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收割了大量生命。在医疗条件相对完善的如今，人类尚且不能自如地应对疫情，那么在缺医少药的古代，人们是如何应对各种疫情的呢？
古代谈之色变的"瘟疫"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传染病"。瘟疫的历史就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
《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军吏士多死。
《宋书·五行志》：黄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旧唐书·僖宗纪》：唐廣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
当历史的车轮碾到清朝，"疫"在大家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蹿上了一个新台阶，它带给人民的伤害也也随之大幅增加。以清末皖南大疫为例：咸丰-同治年间，清军和太平军在皖南一带陷入胶着，大量百姓在战争中死亡，那些还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给人民带来了新一轮的灾害，爆发了包括伤寒、痢疾以及古典型霍乱等多种疾病。
到同治元年（1862年）， 徽州又遭受严重的霍乱侵袭，底层人民的生命被大量收割，民国《歙县志》卷3《武备志·兵事》记载：「国藩于上年（咸丰十年）六月驻师祁门，敌军亦悉锐来攻，徽州*躏蹂**不堪，村舍焚烧殆尽，至是战祸稍纾，斯时徽民不死于兵刃，即死于饥与疫，孑遗亦无几。」
而《宁国县志》卷十四认为百姓在战争中死于兵器之下的有十分之三，剩下的70％则死于瘟疫。王朝的交替动荡带给百姓的灾难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数据虽然有些许夸张，但也不难看出，战后疾病是人口损失的一大原因。皖南其它州县的情况与徽州相同。突发的疾病带走了大量生命，百姓们在战场上侥幸生还，却在战后痛苦地死去。
其实，尸体的腐烂会引发各种疾病并不是后世才有的认识，古人很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因此对于死尸的掩埋有严格的程序。比如用石灰垫底、尸体分层摆放中间杂以石灰;处理尸体时以湿布捂住口鼻等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很难实现规范的尸体处理，尤其是在混乱的战场上。而那些幕天席地的尸体，又为生还的同胞们带来了新的灾难。
有人列出了令人心惊的详细数据：从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在这2154年里，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由此不难看出，"疫"总是与我们相伴而行。
那么，在如此频率高、规模大、持续久的灾难之下，古人是如何应对的呢？
古人在很早之前便有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认识，但是囿于落后的医疗和科技水平，对于各种灾害的预防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是在疫情在某处初步爆发之后，国家才知晓并作出反应。
医者奔赴前线，抗疫名医辈出
从古至今，医者总是奋斗在抗疫第一线上。他们不畏艰险，舍身忘死奔赴疫区，为患者们带去生的希望。医家甚至流传着"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谈。
明朝崇祯后期，李自成张献忠揭竿*反造**，全国陷入混乱，饥荒和时疫一同爆发。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更盛。已经到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医者吴又可不顾危险，亲自奔赴灾区，意图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出对抗灾难的方法。在探索过程中，他提出以物遮掩口鼻的防止传染措施，并提出通过隔离病人、焚烧尸体及病人用品等方法，以阻止疫情扩散。
都说时势造英雄，此话着实不假。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往往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著有《伤寒论》的张仲景，发现治疗流行性论"黄胆病"的疗法并推行开来的华佗，还有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吴瑭（吴鞠通）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医学家都曾为瘟疫做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丸药甚至现在仍在在临床使用。医者们奔赴救死扶伤第一线，给予患者宝贵的生存机会；而在大量的实践过后，医者自身也得到了医术上的精进。中国医药学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
统治者安抚人民，政府救援灾民
古代统治者们自称"天子"，圣意可上达天庭。这既给封建统治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让统治者们不得不为各种灾害的爆发承担责任。在大疫流行时，帝王需要发罪己诏，以安抚民众，平定民心。汉桓帝就多次降下罪己诏，说"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这些诏书对于严重缺乏相关知识的底层百姓来说，是一种精神慰藉。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会共同抗疫。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元2年，青州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由此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出面，安排屋舍作为隔离之所，甚至提供医药，用以治疗病患。1682年，康熙皇帝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他以皇族经历为例，得出种痘是防治天花的一大利器的结论，并说只要种过痘的子民"皆得善愈。"，这一举措让大家大大增强了在天花中的存活率。帝王发布罪己诏，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这几乎成为历朝历代的默认防疫程序。
设立隔离病坊，阻止疾病传播
古代医书中不缺类似这样的记录：无论老少，接触之后就会感染。这也就是说，我国很早就已观察到接触传播的传染方式。 《素问·刺*论法**》篇说"正气存内，避其毒气，复得其往，即不干邪。"——同样在疫区，有的人被传染，而有的人却不会，这是为何？很简单，有的人有"正气"，即免疫力强；且注意"避毒气"，做好了防护，就不容易被感染。而有的人免疫力比较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易感人群"。
如何切断传播，阻止疾病的进一步扩散，让易感人群远离传染源呢？隔离病坊应运而生。汉平帝的"空舍府邸"，除了为病患们提供集中治疗，也作隔离之用。与这样的隔离手段相似的，还有东汉的"庵庐"、清代的"避痘处"等，都是将病患与健康人群隔离开，集中收治的地方。
上文提到过，战争，尤其是长时间的战争，是各种类型的瘟疫最青睐的时段。瘟疫面前，军民平等，更何况很多士兵其实都是在当地征兆的民兵。士兵们感染的并不少见，他们也需要同健康者隔离，以防传染。除了政府，寺庙等处也会为疫情出力。唐朝时，佛教会设立"病人坊"，坊内还有僧人为患者诊治。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管理权也交给了政府。隔离病坊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力，政府的号召、支持极大地抚慰了百姓惶恐的心。
建立防疫管理，完善医疗体系
毫无疑问，瘟疫如果大规模扩散，会对国家造成沉重打击，为了有效控制瘟疫，完善的国家防疫系统是必须具备的。在交通和信息交流都极为不便的古代，人们也摸索着，试图建立较为科学的防疫体系。
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着底层官员发现行伍内有疑似传染病患者，逐级报告并遣医士确诊的故事。由此，我们能够知道，在战国时期，患传染性疾病的人将会被记录在案，古人已经有意识地建立防疫管理了。
元朝设立医户制度，医户的赋役轻于民户，但是要定期接受考核、与同僚交流医术，听从政府安排，参与各项官方组织的疾病救治活动。
清朝政府设立了一种特殊的官职："查痘章京"，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负责天花检查的。得了天花的人将会驱逐至城外四十里外，病好之后才可回城。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当港口有船自国外回国时，必然要遣使者查看船员是否有人出痘疮，如果有，那么整艘船都不允许入港。只有当痘疮愈合，才允许这艘船驶入港口。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意识地预防境外输入病例。培养民间医者、可疑病例逐级上报、设立边检限制入境，这些看似朴素的措施在出行十分不便的古代对疫情的扩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普及医学知识，强调个人卫生
虽然医者能人辈出，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基数庞大的百姓的需求。普及简单的医学知识便刻不容缓。《黄帝内经》素问篇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秦朝下令焚烧书籍时，医药书籍例外；唐朝时还于石板之后刻录防疫小知识，并将其置于显眼处，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现在仍能看到《黄帝内经》等著名医书，就是因为各朝各代都对这些医书进行再版和注释。
除了简单的医学知识，个人卫生也在古人的强调范围内。
《周礼·仪礼·聘礼·第八》中记载："管人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沐"即洗头，"浴"即洗澡，中国人民对于保持卫生有着清楚的认识。
在瘟疫流行期间，人们对于卫生的重视又更上一层楼。 《得配本草》记载："桃枝：煮汤浴，不染天行疫疠。"除了勤沐浴，不食变质、生冷的菜饭也早已被古人发现其重要性。还有"鼠涉饭中，捐而不食"的说法。
李时珍《本草纲目》强调，在城市附近打水就必须煮沸才能取用，这说明人们对于用水卫生的重要性也有了一定概念。勤洗澡、禁生冷变质食物、注意用水安全，古代的卫生标准放到如今也是适用的。
纵观我国历史，瘟疫像是散不去的乌云，时不时投下一片阴霾。但是我们从未向其低头，鼠疫、霍乱、流感，这些曾经带给我们无数苦难的疾病，现在已经成为了促进医学发展的踏脚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代人民的抗疫经验也是我们现在的宝贵参照。科学技术和医疗条件都更加优越的当下，必定会更加游刃有余地赢下这场抗疫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