大的征服目标发起冲刺。他们要作为神，超越人！为了这目标，别说人性，就是整个天下也可以舍弃。经济只是他的手段，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