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年，满清政府为了适应与西方国家外交的需要，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洋务派举办北京同文馆，选拔培养了一批青年才俊，对他们进行新知识培训，特别是培养了一些外语人才。晚清外交官张德彝就是其中最有特点的一员，他为官政绩不怎么样，也没干出什么出名的大事，但他绝对是“吃螃蟹”的高手，多次周游世界，创造数个第一。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19岁的张德彝有幸被清政府选为出国旅游团的一员，到欧洲的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十几个国家去游历。自此开始了其一生八次的出国旅行之旅，最难得的是，张德彝在游历过程中，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边看便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所想，特别是记录了很多西方世界生活化的现象，为自己和后人留下清朝人认识世界的视角，所以才留下下面这6个“第一”的视角。

第一个认识并记录西餐的中国人

​西餐传入中国南方的时间比较早，应该自*片鸦**战争后就进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了，1866年，张德彝坐上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时，第一次吃西餐，并将这次吃西餐的经过记了下来。

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写调料瓶则曰"。“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

第一个认识和记载标点符号的中国人

​中国古代写作行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断句解意完全靠语感，所以没有一定汉语修养的人，即使汉字都认识，不会断句，也不能准确理解文意。1868年，张德彝等人跟随美国公使蒲安臣出访欧美，期间，他记下了对西洋标点符号的认识。

西洋标点:“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第一个认识和描述西洋工具、乐器和房屋等名称的中国人

​当时的中国人对许多洋人制造的新物件，根本不知其名、不懂其用。张德彝根据一些新事物的用途和样式对它们进行了命名和介绍。自行车、火车、钢琴、缝纫机等新式机器的命名，都与张德彝有关。

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尺,小者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

火车:“头等车厢分三间,每间左右各二门,门旁各二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蓝绸小帘,自卷自舒,机关甚奇。四壁糊以洋棱,壁上有面镜、帽架,有丝络以便盛什物。前后两木床,宽一尺五寸,分四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绒洋呢。地铺花毡,有唾盒。晚上,燃玻璃灯于车顶,两床抽出可并为一坑。”

美国白宫首次被张德彝翻译成“白房”

铁裁缝:“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

第一个进入金字塔参观并记录的中国人

​在世界著名的古建筑中，长城和金字塔无疑是最著名的，但第一个将它们进行联系和对比的中国人正是张德彝，并且张德彝还是有记载的第一个进入金字塔参观的中国人。

大型王陵（金字塔）“周一百八十丈，高四十九丈，皆巨石叠起……正面一洞，高约八丈，上有埃及文一篇，字如鸟篆，风雨侵蚀，模糊不复辨识。”在墓前有“一大人头，高约四丈，宽三丈许，耳目晰。”

在土人的引导下，张德彝好奇地钻进了那座最大的金字塔。他是从破损的缝裂中进去的，进口又陡又窄，上下左右都是纵横累叠的大石头，一片漆黑，只能秉烛前行。开始如蛇爬，后再似猿攀，“一步一跌，时虞颠扑”又“石震有声”，令人“神魂失倚”。通道弯弯曲曲，“趋前失后，退后迷前”，走了好一阵方豁然开朗，原来进了墓室。其实里边并没有什么出奇的东西，只有“一石棺无盖，形如马槽，击之铿然，放于壁角”。

第一个见识和记载巴黎公社的中国人

​法国巴黎公社是近代世界无产阶级武装*力暴**夺取城市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印上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印记。这事本来与满清毫无关系，也毫无影响，但却被满清官员张德彝在不经意间记录了下来。

张德彝将巴黎公社视为“叛乱”,并命名为“红头民政”,但对巴黎公社的勇士们,他仍然是称赞有加：“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

第一个记载避孕套的中国人

​古代社会的男女避孕手段落后，很多夫妻之间甚至根本就没有避孕，所以只要生活能达到温饱以上，夫妻双方生育能力正常，往往就会出现兄弟姐妹七八个的情况，妇女得妇科病的情况也很多。张德彝在游历英法等国的时候，听说有一种卫生且能避孕的神奇物品“肾衣”，于是便记了下来。

肾衣：“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具阳**之上,虽极颠凤倒鸾而一雏不卵。”

张德彝虽认识到避孕套有“预防性病和计划生育”的两大功能，却用儒家思想对这种违背人伦的事进行了抨击，认为：“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此外，张德彝还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第一届学生，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才，还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第一位“集邮译论家”。

在张德彝二百多万字的海外述奇日记中，他记载的“第一视角”一定不止上面这6个。作为受封建思想教育的中国封建官僚，能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他在外国的见闻，还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