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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天我们等了22年,这22年历经艰辛。
时间轴:197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然而,我们这个当时占世界1/4人口的大国,却被联合国排斥在外,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占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把持着联合国的投票权,迟迟不让我们进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
1971年10月25日,当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时,我们却考虑要不要出席。
为什么当时我们会有这种反应?这22年我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酸历程呢?
早在1945年,我们就派出董必武参加旧金山会议,当时我们的态度很积极。
1949年11月15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和第四届联大主席罗莫洛(Carlos P. Romulo),郑重声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亡流**溃散,“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依据”,要求取消正在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50年1月8日,周总理再次致电罗莫洛和赖伊,并转安理会理事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古巴、埃及、挪威等国的代表团,要求将国民*党**代表从联合国安理会驱逐出去,遗憾的是,当时的安理会主席并未将新中国的要求列入讨论议程。

1950年1月到5月间,周总理又数次致电联合国,质问联合国何时开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代表何时可以参加联合国工作。
但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没有任何的进展。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变得更加艰难。
在第五届联大开幕之前,1950年8月26日,周总理又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第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等为副代表,请即为办理一切手续;同时指出,联合国至今仍容留国民*党**集团代表,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同日,联合国散发了周总理的电报。
然而,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第五届联大会议上,美国操纵大会通过490(V)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七个国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审议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而在大会对特别委员会议的报告做出决议之前,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仍应出席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力,我们的代表权问题就此搁置起来。
由此国民*党**集团和美国狼狈为奸,因为如果没有国民*党**集团代表在安理会的支持,美国无法获得必须的七票,通过各种安理会决议。
这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坚定支持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
当老人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之后,美国更是下定决心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
直到1950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才通过主席提名,选举产生了由加拿大、印度、厄瓜多尔、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于12月15日举行了首次会议,就我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进行讨论。
10个月之后,即1951年10月6日才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
然而,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最终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阻止我们进入联合国的美国,不仅想方设法的利用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阻挠,还利用其盟友在早期的联合国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席位,通过符合自己利益的决议。
1951年底,美国又利用在联合国的多数票,以七国特别委员会无法向联合国提供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指导方案为由,向联合国提出延期三年讨论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提案(A/1578)获得通过。
由此,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直到1954年才又被提到联合国的议程中。
我们除了不断向联合国致电,发出要求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呼声之外,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的支持,早期主要是苏联。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给予了很多帮助,由于中苏同盟关系,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态度上,苏联的反应最为积极。
苏联不仅坚决支持中国的各项声明和主张,还带头向联合国提交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在美国操纵联合国拒绝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苏联带头退出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以此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1949年11月22日,当联合国秘书处第一次将周总理致电联合国的两份电文作为正式文件散发给联合国会员国的第二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就在联合国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
苏联不仅站出来支持,还和我们积极协调在联合国的行动,互通情报并且积极出谋献策。
1950年1月8日,周总理照此发出声明后,1月1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第459次会议上提出支持中国政府上述电文的提案(S/1443)c2y并声明,在安理会开除国民*党**代表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一切工作。
对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arren R. Austin)立即向国务卿艾奇逊进行汇报。
美国方面对此并不买账,艾奇逊表示,没有苏联参与,安理会也可以正常运作,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代表权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
1月12日-13日,安理会第460次和第461次会议上开始讨论苏联支持新中国的“驱蒋提案”(S/1443)。
1月13日表决开始,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驱蒋提案”,以3票(印度、苏联和南斯拉夫)对6票、两票弃权(挪威、英国)未被通过。

苏联代表团以抗议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为由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并宣布在中国国民*党**的代表被驱逐出去之前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苏联政府也将不承认在国民*党**代表参加下做出的任何决议是合法的。
1月16日,苏联又联合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彻底的退出安理会及其4个附属机构、经社理事会及其22个附属机构和托管委员会等,以抗议美国对联合国的操控和国民*党**集团的参与。
然而,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的举动,不仅没能帮我们解决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致使美国利用苏联无法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机会,通过安理会决议,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半岛。
当然,这背后有斯大林自己的考虑。
8月1日,苏联不得已以履行安理会主席国职责的名义重返安理会。
在这个月中,苏联以安理会主席国的身份组织召开了14场会议,其中13场是关于讨论朝鲜战争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
在当时朝鲜战争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主席国苏联却在讨论议程安排上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排在朝鲜问题解决方案的前面。
可见,当时的苏联在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态度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8月26日,在第五届联大开幕之前,联合国散发了周恩来外长的第二封致电联合国驱逐国民*党**集团的电报。

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在第277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又提出了立即驱逐国民*党**代表(A/1369)决议草案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A/1370)决议草案。
草案得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的支持,但所有的提案和努力均因为美国对联合国的操纵,未达到多数票而未能通过。
A/1369决议草案以38票对10票,8票弃权未被通过。
A/1370决议草案以37票对11票,8票弃权未被通过。
随着朝鲜战争的深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运动战,不仅收复了平壤,而且将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
在整个国际社会关心中国是否会突破三八线时,1950年12月5日,缅甸、埃及、印度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队军**不要越过三八线,而联合国和英国、印度等国还不断的向中国探询停战的条件。
为此我们拟出了五项条件:
一、所有外国*队军**撤出朝鲜;
二、美国*队军**撤除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三、朝鲜问题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为此,周总理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的过于中国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我们提出的五项条件,并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战”。
1951年11月6日,苏联再次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A/1941)。

苏联代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至今无法解决,联合国大会及其他机构中仍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联合国应该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非法代表。”
苏联代表的发言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缅甸代表的积极支持,但在表决时还是以7票赞成、39票反对和4票弃权而失败。
白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票据委员会同样提出支持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最后以5票赞成、32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结果而失败。
美国为了不在与苏联在中国席位问题纠缠下去,利用多数票通过联合国决议,延期讨论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三年,苏联对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支持只能告一段落。
1954年,当可以重新讨论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时,斯大林已经去世,继任者赫鲁晓夫却大行修正主义。
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问题上,中苏关系逐渐恶化。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协定,撤回苏联专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弹子**样品和相关的技术资料。
1959年8月,中印第一次边界冲突中,苏联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将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世界的面前。
面对两国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分歧,老人家采取了保持团结的态度,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定性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并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
1960年夏季以来中苏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以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 中苏关系趋于缓和。
1961年后期,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恶化,我们站在了阿尔巴尼亚一边,为阿尔巴尼亚提供政治、经济等支持,由此与苏联新的一轮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
1962年,苏联在我们的*疆新**制造伊塔事件,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偏袒印度,最终导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国进入联合国都是以实际行动支持。
1954年9月21日,第九届联大公开会议上,苏联代表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合法席位的草案提案。

苏联代表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五大国之一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参与是无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如果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六亿人民排除在联合国机构外,对联合国来说也是无益的。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代表也发言支持苏联的提案。
在1954年召开的第13届和第14届托管理事会、第17届和18届经社理事会、技术援助委员会、*权人**委员会、*醉药麻**品委员会、统计委员会、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苏联积极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还是由于美国对联合国的操纵,苏联的提案因为票数的不够而未能成为联合国决议。
1955年9月20日召开的第十届联大上,苏联代表有提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苏联代表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特别是在万隆会议之后,新中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外,这将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准则。联合国不应该在推迟决定这个问题。应该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6年10月31日,苏联联合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共同向联合国大会第一紧急特别会议和联合国秘书长抗议,抗议国民*党**代表团非法占据中国代表团席位。
在11月11日第十一次联大上,印度第一次代替苏联成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国,但是在公开辩论上,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再次发言表态支持中国,重申没有6亿中国人民参加的联合国是不完整的。
从1956年到1959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印度代替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提案。
从1960年到1962年,苏联又恢复成为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国。
在196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由于发展中国家急剧的增加,对美国为首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于是美国玩起了另一个花招。
美国放弃了使用十多年的提出“不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团问题”提案的办法,改为将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列为“重要问题”提案的办法。

最终美国的提案以61票同意、34票反对、7票弃权获得通过,而苏联的提案以36票同意、48票反对、20票弃权而失败,以后每年美国都提出“重要问题”提案来阻止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1962年9月17日,苏联最后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充当支持新中国的提案国。
10月18日,在公开辩论中,苏联代表指出:在联合国中可以代表中国的只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将给国际局势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而且削弱了联合国的力量。举例说吧,在裁军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参与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他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除在联合国外完全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敌视。但这将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和时光的回转。
从1963年到1964年,随着中苏在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分歧与矛盾的增大,苏联再也没有充当“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国。
此后提案国被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加纳、刚果、几内亚等亚非发展中国家所取代。
1963年9月16日,阿尔巴尼亚在第十八届联大上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放入联大的议程中。
随后,柬埔寨加入到提案国的行列中。
在10月16日到22日的联合国大会的公开讨论中,阿尔巴尼亚取代苏联成为支持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主要辩论国,这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14年来还是第一次。
最终“两国提案”以41票赞成、57票反对、12票弃权的结果未获得通过。
1964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席位的提案国从阿尔巴尼亚增加到阿尔巴尼亚、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布隆迪、加纳和罗马尼亚,却没有得到苏联等东欧国家坚定的支持,九国提案甚至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被迫推迟到下一年。
至此,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失去了苏联的坚定支持。
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勃列日涅夫成为继任者。
我们在苏联确定新的领导集体之后,老人家采取积极态度,向勃列日涅夫发去贺电以示祝贺,并希望发展中苏关系。
但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中苏关系由分歧发展到敌对。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联在莫斯科召开“*产党共**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印尼、日本等7个*产党共**拒绝参加。
莫斯科三月会议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的分裂。

不久,我们宣布与苏联之间只有相互分开的东西,没有联合起来的东西;有对立的东西,没有共同的东西。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参加苏联召集的任何*产党共**国际会议。
1966年,我们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以苏联马首是瞻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我们交恶。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合作条约”,随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增兵,对我们的华北、西北、东北三个方面构成了军事威胁。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待我们进入联合国态度的问题态度变为“三不”:不提案、不发言、不反对。
如此同时,美国在越南开始越南战争,对我们南部构成威胁。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之下,老人家没有屈服,他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从反帝改为反帝反苏修双线政策。
至此,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希望更加渺茫。
老人家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
1965年,周总理在欢迎外国领导人的讲话中表示:“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决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联合国是可以反对的,联合国是可以退出的。而且,联合国是可以不进去的。”
1965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文章表示:“多年以来,联合国在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干了许多坏事。现在苏联新领导人又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控制和加紧利用联合国,势必干出更多的坏事。”
我们在进入联合国的道路上几乎无望,但不代表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减弱了,相反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964年10月16日,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弹子**。
1966年10月27日,我们载有原*弹子**的东风二号甲导弹精确命中目标。
1967年6月17日,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弹氢**。
我们自主研发了“两弹一星”,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军事实力。
另一方面,我们向世界输出了老人家的思想,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老人家的思想红遍全球。
那时候整个世界将我们孤立在外,但是我们就如那句话所说,我们不在江湖,但江湖到处都是我们的传说。

此后,随着1969年“珍宝岛战役”爆发,以及*疆新**“铁列提克事件”爆发,让美国尼克松政府看到了联中抗苏的可能性。
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
1971年7月和10月,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两次秘密访华,决定使双边关系正常化。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的访华,并于16日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于次年会晤。
与此同时,苏联采取与印度结盟的方式,以此对抗中美。
1971年8月9日,第三次印巴战争前夕,印度与苏联正式签订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
该条约第九条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的援助,在一方遭到攻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一威胁。
这就意味着苏印开始联合包围中国,因为我们当时明确支持巴基斯坦。
随着美国战略的调整,要实现联中抗苏,必然要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因此美国不再反对。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两阿提案”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次提案国共23个,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来自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49个,社会主义阵营13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4个,所以老人家说,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
1962年之后,苏联不再担任提案国,之后的提案国一直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挑大梁,从2个提案国发展到23个。
那么,非洲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帮我们提案呢?看看老人家当时为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吧。
阿尔及利亚原本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阿尔及利亚人开始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
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我们很快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后,我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积极支援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战争。
与此同时,法国正积极寻求同我们建交,并将中国断绝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作为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采取敌视政策,如果能与法国建交,无疑是对美国有力的反击,毕竟法国是西方的大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法国建交意义重大。

摆在老人家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一是争取与法国建交,最终老人家毅然选择了前者。
他说:“如果它(指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指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这就是老人家的处事风格,不玩阴谋诡计,反对你也是光明正大地反对你。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对亚非13国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的一个里程碑。
除此之外,对其他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我们也同样施以援助。
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与美国关系解冻过程中,我们不但没有放弃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援助,而且“把结束印度*那支**战争视为同美国改善关系的首要障碍,而把台湾问题当作第二位的障碍”。
世界上涉及到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老人家都表达了他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的立场,号召群众举行*会集**和*威示***行游**,对他们的正义斗争进行声援。
尽管我们被联合国排除在外,但我们依然尽到了大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自己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依然给了第三世界国家极大的援助。
正是老人家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思想指引,并付诸实践,才有了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名重返联合国。
从1949年到1971年,整整22年的时间,我们历经艰辛与心酸,却凭借自己在世界上的大国风范,不屈服于两个超级大国,始终承担起我们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最终赢得转机,重返联合国。
今天我们很多人无法理解老人家那个时代,只缘这些人达不到老人家的境界,人性中的贪婪和自私,永远理解不了理想的高贵。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三个世界:中国崛起》。
参考文献:
1、毛*东泽**年谱.*共中**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2、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影响(1949-1971).惠晶.外交学院.2009-06-01
3、《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胜利在1971》.陈敦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