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市资阳区迎丰水库
我在北京生活二十余年了，尽管已经非常习惯了京城的环境，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心里却依旧无时不刻地在思恋着我的故乡益阳，思恋着资阳区郊外迎丰湖畔的老家，因此一遇到长假，我便会千里迢迢地赶回益阳，赶回我那被世人誉为益阳明珠的迎丰湖（水库）尾滨的老家，看望自己年过九旬在家养老的父母双亲。而每次路过迎丰湖大坝的时候，我都要在大坝上蜘蹰好一阵，或欣赏湖光山色，或回味修湖历史。今日也不例外。走上大坝时，正值夕阳西斜，游人离去，此刻的迎丰湖，从喧闹中解脱了出来，像落潮时的大海，娴静地俯卧在低低的天宇下，澄明如镜。湖的四周，没有城市灯火的环饰，没有弥漫烟尘的污染，只有疏淡的青山的剪影。
据亲人介绍，每天从外地涌来的游客，兴高采烈地乘快艇在湖心水面悠闲的兜上一圈之后，又在迎丰湖滨，借湖水一角，合影留念，后又直奔管理所，对着青山绿水，指指画画，赞叹一番，扔下一只又一只空矿泉水瓶、荔枝汁或椰子汁罐子、又或者某某冰红茶瓶，然后从从容容地坐进小车或大巴，带着到此一游的喜悦和美的享受，踏上了归程。
此时，我站在大坝上，不愿匆匆离去。这山区人造湖瑰丽的黄昏，着实既让我入迷又让我很有些心痛。
夕阳下的迎丰湖水，幽幽的、柔柔的，像在静静地燃烧，很辉煌，也很美丽。湖上，有水燕低翔，野鸭掠空，翅膀尖在夕阳下熠熠闪亮。
忽然，我看到不远处的湖畔，有一老翁正身披晚霞，端坐垂钓。那老翁频频得手，他手里的三米银线，竟扯起一尾尾的红鲤。
垂钓迎丰湖
“要是仲秋伯伯还健在的话，大概也有这位老人这么大了吧！”我禁不住自言自语道。
老人的出现，又使我生发出许多对父亲曾经好几次给我讲述过的有关表伯伯曾仲秋指挥修建迎丰湖（水库）的回忆。
1958年，那是一个正值全国在经济建设中开展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即“*跃进大**”全面展开和各地掀起办人民公社热潮的火红年代。当时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进入高潮，大办水利的号子喊得正紧，当时益阳县所属的迎丰湖（水库）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动工兴建的。
那时，我的表伯伯曾仲秋是修建迎丰湖（水库）工程指挥部的最高领导。表伯伯曾仲秋是1951年参加工作的。刚开始被招到湖南省益阳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后来调到县建委。他从学徒做起，到队长、经理，一直当到县建委主任和迎丰湖工程总指挥，行政级别属副县级，*共中***党**员。
我后来淡忘了许多事和许多人，但始终不能忘记我父亲给我多次讲过的有关表伯伯曾仲秋修建迎丰湖（水库）的故事。表伯伯曾仲秋是我祖母的大侄子，比我父亲大两岁，父亲给我讲过的有关表伯伯的故事，在我一生中对于祖国的认识都起了深刻的作用。
1956年，我父亲通过表伯伯的引荐，被益阳县建筑公司招为了工人。后来在1958年动工修迎丰湖时，我父亲也就被公司安排到了工地。
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修湖拨的经费和粮食严重缺乏，伙食极差，每月供应百分之九十的红薯丝。食堂天天用红薯丝当饭吃。红薯含淀粉较多，一般吃了难以消化，都气鼓气胀的常常要放响屁。后来民工们天天吃这种食物，也就吃出情绪来了，民工中有读了几句书的便把林彪的一首语录歌“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改了词，来唱红薯丝：“红薯丝，不但干部要吃，群众也要吃。红薯丝，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红薯丝，当作白米饭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得屙，不屙也得放响屁……”后来大家都会唱了，上食堂打饭敲着饭碗唱，歌声连成一片。唱得我那一年级未读完的表伯伯着了急，有一天开饭他就站在买饭的窗口，嗓子一扯惊天动地：“哪个吃饱了撑着没事做乱唱老三篇？！你们这些家伙就不怕成为反革命……以后谁再唱，谁的娘就会叫*日我**穿！”我父亲见他的话骂得太丑了点，便上前暗暗扯了一下他的衣角，低声道：“秋哥！”意思叫他讲话文明点。可是我表伯伯大叹一口气，说：“老弟，你不知道，这帮贼崽子要骂哩。我宁愿做恶，免得今后害了他们……”我表伯伯很粗，乖面子话不会说一句，别人要是惹了他，他就会铺天盖地地把你骂个狗血淋头，加上他个头又大，因此人们一般都有点怕他。他管理这帮子做工人自有他的一套办法。诸如他这一通恶骂，红薯丝的歌是不再有人敢唱了。这样也好，在那个年代，也免得那些捕风捉影的人少来找麻烦了。
迎丰湖局部
我表伯伯的官是做得很廉洁奉公的。农村出身的人本质上大多是老实的，除了极少数者外，一般即使做了官，入了*党**，也决不敢胡作非为。我表伯伯平时就很痛恨那些利用职权安排子女就业、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奸嫖妇女的人，每当他听到或看到有此类事情，他就会惊异地睁圆着眼睛大骂，“这猪日的，国家如果不狠狠地处罚他们，老百姓肯定会日政府的娘哟！”
在我父亲的印象里，他的这位表哥，也就是我的表伯伯，唯一讲点小小排场的只有三件事：一是喜欢坐坐小车；二是到哪里都喜欢带个把有点文化的人走；三是喜欢穿一件笔挺的中山装。所谓“小车”，并非现在的皇冠、宝马，或者奔驰林肯什么的，而是一辆有外国人看来只能送进革命历史博物馆甚或垃圾堆的国产吉普车。我家和表伯伯家隔迎丰湖尾滨相望只有几里路远，表伯伯在县建委上班的时候，喜欢在周末偶尔坐着这辆破吉普车回家。记得有一次表伯伯回去，他叫我父亲搭便车一起走，可是他们刚上车，司机却下了车，操起一根铁杆，威武地站在车前，把铁杆插进车中使劲地摇，摇得满头大汗，车子才发出打屁似的响声。表伯伯不好意思地对我父亲说：“这车是县委让给我的，已经老掉牙了，浑身是毛病。”我父亲咯咯地笑着说：“没关系，只要车子能开动，坐着回去总比走路回去好。”那老爷车子也似乎还善懂人意，尽管在崎岖不平的山间简易公路上抛了几次锚，但最终还是被司机弄好一直开到了他的家门口。司机在车上按几下喇叭，顿时便引得乡邻们纷纷从茅屋里跑出来，团团围住破吉普稀罕地摩挲不停。有上了年纪的人夸奖：“看我们曾家老大混得多带劲哩！”也有平辈人羡慕地说：“还是仲秋搞得强，回家不用脚走路！”每当这时，我表伯伯就会说：“唉，这算什么呢？！”
迎丰湖一角
其实，我表伯伯他心底里还是很高兴的，觉得这官做得实在有些脸面。本来，对个副县级干部来说，坐辆把破车回家，的确算不了什么，比较刺眼点的，倒是他去了迎丰湖水利工地时总好带个把文化高的人回去，跟在他后面。工程指挥部的杨秘书也跟着他去过几回。记得杨秘书第一次到我表伯伯家时，表伯伯就对他父母兄弟堂客（妻子）及围观的乡邻们讲：“这是我的秘书——小杨。”
晚上吃了饭，大家在堂屋里坐着，我表伯伯又特地把杨秘书喊过来，想让他当众显示些本事。他说：“小杨，唱个歌曲给大伙听听，好吗？”杨秘书原来在学校里当过几年老师，歌唱得相当好，可是离开学校已经好几年了，特别是当了秘书之后，要写的东西很多，也就没有功夫和闲心唱歌了，于是他原来会唱的歌也忘得差不多了，到现在，他能够唱完整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他吐词清楚，抒情强烈，音质优美。表伯伯的父母、兄弟、堂客等稀罕地听着这优美的歌声，脸上露出不胜惊奇且羡慕的神态。表伯伯见状眉宇间都漾出笑来，还不住地勉励杨秘书说：“唱得很好，再唱几支吧！”杨秘书也只好临场东拉西扯地唱起来，唱得大家都呵呵地笑了。我表伯伯满意地打了个呵欠，说：“歌也听了，睡觉去吧！”于是大家都去睡觉了，一个晚上都很愉快，杨秘书很是为我表伯伯挣了些面子。
迎丰湖尾滨
我表伯伯那笔挺的中山装呢，是用粗呢子做的。开会时，他把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扣上，这样看上去就有了一些风度，有了一些威严。工地开会时，他总好站到台上，雄壮有力地讲话。他讲的都是些本地话，但讲得高亢、悠远、有气势，常常使人联想到军人的气质。
我表伯伯讲话是饶有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其时，中国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和整风反*派右**斗争后，*共中**中央于1958年发动了“*跃进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中**益阳县委为贯彻*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县掀起了“*跃进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因此，我表伯伯在大会上就这么讲：“1957年9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县委根据《决定》精神组织了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和冬季积肥运动，作为建筑业的工人来说，在农业“*跃进大**”中，我们要如何做呢？就是在迎丰湖（水库建设工地上，要光屁股坐板凳，板是板，眼是眼。要一板对一眼，一板一眼的干！”尽管时间过去好多年了，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跟我学说的表伯伯那些蹦蹦跳的话语。
我表伯伯后来的得病和出事，也就是因为他太讲究“一板一眼”地做事了。在崇山峻岭中建造人工湖，关键就是修堤坝。为了使堤坝不垮和不漏水，基脚往往要挖一丈多深和几十丈宽。南方不像北方那么干燥，要在大山脚下挖一丈多深的坑，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地下水多，尽管有抽水机排水，但挖土仍然有困难。在山里挖基脚，最难熬的是晚上。当时挖泥队是要四班倒的，每班两个钟头，碰到上夜班，一是磕睡难熬，另外就是冷。常常要冷到八、九度。挖土时因地下水多的缘故，挖起的泥巴水时常要迸射到身上或者脸上，有时一锄头下去，躲闪不及，让泥水就劈头盖脸地裹住，凉水从衣领口里灌下去，衬衣和*裤内**全都湿透。那时条件又苦，很少有人穿套靴，基本上都是打赤脚或者赤脚穿双草鞋劳动。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双脚冷得像两只红虾子，连*丸睾**也整个缩进腹腔里去了，“*巴鸡**”也收缩得只有三五岁小孩的那么大。而且撒不出尿来。尽管挖泥者多半是当地的农民，但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难以天天耐得住冷水的浸泡和夜晚寒风的刺骨。每每一个班排下去有二三百人，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得可怜，到两个钟头快结束时去检查，便可发现，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在中途就偷偷溜走了。为了尽快地把修湖任务走在第二年春汛前完成，以及防止民工们中途溜走，作为一个总指挥长，他能做些什么呢？我表伯伯不像别的领导，爱躲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或者外出巡视一下。他干脆抛开总指挥的特权，裤管一绾，背起锄头就往大坝基脚处走……而且一干往往就是五六个钟头。民工们见总指挥都是这个样子，因此也就不好意思再半途开溜，反而个个干得汗流浃背，喊声冲天。终于，一个深一丈五宽二十多丈长三百来丈的基脚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硬被民工们给挖出来了。
然而，我的表伯伯却因此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夕阳西坠，黄昏已徐徐下垂。
迎丰湖管理所门前，早已空荡荡的。穿戴漂亮的青年男女管理员们从五层住宿楼里相继走了出来，然后再走向湖滨。他们中有的耐不住七月暑热，或是经不住湖水的诱惑，便都款款地脱下衣裙，于是透明的湖水里，除了名贵的红鲤湖鲫外，又有了一条条的“美人鲸”或“美人鱼“。
面对这如诗如画的景象，我不禁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心里充满伤感地说：“可惜表伯伯你这一板一眼的人却看不到这些哟！“
我记得父亲说，迎丰湖大坝工程上马后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正午，正当这个人造湖的大坝蒸蒸日上的时候，气象预报说，明天将有暴风雨。
整个工地的人从上到下的神经顿时紧张了起来。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见过山洪暴发，那是一个只有魔鬼才能创造出来的世界：狂风呼啸，菀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平地、山上白雾茫茫，而几斤或十几斤重的鹅卵石在山涧中被洪水冲得像鱼一般游动……
我表伯伯见过山洪，因此他为尚在修建中的大坝捏着一把汗。指挥部紧急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我表伯伯的建议，在大坝里侧未铺水泥的新修坝面临时加铺一层岩石，阻挡洪水对新坝面的直接冲击。然而，当时未完成铺混凝土的堤坝斜面有一千五百多个平方米，如果按每平方米需要四块二百公斤重的岩石计算，一千五百多个平方至少需要六千余块岩石，共计一千二百多吨重。可是，时间又只有半天跟一晚了，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到距离有几公里路远的洪家山上去筹集一千多吨岩石，这是多么的困难哟！
迎丰湖垂钓，收获满满
当天下午，天气开始转阴。县政府组织了六辆卡车并拖着几吨*药炸**赶来支援，可是我表伯伯一摆手又让卡车开了回去。他决意不用卡车和*药炸**，而要用人拉肩挑钢钎凿，因为大寨人就是在1953年开始，他们凭借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用扁担、锄头、铁锤、钢钎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他们的梯田，都是靠抡大锤砸钢纤凿出来的，然后又人拉肩挑地把泥土运上山去。我表伯伯说，要学大寨，就得这么学！
可是要用钢纤凿出一千多吨石头，又要用板车将一千多吨石头从几公里路远的地方运到工地，且道路又是崎岖不平，倘若用载重量为五吨的解放牌大卡车拖运，来回至少也要二百多车，这简直是苦得要上吊了。连吃惯了苦的我父亲，以及当地农民都觉得这苦实在太凄惶了，于是纷纷向我表伯伯央求，要他还是叫几辆车来。我表伯伯坚决不允许，他从工具库里领来一批板车，把背带往我们运输队每人肩上一套，同时自己也套上一根，用恶狠狠的语言吼骂着，逼着大家拖着板车上路……
傍晚，天上开始下起雨来，比气象预报讲的整整提早一晚。雨下在地上，路开始打起滑来，我父亲和其他民工们真想丢下不干了，可是竟遭到了我表伯伯的一顿臭骂。
为了保证夜战的安全，我表伯伯叫电工沿路架设了路灯，然后给每个人发了双防滑的草鞋。
天越来越黑，雨也越下越大了，山路上尽管隔一段安装了一盏路灯，但微弱的灯光终究驱散不了周围的黑暗，山腰上成片的树木只剩下影影绰绰的轮廓。最粗壮的树略能辨清，但也只是能见个树干的大概，枝叶则是一团影。我父亲已经记不得那段历程是怎么走过来的了，至今回想起来，是段粘成一团糊状的空白。那是一种累到休克边缘半清醒半昏迷浑浑沌沌的知觉麻木。就是在拖最后几板车石头时，我父亲清醒了一下，长长的山坡上，身上没有一根干纱的表伯伯将一条湿漉漉的罗布澡巾，一截搭在肩上，一截含在嘴里，猫着腰，拖着一板车石头，顶着雨，带着运输队近二百辆板车，不断地用脚扎扎实实地在溜滑的山间简易公路上踩写着一个又一个的“之“字。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板车与板车之间总是保持了一段距离，且一辆板车配了三个人。我表伯伯自恃身大力不亏，只要了我父亲一个人帮他推车。我父亲明明知道他的脚有病，患了严重风湿性关节炎，一到下雨天就痛得要命。我父亲曾经几次提醒过表伯伯，“你作为总指挥，能够象征性地搞一下带个头就行了，怎么老是跟着大家一干到底呢！”
此次，我表伯伯的腿肯定又开始痛了，而且痛得很厉害，要不他怎么会将湿淋淋的毛巾咬到嘴里呢？他们拼命地将车拉上坡顶。我父亲劝表伯伯停下来休息一会，要他拖了这车不能再拖了。可是，我表伯伯淌着汗水说：“唉，老弟你知道个什么呀，我们能不这么干吗？我们呀，是这山里吃红薯长大的，肚里没喝几滴墨水，除了流氓和犯罪分子外，我们这号人就是最下贱的了，跟地上爬的虫子一样。虽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巴鸡**毛！你想想嘛，我们有什么呢？人家上面的领导，虽然也是农民出身，可人家是在战争年代提着脑袋过来的呀！人家躺着吃睡着吃，袋子里有挣着的资本，像我们就不行呀！还有像杨秘书他们，人家虽然没打过江山，可人家有文化。你不要看杨秘书，现在在我手下，说不定哪天他就翻上来了，倒把我再领导着，国家真正需要的，就是他们这号人哩。我们什么也没有呀！要想混到人家前头凭什么呢？只有凭一条就是*永贵陈**、郭凤莲他们大寨人的艰苦奋斗好作风呀！”他用手重重的地捶了一下自己右腿的关节处，紧锁眉头叹了口气说：“老弟呀，你把我的话死死的记住，我们大老粗只有走这条吃苦卖力气的路，才能走到人家前头去。好在国家还很穷，还要提倡艰苦奋斗，不提倡也没有办法！今后国家富了我们就屁用都没有了……”
迎丰湖局部
我表伯伯的话是很深刻而且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但他的话说完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那件最可怕的事。
下坡的时候，我父亲怕我表伯伯腿痛支撑不住，便叫他到后面来，可他又怕我父亲个小力亏，死活不让换。他叫我父亲站在后面的板车上压着，以便增大后拖的磨擦系数。他开始用肩扛着板车的扶手往坡下滑。由于山坡较陡，下滑的速度正在逐渐加快。我父亲怕他有闪失，又在后面叫他小心点。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说不知怎么搞的，当时他心里总是在担心着什么。这也许是人们所说的“兆头”或者“预感”吧。
尽管我父亲站在板车的尾上压着，但他时刻注意到了前面我表伯伯的一举一动，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马上能够随机应变。
他们的板车越滑越快，后面队友们的也是火急火燎地放了下来。他们的车又滑到了一道拐角处，我表伯伯咬着毛巾忍着腿痛，照原速滑下去，快到弯口时，黑暗中只听得表伯伯“唉哟”了一声，我父亲知道有事，本能地用一只手抓住板车栏杆，然后顺势将身体落在公路上。然而就在我父亲刚跳下车的一瞬间，板车使劲挣脱他的手迅速地向拐弯角外抛去。待我父亲惊醒过来时，我表伯伯和他拉的板车都没有了影子，惟见拐角处卧着一块黑呼呼的岩石，足有一百多斤重。这是从哪个家伙的车上滚下来的？后面的板车也风风火火地滑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父亲迅速扑上去，使尽吃奶的力气，将岩石推到了简易公路的边上，然后放开喉咙喊道：“出事了！出事啦！”
父亲说，等到队友们拿着手电筒赶来往公路下面两丈多深的山沟里一照时，他的脑子只“嗡”的一声便麻木了。我表伯伯完全被板车和岩石压在沟底了……
迎丰湖局部
十余年后，我曾经写过一部描写三线建设的中篇小说，后来被一位导演朋友看中改编成了电影剧本，我们为电影的投拍到处找关系募集资金。
记得我们曾经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找他们的宣传部施以援手。不曾想，铁道兵宣传部的几位干事听我们介绍完修建成渝铁路付出了基本上一公里牺牲一位民工或士兵的惨重代价时，他们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修铁路搞建设有的是挖土机、推土机、大型运输车以及盾构机等等，挖山打隧道或填湖填海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了，还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拍反映三线建设的电影电视似乎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当时，我和导演朋友听了干事们讥笑意味很重的风言风语，心里那个难受而又愤怒的感觉好像要爆发了。要不是出于礼貌，我们真的会要上去狠狠地搁他们几个响亮的大耳光。这些温室里长大没吃过苦的后生们，他们就不能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总以为我们这个社会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发达了，殊不知今日之成就完全是建立在毛主席时代艰苦努力发愤图强的基础之上的。要是没有毛主席时代的无私奉献，哪里会有改革开放之后的物质基础？就比如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上都是毛主席时代靠大家的肩挑手挖兴建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就只有那么高……
夕晖渐渐的消失了，湖面早已被茫茫一片的雾气笼罩着，夜的帷幔开始在徐徐拉动了。深沉娟秀的迎丰湖，此时娴静极了，没有机器和人的噪声，没有湖水波涛的喧嚣，有的只是大自然的天籁。夜风悠悠，如歌如吟，似湖鱼戏水，似人语絮絮，恰似一片原生态的人间仙境。然而，我的心里却瞬间弥漫上一阵伤感和惆怅。1959年迎丰湖（水库）建成，或者说我表伯伯牺牲至今已六十五年了，可是静若处女的迎丰湖（水库）依然还是待在闺中，综合开发几乎停留在一张白纸上。迎丰湖热切希望漫漫前路有知己，天下终有识君人。
其实，说来也真是惭愧。我自从1995年去北京读书，后来离开益阳到上海、成都、重庆、杭州、南京、深圳、香港、澳门等地碾专打拼，最后旅居北京后，心里时刻都在留意着家乡迎丰湖（水库）的开发事宜，尤其是在引进外资方面，我可是做过不懈的努力。只可惜天不如人愿，每每有巨资信息时，争取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阴差阳错，惟有留下的是我半白的头发以及愧对已故表伯伯曾仲秋的内疚……
作者刘云峰
作者刘云峰，早年做过教师、秘书和编辑记者，后于北京从事文化传媒和国际艺术交流。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在册新闻发言人和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