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似乎应该是我的死期。
清早起来，我正冲着澡准备去工作，一阵金属质感的钝痛突然在前胸和喉咙中蔓延开来，嘴巴里还有一股水泥的味道。我走出淋浴房，给湿漉漉的身体裹上件浴袍，一阵难以言喻的疲惫袭上心头。浴室门是开着的，萨尼娅正要出门上班，一眼看到了我这副样子。我让她不要担心，赶紧去上班吧，我就是有点疲惫，回床上躺一会就好了。
萨尼娅不放心，执意留下来陪我。我穿着浴袍躺在床上，身上还是湿的，头发滴着水，感觉更难受了。萨尼娅给我端来一杯冷茶，可是喝下去之后毫无用处，没办法，只能打电话给911。她站在窗边，望着街道，焦急地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我浑身发软，就连朝窗子那边转个身，看看她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静静地注视她之前坐过的沙发。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萨尼娅不在她刚才待的地方了。然后我的目光又落到了沙发上面挂着的一张照片上。
拉萨。清晨。一位年轻的僧人，身披红色袈裟，离开了身后那栋石头房子墙上的高大的木门，正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卵石路上，一团清晨的薄雾在他面前飘浮——那是朵小小的白云，仿佛一只幽灵，僧人紧随其后。我的目光追逐着那朵飘浮在*藏西**的碎石小路上方的白云。
“他们来了。”萨尼娅站在我身后说。然后她回到了我的视线里。她打开门，看向走廊，又不放心地回头瞧了我一眼。不一会儿，我们的房子里就塞满了一大群从急诊部赶来的陌生人，他们迅速抢占了沙发，把我包围起来。我的隐私从未受到过这样具有攻击性的侵犯。这些人毫不拘束，看起来自信满满，他们四下打量我的房间，瞟了我一眼，还称赞了我身下的床罩的图案；一群待在我房间里的陌生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女孩解开我的睡袍，让我赤身裸体地躺在众人面前，然后问了一句：“先生，您多大了？”
“五十。”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一切恢复了平静。
我早已无所畏惧，波澜不惊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现在全都结束了，当我记起这件事时，我仿佛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看着它，好像我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漠然地注视着事情的发生。
那个蓝制服姑娘对我说：“先生，您是心脏病发作了。”这话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震惊。
我内心平静的时候便是如此。在电影里，当拍摄到关键部分的时候，导演往往会去掉声音，只留下画面，有时候还处理成慢动作。这种技术手段是为了唤醒人们内心的注意力。
心灵的运作方式与冷冰冰的摄像头非常相似。
对我而言，从救护车到来的那一刻起，震惊就开始了，尤其是在一大群陌生人填满我房间的时候。这件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不能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惧怕它。而此时，我对疾病的恐惧表现为对医生和医院的恐惧。我从来没去过医院，连病人都没探望过。但是现在，这个穿蓝色制服的女孩在我身边弯下腰，对我说：“您是心脏病发作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她错了，那不是我的心脏。然后我想：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孩。我试图想起究竟是在哪里，然而许多只人手正在我身上折腾，给我连上金属线，把我翻过来倒过去，一会向左、一会朝右，严重妨碍了我的思路。我想不起来以前在哪里见过她。透过她的蓝衬衫，我看到她的胸部轮廓，绝不是有意的。她焦虑地看着我，似乎在谴责我什么。
还有另一个视觉现象：周围这群人的身躯都变得非常高大、看起来很不自然，我的身体却萎缩了。当时我是怎样一种感觉呢？疲惫。这种疲惫来自胸口的重压，让我喘不过气来，与生活带来的疲急感同样沉重。于是我想：是它吗？是死亡吗？事实上、当时我不仅是以参与者，也是以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开始看待每一件事情的。我又想：这样挺好，让一切都随风而逝吧。我累了，想闭上眼睛，忘掉所有，愿时间静止。我已经活了很多年了。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躺在救护车里，膝盖快要被氧气罐的重量压碎了。我凝望着天空中飘过的白云，还有道路前方的绿色信号灯——此前我只在开车时注意过它。车速似乎因为某种原因放缓了，我透过救护车的后门，看见了一座砖砌建筑，上面挂着一块指示牌，刻着“解放之书”。
“这条街叫什么名字？”我问那个蓝衣女孩，她正侧身帮我放枕头。
我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以便忘记胸口的疼痛吗？坐在我脚边的那个小伙子，不停地移动着我腿上的大金属罐子。这个冰凉的大块头正好压在我的膝盖骨上，一时之间，我两个膝盖成了全身最疼的地方。我心中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无声的怒火，他也许是故意用氧气瓶摩擦我的膝盖，好让我的思绪从心脏转移到别的部位上去。
我把注意力转移到街边的树木上。现在是秋天，即便是多云的天气，光线也很充足，叶子染上了阳光的颜色，格外耀眼。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吗？还是说，树梢上的金色给了我一种阳光的幻觉？生长着落叶乔木的风景一直让我联想到死亡。对此，有某种让人难以信服却又显而易见的东西。
在秋天死去，多少有些不得体。
在秋天死去，与万物一同凋零，这种死法太矫揉造作了。
救护车停到医院门口。在停车场，我抬眼望去，望见一个身穿华盛顿首都队红色冰球衫的女孩，她穿梭于车辆之间，朝着医院的方向走去。她正在向上看，看向一扇窗子，或是一片云彩。
这个停车场我之前只来过一次，是在诗人F.的妻子产女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天他新买了一辆丰田凯美瑞，跟我说：“你愿意开吗？”“当然。”我绕着停车场开了一圈，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不过新车的那股气味让我记忆犹新。
我的氧气面罩在十一月份冷空气的作用下，开始凝结出一层水雾。
在医院的入口，我遇见了一大群面带微笑的医护人员。在我的右手边，一位护士正在我的胳膊上找血管抽血。而我的左手边，站着两个穿绿色外衣的女孩，她们盯着我身上裹的床罩，对上面的图案很好奇。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走廊尽头的萨尼娅；一个男人（或许是医生）走向她，手里还拿着几张纸。萨尼娅很认真地听他讲话，然后就哭了。
现在这个男人在我身边弯下腰，用他冰冷的手指号了一下我的脉搏，问道：“您多大了？”
“五十。”
我想回家待一会儿。
“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当一群陌生人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随意检查我裸露的身体时，我是谁？其中还有一个我认识的女孩。真正让我感到不适和羞耻的，不是死亡的临近，而是我意识到了，在这一刻，我的身体只是一个不发射出任何信号的物体。我的肉体是无性别的。
不但如此，这些陌生人还随意地摆弄我的身体，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现在的我所剩无几，只余一具凡俗的残躯。赤裸的身体躺在浴袍里面。
我对这具身体的全部了解，都是作为一名诗人，而有所选择地进行的、只着眼于它的功能与力量，而忽视了它的弱点和短处。
对于这具身体上的疾病，我其实一无所知。
大脑是通过获得的数据而做出逻辑判断。心脏病发作时，我正好站在浴室的喷头下面，突然感到嗓子里一阵剧痛，嘴里还有一股金属的味道，我立刻联想到在《名利场》杂志上读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作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后来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疾病发作的一次经历。文中写道：痛楚充盈了整个前胸和脖子，感觉胸口像是“有水泥在慢慢凝固”（这句话是我从记忆中引述的，不过我觉得他当时写的，正是我现在所经历的）。我从淋浴房里走出来时，这股痛感加剧了，我确信自己得了癌症。
之后，急救人员来了，一个女孩（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医生）在我旁边弯下腰说：“先生，您是心脏病发作！”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天哪，不可能是我的心脏。
我坚信自己的症状和希钦斯描述的一致，我更愿意相信他的文章，而非所谓的官方诊断。总之，有那么一刻我在想：真搞笑！我快要死了、脑子里想的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真可笑：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我的情况却是从一个《名利场》杂志的专栏作家那里得到解释，他不知道我的存在，也因此不会知道，我或许正要结束存在。
“您多大了？”
“五十。”
今天，这个对话不断重复。
我的年龄对医生而言是个重要信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从某种方式上来说，我一辈子的时间都早已被精确地度量好了。这意味着，从今天开始，我对于青春的所有幻想都破灭了。我们合理安排着自己关于时间的体验，但除了日历表所规定的一切。我们并未真正意识到时间本身的意义。因为，“在精神上”，我们仍停留在原地。“在精神上”，现在的我和二十多岁时的我是同一个人。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也是作为人类的特征。是一种自我保护，逃离死亡的方式。西方文化喜欢采用不对称。不和谐的方式来观察人，因而将人的肉体与灵魂割裂开来，肉体是有年龄的，灵魂则没有。这种分裂，大概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开始的。
现在的我，已经沦为一具躺在手术台上的躯壳，全程靠眼神及少得可怜的词汇跟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他们在努力让我复苏。这堆人数量庞大——有的人在准备手术，有的人正参与其中。他们都开始和我这个濒死之人进行交流，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具躯体（也就是我），即使在手术台上，也无法提供出太多的信息。除了我这个不好发音的名字，关于我的唯一信息，就是我来医院时裹着的那条床罩了，上面印有保罗·高更的画作——每个人都对它品头论足，似乎对这幅画的文化渊源很感兴趣，大概是认定了床罩和我来自同一地区吧。
给我动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时不知道我那复杂的名字怎么发音，他把脸凑到我的跟前，略带焦虑地解释道：手术中他需要和我进行交流，为了方便起见，他想给我起个称呼。他说：“直接叫您‘患者’行吗？”
我不太清楚这条床罩产自哪里，大概是某个南美国家。可能医院里的某个员工碰巧也来自那个国家，这条床罩引起了他的兴趣。总之，这些人对我的身份很敏感，虽然他们没问，但是我敢肯定，他们不知道我从哪来。他们只能根据我的口音，判断出我是个外国人。
这是否表明，我们都曾有类似的担忧，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死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这是我第一次深入审视身体的内部。在手术台的左边，有一个屏幕，可以透视我心脏动脉的影像。它让我联想到一株分杈的植物。一段很细，近乎透明的小枝杈，开始慢慢长大，伸长。这种成长的背后是一个未知且微妙的过程——医生在一点一点地为我疏通动脉，冲破血栓，让血液重新正常流通。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清畅。接下来，医生又用同样的方式为我的另一条动脉进行了疏通。被疏通的动脉就像一棵树一样，在我眼前慢慢长出新的枝丫。
这就是全部过程了。我嗓子里的痛楚和胸口的重压都消失不见了。此时此刻，自由的呼吸是如此令人神清气爽，将所有的疲乏清除体外。我真想坐直身体，跳下手术台，下地走一走。
浑身充满了氧气。
手术室出人意料地变空了，我独自待了一小会儿，听到一阵嗡嗡的声音，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是机器声吗？
很快房间里再次充满了人声。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都在谈论昨天晚上电视剧中的情节。
他们在笑。
一个非裔的美国女孩在我身边弯腰问道：“您想喝点水吗？”一个跟在她身后的拉美小孩，好像一直在和她说话，他说：“你必须那样！”
我说：“好，谢谢。”
姑娘回答那个小孩：“我不能，我不会！”房间里另外有人谈论着自己早上在电梯里如何被困了半个小时。电梯负责人终于赶到，把他解救出来，“我觉得，”他说，“就像一个智利矿工，被人从地底带到了阳光下。”
我端着塑料杯喝水。后来，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最后的意识就停留在这杯平平常常，略带甜味的水上。
离开手术台，躺在一张狭小的推车上，我乘坐电梯去往病房。陪同我的是两个年轻人，穿着医院的制服，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着急；他们说着，笑着，无疑忘记了我的存在。两人可能是一对情侣。在他们身边，我感觉自己的原始特征再次附体。进电梯的时候，平躺着的我身体太长，他们着实费了一番力气。电梯关上时，我能感觉到双脚都抵到门上了。
今天遇见的人全都消失了。他们离开得突然，来不及跟他们道别。那对在电梯里打情骂俏的小情侣把我从低层送到高层以后，在我没有注意的时候，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病房里，一位新护士把我安置到床上，对我说：“好可爱的床罩呀。”
我说是从家里带来的。她连忙解释说，我完全可以随身带着它。她可能以为我对这条床罩有着孩子般的依恋。
我给萨尼娅打了个电话，她已经迷失在这栋倒霉医院的破走廊里了。
如果以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为分界线，那么这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大事就是：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心脏病犯了。
当时我正在淋浴，突然感到胸口和嗓子里有一股金属质感的钝痛。过了一会，救护车来了，一个女孩给我做了检查之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是心脏病发作。”我戴着氧气面罩，看着坐在床对面沙发上的萨尼娅，身边围满了陌生人。她的脸因恐惧而变得扭曲。那些人用我躺着的床单把我随便一裹，急急忙忙地带我离开家；他们把我送到医院，给我动了手术。动脉支架装好后，我被安置到一间病房。整个过程大概用了三个多小时，但是这三个多小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世界。
手术做完之后、医生去找萨尼娅，但是她不在等待室。我到病房后给她打了个电话。她接了，说是在路上。她进来时，面色极为苍白、整张脸都被眼泪泡肿了。她的脸上同时呈现出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深重的悲伤、这种复杂的情绪让她不堪重负。在她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她一时冲动，想要拥抱我，可是又不敢这样，生怕会弄伤我。我让她坐到床上，待在我身边。
“你刚才去哪了？”
“医院外面。”
“外面这么冷，你穿的又……”我才注意到，她走的匆忙，T 恤衫外面就穿了个外套。
“我不敢再等下去了。”
“为什么？”
“我害怕医生出来对我说……”
“说什么？”
“……你死了。”
“我才不会这么快就死的。”
“签手术协议书的时候，他们问我要不要请个牧师。”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用，你不会死的。”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牧师也不能让我皈依上帝……”
“没有。”
“那你应该告诉他们！”我开玩笑说。
她假装生气（大家都要急死了，你这家伙还笑！），伸出手轻轻地在我胸口拍了一下，然后她突然想起来我的心脏刚动过手术，吓得浑身发抖。她可能会伤到我，啊啊啊！她急得在我面前直摆手，哇呀呀呀呀！之后我们都笑了。
我也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剩下的事。我独自一人待在病房里时，我在想：
当然，我一直都在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死亡的态度在不断趋于成熟，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死亡竟然是心脏停跳。我身上其他所有器官都可以停止运行，唯独心脏不行。我想，只要我需要它，它就会在这里，为了我而跳动。
我给儿子哈伦打电话。他现在在圣路易斯。在飞机场。
“还有多久起飞？”
“六小时。”
1996年1月31日午夜，从萨格勒布前往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移民到美国的路上，当时我们就在圣路易斯机场。
我们在转机。
我还记得候机室里一排排的灰色皮质座椅，以及午夜时分头戴斯泰森毡帽的旅客。座椅旁边的高台上放着烟灰缸，浑浊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杰克丹尼威士忌的味道。如今再也不会有烟灰缸了。跟儿子聊天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次旅行时拍的一张照片——儿子把头枕在胳膊上，趴在机场咖啡厅的桌子上睡着了。那会他才十三岁，我三十五岁。现在他都二十八岁了，差不多和我那天夜里一样大，当时我们正疲倦地等待着飞往菲尼克斯的航班。已经过去多久了？十五年了。
“抱歉，儿子。”
“怎么了？”
“让你等了这么久。”
“爸，你不用安慰我，我的心又不是拿布片缝起来的！”
“缝起来的”这个纺织专业术语让我吃了一惊。仔细想来、术语的字面意思已经变成了事实。身上摸起来已经不疼了，如果是幻觉，这倒挺不错的。
我感觉良好，心情愉悦，都忘记我的心脏是被“缝起来的”了。只有腹股沟处的血管隐隐作痛，他们在那里开了刀：在生殖器和大腿中间的那片柔软区域。
躺在手术台上，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他们在给我的腹股沟剃毛；那是一种冷冰冰的，令人十分厌恶的触感。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如果说我的问题是在心脏——我是这么以为的——那他们为什么要给我的*处私**剃毛？
冰冷的剃刀刮过我的肌肤。
死刑犯清晨即将坐上电椅的画面突然跃入我的脑海。
然后就是这个。萨尼娅今天对我说：不要再吸烟了。
“如果你还想继续活着，”她说，“你就必须戒烟。”
这才是重点。
”我今天听说一件事。有一个波斯尼亚人，是肯塔基州的医生，跟你一样，也有心脏病。住院的时候，有一天他让妻子把车停到医院的后面，然后偷偷跑出去躲在车里抽烟。想想吧，一名医生！可怜的妻子拒绝给他带烟，还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同事。”
在美国，让人戒烟的各种措施制定得极为严密。美国可谓是全世界*制抵**香烟运动的中流砥柱。然而，关于香烟以及人对香烟的依赖，最贴切的评论也出自美国人之口——莱尔德·亨特曾经说过：
“当你吸烟的时候，其他人都会凑上来，向你借火。”
第二天，我想到远在波斯尼亚的母亲，想到自己犯心脏病的消息对她的影响。为了避免可能的伤害，我给她打了电话，解释说，也许有谣言传到了波斯尼亚，说我罹患了心脏病。我说，我打电话是为了让我的声音和愉悦能让她放心，事情不是那样。她听得很认真，停顿了一会，然后问我：“那么，如果并非如此，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清楚地感觉到“如果并非如此”中透露的担忧。
“其他疾病都有可能引发心脏病，”她说，“莫诃莫丁诺维奇家族没有心脏病史。咱们家所有人，无论是你父亲那边，还是我这边，心脏都没问题。”
所以说，我是全家第一个得心脏病的人。基因变异是从某个人身上开始的；或者，我和所有亲戚一样，刚生下来的时候心脏都是好的、只是我不小心在里面塞了东西，超出了它的负荷。
通话结束后，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句诗，可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的作品，由波斯尼亚诗人弗拉基米尔·纳斯基柯所作，他大概早已被世人遗忘。这是一首玄学诗，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残留一行如此写道：
我将要沉睡，母亲，就像您，将我带到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萨尼娅今天早上八点之前就到病房了。来的路上，她从医院食堂给我带了杯低咖，用甜味剂调的味。
这不是咖啡，里面加的不是真正的糖，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你看上去不错！”她说。
我点了点头。很明显，我看起来好多了，但是还要被这些电线绑在床上，动都不能动，更别提坐起来，下床走几圈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心满意足地喝着咖啡，把它想象成真正的咖啡，里面还加了白砂糖的那种。
今天早上来了一位新护士。她说适当活动活动，在房间里走一走对我有好处。我一听这话，立马跳下床，都顾不得身上连着几百根电线，血管里还留着针。
萨尼娅在浴室里，用一块湿布为我擦洗全身。之后，我开始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又能重新行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就像迈出人生第一步一样。我在走路！
但是当我坐到椅子上时，我突然挺直了身子，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右侧的腹股沟里爆开了（就是他们昨天用剃刀给我*处私**剃毛的地方）。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肿块。我按下床边的按钮，叫来护士，她很快就来了，饶有兴致地盯着我的肿胀之处。她用手掌的外侧量了一下覆在肿块上的生殖器。她有些担心，又测了测我脚上的脉搏，然后快步走出病房去找主治医师。
很快来了一个年轻人，他既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而是一名技师，手上拿着一个陌生的塑料物体。在这个正方形物体的中心、有一个半球，他把它压在肿块上，然后把其余的部分塞到球上的洞里。他把线系在我的腰上。不过他的动作很慢，一直在看说明书。这个东西大概是用来读取我生殖器旁边的肿块发出的脉冲或信息吧。
但是这东西没起作用。
他放弃了。
他把那个塑料物放在旁边的柜子里，然后离开了。
我现在的举动应该表现得像个病人吗？
我不想那样。
不。
在契诃夫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是一篇故事的梗概。讲的是一个男人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发现他心脏有问题。
之后这个人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每天吃很多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的病情；搞得整个镇上尽人皆知，镇里所有的医生（他定期去做咨询）也都知道了他的病。他没有结婚，也不再喝酒，总是走得很慢，呼吸困难。
十一年后，他到莫斯科旅行，拜访了一位心脏病学家。这位专家告诉他，他的心脏其实很健康，一点毛病也没有。起初他很开心。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生活无法重归正轨，他已经完全适应了每天早早地上床睡觉，慢慢地走路，困难地呼吸。
而且，世界对他来说已经变得索然无味，现在他再不能谈论自己的病情了。
一个非裔年轻人过来给我做心脏照影。
同大多数人一样，他在食指而不是无名指上，戴了一枚银戒指，嵌有一块方形戒面，是由一颗泪滴状的大绿松石镶在一块方形的缟玛瑙上拼接而成。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一边观察他的工作，一边看他手上的戒指。
他使用一台手持式扫描仪给我拍片，这个冰冷的蛋形仪器游走于我的胸骨间，在我赤裸胸膛的左侧。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面前的显示屏，上面出现的就是我心脏的投影吗？还是其他什么影像？我不知道，我看不见那块屏幕。我这个人只要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会头晕。睡觉时，我有时会把手不自觉地放在左胸上，一摸到自己的心跳，就会惊醒。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给我做记录的举动让我很不舒服。尤其是当他把圆形扫描器用力按在我肋骨中间的时候，我的不适感达到了顶点。
“你在干吗？”
“我试着让您肋骨间的缝隙再打开一点，这样影像会更清晰。”
我可以忍住疼痛。
但不是这种疼痛；这是一种把心脏旁边的肋骨强行分开的疼痛，远超我的承受范围。而且肋骨间所受的重压让我非常难受，无法控制的愤怒喷薄而出。他都扫描半个小时了——还没拍出影像吗？他说其实已经扫描出来了，只是还不够清晰。我告诉他，对我来说，他做的记录已经足够了，请帮我把睡衣穿上，把胳膊放好，不要再碰我的肋骨了。
小伙子被我这么大的反应弄晕了，他带上仪器，离开了病房，只留下萨尼娅端着一纸杯低咖站在一边。她注意到我情绪很激动，问我——怎么了？我摆了摆手，说别担心，没事，就是检查的太久，有些生气。但是过一会，我回想起他脸上的表情。他拿上仪器离开的时候，我从他脸上察觉到一丝叛逆的微笑。他是把我想成种族主义者了吗？没错！我看到了他的表情，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以为我这样对他，是因为我歧视他的肤色，而非他弄疼了我的肋骨。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解释一下，最好马上把他找过来，但是我想这样恐怕只会加深误会。
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他也是。
他一言不发地走了。
然后萨尼娅就来了，端着一纸杯低因咖啡。她说我的一些朋友打电话过来，想到医院看看我。
不，不。
他们只是想来确认一下，心脏病是发作在我身上，而不是他们身上，这也是人之常情。他们想确信自己躲过了这场不幸。
我拒绝。
第三天。
我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和一个老人住在一起。他原籍斯洛伐克。
他床右边的墙上挂着一块小木板，上面贴了一张蓝色的便签，写着姓名：卢卡斯·西尔尼。真是个好名字。他今年多大岁数了？八十？或许更大。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些胸腔问题，呼吸很受限。
半夜的时候，他下床要去什么地方，后来被工作人员从走廊里带回来。“你刚才去哪了？”
“我想穿衣服出去走走。”
老西尔尼备受关爱，一大群儿女、孙子和曾孙每天都过来陪他，给他们的这位父亲、祖父或者曾祖父摆好枕头，梳理稀疏的头发，尽己所能地哄他开心，病房里满是欢声笑语。然而空洞的眼神表明，他认不出这些人是谁。他们也转过身，友好地看向我，仿佛我们已经彼此了解，互相认识。也许是因为我也来自斯拉夫国家，给了他们一种亲切感。即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斯拉夫血统很陌生。他的女儿跟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她父亲卢卡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她自己则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来自宾夕法尼亚。
西尔尼什么都不记得了，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时用英语，有时用斯洛伐克语。他用斯洛伐克语回答时没人能听得懂，但是也没有人去责怪他，他们和他谈话并非为了交换信息，而只是假装做出能够交流的样子。
偶尔有人进来和卢卡斯打个招呼：“你今天怎么样？”他会回答说：“多布罗。”*
*斯洛伐克语，原文为“Dobro”，意为“不辛苦，挺好”。
这是斯洛伐克语里的习惯性回答，事实证明，现在这种语言离他更近。那人显然没明白“多布罗”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已经好多年不说斯洛伐克语了。现在这个词从他嘴里蹦出来纯粹是无意识的。但是他的言语混乱却让我深有感触。就好像，在死神即将降临的时候，这位老人还是准备用自己的母语去面对它。当他的嘴里说出“多布罗”这个词时，我更加确定自己身在一片遥远陌生的土地。萨尼娅坐在我床边，听到这个老人说“多布罗”时，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盈满了泪水，仿佛这是一种我们共同的语言。
后来，我听到西尔尼艰难的呼吸声，好像是哮喘病犯了。过了一会，他平静下来，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呼吸声。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时，我都会以为他已经死了。
晚上的时候，负责照顾我俩的护士换班了。
那天晚上，来的护士是一个非洲的穆斯林姑娘，她扎着一条紫罗兰色的丝质头巾，画着全套妆容，还涂了鲜红色的口红，看起来不像是来医院病房上班的，倒像是晚上有约，要去饭店之类的地方。她很年轻，长相甜美，充满活力，约莫有二十岁，也可能是二十五岁，不过她总是把我和卢卡斯当小孩一样看待。
“你是哪里人？”我问。
她笑了，反问道：“你觉得呢？”
“埃塞俄比亚？”
“近了。”
“苏丹。”
“近了。”她在等我猜出那个名字。可是我不想再猜下去了。她对我的灰心有点失望，就自己说出了答案：“索马里。”
她站在床边的小板子前——打算把她和我的名字写上去——手里拿着便签，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患者。”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找到了自我，那些根本性的差异对我们而言已经不再重要，管她是从苏丹来的，还是索马里来的？这只和她自己有关，跟她现在居住的这片大陆又有什么关系呢。宇宙不会关心我们身份的差异。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对于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两个病人——卢卡斯和我而言，就算我们一个是斯洛伐克人，一个是波斯尼亚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就在昨天半夜（她进我们的房间采血样），这个年轻的索马里姑娘问老斯洛伐克人：“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她又问：“那现在是哪年？”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1939。
1939年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他那会肯定才十岁，或者十五岁。那是大战的前一年。当时他也许不得不背井离乡，而现在，在他风烛残年之际，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那一年。到底1939年时，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很想听听他的故事，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
在我的回忆里，也有一年是挥之不去的。1992。
有时，我会被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响彻萨拉热窝的咔嗒声惊醒。起来之后，给自己泡杯咖啡，一直坐到天亮。透过窗子看着华盛顿的灯和五角大楼上落下的雪。
夜里，卢卡斯·西尔尼下床出去，那个年轻的索马里姑娘又把他拉回来了。“你要去哪？”
他回答说：”穿衣服，我必须出去走走。”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住院。
第二天早上，索马里姑娘鼓励我们下床活动，但他却拒绝了。姑娘大声地命令他：“起床！站起来！”
她开始对着这个拒绝下床的斯洛伐克老头唱歌：“起来，站起来，为你的权利站起来！”青春的美丽正是在于它的轻狂。
年轻的索马里姑娘头上扎着蓝绿色头巾，脸上画了新的妆容，在清晨的灯光下显得神采奕奕，正努力劝说着那位迟暮的老人。她开心地唱着歌，因为她就要换班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院，但是恐怕今天不行。今天是周五，这意味着我还得在医院过周末。
医生来了，他让我们到走廊走走，不过要挂着全套的传感器和声波定位仪。这样我在走廊散步的时候，医生就可以通过面前的显示屏观测到我的心脏活动。我很喜欢散步：在外面待了一个小时都走出医院的围墙了。
回来之后，医生再次检查了我的心脏，这回用的是听诊器。他没有从我的胸腔里听到什么不好的声音，于是嘱咐我一些出院以后的具体注意事项。
之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看着医生，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雷亚。我在想：这个人救了我的命，可是我们马上就要像陌生人一样分道扬镳了。
我说：“你救了我的命。”
他说：“是的。”
然后就离开了。
随后进来一个系着领结的中年男人（“我是您的豪车司机”），他面带微笑，用轮椅推着我穿过走廊，来到大门口。这是医院的一个仪式，尽管我完全可以自己走，但我还是要由一个从没见过的陌生人用轮椅推出去。这个从疾病世界进入健康世界的仪式未免有些儿戏。
我跟这个陌生人热情地告别，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似的。现在我独自一人站在医院门口，十一月份清新的空气让我整个人都清醒过来。我不再迫切地想要离开医院，这会我已经站在大街上，等待出租车的到来。我感觉有点迷茫，甚至是害怕。
当你旅程结束回到家时，你会发现一切还停留在你离开的那一刻。出去了这么多天，现在你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许桌子上的烟灰缸里还有一个烟头，杯子里的酒还只喝到一半，书还翻开在你临走时看到的那一页。所有的一切都保留着你在时留下的印记，它们都成为见证时间流逝的景象，无可替代。
我从医院回来，进门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那条印有保罗·高更画作的床罩，它整整齐齐地铺在床上，已经先于我到家。床罩洗过了，平铺在床上，它作为一条纺织品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没有留下医院或者疾病的痕迹。
萨尼娅已经把房间里的一切都仔细地、尽最大可能地恢复如常，和之前几乎一模一样。不过遵照医嘱，我需要戒烟，所以桌子上没有烟头，连空气中的烟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走进日光室，就是我家的封闭式阳台，也是我的办公室。这里也没有了我的存在。
我被从自己的房间中抹去了。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
随后，我极不情愿地走进浴室，这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我一丝不挂地站在镜子前，看着我生殖器旁边的区域。它不再肿胀，只是有点擦伤，变得有些发白，边缘处微微泛红，就像铁锈的颜色。
我被剃毛了。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淋浴房，听着我身体移动的声音。水太烫了。我的脖子没有痛感，胸口也没有重压，什么都没伤到。浴室里充满了温热的水蒸气。水淋在我身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呢？水淋在赤裸的身体上。
我想起一部名为《房间》的短片。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走在日光逐渐昏暗的大街上，突然从头顶上一个敞窗的房间中，传来一阵钢琴声。他停下脚步，看见一个女孩弹琴的身影。然而他所以驻足，不只是因为听到琴声，也不只是因为看见女孩的倩影。他不知道这股吸引力从何而来，也不明白自己停下来的原因，但是他可以感受到那个房间散发出一股强大的魔力，就从敞开的窗户中传来。几年后，他离开了小镇，游历于世界各地。年老以后，他返乡买了一间公寓，在此安度晚年。一天，他洗完澡，走出房间，听到停在家门口的救护车的啸鸣。正值深夜。他突然明白了一切：自己身处的这个房间，就是他年轻时所看到的，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琴声的房间。为什么会感到那么强的吸引力呢？昔日的年轻人不可能明白，现在的老年人却领悟到了：当年他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房间，时间到了，他就会死在这里。
我走出浴室；裹着一条浴巾，穿过整个公寓。我朝窗外看去，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那个房间。”
萨尼娅听到了我的话。她就站在我身后，头靠在我湿漉漉的背上，问道：“你刚才在说什么？”
*英文由西莉亚·霍克斯沃思译自波斯尼亚语
*Semezdin Mehmedinovic 谢莫斯丁·莫诃莫丁诺维奇
谢莫斯丁·莫诃莫丁诺维奇。1960年出生于波黑基塞尔雅克。他是作家、电影制作人和编辑，共出版了五部作品，其中诗集《九位亚历山大》（2003）和广受赞誉的小说《萨拉热窝布鲁斯》（2001）已有英译。 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后，他和家人留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成为”流离失所”的人。在战争期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杂志《白昼》，努力支持民主原则和多元化的精神。这份杂志成为传播波黑新闻与文化的先驱。他的文章、诗歌和散文在欧美顶级报刊翻译发表，包括《村声》《连线》《三季刊》《明镜》等。莫诃莫丁诺维奇和家人1996年抵达美国，现居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