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女运动员的控诉，可谓触目惊心。
克里斯蒂娜·克纳克是前东德游泳运动员，她是1977年世界百米蝶泳纪录的保持者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她后来旅居奥地利维也纳。
她说道∶“我13岁时在全国游泳锦标赛上获得了第2名，随后加入国家奥林匹克队。当时，教练要我服用维他命E和蛋白质药片。1977年7月28日，在柏林同美国队的一场对抗赛中，我创造了世界百米蝶泳的新纪录59秒78，成为第一个用不到1分钟时间游完规定距离的女性。我当时以为我服用的真是维他命E和蛋白质，不知道是兴奋剂。后来，教练又要我服用另一种药片："为了更快地更新你的肌体，你必须服用这种药，否则，你就再也不要游了。"
我像信任父亲一样信任教练。实际上，我是每天服用10一15片促蛋白合成类固醇，并且注射皮质酮和普罗卡因的混合剂……我的月经不规律了，体重在一年之内增加了15公斤。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之后，我一直服用各种兴奋剂......
“我退出泳坛之后，于1983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她半岁的时候，一次从儿童篷车上摔了下来，头上摔了个大包。她总是嚎啕大哭，四肢痉挛，但总治不好。最后算治好了。医生告诉我，我女儿的病不是摔的，而是荷尔蒙失衡，是我过去服用大量兴奋剂给女儿带来的恶果......
“当年，我的两个队友也怀孕了。其中一个怀孕5个月就流产了；另一个队友生下一个畸形足的孩子，3年后她再次怀孕，生下的又是个畸形儿……”
人们不难想象克纳克当母亲后的这种悔恨的心情。但是，像她那样兴奋剂下的牺牲品何止一个!
米尔西亚是法国标致车队的自行车赛手。1987年，他24岁时毅然放弃了这项职业。为什么呢？
他说：“当我还是业余赛手时，我从未沾过兴奋剂。可是当了职业运动员后，却谁也摆脱不了它。在比赛过程中，我们有时在关键时刻也服兴奋剂。比赛上路前，大家服苯丙胺，晚上就靠*眠药安**入睡。我后来完全变成了偏执狂。我的父母竟认不出我了，朋友们也躲着我。我正是从旁人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危险境地。我的未婚妻给我买了好些书，帮助我认识服用兴奋剂的恶果。我终于放弃参加自行车大赛，在一所医院里找了份工作。虽然挣的钱不及过去的1/10，但我很高兴。
人们从克纳克和米尔西亚的自述中可以具体看到服用兴奋剂的恶果，然而，还有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
1967年7月13日，法国自行车大赛上，1965年的世界冠军、英国人汤姆·辛普松因心力虚脱而死。医生的结论是，这是服用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的结果。当时，辛普松还不到30岁。
前西德七项全能的女运动员贝瑞杰特·德莱赛在一年之内，从世界排名表的第33位跃居到第6位。1987年4月13日，她突然因病在迈仰斯住院。她疼痛万分，24个医生都未能使她安静下来，当天即死去，时年仅26岁。原因是，从1981年到1987年的6年间，人们给她注射各种不同兴奋剂共达400多次。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为了维护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及其所属的各个联合会同服用兴奋剂进行着不倦的斗争，但收效甚微。在这几年的几次重大赛事中，查出对兴奋剂呈阳性反应的运动员极少：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检查了1601人次，呈阳性反应的仅10人，占0.55%，德国一位反服用兴奋剂专家多尼克教授的研究证明，在汉城奥运会期间接受检查而呈阴性反应的运动员中，至少有5%即80人实际上是服用过兴奋剂的“假阴性”。
原因何在呢？首先，运动员在寻找一些现行检查方法即尿样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的兴奋剂。比如，他们不再服用人工制造的类固醇荷尔蒙，而代之以肌体自己制造的荷尔蒙，这类荷尔蒙在市场上有的是。其次，虽然有关条例规定的严格检查程序，可是，只要医生稍有不慎或出于爱面子而给运动员一点点自由，就会为之大开方便之门。有的人事先将装有“干净尿样”的塑料包藏在内衣里或腋窝里，甚至塞进阴道或直肠中，从而骗过了检查医生。
鉴于尿样检查的局限性且容易作假，国际奥委会有意实行血样检查，以代替或辅助尿样检查。血样检查就一定十分有效吗？许多人抱怀疑态度。因为，医药科学发展得快，能逃过血样检查的兴奋剂也已经出现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金台摘自4月24 日《环球文萃》作者: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