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峰特色美食
张建英
民国时期,九峰有“东南菜馆”,听口气就很不一般,到底水平如何,鄙人不敢妄言,但知其中有一名厨师,解放后就被调到“漳州制药厂”当大厨,可见当年的东南菜馆具有相当水平。由此可以断定,九峰人懂吃,会吃,并有着浓厚的地方饮食文化色彩。
听老辈人说,东南菜馆有几道菜很出名,一是猪肚鳖,一是鸡管。鸡管外形如五香,用猪的网纱油包着配好各种佐料的鸡腿肉,然后油炸而成。听人说,只要吃上一口,就足以让人“爽的从头壳出到尾冻骨”。制作鸡管的难度在于剥出裹住猪大油表层的网纱油,要保持一大整片,才可能分割成如豆皮大小而用于包馅。虽然没吃过,但可以想象出其味道之精美。前几年去安溪,听说也有鸡管,欣然品尝,感到不过是五香的双胞胎,大概是取网纱网油太费事,所以用豆皮包猪肉而非鸡腿肉。为什么这样的食物也*鸡叫**管。甚感不解。而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就是看不到有鸡管这道美食,可见鸡管为九峰人所独创,其特色在于用猪网纱油做皮,以鸡腿肉为陷,如非对各种食材有精到的了解,单凭想象力是做不到的,可见深厚的文化底蕴,对饮食文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象过去的上海人,从一户人家门口是否丢有冬笋壳,就可以判断出这户人家是否富裕的道理一样,九峰的鸡管,充分体现了九峰人的文化素养。
猪肚鳖也是东南菜馆的一道名菜,即在鸡腹里放入用各种香料配制好的整鳖。现在市面上买猪肚鸡的很多,但鲜有卖猪肚鳖的,大概是因为鳖不好找。人工饲养的鳖小了卖不合算。所以才有了九峰“斤鸡两鳖”的经典民谚,顾名思义,意思是好吃的鸡不能超过一斤,能放入鸡腹的鳖自然只能几两重。但究竟是民谚先于菜肴,还是菜肴先于民谚,自己也说不出来,可以肯定的是,猪肚鸡和猪肚鳖与九峰民谚“斤鸡两鳖”一定有文化关系,并由此知道了九峰人因为文化层次高而懂吃,会吃就可以了。不言而喻,古往今来,有哪一个文化大师不懂吃,不会吃呢,古代如苏东坡,李渔,当代的郭沫若,汪曾祺,哪一个不是“吃货”?
九峰还有一句民谚,叫“狗吃糯米——不变”,恐怕和九峰特色的饮食文化也颇有联系。大概九峰人认为狗肠消化不了糯米,而猪肠和狗肠应该也差不多,所以才想出“大肠入大米”这道美食来。我来厦门二十年,知道同安的“大肠血”很出名,就是没有去吃过,这可能与吃过九峰的“大肠糯米”有关,心里有一道坎过不去。或许,有人比较有文化,说消化功能主要是胃而不是大肠,听起来更科学。但中国人的文化往往带有强烈的“模糊哲学”的意味,在很多时候,并不强调文化本身的逻辑,而侧重于现实生活的逻辑。如“狗吃糯米——不变”,通常也泛指执着的,不改变自己人,明白了这一点就大可不必去细究到底是狗胃还是狗肠消化不了糯米。这才是文化的精妙所在,凡事以文理为重。九峰的大肠菜头粿自然好吃,但九峰的“大肠入糯米”的味道之美,没吃过的人,凭想象是也可能会有感觉。
可见,所谓地方特色饮食,源于地方特色文化。文化从来不需要奢侈,饮食自然也要求朴实,例如九峰的“碗糕粿”,不就是最简单,也最脍炙人口吗!
应该说,九峰特色文化的形成,与其作为县城500年来不变有关,我国有很多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变来变去,近如南京,一会首府,一会省会,一会直辖市,远至西安,说是十三朝古都,其实也很少有一个朝代500年都城不变的。所以做为九峰人,我为九峰特色历史文化感到自豪!

火爪豆
火爪豆是过日子的人吃的。农民最会过日子,所以农民吃了最多的火爪豆。过日子讲究勤俭,勤俭往往能带来意外的收获。农民最勤之处在菜园子,火爪豆就不知不觉的在菜园的角角落落里冒出来了。这一冒,冒的是祖祖代代都可以一直吃下去的菜。火爪豆的生命力又特别顽强,有时明明看见它枯萎了,但没过多久,又蓬勃的生长起来,不知道是本来枯萎的复活,还是又生出了一头?大概野生的东西,生命力都特别顽强,不象被人欣赏的花草,须小心的呵护。
火爪豆尽管长在菜园子——田埂,水沟边也有——但从来不被人视为正统蔬菜。看一件东西是否正统,就看它是否可以作价出售。尽管火爪豆人们吃过数不清几代人了,就没见有人在集市卖过。这里说的是传统社会的一种自然规律。当代社会就不好说了,脸皮都可以卖,何况是野生之菜?可见真正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现了人对物的要求非常严格,对人则一视同仁。鸡鸭鱼肉肠和甲乙丙丁的顺序永远不会被打破,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此一时彼一时”,或叫“风水轮流转”,还有“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什么的的。现在野菜卖的比家菜贵,并非野菜真的比家菜好,而是人们对传统社会犹念念不忘,或者说是一种最朴素的怀旧情结,又或者是对西方生活的一挑战。从地瓜叶变成“龙须菜”那一天开始,就预示着类烧烤这样的“野味”也可以登堂入室了。
从来也没见过有人对野生植物施肥浇水,山上的鸟梨子,多尼等野果再好吃,也没见过有人去浇水施肥,总是任其自生自灭。但对于火爪豆却善待有加,只要到了菜园子,总会顺手对火爪豆浇点水,施点肥。除了“举手之劳”的原因,大概果子和蔬菜在人心里的位置不同,或者说人可以不吃水果,但决不能不吃菜。有道是“人是铁 饭是钢,一餐没菜心里慌”,没菜影响食欲,饭吃少了,钢也变成软绵绵的,可见“饭是钢”也包括了菜。
毫无疑问,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最早是吃出来,人类所有的创造力其本质也是来源于吃。吃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吃树皮,泥土,红军长征之时,吃草根和皮带,哪一样不是吃?我以为最早把飞鸟打下来吃的意义,不亚于当代人用导弹*飞机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当代人打潜水艇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我是特别佩服老祖宗的吃的本事,不但知道了大艾草好吃,还吃出了其根和叶,干和湿的不同作用;再如火爪豆,其它的豆如荷莲豆,长豆,无不以豆仁为妙,偏偏火爪豆只能吃豆夹皮不能吃豆仁,据说豆仁吃了对身体不好,会头晕。可是根据火爪豆如荷莲豆之宽,长豆之长的长象,而且肥润饱满,豆仁象要蹦出来的模样,我以为豆仁肯定很好吃,但却从未吃过。吃火爪豆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的把豆仁去掉。大概最早吃火爪豆的时候,有三种吃法,整豆吃,光吃豆仁,但吃豆荚皮,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豆荚皮可吃,可以当菜。我插队十年,吃了十年的火爪豆,如果说因为怀旧而把火爪豆写出来,似乎有失单薄了。
不过,火爪豆确实好吃,而且百吃不腻,我不知道炒火爪豆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象炒花菜一样先以开水灼过?为什么掺咸菜更好吃?又为什么炒其它的菜可以加肉,而整整十年,就没吃过火爪豆炒肉,不管富裕贫困之家,炒火爪豆都不掺肉,似乎加肉乃“暴殄天物”!可见等级森严的中国人,把所有的等级都融化在血液里,而且固化了。不象福布斯富豪榜,名字换来换去。
在插队的时候,我就想到既然此地有火爪豆,闽南一带,尤其是广福二盛交界处的山区也一定不少,只是在其它地方没吃过,也包括走亲戚的客餐,也许在人们眼里,它就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吧,但我还是相信现在有人把它做为“私房菜”高价出售了,而且豆仁也可以吃,并有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龙爪豆。

水面
九峰的过年过节,和全国各地差不多,只是叫法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月半,清明,立夏,五月节,七月半,八月半,九月节,冬节(也可能为“至”的谐音),过新年,过年。
有的节日为日期,有的节日为节气,有的节日才叫“节”。想想也挺耐人寻味的。
之前在九峰,逢年过节意味着改善生活,大节大改善,小节小口福。所以,孩子们都很喜欢。月半如过年,清明最少有“袋子叶粿”吃,五月节吃粽,八月半有“冬瓜膏”,肉饼,九月节有“九重炊”(千层糕),冬节有圆子。只有新年是“干部”过的,说到立夏,就是吃“打面”。
曾经问过长辈,立夏吃面始于何时,但没有很明确的答复。心想:九峰过立夏改善生活吃面,如果北方人把“立夏”当节日,应该吃咸饭吧?
在九峰,是否立夏不用看日历。一看街上的面店不卖面;粮站里挤满买面粉的居民户,就知道今天是立夏。
最能体现生活幽默的,还在于立夏这一天,九峰猪肉摊卖的只剩下肉了,猪骨头们都静静的躺在人家的锅里,等着被熬成汤。
汤面是九峰的主流面食,所以汤就成为九峰吃面的关键。我对最先发明用猪骨头做汤的人一直都充满敬意,认为此人具丰富的学识和过人的想象力,使九峰的汤面成为面食制作的制高点,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层次。而且,九峰汤面只在平和境内,以及广东饶平个别乡镇流行,其它地方都吃不到。
汤面无疑是九峰美食最大的亮点。
不过,九峰人说话客气,汤面就成了“水面”。
最好的骨头汤,来自最不值钱的杂骨。说来也怪,用排骨,龙骨熬出来的汤就是不如杂骨汤好,大概因“排骨吃肉”“龙骨食髓”,不如杂骨耐熬,能熬到最后的才叫胜利者吧!这也叫,只要用对地方,都是好东西。熬好的骨头汤,色泽乳白,香味浓郁。
除了杂骨,虾干再汤里也起了很大作用。按理说,干贝做汤比虾干更好,但如果熬杂骨汤,干贝却不如虾干耐熬,很容易失味,所以,九峰汤面的汤的原料只有杂骨和虾干,并非“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而是点到即可。
九峰水面的汤与面,如同一对模范夫妻,汤很精美,面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否则就配不上汤。
九峰人把制作面条的过程称为“打面”,并配有有两道秘方,一是和面用盐硷水,一是地瓜粉辅助。打面时必须用大溪布做成的小袋子把地瓜粉装好备用。
如此“私房秘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最好的硷是先把“蒲姜子头”烧成灰,然后用水过滤而成,用稻草灰也可以;地瓜粉也一定要用本地地瓜磨成的。不客气的说,九峰人对硷的认识和使用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硷不仅用于洗被子,洗蚊帐,还用硷做成“案磨粿”(硷粿)和面条,以及用糯米掺“尖米”(梗米)做成了糍粿,成为九峰小吃最大的特色。
除了硷和地瓜粉的辅佐,面棰(擀面杖)是九峰人打面最重要的工具,没有之一。九峰的“面棰”和其它地方的不同,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长度,而且必须由硬木制成。面棰的长度决定了面条的长度。
以盐硷水和面,能最大程度的发挥面香,并且使面条有韧性,有嚼劲,入口后越嚼越香。
见过揉瓦泥的人就知道如何揉面,能揉面的人揉瓦泥也轻车熟路。世界上任何一种劳动,包括艺术劳动,在本质上如同烹调。
把面粉放入揉钵后,先洒上等量的盐硷水,喜欢吃绵的,可多加一些水份。然后开始搅拌,搅拌的目的是为了水份和面粉分布均匀,故搅拌的动作如在揉钵里用五指画圆圈,时而由左往右,时而由右往左,一面画圈,一面还不停用手指把结团的面搓散,等到水份和面粉很均匀的时候,就开始揉面。
揉面由外围往里收,再由中间往外推,照样一圈一圈地转动,就这样不停的搓,揉,使水份和面粉能达到最好的融合,成为淡黄色面团。在揉面过程中,分别做为着力点的手指,手掌,握拳的使用,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接下来,先在案板上撒一层地瓜粉,把面团放在案板上(老饭桌面也一样),然后在面团上也撒上地瓜粉。地瓜粉有很大作用,一能使在擀面过程中,面和面棰不至于黏结,一能让面条煮熟后变的滑溜,食之更有快感。
面团撒上地瓜粉后,即用面棰使劲碾压,待面团的伸张幅度如北方大饼状,面积可以卷过面棰时,则用面棰卷起来进行碾压,碾压由近而远,周而复始。此时面棰如车轮滚滚,面团越碾越薄越大片。
面棰碾过一遍,必撒一遍地瓜粉,然后换一个方向再卷起碾压,每碾压一次,必撒一层地瓜粉,直到面饼象一片面席,厚度一到两毫米时,就可以象叠被子一样把面席叠成长条形,尔后开始切面。切面如切刺瓜(青瓜)片,但手感柔里带韧,能使人心生快意
在九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或者说习惯上把一斤面粉做成六份面条,例如打五斤面粉,做成面条,再经汤熟后,大至分成三十份。不过自家用的,面份或大或小,也不必过于拘泥。
有人说,当年做生意,以水面的利润最高,一斤面粉一毛四,做成面条后可以卖五毛四。扣除其它成本,利润为200%是保证的。可见,好货不便宜。
其实,世界一切贵品,无不贵在精神,贵在汗水,贵在功夫,贵在过程。
切面和揉面,碾面一样,全凭目测手感,要求打面的人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会打面的人也是“师傅”。每切一份面,必撒一层地瓜粉。过去九峰的面店,最少有一位专职的打面师傅。“大饮”(九峰最大的饮食店俗称)配有两个,印象中曾石水先生是其中一个,打面的功夫特别好。
打面的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是一种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最完美的结合,并具备有很强的“软实力”,最简单如盐硷水的配比,以及水份和面粉的比例,再如碾面过程中双手用力的平衡等等,凡此种种,用文字很难表达。
中国有很多手工制品,就因为“不能用语言表达”,才越显得珍贵,由此可见,能形成一套完整理论,程序化的东西,都存在很大的缺陷。至少它们缺乏美学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制作手工面的过程,等于完成一件艺术品的过程,不厌其烦的描写,就是想勾起人的馋虫,对九峰水面产生“先吃为快”的欲望。
九峰面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强调现打现吃,而是把面先用沸水烫熟,用清水冷却,再分成份——每碗一份面。须知用盐硷水打成的面条,烫熟后经清水冷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香味和不一样的口感。
现打,现切,现吃的面,细如面线(线面),在九峰也叫“水面”,不过此“水面”非彼水面。九峰也有炒面,做法和佐料和外地差不多,但因为面条好,或许能更胜一筹吧。
每到“立夏”,全九峰人都吃面。汤面,水面,炒面随意。水面更是独树一帜!做为九峰人过节庆典才有的口福,你就不想尝尝吗!
吃面用大碗,把面在沸水里烫热,装进大碗里,先浇香油后放杂骨虾干汤,配菜以冬窝(茼蒿菜),韭菜为上,雍菜,香菜次之。如果再来一点莞酸(倭菜),则万事大吉!

大肠咸菜
大肠咸菜是九峰饮食文化一道招牌,包括大肠群(炖)咸菜,大肠炒咸菜。当年九峰东门“阿狗”先生的大肠炖咸菜远近闻名。本地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想吃就吃,吃乐了,会觉得大肠咸菜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人脉”。饶平茂芝人,漳州人,小溪人每到九峰,必然要享受一下咸菜炖大肠的美味,仿佛大肠咸菜永远也吃不腻,吃不够。我听一南靖的朋友说:“九峰的大肠炖咸菜正经好料,无吃就等于没来过九峰!”说的让人觉得九峰的大肠炖咸菜,就象南京的板鸭似的张扬,那九峰不就成了南京吗?我这位朋友说话也太夸张了?我听了都不好意思。往上溯一百年,九峰也不过和大埔的百侯一样,充其量就是个“小南京”。南京人敢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的豪言壮语。我是不敢说“没有一因咸菜可以离开九峰”的!因为离九峰不远的大埔就有。大埔和九峰一衣带水,从来就相当融合。当年攻打九峰县城,就有很多大埔人参加,大埔人还组织了敢死队。九峰有人在大埔读书,大埔也有人在九峰读书。而过去如理发,裁缝等手艺人,基本都是大埔人,当然少不了大肠咸菜。
咸菜炒大肠以大埔县城湖寮镇为最。每到大埔,吃大肠炒咸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做什么生意都吃完再说。别人我不知道,我是喜欢听人家说我“重吃”的,哪怕说“贪吃”,也同样乐的接受。人看重哪一点,自然就贪重哪一点。吃不同于小便宜,而是大境界。该贪还的贪。欧美人士讲享受,连坐的都是叫“沙发”的“懒稀椅”,偏偏就不懂的口福。九峰人做香肠,肉是一块一块的,吃着就很有“牙路”,有“牙路”的食物,通常是越嚼越香。欧美人的香肠,都是把肉搅拌成肉泥,味道姑且不论,吃落肚子,牙口一点也不费劲。长此以往,牙变得脆弱,消化系统也跟着退化,这才是大问题。所以,美国人特别重视牙齿保养,牙医也特别多,为的就是“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殊不知牙就是用来吃东西,用来享受口福的,不是用来看的,好看不好看的倒在其次。不过,暴牙的斜度太出众,吃糯米糍时往往从口里一下就滑到喉头,容易引起噎着,也确实不太方便。
大肠炖咸菜要求大肠要要烂,大肠炒咸菜则要求大肠要脆。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一点也不矛盾!原因在于口感的讲究。咸菜烂,大肠必然要烂,咸菜脆,大肠一定要脆,这叫“协调”,否则吃起来不爽。往大了说,这也是“和”的哲理在烹调中的表现。既有“家和万事兴”一说,自然可以说“菜和万品香”!人们之所以喜欢咸菜而经久不衰,全在于“咸菜和百味”。除了大肠炖咸菜,大肠炒咸菜,又以咸菜,苦瓜,三层肉一起炖为妙。当然,阿狗先生大肠炖咸菜做的好,炒咸菜自然不在话下。
不管是炖大肠还是炒大肠,当以咸菜甲(梗)为优。湖寮的炒大肠,咸菜全部为梗,切成一寸左右长短。大埔人炒菜讲究“温和”,不习惯“鼎热热”的爆炒,偏偏炒出来的大肠又Q又脆又香,每吃一次都知其当然,就不知道所以然。有些事情说不出道理来,却是活生生的存在,确实让人费解。一个人认为费解的事情越多,也说明这个人特别越有思想,不失为一件好事。
大肠炖咸菜要求也许不会那么严格,咸菜叶也可以一起入锅,也不要求一定要咸菜梗,既然梗叶往起下,自然是切的越细越好,用筷子一挾一大坨,吃进口里满嘴生香。大肠则不可切细,至少要半寸以上,否则,经火一炖,大肠就成了丁丁,大肠特殊的香味就减弱了。但不管是大肠炖咸菜还是炒咸菜,咸菜的味道是先决条件,最好是层年咸菜,其气味比较香醇,还有点甘,不管是炖是炒,都是最佳搭档。但我也听有人做如是说:“大肠咸菜可口与否,关健在于洗大肠洗!”所以,在九峰,洗大肠有各种洗法,用盐,用地瓜粉,还有一种“干洗法”,就是用粗纸卷成管状,从大肠里穿过去,然后来回拉动,直到把大肠内部清理干净。也有人说用高敏酸钾和漂*粉白**洗最干净,据说这样洗出来的大肠会发白和透明,关于这一点,鄙人实在不敢苟同,为了“干净”,用有毒的东西清洗没毒的食物,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咸菜可以和百味,大肠则无此说法,大肠的美味,以及和咸菜成最佳“配偶”,不就是大肠那点特殊的味道吗?

仙草
九峰的仙草很纯粹,仙草就是仙草,不参杂其它东西。大碗的卖五分,小碗的卖两分,小碗的加糖水,大碗的加蜜水。大热天里吃一碗仙草,过去虽然不加冰,但同样可以从头爽到到脚。仙草棕黑色如冻,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但有点苦,不加糖则不好吃!我想,如果用仙草粉泡开水,也许就成了中国的咖啡?食用时加几块糖,味道肯定和咖啡差不多?之前肯定有人吃过,认为不好喝,就淘汰了。这里当然也有其它原因,例如仙草可以做成仙草冻,咖啡就不能,或许能?似乎外国就没人去尝试,如果咖啡也能做成仙草冻的模样,即使没有巴尔扎克,也一样好卖。
现在想起来,过去仙草两分,五分的卖,也的确没文化,现在的东西有没有文化,主要看它卖多少钱,价钱越高的就越有文化。所以,有人调侃说,现在的人要有文化,一定要买贵的,至于对不对全在你自己说,别人未必承认。此人应该是“文化大师”。当然,时至今日,仙草也变的越来越有文化了,价格涨了几十倍,文化自然水涨船高。现在的仙草文化,在饮食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一点也不比咖啡文化轻。厦门的“烧仙草”还是热的,如果九峰的本色仙草,还不都贵上天了吗。因为仙草本身的功能就是夏天“吃凉的”,改热的好处在于冬天也可以吃,却似有冬行夏令之嫌。据说“烧仙草”来自台湾,也许和日本饮食有关。
过去的仙草虽然没有文化,但卖仙草的人个个都很有文化。你看他(她)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背影,感觉就象朱自清笔下的《背影》那样令人感动。而用木头精心制作的移动货架,美的就象艺术品。货架分两层,下层放碗,调羹等食具,上层放仙草,需要的时候,可放“圆子汤”。货架之所以要两个,是因为卖仙草的人同时也卖“乒庖糕”,“乒庖糕”也是夏天九峰人最美的冷饮,其外观与棕黑色的仙草不同,呈淡黄色,清澈透明,口感比仙草脆爽,这两位先生如果放在一起,无异于中国,非洲兄弟俩,所以“乒庖糕”比仙草略贵,单位价格是一样的,两分就两分,五分就五分。但分量明显少了。我特别佩服过去九峰卖仙草人一双手,比称还准,只要价格不变,每一碗的分量几乎一样。孩子可以要求糖水放多一点不在话下。在九峰,说仙草不能不说“乒庖糕”;说“乒庖糕”不能不说仙草,它们和人一起出摊,一起收摊,同样兴致勃勃,同样喜怒哀乐。
不过,仙草还是有文化的,在五千年的文化强国里,所有一切事物,都是满满的文化。关于仙草,其文化来自“后羿射日”,说是嫦娥飞走后,后羿紧追不舍,但最后终于累垮了。后羿逝世不久,在他的坟地上长出一种阔叶锯齿边的青草来,专门用于降火的,暗喻后羿射日的传说。其实,中国被称为仙草的植物不下数十种,《白蛇传》里小青盗的仙草就是灵芝。
仙草的制作过程简单,仙草洗净晒干后,放在大锅里熬透,然后用纱布过滤出仙草汤,再加入定量的淀粉,冷却后即可食用。年轻时候喜欢“想当然”,认为仙草必须加入淀粉才能成冻,在汕头吃了一次猪皮冻后,回家后就试着做,以为熬猪皮理同熬仙草,也在熬猪皮的同时放进了地瓜粉,结果变成猪皮羹。

菜头粿
菜头粿是九峰方言,普通话叫“萝卜糕”。到九峰一定要吃菜头粿。九峰人炊(蒸)菜头粿有秘方——在菜头粿里加入猪大肠,因此成粿属之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说起来也很奇怪,依九峰风俗,大肠只有和咸菜才是最佳搭档,其它菜掺大肠,是不能入口的,就别说大肠和菜头结婚了,不信,你那菜头煮大肠试试!奇就奇在大肠只要和大米,菜头一起做成菜头粿,就是一等一的佳味。由此可见,1+1未必大于2,1+1+1则肯定大于3。例如过去砌墙用的三合土,就是比水泥或沙灰更坚固还要耐久!说实话,当代有很多概念,实在是听不得。当然,菜头粿不加大肠也很好吃,也是九峰有名的地方特色小吃。有人说菜头粿加大肠是广东大埔口味,我不置可否,但做为广东大埔人,我却从来没有在原籍吃过菜头粿,尤其是加大肠的。
我厦门有一亲戚,是一个很传统,很值得敬重的家庭主妇,她的口头禅是“外面东西不好吃,要吃什么自己做!”为此我经常会有莫名其妙的担心,如果人人都象她那样,外卖这个行业,甚至“外面”的饮食店,是否能存在都有危险。我曾经对亲戚说,以后你田自己耕,菜自己种,猪自己养,就可以不用和“外面”打交道了,没想到她竟然认真起来,说那也没什么不好。
大概人是应该越活越方便,才有可能促进其它行业发展,反之亦然。但不管如何,人活的越来越懒总是不好的,以其花时间到健身房去练跑步,不如每天到市场去买菜。人终究是不能太懒了,太懒容易滋生事端!看看人家某些“文艺达人”,一天就要跑很多地方拍照,累就累趴了,哪有时间想其它事情。
说到我这位亲戚做粿,真可谓绝顶高手。逢年过节,我家的粿,也包括过年的甜粿,都是由她提供的。除了甜粿,不管做什么粿,都加入很多“料草”,例如菜头粿加入瘦肉,有时也三层肉,虾仁,香菇等等,就是没有大肠。吃起来当然好吃,但我总觉的吃的是“料草”而不是菜头粿。味道过于繁缛,就失去做为菜头粿的真味。但我又不能叫她单独做“九峰式”的菜头粿给我,那叫“做人不能太过份!”
九峰的饮食文化,有太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其独到之处,说起来可以一套一套的,不说也罢,让各人自己去寻思更有意义。例如案磨粿,面份可以“生”吃,也可以煎,可以汤,但菜头粿则万万不能,既不能“生”吃,也不能做汤,只能采取煎这一做法,否则就品不出其味道之美。大概世界上凡美好的事物,只能有一种解释,而非“我喜欢,我有错吗?”菜头粿只能煎着吃!你喜欢煲汤就是错的。
樱桃好吃树难栽,菜头粿好吃粿难做。做菜头粿比其它的粿要麻烦的多。首先,做粿的菜头,需要去皮——皮要去的特别干净——尔后在擦钵里把菜头磨成泥。小时候问过母亲,菜头不能切块,切丝也不行吗?母亲说,菜头粿吃的就是菜头的味道,磨成泥是最好的,与磨好的米浆混合一起,米即菜头,菜头即米,分不出哪是菜头哪是米。现在想起来,真可谓天作之合。其次是大肠要挑大幅的,最好的大肠头,切成最小一寸长以上,然后再把大肠爆炒,焖出大肠特有的香味,最后把米浆,菜头泥,大肠混在一起搅拌均匀,再放入一定比例的盐,然后上大灶。炊熟经冷却后,切成小块,即可煎食。煎食的菜头粿有一特点,一边煎会一边出油,锅里会发出“滋滋”的响声,煎好的菜头粿,外焦里嫩,先香后甜,其间还夹带着猪大肠特有香味,其味妙不可言可!

甜粿
过年即将到来,想的最多的就是九峰的甜粿。一辈子见过各种各样的粿,感到九峰的甜粿最能体现中国人庄重大气的精神。
说起来很有意思,九峰甜粿以“埔”为计量单位(九峰客家话说“床”),有“埔”一字,在九峰方言有大片开阔的土地的意思。把甜粿“炊”成“埔”或“床”的模样,且不论九峰人是否大方,光柴火的耗费,就让人唏嘘不已。我曾经设想,如果把九峰的甜粿,以同样体积分成若干小块,再包上馅,做成九峰的甜“菜包”,不知可以节省多少柴火?九峰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就想着过年要“炊一埔甜粿”来?可见人在精神上的收获,往往与物质的付出成正比。简单的提倡充节约资源,并非明智之举。为了节省柴火,你就不怕把甜粿“炊”的半生不熟?甜粿很奇怪,你如果不一次性“炊”熟,则永远也“炊”不熟。吃的时候沾牙还是轻的,一旦吃坏了肚子,你怎么对的起过年时的美味佳肴?即使在今天,同样的饭菜在过年的时候吃,感觉就不一样。
甜粿能最大的体现出九峰的人文精神,因此我很佩服九峰人对甜粿的态度。据我所知,每到过年,有人一家还“炊”好几“埔”的甜粿,过年一“埔”,“月半”一“埔”,“天穿”又一“埔”。过年吃甜甜蜜蜜,月半吃欢天喜地,天穿用于补天,大概九峰人认为,天也难免会有漏的时候,年年天穿年年补,这种精神也会感到天地的。我不知道其它地方是否有“甜粿补天”一说,是否用“甜粿补天”,是九峰人所独有的见解——雨水都是甜的。
说起来耐人寻味,九峰过年的甜粿,自家用不了那么多,多用于馈赠亲友,又亲友的亲友。有人说,九峰的甜粿会走来走去,自家送出去的甜粿走了几家,又走回来了,也许,九峰的甜粿“红柑”一样能认路。同样的甜粿,因为流通,让人感觉更多人情的温馨。
如果说到“炊甜粿”的工程之复杂,不能不从“大”字说起,在中国,有很多米粿都是以“个”,“块”为计量单位的,而九峰的甜粿,一口二尺四的大铁锅只能“炊”一“埔”,扣除必要锅盖留边,一“埔”甜粿大的直径在60公分,高20公分以上,小“埔”的直径也在50公分,高15公分以上,其份量使其它的粿见了都不好意思站在一起了。甜粿食用时再切成小片,可直接进食,亦可蒸食,煎食,炸食。送人以角为单位,一“埔”甜粿可以切成四块“圆边三角形”,进而如太极生万物。生活中大者容易化小,而小者难以成大。
为了“炊”甜粿,我家早早就准备好柴火,它们必须是最好的“柴敛”,以松木等硬杂木为佳,价钱也比一般柴火贵。此外,除了“笼埔”(大蒸笼),粿巾(以白土洋布做成的用以裹住甜粿的矮阔形口袋)外,还要准备好粽叶,做为隔离层,粽叶除了能增加甜粿的香味,也使甜粿不粘着粿巾,凡是用植物叶子包裹的米粿,在冷却的时候,剥出米粿后的叶子都干干净净。让人觉得叶子和米粿一样有话想对人说呢!用以磨粿的石磨,现在成了*物文**。
米粿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门类,不管什么样的米粿,都体现了每个人的故乡人文精神,自然也成为游子们的思乡情怀。中国人为什么叫故乡,而没有叫故省,故县,那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认定乡是自己的家,省和县,甚至中央,都跟自己没关系,那是国家的。乡村从古*开代**始,就是国家政权之外的自然空间,国家政权到县就终止了。县以下的乡村是亘古不变的民间。正是这个广大的民间使中华文化几千年来保持稳定,朝代更替只是县以上的事,乡村依旧是乡村,一样的山河依旧,乡村文化在很多时候可以不受政权更替影响,而代代传承。所以,就有了“年味渐浓话甜粿”这一段话。

豆子糕
人的一生,总有几道美味让你刻骨铭心,又呼之欲出;其中少不了“妈妈的味道”!哪怕是一片咸菜,一块萝卜干。
母亲在世时,端午节除了包粽子,还做了一种叫豆子糕的食物。豆子糕香能入骨,甜可揪心。说实话,如果不是吃了大埔百侯的“石皮炖鸡”,豆子糕就是我一生吃过的最好美食。
那次看外孙女吃生三文鱼片,据说很有名,我就想起母亲做的豆子糕,心想生鱼片的味道大概也殊途同归吧,也跟着吃了几块,结果大失所望,并意识到文化的不同,于味蕾上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说起来,豆子糕的名称是我自己想的,母亲是广东大埔人,依大埔客家话叫“豆子gang”,有羹和米糊的意思,也未必精确。不过,豆子糕也确实不好归类,说它是糕点吧,其实更象是一种甜粿,说它是米粿吧,又带着很明的糕点特征。
当然,我可以把豆子gang称为“甜豆糕”或“黑甜粿”,甚至“猪脚球黑豆糯米糕”,但总觉得不如“豆子糕”通俗实在。而且,母亲没这么说,我怎么敢说?
豆子糕的外表如九峰的甜粿(年糕),呈棕黄色,不过表面的猪肉和黑豆却很张扬,切开后又可见斑斑点点的灰白色——黑豆其实也是白肉的——象侦察员*底卧**。
如果换一个角度理解,豆子糕更象九峰的“菜头粿掺大肠”,只是食材不同,前者为猪脚球,黑豆,糯米,红糖,后者为萝卜,猪大肠,尖米(梗米),食盐。二者之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么样,很想吃吧?
记得当年有邻居曾对我说过:别说吃豆子糕,光听你说,难免有人的喉头会禁不住动几下吧?邻居还说了:听到好吃的就流口水的人,是因为定力不够,能把口水往肚子里咽,才叫含蓄。
一直以来,我以为豆子糕一定是大埔很流行的特色美食,在大埔应该随处可见?其实不然。
母亲去世后,我每到大埔,就想吃豆子糕,以期从豆子糕里找到母亲的身影。可就是找不到——失传了——遗憾之余,反过来为母亲感到骄傲。认为母亲很了不起!或许,豆子糕才真正称的上“私房美食”,而且为母亲所独有。
或者说,看不到豆子糕,无非也两种可能,一是确实为母亲独创;一为制作成本高,工序复杂,没人做了?所以更显其珍贵。
记忆里母亲过了五十岁,就不做豆子糕了,大概是力有不逮,做不了豆子糕吧!
尽管豆子糕在我面前已经消失很久,但对于豆子糕的做法,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就象发生在昨天的事。因为小时侯我总爱粘着母亲,母亲干活时,也在身边跟着,看着,看多了,就烂熟于心,想忘也忘不了。
母亲很有主见。具体到烹调,就有自己的一套很独特的做法。例如花生不吃炒的,*鸡做**只做白斩鸡,还有“炒猪肝三煎匙”,“千滚豆腐万滚鱼”等等做菜“秘诀”,这大概是母亲之母亲的遗传和个人经验使然。总之,母亲做的每一道菜,我记得比唐诗宋词还清楚,可以倒背如流。
说“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情在理,而母亲的第一节课,一定从“好吃不好吃”开始。
每年端午节前一天晚上,母亲临睡前就把整块的猪脚球和黑豆放入砂锅里用小火炖着。那时候我年纪虽小,也知道煮稀饭开锅时,沸腾的米汤会把锅盖掀掉。难道炖猪腿和黑豆就不会吗?母亲怎么能放心睡觉呢?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不会的,黑豆炖猪肉和煮稀饭不一样。
母亲自信,孩子也跟着自信。
我躺在母亲身边,也许想着明天的美味吧,一时间也睡不着。
夜渐渐深了,越发显得寂静,这时候,我能很清晰的听见厨房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响声,还夹带着阵阵肉香和豆香。黑豆猪脚球汤的味道很诱人。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任何诱惑只能是暂时的,最终抵挡不住孩子的睡眠。在香味和咕噜声中,我微笑着进入梦乡。

第二天我一起床,最先来到厨房,看见母亲已经在依着大灶的大铁锅炒糯米了。
母亲起床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扫地,擦桌椅,烫餐具,做饭,炒菜一系列的家务,全由母亲一人操劳。到了开始炒糯米的时候,说明母亲已经起床很长时间了。
在我看来,说妇女是“半边天”无可厚非,但母亲为天,应该在半边以上。
每次看母亲炒糯米的时候,都是满头大汗,一只手在锅里炒着,另一只手拿着毛巾不停擦着满头的汗水。这里用“挥汗如雨”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端午节天气本来就热,在大铁锅炒米如火上浇油。
炒糯米的时候,为了保证糯米熟透而不焦,母亲必须不停的翻炒。米刚下锅的时候,速度可以慢一点,随着米色渐渐变黄,速度则越来越快,而且必须前后左右,不停的翻炒,以保证糯米能熟透色泽均匀。否则,炒出的糯米过火或不足,都会影响口感。这时候,我能感觉到母亲很吃力。
母亲不止一次说过,豆子糕是否好吃,炒糯米这一关很重要。
我想,如果那时候用机械代替,母亲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可是,用机器做出来食物,味道能一样吗?
等糯米冷却后,母亲就拿着糯米到邻居家借石磨把糯米磨成米粉。依据母亲的经验,如果不等到冷却系统磨,糯米粉磨不细而且会结块,豆子糕不好吃。
接下来,母亲会把炖了一个晚上的,猪脚球里的骨头去掉。
只见母亲拿着筷子,全神贯注的从猪脚球里挑出骨头。看着母亲心无旁骛的表情,我想,母亲读书的时候,肯定也很认真。等骨头挑干净了,就放入红糖,搅拌均匀后,母亲就装一碗让我先吃,说吃了大补。我发现此时黑豆和猪腿呈赭色胶状,已经看不到整块的肉和整粒的黑豆了,黏糊黏糊的。入口即化,又甜又香。
做豆子糕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关键所在,就是把炖好的猪脚球黑豆甜汤,熟糯米粉放入大铁锅里搅拌,除了要均匀,也是让多余的水分蒸发掉,这道工序比炒糯米还费劲。
只见母亲先把炖好的猪腿黑豆放进大铁锅里,把火烧开,等猪脚球黑豆汤烧开了,放入熟糯米粉后,就把灶里的柴火退出一部分,留下小火,就开始搅拌。母亲每次煮甜食,都会相应的放一点盐。母亲说:煮甜的东西,放点盐,会使东西更清甜。豆子糕也不例外。
搅拌是为了使肉,豆,糖分佈均匀,理同炒米,不同的是,搅拌呈胶质状的米糊比炒糯米要费劲的多,母亲必须用尽全身力气在搅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的双脚就成了标准的马步,很像训练有素的专业武师。
每逢这个时候,我觉得母亲非常的紧张,因为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搅拌不均匀影响口感事小,烧焦了不能吃事大。
记忆中母亲做豆子糕从来就没失败过,所做的豆子糕如出一辙,非常“标准化”。
有时想想,说什么“每逢大事有静气”,实在是有点夸张,因为母亲每次做豆子糕,在关键的时候都很紧张,但丝毫影响不了豆子糕的品质。对于母亲来说,给孩子们做好吃的,难道不是大事吗?可见爱谈“静气”的人,也许从来就没遇过什么大事。
母亲一边搅拌,还要一边观察锅里色泽的变化,直到豆子糕色如甜粿,肉豆均匀并硬化到做成豆子糕的要求,就起锅装在白铁桶盘里,在装盘之前,给桶盘擦一层油。等冷却后,切开就可以吃了。
说到豆子糕味道,用语言很难形容。但以猪脚球,黑豆,炒糯米粉,红糖相互滲透的香甜味,每个人都想象的到。以中国人的味蕾,可以肯定的说,凡豆类猪肉糯米红糖做成的甜品,没有人会感到不好吃的。
豆子糕算不上奢侈美食,但它是平民生活的一道美丽风景。它朴实无华,又气象万千;消失了,是又一种的存在。
现在想到母亲,就想到到豆子糕;想到豆子糕,就想到母亲。或许,豆子糕是母亲灵魂的化身;豆子糕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
有人说,不谈柴米油盐,不谈人间烟火,尤其对吃不讲究的人,其它的讲究便无从说起。懂美食,爱美食,谈美食的人,才谈得上对“美”有更深层次的感悟。从孔子,苏东坡到梁实秋,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无不对于美食津津乐道!
也许,吃才是一切美学的缘起!

湖溜粿
有些方言不解释不仅能说明问题,而且具更好的美学价值。以“湖溜粿”为例,顾名思义,即在水(汤)里很滑溜的一种米粿。比“泥鳅粿”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所以,九峰方言带有很浓厚的文学色彩,颇有研究价值。大溪人说“粄仔溜”,意同“湖溜粿”,小溪人说“米筛目”,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湖溜粿”,大埔人说“老鼠粄”,也颇有独到之处。
有道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实,“生活”到用时更恨少。生活就是阅历,阅历不足比读书少更令人堪忧。我很后悔现在不知道上善(广福两省交界处的一个镇,距九峰十九公里)人是怎么称呼“湖溜粿”的?过去经常去上善,肯定听上善人说过,时间一长忘了,可见记忆力等于某种学问。本来我可以“想当然”的,在“老鼠粄”或“湖溜粿”之间找到一个名称来,或许能胡弄过去,但方言也是一种很高深学问,由不得半点胡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求教于他人。
上善这个地方很特殊,它属于广东省,但与属于福建省的九峰人打交道,比属于广东省的大埔人要多的多。之前在上善,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遇上九峰人,大多数在上善出现的九峰人,都是做木材生意的。九峰人把长乐,芦溪,甚至远至永定的木材转手卖给广东,基本上在上善交货。记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九峰出了一个全国闻名木材商,叫朱火章,陈彩赤石人,直接把闽西北的木材贩到潮汕地区,发了大财,很不简单。可见农村出生的苦孩子,大脑反而比某云,某印强多了!说到生财之道,九峰人从不甘人后。现在九峰是全国著名的蜜柚之乡,乌龙茶白芽奇兰之乡,百万富翁比比皆是。我插队到陈彩虎坑,离赤石很近,不止一次去过朱火章家,听其老婆说,朱火章经常去上善,去必吃湖溜粿。
因为地处饶和埔三叉路口,上善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通枢纽,所以饮食店也经营“湖溜粿”(暂时借代),但奇怪的是,做法却如大埔,即把湖溜粿烫热装碗,再放入若干炒的又香又油的肉末,经过搅拌,就可以吃了,根据上善人的“湖溜粿”的做法,我也产生了侥幸心理——说不定上善人称“湖溜粿”为“老鼠粄”?但毕竟是未经过证实的“想当然”,还是暂时空着为好。此外,既然上善人与九峰人打交道比大埔人多,为什么不按九峰人的口味经营“湖溜粿”呢,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九峰人的湖溜粿的吃法,如清汤面,把面换成湖溜粿就是了。但九峰的“清汤”,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实,九峰的清汤一点也不清,严格的说,是一种很浓的高汤,把猪杂骨经过长时间的熬制后,汤色如奶汁,香味醇厚,再加入虾干,淡菜为佐料,又浓又香,食后口有余香,经久不散。大凡汤食,特别适合于长途跋涉,或体力劳动之后的人进食,饥渴可以同时解决。我年轻时好酒,酒后吃不下饭,总以清汤面为解酒护肚的良方,而且屡试不爽。不过,我从小对湖溜粿情有独钟,大概是因为湖溜粿吃着特别有“牙路”(嚼头),带有淡淡的白米香味,这种香味,是其它白米粿所没有的。我想,这和它的制成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米粿,都是把米先磨成浆后再进行烧制,而湖溜粿正相反,把米蒸成饭后再舂成米糊,再放到特制的模具里压制而成,模具有很多小孔,湖溜粿就是米糊经压力后从小孔里冒出来的,过去看制作湖溜粿的过程很有意思,压粿的师傅满头大汗,脖子上青筋暴起,湖溜粿象喷水一样冒出来,有长有短,两头尖中间粗,说明湖溜粿的出生不简单,是硬挤出来的,味道自然有独到之处。很多类似的食物,必须细细品味才能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所以,品与被品,细微之处最见功夫,文艺更不例外。
最早在百侯大姑家吃湖溜粿,按习惯用筷子夹着吃,结果发现很不方便,湖溜粿很滑溜,小心翼翼的,一次也只能夹一条,因此没有“满嘴香”的效果。姑姑说吃老鼠粄要用调羹,用后果然很好,一条羹可以舀很多条,在嘴里越嚼越香。后来在九峰吃湖溜粿也用了调羹,发现却不太好用,因为九峰的湖溜粿比大埔的长,九峰一条湖溜粿的长度等于大埔的两三条,同样是因为湖溜粿滑溜,用调羹不好舀,还是用筷子比较方便。也难怪大埔说老鼠粄,九峰说湖溜粿,说到底还是有差别的。“米筛目”的说法,更接近湖溜粿一些。至于拌肉末或清汤之高低优劣,见仁见智吧!所谓众口难调,萝卜青菜,如果硬要分出个高低来,实在是强差人意。联想到所谓“打造品牌”的说法,其实乃伪命题,贻害无穷。
湖溜粿用炒也很好吃,有点福州白粿的味道。但湖溜粿在小吃里的地位一直很尴尬,在九峰地区时有时无,究其根本,在于同样一份米粿,湖溜粿的工本费比其它米粿要高,制作过程十分繁复,按理应该比同类产品贵。但人有约定俗成消费心理,迫使湖溜粿不能卖的比其它米粿贵。在生意好做的时候,不妨多一个品种,反之,则收之大吉。也许,九峰非湖溜粿诞生之地,在九峰算不上传统小吃?
饮食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掘整理,发扬光大,但立意似乎简单了一些,或者份量轻了?说白了只是为了地方创收。这也太忽视饮食的文化底蕴了?道理很简单,钱不能买到中国的人文精神,不能买到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不管是湖溜粿或老鼠粄,还是“粄子溜”“米筛目”,其功夫都在“粿粄”外。发掘整理,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创收应在其次,重要的是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换言之,文化的生命力除了创收,更在于解决问题。

月饼
人的口味很奇怪,有人喜欢吃蛋黄,有人喜欢吃蛋白。却没听过有人喜欢吃水饺皮不吃馅的,更有甚者,我外孙吃肉包子时光吃馅不吃皮呢?说到吃饼,自然是皮馅通吃。
吃过很多地方的饼,我以为饼肉比饼馅好吃,饼皮比饼肉好吃。据了解,也有不少人和我持有同感。后来在九峰出现的“白皮仔饼”,大概就是喜欢吃饼皮的人想的主意。据内行的人说,白皮仔饼特别娇贵,其它的饼可以掺旧料做,例如过期回收的饼可以“回炉”;但白皮仔饼则必须新饼新料,否则做不成。顾名思义,白皮仔饼吃的就是饼皮,饼皮才是饼之精华。所以,我吃饼的时候,喜欢带着盘子,目的是为了盛放脱落的饼皮。大块的饼,拿着吃不方便,也不雅观,必须用手掰成若干小块吃,饼皮很脆弱,手一动,就纷纷脱落在盘子里,最后都进入我的嘴里。既保证了环境卫生,又品尝了一道美味。而且,吃相不至于狼吞虎咽,有失体统。可见,世界上凡是美好的事物,皆能由此及彼,环环相扣,其意义是多重的,从来就没有孤立的美好事物。
过几天就中秋节了。有人说现在的月饼馅有包金包银包银行卡的。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福气,从未遇上这样的好事。吃的最多的就是包蛋黄的。蛋黄当菜很好吃,一旦成为饼馅,就有了一种怪味。所以,凡有人送来月饼,我先看包装,包装越华贵的,我就越怀疑月饼的味道,为慎重起见,都叫孩子们先吃,等孩子说没有“特别的味道”,或者说“缺乏个性”的时候,我就放心了,认为不妨一试。即便当下不吃,过后总有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会吃一点。好在不管包什么馅的饼,饼皮的味道都差不多。而且,包装越华贵的饼,饼皮就越多。
不过,凡事均有例外。我也有不吃饼皮的时候。例如到了“八月半”,吃九峰的月饼,就没有饼皮了,即使有,也不如整块饼好吃。
记忆中九峰的月饼是没有饼皮的,或者说有皮也微乎其微,只会在饼的边缘上脱下一点点,此外,九峰的月饼分不出饼肉和饼馅。因为它们都混在一起了。九峰月饼分两种,曰肉饼,曰菜饼,肉饼有肉,菜饼的菜其实是冬瓜,冬瓜可为菜,制成饼就成了菜饼,比说“冬瓜饼”朴实,不见半点矫情。看到九峰月饼,又可以联想到九峰人特别爱惜脸皮,所以九峰的月饼有皮也不会脱落,其实,哪有饼没有皮呢?只是九峰月饼的皮不容易脱落罢了。人们可以理解为技术上的原因,但任何技术,无一不是从其文化底蕴中衍产生,无一不受其人文思想的影响。
我不懂的做饼技术,但从口感上的回味,感觉到九峰的月饼到做法是把料和面粉搅拌在一起揉捻,再经过烘烤而成。最值得赞美的是九峰肉饼的配料,除了三层肉,至少还有不下五种的佐料,吃着又香又甜,酥脆甜里带有绵软的醇香,回味浓郁,经久不息,让人越吃越想吃,这点尤其难得。至于配料,自然也就成了秘方,局外人根本不得而知。之前的本科生,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五百多个肉饼,记得听一位外地来的干部说,九峰的月饼太好吃了,我准备把我这个月工资全部拿来买月饼,争取一年内吃个够。我知道这句笑话的含义。但这位先生没吃过九峰的红柑(蜜柚),如果吃过的话,恐怕只能拿半个月的薪水买月饼,半个月的薪水买红柑了。因为红柑和月饼,是中秋节的绝配!

枕头饼
古代有人用竹叶做枕头,据说能促进血液循环,治疗某种疾病,还可以去除床上的异味。大概九峰人因此受到启发,也多了些浪漫和矫情,所以九峰人用竹叶包枕头饼。有道是反其道而行之,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结果使枕头饼多了一道淡淡的竹叶香,特别吊人胃口,能让人多吃几条。
一直以来,枕头饼享誉海内外。有资料说,枕头饼在明代万历年间被列为朝廷贡品,直到乾隆年间才传入民间?尚有故事,说枕头饼由小溪当年一位李姓某官员从京师带回的糕点师制作而成,这种说法我觉得有漏洞,不能自圆其说。其一是京师的糕饼师,不可能在边陲小镇的平和才做出貢品,此为舍近求远,其二,在北京通俗文化里,从未出现过枕头饼的字眼。所谓贡品,例如平和蜜柚,无一不来自民间,不然就不能称为“貢品”;既然来自民间,为什么不能是九峰人最先发明的,然后由王阳明进贡给万历皇帝呢?如果枕头饼在万历年间被列入贡品,那么,南胜,小溪,九峰虽然于明代万历年间平和建县时同时存在,但做为县治的九峰,各种人才相对较多。完全更有可能成为枕头饼的发源地。所以,九峰人吃枕头饼应该不始于乾隆?这句看起来是乎有点好笑,若细加思考,未必没几分道理。现在南胜,小溪的枕头饼很出名,反而是九峰的枕头饼很身处寂寞,不为人知。做为平和属地,九峰人固然有几分荣誉,但总觉得做为发源地的九峰的枕头饼不应该被时代埋没。我不仅吃过九峰当年的枕头饼,也吃过同时代小溪,南胜的枕头饼,以及现在这两个地方的出品的枕头饼,毋庸讳言,认为当年九峰的枕头饼更胜一畴。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吃的东西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现在九峰虽然不生产枕头饼了,或者有生产却流于平庸。但虎死皮在,皮在威在。以个人愚见,枕头饼应以九峰为正宗,也最好吃,因为做枕头饼的奥秘,掌握在九峰人手里……
中国人喜欢寄情,喜欢寓意,所以月饼一定是圆的。除了过去九峰出品的“石板饼”呈石板状外,几乎所有被称为“饼”的,无一不是圆的。就连柿饼,橘饼这本来不是饼的饼,也要压成圆饼状,不能不说中国人充满智慧,有太多的奇思妙想。不言而喻,枕头饼寓意“高枕无忧”,故状如枕头,长一寸八分,大小如小指,食用方便,全无吃饼掉饼皮之虞。原料为猪大油,精面粉,冬瓜,金枣,条粉,麦芽糖,炸油葱。其中大猪油为第一材料,按过去九峰枕头饼的做法,100斤的成饼,猪大油(成油)为60斤,面粉以及其它训练合为40斤。这就是九峰枕头饼的奥秘,更是枕头饼高低优劣的关键之处。九峰枕头饼之所以入口化,满嘴香的道理,油而不浊,味有回甘,吃多不腻则得益于冬瓜,金枣,条粉和少量花生米,芝麻的功效。制作枕头饼,烤饼的时候特别费事,因为体积小,要不停的翻动,精力还要特别集中,人容易疲劳。

十几年前去武汉,发现“热干面”是也用油和面的——就不知是用什么油——和九峰的枕头饼的和面如出一辙,但九峰人胆大的出奇,为了一口“好吃的”,用60%猪油和面,大概一般人做糕点,不敢做如此想象吧?欧美人一个个大腹便便,却对中国人说不要吃猪油,还要三餐少吃油,本为无稽之谈,竟然还有人相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别的不说,就说人身为动物,吃动物油不就等于“原汤化原食”吗。中国人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优胜劣汰,自成一家,所以,在吃的问题上,根本就不需要外人来指指点点。经济科技暂时领先,未必样样领先,例如高个子的篮球运动员,未必能跳高?再例如枕头饼,外国人就做不出来,即使刻意模仿,一百斤成饼用80斤猪油,20斤面粉也不一定。但枕头饼就是枕头饼,特别是九峰的枕头饼,一百斤成饼用59斤油不成,用61斤油也不成。不是吗?
所以枕头饼一定要先包上一层竹叶,不然外包的纸受不了,很快就会被油浸绵烂,纸包不住火,也包不住油。有意思的是,即使有了竹叶的打底,枕头饼的油还是会从竹叶滲透出来,外包纸上的油汁,或成斑状,或成点线状,而且每一包都不一样,也自成风景,就象现在的美女广告,令人想入非非,还没打开纸包,喉头就自然的上下滚动,不就是在咽口水吗。
我一看到包枕头饼的竹叶,就很容易想到九峰人买猪肉时用席草扎好了提,聪明的杀猪师傅会把席草扎成花样,猪肉更有花样,三层肉让人看成都是瘦肉。席草是好东西,可以编草席,又可以包粽子,在影视上常看到外面人买买猪肉,用纸一包,就拿在手里走了,颇有枕头饼不包竹叶的感觉,结果是满手的油腻,不浪费点水和清洁剂是不行的。九峰人聪明,买完猪肉,用手指在席草节上一钩,在路上行走,猪肉跟着脚步有节奏的晃动,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行走,就成了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人有时候很奇怪,拿猪肉和拿青菜的脸部表情不一样,特别是眉宇之间的表现,大不一样。就象吃石板病和吃枕头的神态。
枕头饼一直是九峰人过年时必不可少的茶配,多年以前,也是探望老人的伴手礼,胜过脑白金。过年喝茶配枕头饼,不仅味道妙不可言,大概在口味上也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由大鱼大肉到枕头饼的荤质素味,再到全无油腻的豆子花,形成一种良好的饮食卫生的循环,使九峰人又平添了几分得意。据说现在高端的枕头,也有竹叶包的,问题是包枕头饼的竹叶,是因为那60斤油,如果没有60斤油,竹叶就成了噱头,意义不大。不过,既然能用竹叶包枕头饼,肯定严格按照传统标准进行的制作的,这也叫顺理成章,人之常情。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我吃过母亲咬了一半的枕头饼。小时候听大人说,吃豆子花可以两颗一起,吃枕头饼一口一半,更有味道。
枕头饼是九峰人聪明智慧的结晶,也是九峰人饮食品位高雅的一种表现。我喜欢回忆九峰的历史文化,除了对故乡的感情,也因为它们有太多的独到之处,太多的过人之处,令人羡慕不已!

大锅饭
一想到大锅饭就不停的咽口水。至少有四十年没吃过大锅饭了,前几年到大芹山郎阿林老板的农家乐吃的咸菜大锅饭,让我觉得不仅茶叶要高山的好,就连米也要高山的“大冬米”,咸菜也要高山的“高山菜”好。其味道咸香甘酸,结果是肚子装不下了,嘴里还想吃,观其外形,饭粒似乎会跳动,九峰方言叫“双头翘”或“猫猫动”。现在吃一顿大锅饭,能让你有脱胎换骨的感慨,一时想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芹山人”。大山文化其实是陆地文化,也可以引申为“原生态”,与所谓的海洋文化有本质的不同。现在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山人”比“洋人”吃香,洋玩意不过被人看做为谋生手段而已,人们心里并不喜欢。
想想很可惜,到大芹山吃大锅饭,那叫“享受生活”,不是平平常常的过日子。人最重要的是过日子,最难的也是过日子;过日子的时候想享受,享受多了想过日子;好象过日子和享受这二者之间很难调和?过日子不谈享受,要享受别想过日子,或许可以一边过日子一边享受?不过,说到底人还是过日子的。
现在的人日子过得很卑微,明明是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人,还要再跑到到山村去“享受”那么几天?有人说这叫“文化”,叫“高雅”!难道城市就不“文化”,不“高雅”了?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有人说“人是会变的”,其实这是表面现象,人的本质永远都改变不了,变的是生存环境。大芹山又不是现在才讨人喜欢!湖光山色,人文景观,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同样喜欢。古人云“食色性也”,人们旅行观光回来,心旷神怡的最大体现,*欲色**得到满足之后,不就是胃口大开吗,吃嘛嘛香吗?
从广义上说,大锅饭就是用柴火和生铁锅煮出来的,技术乃另外一回事,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大锅饭是原生态,可以理解为“原汁化原食”。其中也包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就算麦当劳不是垃圾食品,天天吃中国人谁也受不了,裸体画人人喜欢看,也不过是一时喜欢而已。在外国人看来,所有可以作画的对象都是由不同的几何模型组成的,但在中国人看的更深更远,认为它们都是线条,后来才有了“墨分五色”的“科学技术”,墨水一泼,一幅画就完成一大半,张大千是这方面的高手,齐白石大概怕人说投机取巧,画昆虫的时候特别细心,把蜻蜓的翅膀网状都描绘出来了。大锅饭其实就是用线条画出来的,那一根根柴火,就是一条条美丽的线条,大米成点,大锅是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峰开始烧蜂窝煤了,按理说,用煤做饭,尚属于原生态范畴,但煤会产生气体,气体有毒,做出来的饭菜肯定不如柴火好吃,这样的燃料肯定对人的健康不利,饭菜自然不好吃。现在人喜欢吃烧烤,其实就是要远离煤气!用煤气烹调,必用各种花样引开人们的注意力,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叫“钻木取火”,没有“钻煤取火”之词。大概用煤气做饭,等于用泼墨做画,你还别说,煤气燃烧的模样也有点象。
大锅饭越大锅越好吃,看过当年二中大师傅阿霞炒大锅菜,大煎匙(锅铲)有一米多长,炒菜时必须有很好的下盘功夫,没有几十年的历练,根本做不到。现在有人把大锅饭比为计划经济也颇有道理,大锅饭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吃,吃多吃少全在个人饭量,干活的人肯定比不干活的人吃的多,不干活想多吃也吃不下,这样的情况没什么不好。当然,大锅饭越大越难做,没有一定技术的人肯定做不好。所以,大锅饭如果不好吃,不是大锅饭本身问题,而是厨师的问题。如果有人说小锅饭才好吃,也不用看不起他,就让他到大芹山阿林老板的农家乐去吃一顿吧,然后他什么都知道了。

蒜头辣
“九峰辣”九峰人习惯称“蒜头辣”。蒜头辣的名称有点不规范,但很本土,很生活,朴素又亲切。按理说,九峰的饮食文化里是没有“辣”的成分。例如九峰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女歌唱家,全国人民也不能亲尼的称她为“辣妹子”。所以,九峰人吃辣,说明了九峰人独到的生活品位,九峰人制辣,尤其是蒜头辣,则体现了九峰人智慧,和乐于与他人分享的良好心态。
记忆中九峰人很少吃辣,但菜园里总会发现有辣椒存在,它们一般都长在不起眼的菜园角落里,孤零零的,让人觉得几分可怜,甚至有的辣椒长在菜园边的田埂上,让人觉得九峰的辣椒有很大可能是野生的,并没有人专门种植,象野孩子,生命力特别顽强,不小心掉了一粒籽,就蓬勃的生长。九峰的辣椒俗称米椒,应该属于“朝天椒”的一种,辣椒是个越小越辣,既然大小如米粒,其辣的程度可想而知。拿一颗辣椒捏碎,抹在皮肤上,有火辣辣的感觉,接而双目流泪。据说敏感的人,看到辣椒就两眼通红。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米椒长的很有个性,因此有一种独到的美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朝天,到每年旧历八月份的时候,辣椒如小*弹子**的模样,红的朝天,橙的朝天,绿的朝天,大的朝天,小的朝天,瘪的朝天,一律朝天。我认为九峰的米椒比向日葵单纯可爱,向日葵只跟着太阳走,有点势利眼。辣椒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很强,想美美的享受它必须要相当的历练。如果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把辣椒改进成小盆栽,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因为它的内涵比兰花丰富的多。在辣椒盛产之地,辣椒一定有美丽的传说。但九峰的米椒和外地的朝天椒有点区别,个头又小又辣,估计是外地移植到九峰的变异,成为独特的辣椒品种。
之前九峰没有蒜头辣,只有蒜头酱,蒜头酱由蒜头和盐在石臼里手工捣烂而成,没有辣椒,可以调醋,调酱油。吃面吃粿吃咸饭吃“嗑啊嗲”吃“豆干膨”吃槟榔芋,很多人都习惯以蒜头酱佐食,特别可口开胃。我父亲不吃辣椒,但一日三餐,必须吃几个蒜头,说蒜头杀菌开胃,富有热量,对身体很有好处。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不怕辣,由蒜头到辣椒,也算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插队的时候,听隔壁老农说“吃辣养肾”,觉得有点道理。
九峰的蒜头辣始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蒜头辣做为一种商品,在九峰里流通,时间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源于一个叫宝珠(福山人)的妇女,当年就住在“破缺巷”里。是她最早用手臼,把蒜头辣舂出来,拿当年装“糖水梨”的罐头瓶装好,然后向左邻右舍开始兜售,每天白天走街串巷,夜里加工制作。起初卖的很少,后来越卖越多,到最后有点供不应求了。但没办法,纯手工的,只能做多少卖多少,说到底也没赚到钱,尚不够维持生活。最初一罐蒜头辣卖2块钱,到每罐5块钱的时候,估计过后不久就没再做了。人越活嘴巴就越讲究,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九峰人喜欢吃蒜头辣,因为蒜头辣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家家户户都可以自己加工,买的人越来越少。但由此推动了九峰蒜头辣的流行,宝珠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小也算功德一件。当年小溪,以及饶平,大埔的同行,吃了九峰的蒜头辣后,都觉得很好,纷纷委托我向宝珠代买,由此把九峰的蒜头辣由小溪向漳州,厦门,以及潮汕等地扩散,渐渐的,九峰蒜头辣开始出名了,到现在成为一种畅销的调味品并且闻名遐迩。记得刚来厦门的时候,请厦门的朋友来家里吃饭,他们吃了蒜头辣后,都赞不绝口。高兴之余,我由衷的佩服宝珠这位农村妇女,认为她很有思想。
除了蒜头辣,当年宝珠也试着制作花生辣,就是在蒜头和辣椒里再掺入炒熟的花生,又成另外一种味道,很可口,可以直接当菜下饭。但宝珠说,这样的辣不能保存,几天就要吃完。当年没有冰箱,如放到现在,这花生蒜头辣也许更符合当代人的口味,更能使人胃口大开,用九峰话说,能使人吃饭的“嘴路”更好。但花生辣吃多会“囤脾”,所以,从本质上说,不如蒜头辣。当然,在宝珠之前,我在九峰邻居家也吃过蒜头辣,有的颜色很深,估计是泡酱油的。
九峰蒜头辣除了味道清新自然,有增强食欲的作用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冰箱也可以无限期保存,随时打开随时取用无碍保存。而且保存的时间越久,味道越佳。这个特点为所有辣椒酱里绝无仅有。这种表现大概得益于蒜头辣椒本身的杀菌功能。如果用两个字形容九峰的蒜头辣,就是“素净”。按理说,辣味为大荤,也许,最深层次的荤是通过最直白的素来表现的。
我开过旅馆,接待过四方宾客,几乎吃过全国各地的辣,当年喜欢吃辣的人,出门都带着自己家庭制作的辣,用玻璃器皿装上,吃饭时拿出来,我历来好奇心重,看到有旅客吃辣,总要一试,因此我吃过旅客带的各种辣,就比较有代表性的辣而言,认为湖南人的辣最好吃,他们的辣很香很油,估计有炒花生和芝麻还有各种香料,但我吃了几次,感觉味道太浊太腻,而且不好保存。四川人的辣没那么油腻,但有花椒,吃了嘴麻,感觉不到饭菜的香味,也觉得不好,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也曾经做过尝试,用一罐“老干妈”当菜下饭,可以配两餐。心里就有了一种想法:如果把调味制成可以直接下饭的菜,就失去调味的意义,无形中降低了人的生活品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九峰的蒜头辣,更能显示出人的生活品位。
做为九峰人,偏爱自己家乡的物产在所难免,但客观的说,九峰蒜头辣很单纯,就蒜头,辣椒,食盐三合一。九峰辣以其原汁原味的自然风味展现在世人面前,做为调味品,在当代尤为难能可贵。

姜母糖
小时候吃着姜母糖,心里想着“卤鸭庵尊”(卤鸭脖子);现在吃着“卤鸭庵尊”,心里想着姜母糖。它们外观很象,容易引起人的联想。过去九峰还有外形和姜母糖一样的花生软糖,却叫“鸡庵尊”,大概是为了有别于姜母糖。九峰还有一种叫“甜姜”的甜食,把菜姜去掉部分姜汁,和红糖水泡浸制作而成,甜中带辛辣,可以调养身体。
地方小吃和糕点,最能体现地方的文化底蕴。说浅时马上到底,说深了深不可测。我一直很佩服九峰人把某些食物切成棱柱状的模样,样子美观,而棱形的张力,让人觉得商品份量更足。过去商家的精明,都表现在具体行动上,不屑于空口白牙的宣传。九峰的番豆貢,洋片糕,也切成棱形,特别雅致。我发现师傅在切洋片糕的时候,右手紧握刀把,左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刀尾,先按下去,然后才翘起来,很自然就把重心留给到头,如此一翘一按,富有节奏感,一块棱形的洋片糕就切出来,过程很象刀一面跳着广场舞,一面又轻松的完成了工作。也许棱形的食物不好包装,不符合当代人“包装精神”,所以消失了。现在很多东西的包装非方即圆,外观花花绿绿的——象《美篇》里自媒体的“文艺评论”——但商品本身的外观却少了很多具像的审美情趣,例如现在的洋片糕,四四方方的,扁圆扁圆的,就没有棱形的雅趣。过度包装,无端的浪费物力财力,常令人啼笑皆非。
姜母糖是九峰特有的传统糖果,过去在日杂商店里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最早一块一分,然后是一块两分,反正随行就市,小孩子都买的起。姜母糖卖一分钱的时候,孩子的口袋里最多只有两分钱,卖两分钱对时候,孩子的口袋里有可能是五分钱了,人的日子,总是越过越好。鲁迅先生把钱说成是“一摸口袋,硬硬的还在”,九峰的孩子,往往把“硬硬”的拽在手心里。
姜母糖就象现在商场的化妆品,通常就摆在商场的入口最显眼的地方。过去九峰日杂商店的摆设特别有味道,满满的人间烟火。店窗梆通常做为摊位,摆在门口,占用一部分五脚距的人行道,也无伤大雅。这种摊位实际是商店的延伸,最外面摆着各种干货,如菜晡,鱼干等,然后就是一排玻璃盖罐,罐里装着纸包糖,姜母糖等各种糖果和桔饼等蜜饯,烟和罐装酒通常都摆在店里柜橱上,最有意思的是,墙上还吊着草鞋,斗笠以及各种规格的麻绳,有时还有棕㝽(棕衣)。现在想起来,日杂商店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姜母糖主要是卖给孩子,就放在第一排第一个玻璃盖罐里,只有交了钱,孩子可以打来盖子自己拿。
姜母糖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把红糖和切成细末的老姜放在锅里煮,待成为糖膠的时候出锅放在案板上,经冷却后敷上一层炒熟的尖米粉,然后揉成圆条状,切好后再敷上一层熟米粉,熟米粉的最好的干燥剂,足以使每个姜母糖独立存在,不粘在一起,拿在手上吃不粘手。
姜母糖其实是固体的“姜母茶”。过去九峰人偶感风寒,尤其是遭雨淋湿的时候,“姜母茶”是一方最好的治疗风寒的良药。也许,九峰的姜母糖的出现,是受了“姜母茶”的启发,就象固体酱油,经水泡开,就可以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大哥曾经从天津带回几斤固体酱油,在家里用了很常的时间,这叫经济耐用。当然,做为糖果,姜母糖与姜母茶还是有些差别的,但肯定不是质的差别。但姜母糖可以治风火,是肯定的。
我记事的时候,最早九峰供销社的糕饼厂在顶街头,是谁家记不起来来。那时候曾培烈先生任经理。他和我大哥义结金兰,为换贴兄弟,叫我母亲“阿姆”,九峰方言“姆”,未必就是“妈”?我叫他“培烈哥”。所以,我经常跟着母亲到糕饼厂玩,看见师傅在煮糖胶,也跟着动动煎匙(锅铲),觉得很好玩。糕饼厂的空间弥漫着浓烈的甜香味,特别诱人,没有吃点什么东西,我是不会走了,大人肯定了解孩子的心事,总少不了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在糕饼厂,我吃到最新鲜的糕饼。人在很多时候,年纪就是本钱,年纪越小,越招人疼。九峰人说:好欺负老,不好欺负小,至理名言啊!
经常去糕饼厂吃东西,从小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吃糕点,一定要吃热的。所以现在每年的八月半,我都会托人从九峰带传统肉饼,要吃时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味道好又有助消化。在糕饼厂里,我看过很多糕点的制作过程,觉得每一种糕点,都是智慧和体能的结晶。糕饼厂在顶街头的时候,没有制作“糖霜”(冰糖),搬到杨厝坪埔脚的时候,才开始了糖霜的制作,糖霜就是用白糖熬制的,
前几年的一天晚上,我看见女儿往烧水壶里倒可乐,问其究竟,说是可乐煮生姜可以治感冒。我马上反应过来了,这又是一种卫生科普,岂有此理?这些人简直是无孔不入。我说,干脆去买几个姜母糖泡水喝吧,或者直接吃姜母糖,也比可乐烧姜糖效果更好!
不知道九峰是否还有姜母糖吃,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了。

碗糕粿
闻之九峰的碗糕粿在网上被外人推为九峰特产,小吃首位,我欣喜万分!说明碗糕粿不简单。被中国人视为不简单的事物,除了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其外在表达的儒雅有关。尤其是吃的,吃花生米可以直接用手,吃饭用筷子,喝汤用调羹。有谁看见吃东西用小竹片吗,恐怕没有吧。竹为雅物,用竹筷吃饭,本来就是雅中之雅,谁曾想到九峰人吃碗糕粿,是用形如古代文房里的裁纸刀的小竹片做为餐具的,难道九峰人把碗糕粿也看成是牛皮纸,用以包九峰人这本书。古代文房的裁纸刀分别为金银玉竹等材料制成,其中以玉为最贵,以竹为至雅。在九峰,吃卷子粿也是用小竹片做成双叉状。
雅具配雅食,九峰最早的碗糕粿的形状也很美观,在碗糕粿的中心,有一个凹下去的小窝,模样如半个乒乓球大小,究竟是为了美观,还是有某种寓意,抑或只是为了方便放入酱料见人见智。但我总以为碗糕糕中间的小窝,与九峰“特产”——烂鸟仔粿有关,但一直不能证实?说到底还是以实用主义为要,就说那小窝是为了放酱料用的吧。所以,过去九峰人吃碗糕粿时,都习惯在碗沿划一圈,然后由边缘向中间推进,当年有文化人说,这也叫“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的碗糕粿是平面的,吃的时候先“撕”开一角放酱料,然后前后左右开弓,各个击破。到底何时碗糕粿粿中间的小窝没了,大概没人说的清楚,世间有些事,说没就没没,没的很自然,没的好象从有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没的。
说实话,现在我特别怀念过去那带有小窝的碗糕粿,除了外形的美观,或有某种寓意?我就觉得碗糕粿面上小窝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确实很麻烦,需要有匠心精神,我想,小窝应该是在半熟不熟之际用模具压成的,粿浆生或过熟,都不能成形,全在对火候的掌握。真正“懂吃”的人,都知道任何美味佳肴,其制作过程所下的功夫,其价值远远超过食材本身的价值。米粿为中国人粗粮细做的生活理念的最大程度的表现,不是所有的山珍海味是可以比拟的。九峰碗糕粿既象九峰的“案磨糕”(咸碱粿),又有所不同,最大的特点,就里入口滑嫩,绵软,感觉非常享受。吃多了,我感觉碗糕粿不妨称为“粿冻”,而且是最传统的“粿冻”,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粿冻”。所以,碗糕粿对石磨的要求非常挑剔。据说有专用的石磨,磨其它的不能指染。碗糕粿可以当点心,又可以做主食,我年轻时候当饭吃可以吃四碗,据说九峰有人用碗糕粿打赌,有吃十碗,八碗的成绩见之口碑。九峰人想开心,什么样的玩法都有。当然,碗糕粿的抢手,离不开九峰特殊的酱料,应该说,我所吃过的酱料中,以九峰的酱料最为精美,也曾试着调制,味道也不错,就是不如卖粿的人家做的。
记得我最早吃碗糕粿是邻居霞(下)姑家的。当年在九峰,凡在外面吃都叫“花钱”,好象在家里吃饭不用钱似的。碗糕粿的碗叫“鸡公碗”,碗似圆不圆,似方非方,圆中有方,方中带圆,大概象征着九峰人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吧的性格吧!碗外腹画公鸡,小花小草,带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现在成民俗博物馆的展品了,鸡公碗比现在的碗厚实耐用,大碗一角,小碗五分,过去的人老实,花一角就拿大碗的,五分就小碗,如果放到现在,我花一角钱一定要拿两碗小的,其分量一定大于一碗大的,谁的手也不会那么准,而且在分米浆的时候往往是偏多,不敢偏少,这其实是人性的善良,因为买五分的不是家庭经济相对拮据的,就是小孩子。
那时候我也是小孩子,我没钱,但我大姐参加工作了有钱,就带我到霞姑家吃,有时候霞姑会挑着碗糕粿从我家经过,就在家门口站着吃,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凉的碗糕粿,吃着感觉又滑又爽了透心凉。
当年九峰有很多家做碗糕粿,水平都差不多,而且分布在九峰城的各个方位,做出来的碗糕粿,感觉他们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其实,这个师傅就是九峰的饮食文化。二十多年前,九峰东门的阿降先生把九峰的碗糕粿拿到漳州去卖,当然做出名了,可喜可贺。我想,如果有人把碗糕粿做到台湾去,其远景必然更可观!

番豆贡
“番豆贡”即“花生贡糖”。九峰人把“贡”字发挥的淋漓精致。贡糖是贡,敲打是贡,看不起外国人叫“番仔贡”。
番豆贡属副食品类,高雅的人又称糕点或甜品,但在九峰人嘴里却成了“零星”。例如有人在冲茶的时候端出茶配来,上年纪的人就会说“喝茶就好,人老了基本不吃零星”。至于吃茶又吃零星是否影响了茶品,我不知道!就知道这“零星”二字,颇显大家气象,仿佛九峰人过惯了好日子,要吃就吃“正料”,只有口腹皆馋的人才吃零星呢。这一点又与当代的“营养均衡论”“多吃水果论”不合,水果在九峰人眼里也是零星。看来,九峰人相当传统,说保持“初心”,有点不好意思,干脆说九峰人在传统文化上有点泥古不化吧。曾听高人说过:现在叫人吃着吃那,不过是为了销量,怎么不叫人想这想那呢?思考不正是人生最重要的吗?
在九峰人看来,番豆贡是敲打出来的,是一种力气活,做为糕点,人人都可以吃,与朝廷的贡品无关。所以下田的曾繁尚师傅天生就是一幅好身板,五官端正,身体结实。大冷天做番豆贡时常长*光脱**衣服还浑身大汗,如果在今天,喜欢健美运动的人看了曾繁尚制作番豆贡的全过程,会后悔请健美教练,心想不如跟着曾繁尚师傅学习贡番豆贡,可以一举两得。
说起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吃番豆贡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前只是“但闻其名,不见其贡”。大概过去的花生和糖是紧俏物质,曾繁尚师傅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吧!
记得是某个墟日,我在家门口看见在二中曾步初老师的家门口围着一群人,而且人特别多,把街道都堵住了,我以为是哪个“走路子”有什么新花样。一直以来,我对走路子兴趣就和现在对电视台的主持人的兴趣一样。我蛮有兴趣的就赶过来,刚走到大饮门口,就闻到一阵又甜又香的味道,而且是从围观的人群里飘出来的,我意识到那里肯定在卖什么极为稀罕的好吃的东西。好奇是人的天性,据说一群人在路上行走,只要其中有人故意抬头望天,所有看到的人都会下意识的一起抬头望天。这是人类的优点也是弱点,只要加于利用发挥,好人能成就好事,坏人借机恣意妄为。
其实我的判断只对了一半,原因在于孤陋寡闻,凡事没亲身经历就是“不知道”。走近了我才知道,这里既有卖番豆贡,还可以观赏制作番豆贡的整个过程,包括材料和工具。材料是番豆(花生),红糖,是否有其他的“密料”,不得而至。不过,中国人历来讲究“秘方”,有很多秘方只能口口相传,甚至“传男不传女”,估计九峰曾繁尚制作的番豆贡也有很多奥妙,材料的,技术的?不然怎么会那么引人入胜,吃他制作的番豆贡,似乎吃出了某种境界,不再是简单的“零星”。我一直都喜欢吃番豆贡,也吃过很多地方的“贡糖”,感觉都不能尽我所意,不如九峰的番豆贡。曾经沧海难为水,现在有很长时间不吃番豆贡了。除了手工制作的原因,材料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规模化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的降低了人的整体素质和审美要求,说实话,我就再也没见过切成棱形的番豆贡,那是多么的雅观。
工具是大红炉大铁锅,燃料为柴火,大案板比猪肉毡还厚实番豆贡是贡出来的,贡槌很重要,番豆贡是贡出来的,所以一定要硬木做成圆柱形的,着力点小而集中,贡出来的番豆贡才能细腻柔滑均匀,吃起来是“入嘴酶”。如果技术没有失传,现在有人做九峰式的番豆贡,即使价格贵几倍,也一定会很畅销的,就象“舂臼面”,就是供不应求。但记得一定要切成菱形的哦。
我连续很多次去看了曾繁尚师傅番豆贡的制作过程,感到从煮糖水到切好最后一块番豆贡,都非常不容易。其技术要求之高,非局外人可以想象的。就我这个旁观者的直观感受:糖要最好的,有一种清新的香甜,番豆要最好的,个大肥润才细嫩多油,去膜一丝不苟;技术层面,煮糖水不能过火,又不能不足,否则或味焦或不醇厚,拌入番豆除了均匀,更要注意火候,理同煮糖水。我很认真的观察曾繁尚贡糖料的整个过程,发现他除了手势不同,力度不同外,也感觉他用的力是“暗力”,而不是“直力”,暗力一词,在九峰方言里有“有控制的力”“有弹性的力”的意思。最难的就是把煮好的糖拌花生搬到案面后,再揉成扁条状,那样的高温,没有长时间的操作磨练,手根本就不敢触摸。
曾繁尚制作的番豆贡,是九峰人文历史一道绚丽多姿的景观,也是中国工匠们“匠心”的最大体现。中国“匠心”的精髓,在于把思想和智慧,脑力和体力高度融合起来,成为人类历史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豆子花
豆子花不是花。豆子花是九峰的传统糖粿,当年有大埔亲戚对我说,九峰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把糖果说成花,在唐诗宋词里都找不到?口气充满着赞许!
不过,从外观上看,小圆球状的豆子花表面凹凸不平,也颇有几分鲜花蓓蕾的模样,染上红色的,是红蓓蕾,没染色的,是白蓓蕾。乍一看,还真有人舍不得吃。
古代人习惯以花入味做糕点,也有用花做糕点装饰的,就是没有用花做名称的,在糕点上用各种模具印成的花样叫“花样”,不叫花。说实话,九峰人的审美情趣,颇有独到之处。
也许我孤陋寡闻,在别处没见过类似豆子花的糖粿。人都有故乡自豪感,别处没有的东西家乡有,难免有几分得意。至于渊源,弄清楚了也许多了知识,而弄不清楚也不影响学理。以我之愚见,学理重于知识。人多喜欢看书,凡书都都少不了故事,故事没几个是真的,好书无一不是通过故事张显学理。所以,有很多事情,未必要刨根问底,糊糊涂涂,朦朦胧胧会使时空无限延伸,人一般都很受用。
九峰除了豆子花,还有生仁花。九峰人把花生称为“番豆”,按理说,生仁花也是豆子花。但豆子花是黄豆做的,为了区别,也许还因为“番豆花”的叫着呦口又不雅,才有了生仁花的叫法。花生比黄豆个大,同样裹着一层白糖,生仁花比豆子花大却大很多。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小时候我吃过两个黄豆黏在一起的豆子花,比生仁花大的多,吃着特别香。而且不止一次。大概是在制作过程中的疏忽吧?有时人的疏忽却可以产生意想不到惊喜,比如错币,错邮票,就很值钱,再比如豆子花的“双连豆”花,就比一颗豆子花好吃。
豆子花的制作方法说起来很简单:把黄豆炒熟,再把白糖在锅里化开,等黄豆冷却后,把黄豆倒入簸箕里,再倒入糖水,然后象簸米一样的上下左右来回簸动,要求力度均匀,能让黄豆全部为糖所包裹,待糖水冷却后,裹着黄豆的糖水都变成白色的,然后给一部分的豆子花染成红色的,豆子花也就做成了,生仁花的做法同。看我描写的很简单,操作起来也极其繁琐,还有很多技巧,关键在经验和熟练,语言难以表达。而且,九峰人讲究吃,在炒黄豆之前,还要把黄豆里瘪子,坏子挑出来,常常会使人头昏眼花,要有很好的耐性,用现在的套话说,低头捡去坏黄豆也是一种修行。
过去本地种的黄豆和花生都比现在的小。所以豆子花很小,体积不及一厘米,生仁花也大不了多少。但特别香,这不起眼的小东西却是过年拜神祭祖的重器,平时吃不到,过年按人口供应,所以,豆子花的九峰糖粿里的贵族。
对于喜欢吃甜的孩子来说,以其吃月饼不如吃豆子花。过年的时候,在果盘里抓几把豆子花,往口袋里一装,然后就出门,一路走一路吃,遇上玩伴,还可以拿出来分,平时关系较好的,一人两颗,关系一般的,一人一颗,小孩子很单纯,不象大人,对谁都是一样的笑脸。
现在生仁花依然有人做,但豆子花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其实,豆子花和生仁花和有千秋,难分伯仲。但我很怀念炒黄豆的香味。因为小时候就偏向黄豆的香味,认为比花生是香味清纯,泥土味也比花生浓些。当年我家对面镇政府的食堂早餐里有卖炒黄豆,不对外经营。但大厨“滴尼”师傅和我家素有来往,给我开了后门,我可以在买炒黄豆。滴尼师傅的炒黄豆很有特色,把黄豆炒熟透了,又加于香油酱油红糖等佐料再回锅煮的半碎半软,特别入味,做为早餐菜特别开胃。
由豆子花想到九峰的纸包糖,姜母糖,胡椒饼,洋片糕,番豆贡,枕头饼,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据说做人不仅要记吃,还要记骂。我回想一下,几乎每一种吃过的甜食,都伴随有父母的骂声,但骂声里的亲尼和爱,感觉比蜜还甜,现在想要,却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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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建英,平和九峰人,一位依然生活在上世纪的老人,创办《阿大的修修补补》微信公众号。擅长明以上年代的青花瓷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