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上·记忆|南京姹紫嫣红的书报市场和敏感的美国时装表演

我与南京文化市场(三)

▓ 程中柳

南京的书报刊市场也很繁荣。

大约1986年,我们和军人俱乐部(山西路)合作,在军人俱乐部大院里创办了“长三角书报刊市场 ”。军人俱乐部出资在空场地建了不少活动板房,我们则负责对经营户审核、颁发文化经营许可证。

那时候,为了打击非法出版物和涉黄图书,文化市场管理部门严控书报刊的批发权。整个南京地区,包括省级官方出版单位在内,一共只有13家单位拥有书报刊批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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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铁路分局在江苏安徽两省拥有不少客运火车站,列车段也拥有不少趟南来北往的客运列车。火车站候车厅以及客运列车,都是可以销售书报刊的场所。因此,南京铁路分局通过下关区文化局的朋友找我,希望帮忙给他们搞一个书报刊批发的许可证。

这样的事情,文化局长也无能为力。因此,我又去找虞煜星部长。然后,南京铁路分局托我邀请虞煜星去他们那里看看。

一个星期天,我和虞煜星喊了个出租车到了下关南京西站,聊过以后南京铁路分局在西站对面一家只有十几个平方的小餐馆“宴请”了我们。

这里,简单介绍一位图书出版商:自己选题,自己出版,自己发行。

这是一个民间出版商,自己物色作者,自己物色画者按照他的思路设计封面,自己掏钱买个书号,自己物色合适的印刷厂,自己定价自己发行,然后大发横财。

人多大?28岁。来自哪里?安徽淮南农村。什么文化程度?小学三年级。什么背景?荒山野岭,八代农民。

那时候,他们的发行工作是这样玩的:

自己出版的一本新书,先印好封面,背面下半部分是版权内容,上半部分是内容简介、定价、扣率。然后通过邮局寄发给各地发行大户以后,对方打电话来或发电报来报出需要数量(或5000或10000或20000)。然后,按照对方要的数量发过去。没有收条,更没有合同。两三个月以后,他带着旅行袋上门取书款。

对方所付书款全是现金,分文不会少!而且到了人家那里,吃住都由对方安排。

诚信!中国民间曾经有过的诚信!

如果中国大陆的出版政策和“其它地方 ”一样宽松,书报刊市场一定会真正的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姹紫嫣红。

这是梦。中国文化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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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南京书刊市场相当热闹。合法的书报刊、非法的书报刊、“淡黄”的书报刊、“深黄”的书报刊,合法出版的“坏书 ”,非法出版的好书,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性风俗》引发中国穆斯林抗议,于是全部收回化为纸浆。中国邮电出版社翻译出版(苏联)的《女性学》,因为原图照搬,国家新闻出版署认为插图不够文明,于是全部收回销毁(化为纸浆)。

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出版的武侠小说,吸引了大批读者。《*瓶金**梅》有台湾版、香港版、澳门版,还有新加坡版。相比之下,台湾的出版物最为精致,最为漂亮。

1987年,我写了个反映图书市场的(上下两集)电视剧本《新潮书屋》,由南京电影制片厂和珠海电视台联合摄制。男主角由老朋友、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袁宗福扮演。开机宴放在钟山景区的一家酒店,市以及部分区的文化、公安、工商三部门的领导都去了,很是热闹。

剧中有个警察,喜欢让书店老板请他吃吃喝喝,还喜欢书店老板给他送点小钱送点小礼。市局杨副局长看了后,不大高兴,说:怎么把警察拍成这样?要改,一定要改!我说:这不是文字稿,改不了了。我们的老干部说:杨局长,你们有些警察就是这样的!胡副书记一声没吭。这就算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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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十家城市电视台播出了《新潮书屋》,江苏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录像带,把剧名改为《暗流》。

后来,我带着《新潮书屋》录像带到了北京,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听说我要去,南京市新华书店老领导(也是南京电视台创办人)董庆吉先生要我去找他的老朋友高文龙。当时,高文龙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发行局局长。

然后, 我又去了央视18楼,向副台长洪民生做了汇报。那是第一次走进央视,有点好奇的是:央视大院门口有*警武**,大楼门口也有*警武**。没想到,出了18楼电梯,又见持枪*警武**。

央视电视剧播出部门看过后提了修改意见,但因为两家摄制单位发生矛盾,素材带拿不出来,无法修改,结果没能在央视播出。

那次去北京之后几天,南京交警在南京城东白水桥附近拦截了一辆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货车。之所以拦截它,因为押车人乱撒传单。交警按惯例上车检查,发现一车都是“黄书”,而且还是著名的深黄的书,于是就把这辆车押送到南京成贤街43号大院交给了我们。

我们上车一看,一车都是相当精美的线装书,一字不少一图不缺的全本《*瓶金**梅》!押车人说:这是*长首**特批的,每本书都有编号,都有特定的读者,并且要直接送交到特定的读者手里。读者是什么人呢?地方省、部级以上官员,部队军以上军官。押车人对南京交警的拦截和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的扣押十分不满,甚至扬言:你们要扣押,我们就走了,后果你们负责!然后,他们就逛街去了。

我们意识到这些书的“法定 ”主人正在等候,那都是根本不能惹的角色。领导很紧张,立刻派人守护在货车旁边。后来,押车人一回到货车旁边,我们立刻就请他们继续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离开了南京成贤街43号大院,让我们避免了一个麻烦。

演出,当然也是文化市场重要的板块。

1992年仲夏的一天晚上,江苏省服装进出口公司的一位朋友,也是南京“太阳坡卡拉OK”的创办人张铁军打电话给我,问:美国时装表演队能不能来南京演出?我答:五分钟后告诉你。

挂上电话,我立刻给虞部长打电话问:美国时装表演队能不能来南京演出?他答:可以来演出,经费怎么办?我答:五分钟以后告诉你。挂上电话,我再给张铁军打电话:美国时装表演队可以来南京演出,经费怎么办?他答:经费全部由我们公司承担!

于是,我又打两次电话,敲定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到江苏省服装进出口公司(珠江路)面谈。第二天我和虞煜星到了那里,公司老大董启彬以及两位副总一起跟我们商谈,只用半个小时就全部敲定。

然后,一起到马路对面中山大厦二楼餐厅干掉两三瓶白酒。当天下午,该公司拿出一间办公室和15万块钱,我们开始进入筹备工作。1992年7月初,我们把筹备办公室移到了虹桥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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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方签约预付定金以后,我们开始按照规定,向省文化厅呈递报告。一周以后,省文化厅回复:需要美国时装队详细书面资料和录像带资料。而我们提供的只有模模糊糊的传真件(仅有演员名单)。录像资料根本没有。另外,需要提前三个月呈递报告,审批时间也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活动只能“枪毙 ”。

但是,江苏省服装进出口公司的15万定金已经支付过了。我说,我去文化部办理批准手续。

当然,我敢这样说,是因为文化部的朋友答应我去了能办成。于是,虞部长、查局长、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江苏省服装进出口公司代表,我,几个人一起坐在查局长办公室嘀 咕。查局长问我想要带多少钱去北京? 我说多带点:5000。虞煜星笑笑:最少带10000!

我就带了5000,结果只花了1700多块钱。

第一天上午到了文化部,我说晚上由我请客。文化部文化市场处处长张新建说,深圳市文化局领导来了,他们今晚请客,你也一起去吧。那是一家四星级酒店,总经理是香港人,说今晚酒水由他请客。

晚餐后,深圳市文化局结账时,酒店总经理来了,服务员报出酒水钱,总经理还真从自己腰包里掏出现金交给了服务员。那天晚上,第一次品尝了西兰花。好像一共三朵,人民币180元。

第二天,文化部文化市场处打印好给部里的报告,当天下午文化部外联局(驻外大使馆文化参赞都是他们派出并由他们领导的)签好意见盖好章。

第三天是个星期天,文化市场处处长和外联局局长请出分管刘副部长的驾驶员,驱车闯到刘副部长家里。遗憾,刘副部长到朋友家去了,他们又闯到刘副部长朋友家里,终于“逮到”了刘副部长,请他在报告上签了字。

第四天星期一,上午,文化部办公厅盖了大印。鲜红的大印还没干透,我就把它传真到南京虹桥饭店去了。据说,他们在虹桥看到传真件以后,兴奋得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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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演出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时,我们给官老爷们送了赠券。因为匆忙,没在意那群草包老爷的神态是不是有点狼狈。

舞台很漂亮,由南京市歌舞团美工师设计、南京市歌舞团搭建,霓虹灯亮出四个耀眼的大字:四季风流。

7月初筹备组进入虹桥饭店,空调给的是冷气;9月初转移到新街口中心大酒店,11月离开中心大酒店时,空调给出的已经是暖气了。

在北京,离开文化部前,文化市场处处长提醒我:“三点”不要上台啊!

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演出时,在门口游荡的*贩票**子大喊大叫:“三点在最后!三点在最后!三点在最后!”

美国时装队是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演出?不知道。但是,美国时装队“三点 ”在中国的舞台公开演出,应该是第一次。

美国时装队大约 12 个人,其中好像有三位黑人。她们到了南京,下榻中心大酒店。他们到中山陵去玩,遇到警察遇到解放军官兵会立刻冲上去,干嘛?拥抱!她们的热情,把“*军共**”吓得狼狈不堪。

美国时装队有好几个丫头感冒发烧,但她们坚持去五台山体育馆走台。

辛辛苦苦忙了几个月,在五台山体育馆演出三场,花费90多万人民币,省服装进出口公司的合作企业赞助了70万,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只花了20多万。那是1992年,搁到现在,三个90多万可能也不够。

美国时装队带来两辆车,一辆五座林肯轿车,一辆超长凯迪拉克。很多人带着相机到中心大酒店,与凯迪拉克合影。有天晚上,他们用林肯送我回家,我六岁的女儿也在车上。第二天她告诉同学,同学说“我也坐过‘宁垦’,街上‘宁垦’多呢!”

那时候,南京有个“宁垦”出租车公司。宁垦是南京农垦的意思,那车的真实姓名叫夏利。

夏利和林肯一样,也叫轿车,车身下也是四个轮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许是新中国文化市场最繁荣的时代。春暖花开,万紫千红,其中冒出点野草野花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现在,中国人与中国人想和谐相处,其难度并不低于芯片制造。而八九十年代,人与人相处好像都很和谐。与八九十年代相比,现在的科长也许比当年的局长架子还大。那时,*党**政机关里,管他局长还是部长,就连驾驶员也不管天高地厚,只喊老赵老李。现在你喊处长老王试试,除非你写好辞职报告,不想在机关混了。

这可能缘于那个时代干事的人多,鬼混的人少,良竽浩浩荡荡,滥竽稀稀拉拉。所以上下级可以相处很好,同一个单位的人可以相处很好,管理部门的人与经营单位的人可以相处得很好,文化部门与公安、工商两个强势部门同样可以相处很好。

文化市场管理,大约由七个部门参与:文化、公安、工商、出版、广电、税务、物价。大家都是市委市政府的嫡系部队,谁也不能高人一等。那些年,我们和这些部门一直和谐相处,形同一家。

很多年过去了,大家早都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无论是公安部门还是工商部门,当年的合作伙伴相逢时依旧热情如故。至于和文化经营单位的老板们的友情,直到现在也是依旧不减。这是最让我引以为傲的事情。

原载微信公众号《凤凰台上》,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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