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关于赫章可乐墓葬（以下称夜郎墓葬）的族属问题。文章的观点，该墓葬族属为苗族。依据是，临近的纳雍锅圈岩出土了明清时期的“缸钵”葬。
所谓“缸钵”葬，是不用棺椁的的一种“裸葬”处理方式，即当时的部分苗族同胞置办不了棺椁，安葬死者时，只将一个缸钵和一些瓦片，覆盖死者的头部和阴部。
这是一种极简陋的葬式。
作者的观点是，这种“覆盖”，是对死者的遗体的保护，有对后人耳聪目明、干净做人的寄托。这种“缸钵”葬，形式上与可乐铜器“套头葬”（即在死者头上套上铜器）雷同，所以断定可乐墓葬族属为苗族。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首先是推论问题。尽管夜郎“套头葬”的葬俗很奇特，至今未发现类似葬俗。但以“缸钵葬”等同“套头葬”是说不通的。
首先，混淆了人类葬俗意识的统一性与特殊性。
人类所有对死者遗体的处理形式，几乎都是出于对死者遗体的保护和生者现实健康和未来福祉的考虑，尽管这种“保护”，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但这都是人类根据自身生存环境的择优选择。如藏族的*葬天**（将死者尸体剁碎喂鸟），因为葬区土层薄、木材稀少，无法实施土葬、棺葬或是火葬，为避免尸体露天腐烂传播疾病，*葬天**成为理想的葬式；汉区的土葬、彝区的火葬、蒙古草原的石葬，都是出于同样的原理。
就是说，人类处理尸体，都具有保护死者安宁、寄寓生者幸福的共同目的，只是根据各自生存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如果要将采取共同葬式的人群都归为同一个民族，显然是错误的。如我国西部诸多古代民族都实行火葬，但是他们显然不是同一个民族，甚至不是同一族系。
还有一个问题，苗族学者言下之意，这种“覆盖”的葬式后来发展为一种习俗。就是说，尽管以后条件很好了，仍然对死者面部进行“覆盖”，尽管富者采用更为贵重的铜器。
然而，这种逻辑也是说不通的。人类与生俱来对身体的保护意识是整体的，绝不限于局部。苗族有广泛的土葬棺葬习俗，富有者，能不产生棺椁护身，以至里外多层墓壁护棺的层层保护意识吗？哪里会只顾头而放弃其他保护形式？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纳雍锅圈岩出土的“缸钵”葬，从形式上与夜郎墓葬有质的区别，锅圈岩墓葬用陶器“盖”、夜郎墓葬用铜器“套”，暂不论陶器与铜器价值的分离，单就这里的“盖”与“套”，就划定了两种葬式不同的性质。
“盖”只是具有防止泥土侵蚀尸体的物理功效，这与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农村出现大量用石板直接盖尸体的裸葬坟是同一道理；而“套”就不一样了，这种对尸体的“非必要”处理手段是立体的，需要对整个或局部尸体进行处理和包裹，成本比普通的棺葬大得多，如夜郎“套头”葬、埃及法老遗身面具。显然，这种葬式是出于一种纯精神层面的寄托，有让死者通灵的目的，只流行于社会顶层，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社会顶层的葬式是不会在下层中“共通”的，不管葬式的介质是否贵重，因为下层是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
以上，是单独从葬式上进行推论。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夜郎墓葬苗族说就更站不住脚了。
考古界定，夜郎墓葬群时间介于两汉时期。而我们在任何典籍中，都查不出这一时期苗族在黔西北频繁活动的痕迹。此时苗族活动的重心，还介于洞庭湖、沅江流域、武陵山之间，是不可能在远在黔西北的乌蒙山出现如此高的文化“孤岛”的。再者，即便苗族这一时期进入黔西北并成为主导，作为稻作生产民族，是不可能这么快就适应并开发高寒的乌蒙山区的。
再者，从彝族典籍看，两汉时期，彝族德施部（水西、芒部、于矢部祖先）经过与地方濮人争夺后，已定鼎贵州西部。如果此时苗族在本地形成很大势力，必然要发生巨大冲突，史籍乃至传说不可能毫无记载。
另外，从苗族的族称看，多自称为蒙（卯）。黔西北地区的苗族，许多自称阿哲卯，大概就是生活在阿哲（水西）领地内的苗族。如果苗族先于彝族进入或者曾经主导过黔西北地区的话，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自称的。
从目前出土*物文**看，古夜郎地区，包括赫章可乐、威宁中水遗址的文化属性是极复杂的，既有古夷人虎崇拜；同时稻作生产、铜器制作、干栏式建筑又与古濮越族群有莫大关系。
夜郎文化，应该与古夷人、濮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