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槐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汉简《二年律令》公布以来，有研究者简单地将律令中的行钱解释为《汉书·高后纪》二年的“行八铢钱。” [1] [2]，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第一条内容是“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 [3] [4] [5]意思是：铜钱的直径达到十分之八寸（23.1毫米×0.8＝18.48毫米≈18.5毫米）以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磨损，但钱文尚可辨识，且又没有断折、或未掺杂过多铅锡的钱，皆可行用，即是法定流通的铜钱。金，只要不是青色或红色的伪金，就是行金，即法定流通的黄金。交易过程中拒绝接受法定流通的铜钱、法定流通黄金的人，应当受到处罚，罚金四两。很明显，《二年律令·钱律》第一条规定了通货的种类有半两钱和黄金两种；同时也规定了半两钱的规格大小为十分之八寸以上，并对两种行钱的流通提供了法律保护措施：拒收者罚金四两。钱律的后续条文还规定了严禁私自盗铸的条款。
上面的解释，缺铄是由于磨、磨损使得铜钱有了一定程度的缺陷或缺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整理小组注释为：铄（shuò），《广雅·释诂》：“ 磨也”[3]。经查各类辞典知，铄字具有多重意义，例如湖北、四川两省辞书出版社合编的《汉语大字典》给出了八种各不相同的解释。《二年律令》整理小组把铄解释为磨无疑正确的。然而，从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这种解释依然需要深化，而不应简单地停留在磨损与消耗的字面上。本文以半两钱为主，拟就历史文献的释读、考古发现以及对西汉初期钱币实物的综合考察，试图阐述铄字的内涵仍有更为广阔和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对高后二年“行八铢钱”的真实含义给出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历史文献中的铄
《孟子·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是说：这仁义礼智，不是从外面强加于我的，而是我本来就有的，只是自己没有思考罢了。张居正讲评：“此仁义礼智四者，岂是从外面铄入于内的，乃与生俱生，与形俱形，我所固有之天性也。” [6]这里的“铄”指外在因素下的消损、毁损 [7]。
《庄子·外篇·胠箧》：“ 擢乱六律，铄绝芋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8]”意思是：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人人都保有原本的视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毁坏。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释文：“不铄，崔云：不消坏也。”铄，在这句话里出现两次，意思是毁折、毁坏[9]。
《战国策·秦策五》：策士对秦王说“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齐，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受兵矣。”译文：如果秦国先一步得到齐、宋两国的援助，韩国将受到削弱；韩国一旦削弱，楚国就陷入孤立而遭到兵祸。如果楚国先一步得到齐国的援助，魏国被削弱；魏国一旦削弱，秦国就会陷入孤立而遭到兵祸了。《战国策全译》对“铄”注释为：以削金比喻兵力减弱。姚本：“铄，销铄也。言其弱。[10]”《汉语大字典》在引用《战国策·秦策五》之后，又引证东汉人高诱注：“铄，消铄也。言其弱。[11]”两种注释均“言其弱”，仅有销与消一字之别。
以上三例古文的共性是：铄，既有磨的意思，又有消损、毁损和削弱、弱化之意。联系到西汉初期流通的一些半两钱，本来是一枚枚形制完整的方孔圆钱，却出于某种目的故意被錾凿，或者被锉磨得伤痕累累，甚至从钱肉中部进行环形錾凿将其一分为二，内圈变为凿边钱，外环部分则成为綖环钱。这些经过后加工而变形的钱币，恰恰是对半两钱币原来形制的局部削弱，甚至是一种小范围销毁，但钱文“半两”二字有的原封未动、有的各自剩下一半，但仍然能够识别出来，这种情况与《二年律令·钱律》所描述的缺铄半两，即“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的行钱是交相辉映、合辙合拍的。
考古发现的缺铄半两
例1 .1953年至1956年 ，湖南省文管会在湖南衡阳共清理西汉墓葬100座：其中早期墓78座，中期墓15座，晚期墓7座。
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剪边半两的有两座 ：“剪边半两铜钱：1956年衡凤11号墓出土，直径2.15-2.4厘米，重2克左右，半字上横或不上折” [12]。“1956年衡凤68号墓出土剪边半两，剪边呈椭圆形，每枚重0.93克”[12] “剪边半两，1956年衡阳凤凰山68号墓出土，直径1.3-2.1厘米不等” [13]。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没有报道两座墓出土剪边半两的数量，也没有附上哪怕是一张剪边半两的拓片。
例2. 1962年冬，陕西省长安县韦曲乡手帕张堡农民在村西高地掘土时，先后发现了内装古钱的5件陶釜，其中4件被农民当场砸碎，取出铜钱60余斤售给韦曲废品收购站。只有1釜完整无损，毛重16斤，送交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这批符合《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千钱一畚”的钱币搁置了20多年之后才得以清理。陶釜底部有一方形的戳印，为阴文篆书直读“杜市”二字。陶釜内有1000枚古钱币：计两甾1枚，賹化2枚，半两钱997枚。该窖藏的年代断定为秦统一六国之前的 战国晚期 。对于该窖藏，曾做过多次报道[14] [15][16]。第一次报道给出16枚半两钱的拓片图[16]，其中的大样5式即是一枚 剪边半两 （图1），直径32mm，穿边8mm，重量6.5g。原文称“拆型摘取铸币时断裂伤及钱体”。从背面看，断口齐刷刷地几乎成一直线，应该是錾凿所致。
例3. 1973年10月底，江苏省丹徒县高资公社高资大队第八生产队社员在农田中开挖排水沟时，发现一窖藏有铜钱的陶瓮，重达280余斤。镇江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清理[17]。内有八铢半两、四铢半两、两汉五铢、新莽大泉五十、货泉、布泉；三国直百五铢、五铢、直百、大泉当千、定平一百、太平百钱；东晋丰货、汉兴等等。仅有的两枚 八铢半两 之第一枚（图2），重3.6g，直径30mm，原文说“前一枚似被磨鑢过的”。从拓片图上看，穿孔左上侧之直线式缺口也应该是錾凿所致。
例4. 1984年，河北省抚宁县旧城出土了130多斤 西汉时期的窖藏半两钱 [18] [19]，数以万计，其中有汉初榆荚半两、八铢半两、吕后五分钱、文帝四铢半两、武帝有郭半两和三铢钱。还发现有许多半两钱的 钱背被锉磨 过的痕迹（图3），被锉磨掉的铜屑超过了总重的2/3，最轻的仅有0.7克。
例5. 1987年11月，江苏溧水县南门外寺桥出土一窖藏铜钱[20]，有半两、五铢、新莽钱、刘宋钱等。其中有 剪边半两3枚 ，给出2枚的拓片（图4），未列数据。
例6. 1995年11月，河南汤阴县工商银行办公楼施工工地出土一 战国半两窖藏 ，重20余公斤，约5000枚，均为战国半两。汤阴文管所、安阳博物馆先后征集回其中的1/4，经整理分类和研究[21] [22]分为厚重型大半两、灯笼半两、饼半两10枚、规整型半两、大型广穿半两、椭圆形半两。在椭圆形半两中发现 5枚磨边半两 ，其中11号磨边半两最为典型（图5），直径30.6-31.6mm，穿边11.4mm，肉厚1.4-2.0mm，字厚2.1mm，重7.4g, “两”字左边的竖画都被磨掉了。
例7. 1999年8月20日至2000年1月6日，南阳市*物文**考古研究所对南阳市宛城区东部牛王庙居民住宅小区的131座汉墓进行了发掘[23]。出土半两钱503枚，钱文可辨识者155枚，分为A、B两型。 西汉早期墓M1 出土B型1枚，直径21mm，穿边9mm，是典型的 剪边半两 （图6），报告说“经人为凿、磨，钱形不完整，钱面文字残缺。”
钱币书刊中的缺铄半两
从诸多钱币书刊之中，尚可寻觅到若干与缺铄有关的秦汉半两钱。表1就是按发表的年代顺序对所见这类钱的一次汇总。
表1 文献资料中所见的缺铄半两（非原大）
缺铄半两藏品
剪边半两、錾凿半两、扩穿半两均属于缺铄半两。下面，对不同形式的典型减重半两钱分作9类分别举例如下（附图非原大）。
1.平凿剪边半两
平凿剪边，有些是从钱树上拆摘时錾凿而致；大多数情况下系指盗铜者锤击较宽的平凿，在钱币上平直地凿下其中的一角，留下的痕迹是笔直的直线或近似直线。图7和表2给出作者的一组典型的平凿剪边半两，前3枚属于秦半两，第4枚为战国小字半两。
表2 平凿剪边半两数据 （图号的二级编号对应于图上从左到右的顺序，后续表格亦然）
2.环凿剪边半两
环凿剪边系指在钱肉上分段锤击弧形圆凿，錾凿后钱币上则留有近似椭圆形錾凿痕迹。图8是一组典型的环凿剪边半两，其测量数据见表3。样品第1-12枚为笔者藏品，第13-27枚是加拿大籍华人、著名钱币学家杜维善（D.W.S）老先生的藏品。第28-29枚和第30枚分别是简斋泉子(裴磊P.L)、吕梦飞（L.M.F）的原藏。这几位泉友听说我正在研究此问题，第一时间响应，并慷慨提供了帮助。借此机会对三位泉友表示衷心感谢。图中背景拓片借鉴了半两钱专著中字体风格、厚度和穿孔三者均较接近的予以对比；第8-12枚的背景拓片取自《思古楼藏战国半两图系》，第26枚对比原型为笔者藏品，其余均取自《半两钱研究与发现》一书。
表3 环凿剪边半两数据
3.凿穿半两
所谓凿穿，系指使用带圆弧的圆凿在钱币穿孔附近进行锤击，将穿孔扩大，原先较为方正的穿孔变得奇形怪状。图9和表4所示的凿扩穿八铢半两，扩大后的穿孔不同于铸造过程中浇不足次品那样孔洞部分具有圆滑的边缘，而是凿痕累累，很不规整。第1、2号样品“半”“两”二字各剩下一半，3号样品的“半”字则被凿掉一角。
图9 凿穿八铢半两(非原大)
表4 直切剪边半两数据
4.綖环半两
綖环钱，是使用圆凿在钱肉上分段进行环向锤击，整体凿下来的内芯是为剪边钱，留下来包括外缘在内的近似圆环形的部分称为綖环钱。图10、表5所示的綖环半两，以及表1中王泰初《钱币收藏研究文图集》给出的綖环半两，其原型均为八铢半两。
表5 綖环半两数据
5.磨边锉背半两
用磨石磨边、或用锉刀锉磨背面的八铢半两，如图11、表6所示，发现数量很少。磨边半两，一种是把钱币竖起来磨边，直径缩小，原来的厚度不变（图11-1，3）。另一种是直径不变，外缘周边磨得越来越薄（图11-2）。图11-4的背面锉痕累累。
表6 磨边半两数据
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对于缺铄半两相关的几个方面说明如下：
1.凿边半两与《二年律令》相关 所举磨边、锉背半两甚少。而錾凿半两，绝大多数属于人为的故意减重行为。这些本来是完整的半两钱，却用小錾、大凿在钱币上进行切割，形成平凿剪边半两、环凿半两、凿穿半两、綖环半两。錾凿的结果之一，或者边缘呈不规则的椭圆形，或者穿孔不规则。二是錾凿幅度控制在钱文“半”“两”大约各自剩下半个字，并且依稀仍可识别出来。这些经过錾凿的半两，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钱币形制的完整性造成了毁损和削弱，符合《二年律令·钱律》第一条 “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的描述，故錾凿半两可视为《二年律令·钱律》所指的一种缺铄半两。
2.重新审视“吕后八铢半两” 从对上述缺铄半两资料与实物汇集的情况看，凿边（平凿、环凿）半两、凿穿半两、綖环半两、磨边及锉背半两，多集中在秦末半两和八铢半两。环凿半两的第1、2、5号，字高分别是2.83、1.62、2.34mm,为战国半两无疑。
1986年1月，秦始皇陵考古队在西安市临潼区晏寨乡岳家沟对两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和461枚半两钱，报道说毛刺尚存，直径20.8-23.7mm，重0.5-0.9g，是清一色的榆荚半两。该“墓主属于‘士’一级人物,入葬时间大约在西汉初的高后时期”[24]。既然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高后时期墓,出土钱币只见荚钱却不见八铢半两的踪影，从原因何在的追问中引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所谓吕后二年新铸八铢半两是否真有其事，早就有人怀疑。若吕后二年果真铸造发行过新的八铢半两，如此重大的币制改革，同年出台的《二年律令·钱律》为什么只字未提？文博界有一条共识：考古发现成果的作用是其他传统文献所不能替代的[25]，即后人的任何文献记载，都不如科学考古发现的当代历史文献更具说服力。吕后二年果真铸造发行过新的八铢半两，那八铢半两既然是新铸，怎么会制定出“文章颇可智（知）”这样如此荒唐的律令条例？难道八铢半两新钱从一问世尽是一些钱文模糊、云山雾罩的粗劣铜片不成？还有，在目前所发现的凿边半两之中，其直径多在“径寸八分以上”，其原型钱绝大多数是八铢半两。这就让人怀疑：高后二年真的发行了八铢半两，如果一发行就被剪边，剪到大于“径寸八分”，这种行为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
钱币界对八铢半两的主流共识是径大肉薄、钱文浅平、小篆工整、笔画方折、残存有多个水口把（残留内浇铸道）,且分两类：大样“钱径在3厘米左右,平均枚重4.4克”,
小样“钱径在2.7-2.8厘米之间，平均枚重3.3克” [26] [27] [28] [29] 。若用《二年律令·钱律》中“钱径十分寸八（1.85厘米）以上”这样一把尺子去度量,八铢半两小样是“钱径十分寸八以上”下限1.85厘米的1.46-1.51倍，大样则是它的1.62倍。很明显，差距如此巨大，充分说明二年律令所指钱币之大小，不会是针对常规的大样、小样八铢半两。再者，“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这种不设上限的律令，在历代新铸钱币规格中绝无仅有，既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科学考古已经证实：战国半两中已发现磨边半两和凿边半两[14] [22] [23]，西汉初期便有符合《二年律令·钱律》规格大小的凿边八铢半两出现[12] [13][17] 。吕后二年果真铸造发行过新的八铢半两，盗铜者竟敢以身试法选择刚发行不久的新铸半两下手錾凿锉磨，然后拿到市场上去用，岂不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吗？！
上面种种漏洞百出有悖常理之疑问，追根溯源在于把《二年律令·钱律》行钱与所谓高后八铢半两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谈，而生吞活剥拉郎配得到的答案势必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事实证明，在对待复杂的历史问题上简单而机械地以年份为公因数，采用数学上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往往是行不通的。
3. 八铢半两和《二年律令·钱律》行钱的交集
如上所述，既然《二年律令·钱律》“钱径十分寸八以上”（图12）所指对象不可能是所谓的高后八铢半两钱，那它的所指又会是什么呢？
图12. 钱律图片（取自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P43） 钱律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 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一九七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一九八。” |
让我们换个思路往前倒推过去：从秦灭亡到西汉建国，经过十多年的战乱之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榆荚之钱盛行于市场。《二年律令·钱律》规定“故销毁行钱以为铜、它物者，坐赃为盗”，说明直到吕后掌权这种状况依然未见起色，市场上行钱供不应求甚至更加糟糕。在此情况下民间出现诸多后加工前朝八铢半两，即经过錾凿磨锉后的八铢半两流入市场，可以说事出有因、不足为怪，这种缺铄半两虽有缺铄但钱文可识，八铢半两即便经过錾凿磨锉，但只要符合《二年律令·钱律》的规格大小，仍比那些轻薄的荚钱更具实用价值。故统治者审时度势、顺水推舟将其视为行钱写进法律条文予以保护，同时用以解决财政拮据、通货不足的燃眉之急，反倒是一桩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举措。换句话说，《汉书·高后纪》所记二年七月：“行八铢钱”，虽然至今没有发现重新铸造八铢半两钱的直接证据；但是容许那些凿边、凿穿、磨边、锉背、綖环八铢半两作为行钱参与货币流通，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这个链条之上，一是有对《二年律令·钱律》条款的深入分析、二是科学考古发现确实有这样的钱币实物，这两条证据均能够得到证实。由此也应验了东汉末年应劭所说 “复行八铢钱”“本秦钱”应当是对的[30]，尽管他对 “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的注释有失偏颇与实际相去甚远（图13）。
图13. 《汉书》记载的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1986年版P377）
得到如上推论的前提是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在地下沉睡了近1800年后重见天日，特别是在我们重新审视吕后二年是否真的“行八铢钱”之关键时刻，《二年律令·钱律》的问世，如同钱币断代的标准器一样应时而来，为我们建立了毋庸置疑的历史参照物，从而为这桩历时千年的笔墨官司驱散迷雾，开辟出一条金光大道：在荚钱盛行、经济运行遭遇困境之特殊历史时期，承载着历史使命的《二年律令·钱律》行钱式样，携手科学考古发现的凿边、凿穿、磨边、锉背、綖环八铢半两钱先后登场，竟然使得两者神奇般地找到了契合点并交集在了一起。这是历史的眷顾，也是今人的幸运。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过杜维善先生的特别提示与关照，并通过手机短信就此进行了数次越洋讨论。当我把初步的结论发微信给他，2019年5月23*他日**回信说：“你的结论很有意思，我前一阵子整理古钱就发现有不少既不是秦钱也不像私铸，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八铢半两。”并说“关于剪边和锉面半两我有多枚，没有放在书（ 杜维善著《半两考》《思古楼藏战国时期半两图系》）中，过几天我身体好一点，全部拓给你。”5月26日告知说“找到十七枚凿边半两，昨天拓好，今天寄了给你，这里边应该全部是战国的半两，我应该还有但是没有找到。”当他见到了初稿之时，于2019年5月29日用微信告知说“很奇怪，我从前就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一般来说大家认为的八铢半两多数是减重的战国或秦半两，但我们怎么又走到一起，我很想知道哪一种凿边或剪边（半两）归在这一系列中。”6月21日杜老在微信中对本文再一次予以肯定，“认为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我一直都不能反证我的看法，现在基本上可以定案了。”6月29日杜老用手机把17枚剪凿半两的厚度与穿孔实测数据发过来。正是有了杜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本文增色又添彩，内容更加生动全面。可是，当本文即将正式发表的时候，杜维善先生于2020年3月7日已经驾鹤西去。如今，每逢翻阅与杜老的微信记录、看见杜老亲手制作的那些拓片的时候，惋惜思慕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愿此文的发表，也作为对杜老的一次纪念吧！
（2019.05.05初稿，2019.05.16二稿，2019.06.09三稿，2019.06.28四稿，2019.07.04五稿，2019.08.10六稿，2019.10.19七稿，2020.01.14八稿，2020.08.26九稿，2020.09.21十稿）
附：杜维善先生制作的拓片与数据
[1] 闫晓君：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 《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P122-128.
又见《秦汉法律研究》2012年P266-284.
[2] 彭 浩、陈 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P168.
[3]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
*物文**出版社2006年P35.
[4] 李均明著《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物文**出版社2009年P164.
[5] 彭 浩、陈 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P168-169.
[6] 陈生玺主编《张居正讲评孟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P330.
[7]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本）四》
商务印书馆1992年P3220.
[8] 庄 周著、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P161-165.
[9] 实用古汉语大辞典编委会《实用古汉语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P895.
[10] 王守谦、喻芳葵、王凤春、李 烨译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P198-199.
[1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P1777.
[12] 周世荣：长沙衡阳出土西汉货币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P193-208.
又见《陕西金融·钱币专辑(3)》1985年7月1日P1-15.
[13] 周世荣《金石瓷币考古论丛》岳麓书社1998年P189.
[14] 陈尊祥、钱 屿：陕西长安韦曲秦钱窖藏《上海市钱币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P17-24.
[15] 陈尊祥、路 远：手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P3-12，31.
[16] 陈尊祥讲稿《古货币鉴定》陕西省文博干部培训中心1987年10月P3-22.
[17]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考古》1978年第2期P130-135.
[18] 康 煜：河北古钱币的拣选与研究《*物文**春秋》1991年第2期P52-58.
[19] 胡金华《河北古钱币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P100.
[20] 溧水县博物馆：江苏溧水县寺桥发现刘宋时期货币《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P45-50.
[20] 焦智勤、孔德明：河南汤阴出土战国半两窖藏《中国钱币》2000年第2期38-42.
[22] 河南出土钱币丛书之四《安阳鹤壁钱币发现与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P68-79，99.
[23] 南阳市*物文**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物文**出版社2011年P9，256-257.
[24] 王学理：秦始皇陵园汉墓清理简报《*物文**》2004年第5期P31-37.
[25] 后晓荣《悠悠集—考古*物文**中的战国秦汉史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P2.
[26] 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中华书局2005年P295-312.
[27] 蒋若是：“汉八铢”半两钱初探《安徽钱币》1994年第1期P5-8.
[28] 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P284-291.
[29] 杜维善《半两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P86-95.
[30]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1986年版P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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