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男性品格倾向
与当代女性书法发展
杨健君
按：本文曾发表于《中国书法·书学》2017年第04期，题为《书法的“男性品格”与当代女性书法发展》。
【摘要】 数千年来，肇乎本性之书法艺术表现出男女不同之性别品格，即书性。受男权社会男尊女卑之长期影响，书法之书性观呈显以男性书家主导之男性品格倾向，书法品评之间亦轻女性品格而重男性特色，以至女性书法式微，女性品格不彰。新时代下，男女平等，女性独立。女性书家正须外乘时代之利，内秉天成之性，内外相副，树立女性品格之艺术自觉，以此挖掘自我之潜质，彰显女性之精神，促进女性书法之时代发展。
【关键词】 书性 男性品格 女性品格 女性书法 艺术自觉
一
逸少（王羲之）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张怀瓘《书议》[1]
此为唐代著名书论家张怀瓘评骘书圣王羲之草书之语。在此，我们暂且不论其品评是否得当，而要特别关注其所云“丈夫气”与“女郎才”二语。盖此间颇须留意者，在其涉及书法艺术之性别品格之问题，是乃前人所罕发者也。
王羲之《远宦帖》
所谓书法艺术之性别品格，乃男女性别之人格特征于书法艺术之集中表现，是可名之为“书性”。书性发为两端：男性品格与女性品格。
书性之男性品格，即如张怀瓘所云之“丈夫气”。其发之为刚强、正直、勇猛、精进等男性性别品质；书性之女性品格，亦如张怀瓘所言之“女郎才”。其发之于温柔、贤淑、亲和、细致等女性性别品质。是以书道存乎其人，而人自有男女之别，故而书法艺术表之以男女性别品格取向不同之书性特征。
书法艺术之书性特征与审美风格紧密相关。审美风格之形成，远取诸物，如自然与社会；而近取诸身，如男女之形体气质。由此男性品格，展示所谓阳刚之美；而女性品格，呈现所谓阴柔之美。清人姚鼐论文章，有云：“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复鲁絜非书》）[2]
文章如此，书道亦然。曾国藩曾云：“偶思作字之法，亦有所谓阳德之美、阴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为‘阳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觩，曰勒，曰努；为‘阴德之美’者四端：曰骫，曰偃，曰绵，曰远。”[3]是其阳刚之美，即书法之男性风格，或雄强，或遒健，或磅礴，或浑厚，气骨铮铮，如篆籀之古拙厚，如颜真卿之雄伟绝伦；其阴柔之美，即书法之女性风格，或温婉，或绮丽，或娴静，或清轻，韵度翩翩，如小楷之精工婉丽，如董其昌之柔秀平和。由此各成其阴阳刚柔之审美境界。
要之书之所成，在于刚柔相济，阴阳调和，书性品格不可偏废。至于个性风貌，唯须以此为基，而后各有取舍，或偏于男性之阳刚，或倾向女性之阴柔，如若拿捏得度，擒纵得法，皆可成之一代好书。纵观书法史上，赫然名家者，既不乏男性品格之作，如颜柳；又时有女性品格之书，如赵董，二者皆足以流芳后世矣。是以男女书法品格之异同本无高下优劣之分别，皆归于美而后已也。
然则，稽之书史，多有不然。轻重优劣，良多轩轾。即如上文张氏所论王逸少之草书，云其“不足贵”者，便在“有女郎才”，而“无丈夫气”。论次之间，颇以男性品格为重而以女性品格为轻，厚此薄彼之意判然可见。
书圣羲之，书法大成，所贵在书性中和。盖有男性品格之雄强，如梁武帝评为“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古今书人优劣评》）[4]；亦兼女性品格之妍美，如以历史观之，变古质，为今研，而见妍美流便；如以地域观之，去北碑，成南帖，而显疏放妍妙。是以总而言之者，如《晋书·本传》评其“飘若浮云，矫若惊龙”[5]，刘熙载《书概》论之“力屈万夫，韵高千古”[6]。故其中和之美，正在涵阳刚与阴柔为一体，淬妍美与古质于一炉，斯为融男性之力与女性之美于一身也。
以此书圣中和之典范，不偏不倚，“尽善尽美”，似不应再有男女品格之优劣之评，然则非也。譬如张怀瓘有“女郎”之讥，而韩愈有“姿媚”之诮（《石鼓歌》）[7]。堂堂书圣，尚且不免，区区之辈，亦可想见。
王羲之《丧乱帖》
诸如赵董二人，名高宇内，书接右军正脉，本是一流大家，然以其男性书家之身而沾染女性品格，则饱受訾议。赵孟頫以贰臣之笔，于温润闲雅之间，稍作妍媚纤柔之体，偏于女性倾向，故后人嘲之以“奴书”（ 孙矿《书画跋跋》）[8]，辱之以“贱态”（ 傅山《霜红龛书论》）[9]。董其昌画标南宗，书学帖派，萧然自远，欲归平淡，然评者以为如“美人柔媚”（ 陈奕禧《绿荫亭集》）[10]，“蹇怯如三日新妇”（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11]，作女性品格，以至“媚骨难除”（ 马宗霍《书林藻鉴》）[12]，“残懦不振” （ 孙矿《书画跋跋》）[13]，“软媚无骨”（ 朱履贞《书学捷要》）[14]，“少雄直之气”（ 曾国藩《求阙斋书论精华录》）[15]，颇见毁誉。至于赵董末流，一味柔靡，以至帖学式微，招致碑学*动反**，更见男女书法品格之去取倾向。
赵孟頫《洛神赋》
董其昌《题南宋佚名雪渔图》
书性重男轻女之风，至于一般名家，更所难免。南朝书家，气尚卑弱，而纤劲清媚，多有女性品格，以此非议也多。如宋之羊欣，袁昂论其“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古今书评》）[16]。梁之萧子云，以“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唐太宗讥其“无丈夫之气” （《王羲之传论》）[17]。至于北宋承五代衰陋之气，其初不能以阳刚而振作，李建中“如世间美女丰肌”（ 黄庭坚《山谷题跋》）[18]，“虽可爱，终可鄙”（苏轼《东坡题跋》）[19]。而蔡襄之书，米芾评其“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漫，多饰繁华”[20]，黄庭坚以为“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处” （《山谷题跋》）[21]，似有微词。清代王文治，“秀韵天成，或訾为女郎书”（ 杨守敬《学书迩言》）[22]，故论之“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钱泳《书学》）[23]。以上皆为一代男性书法名家，咸以其女性品格倾向，而招徕訾议，终不能一跻大家之列。
羊欣《暮春帖》
李建中《土母帖》
蔡襄《京居帖》
王文治《行书节临黄庭坚尺牍轴》
稽之书史之上，对于男性书家女性品格倾向之排斥与非议，源于对男性品格倾向之肯定与追捧。究其根本，在数千年来，书性风貌并非男女品格互相调和，平等发展，一视同仁。而是并存之下，多有侧重，最终形成男性品格书性观：即男性品格成为书法艺术之主导价值取向，而男性风格成为书法艺术之主流审美范式。整部书法史遂以男性品格倾向为主体格局，而男性审美与品格占据突出地位，成为书法正统，主导数千年之久。
回顾书法发展，书法正统之男性品格发轫于右军之前，由来已久。诸如凝重浑穆之商周金文，力劲气厚之秦汉篆隶，莫不导源其中；而右军之后，隋唐以来，男性品格之书法倾向已然确立，不可动摇，以至标举中和风范之书圣王羲之，亦不免有张韩二家女郎姿媚之毁。
《石鼓文》
《礼器碑》
盖有唐书法，以辽阔之疆域，开放之胸襟，盛大之气象，乃成其正大之书，阳刚之气，铸就男性书法品格而影响深远。其间尤以楷草两体最为杰出：大楷之颜真卿挟盛唐气象，秉刚正之度，作雄浑磅礴之体，而欧阳询、徐浩、柳公权等辅之；狂草之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豪荡感激，雄逸奔放，而怀素、贺知章、杨凝式等辅之。是以雄风浩荡，男性品格主导地位得以最终形成。
颜真卿《颜勤礼碑》
張旭《古詩四首》
洎乎唐人以后，一流书家亦多以男性品格著之。诸如宋代苏轼之洒脱雄放，黄庭坚之清刚顿挫，米芾之沉着痛快；元代鲜于枢之河朔伟气，康里子山之逸迈可喜；明代祝允明、文徵明、徐渭、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皆有雄强之力，豪纵之风；清代碑学复兴，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康有为、吴昌硕等，更是一派铮铮男儿气象，不胜枚举。诚然，所云古代书法有此诸多男性品格，此其大概，并非尽属，但言倾向性而已。
黄庭坚《松风阁诗卷》
伊秉绶《隶书为文论诗五言联》
是故书法史上，书性之男性品格倾向既定，则男性书家与男性品格便掌控起书法艺术品评之话语权，优劣好恶之倾向性益愈鲜明，终乃形成男性品格为重而女性品格为轻之品评标准，其对创作主体之男性书家而言，尤为如此。
然则，摭以历代女性书家之创作，其重男轻女之论却是多有异同。
所同者，女性书家所作男性品格依旧受到肯定与标榜。譬如一代女皇武则天，其书笔力精进，行笔骎骎，而“有丈夫胜气”[24]，以此书史青睐。今有《升仙太子碑》，犹能见其风骨。再如薛涛，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人以为“无女子气，笔力峻激”[25]。宋代温婉，“喜字学，落笔无妇人体，遒韵有格。”（清虚子《甘棠遗事》）[26]清姜淑斋，“善临《十七帖》，笔力矫捷，不类女子。”（王士祯《池北偶谈》）[27]
武则天《升仙太子碑》
所异者，女性书家所作女性品格反之则享有包容与褒扬。至若东晋卫夫人，善锺繇之法，乃王逸少之师，而立论甚严对王羲之中和品格尚多不满之张怀瓘，却于卫夫人书法之巾帼风貌，大加赞赏，《书断》喻之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28]而韦续《墨薮》亦称之为：“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沼浮霞。”[29]可谓比况奇美，令人神往。复如谢道韫，王凝之妻，有咏絮之才，李嗣真《书后品》评其：“雍容和雅，芬馥可玩。”[30]唐吴彩鸾，《宣和书谱》以为：“《唐韵》字画虽小，而宽绰有馀，全不类世人笔，当于仙品中别有一种风气。”[31]陈后主皇后沈婺华，窦臮《述书赋》赞其：“如晚晴阵云，傍日落霞。”[32]南宋宁宗之杨皇后（俗云杨妹子），姜绍《韵石斋笔谈》誉为：“波撇秀颖，妍媚之态，映带漂湘。” [33]至于徐范之“彩笔生芳，墨香含素”[34]，孙瑶华之“清劲婉约，闺房之秀”[35]，杨叔卿之“一染齐纨，可易百锦”[36]，赏爱有嘉，溢于言表。
卫夫人《和南帖》
杨妹子《七言诗团扇》
如是观之，书史于男性品格主导之书法正统之下，对书性取向不同之艺术品格，因男女性别之不同，而境遇各异。其中男性品格之书法，不惟男性书家，亦且女书家为之，皆得赏遇。而女性品格之书法则不然：当男性书家为之，则常招訾议；而女性书家为之，则每获青睐：何其然也？
二
千年书史，书性之男性品格成为主流范式，书性差异之于男女书家又境遇不同，溯其根源，此中关乎性别本性与男权社会之两端。
扬雄有云：“书为心画。”羲之亦云：“把笔抵锋，肇乎本性。”（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37]盖情性之不同，男女别之。男女之别，基于生理，存乎心理，而见诸形容举止、行为气质之情性特征。概而言之，女性之温柔贤婉，发之于书，自为女性品格，纤巧绮艳；男性之坚强刚毅，放之于笔，自当男性品格，矫健挺拔。是以书如其人，男有男风，女有女貌，性别不同，任其自然，乃为可贵。此性别本性使然，自然本色。诚然，此以男女性别之群体总而观之。至于个体而言，男人女相，女人男相，存乎其人，发之于艺，亦属自然，然究属个别，有逾常轨。
然则，人类男女本性之自然，未必尽能相容于社会发展之中，故而社会因素至关重要。
自父系氏族以来，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男性以体力之强健，劳作之分工，渐成社会之主导，女性则日趋从属地位，是以男权时*开代**始，男性意识成为主体。对于书性之中男性品格倾向之形成，此男权社会乃其造就之历史根源。具体而言，男权社会之影响又见诸汉字载体与文化思想之两端。
书法以汉字为载体。汉字之创制与形成，亦可见男权之一斑。诸如“男”字，“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38]是为农耕时代男子重要地位之显现；而“女”“妾”“姦”“妒”等字，适以反映古代之女性歧视。[39]抑且，汉字之使用者与书法之创作者，数千年来，皆以男性为主，故而形成男性品格之主导倾向。
书法乃文化之表征。书性之男性品格与审美，文化思想由以成之。《易》为群经之首，广大悉备。其阴阳观念乃男女书性品格形成之渊薮。《易》以阴（--）阳（－）两符诠释阴阳对立观念，以为造化之本然。《系辞》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40]《易》之阴阳观念含弘深广，包藏万物，诸如天地、刚柔、仁义、日月、寒暑、昼夜、父母之类是也，而男女亦在其中矣。《系辞》有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41]然则，《易》虽以阴阳而兼顾两端，推演变化，而其间却不能不有尊卑之别，以见于男女之间。盖乾以健，坤以顺，《系辞》乃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2]所尊者，在阳、在乾、在天，在男；所卑者在阴、在坤、在地、在女。故而将艺术品格渐次导向于男性阳刚一路，《文言》是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43]是以《易》乃男女尊卑、刚柔去取之思想根源。
孔子依仁游艺，以和为贵，主“文质彬彬”[44]之论，不偏不倚，似无性别品格之轩轾，然其“女子难养”[45]之诮，“不得中行，必也狂狷”[46]之说，亦有男性倾向之端倪。至于孟子，则坐实男性品格之思想取向：于人，标举“大丈夫”，以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7]；于艺，倡导“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48]；其间又以“至大至刚之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为号召[49]，是为男性品格张本。诸如此类，先哲思想有此男女尊卑之观念与刚柔品格之取向，而书法孕育其间，陶之淬之，虽其理秉乎中和，而其用却导向一边，以此终成书性品格之男性倾向。
是以历代书家，常以男性品格主导审美标的，成为正统理念。大抵以“气”为本，而尤重于“力”与“骨”。发其端者，东汉蔡邕有“下笔用力，肌肤之丽”之说（《九势》）[50]，东晋卫夫人有“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之论（《笔阵图》）[51]，王羲之有“健壮之章”，主张“宜存气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52]。至于唐人，更为推重骨力。诸如孙过庭云“务存骨气”（《书谱》）[53]，蔡希综云“骨气雄强”（《法书论》）[54]，徐浩言“宜先筋骨”（《论书》）[55]，颜真卿云“力谓骨体”（《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56]，以此铸就男性书法品格之大成。降及清人，朱和羹简而言之：“字以骨力为主。”（《临池心解》）[57]刘熙载分而论之：“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书概》）[58]盖骨乃生命之所树立，力为生气之所勃发，书性之男性品格有以彰显。
总之，自文明社会以来，即以男权为主导，而书法之群体，亦以男性为主，自然熔化男性固有特质与行为观念，形成男性书家居决定地位而男性品格为主导倾向之正统书性观。
其实，艺术形式之性别品格倾向，书法艺术并非唯一，其他艺术形式亦已有之，诸如诗与词。清人李东琪云：“诗庄词媚，其体元别。”（王又华《古今词论》）[59]庄者庄重，媚者婉媚，是以诗与词者即有男女不同之品格倾向。《诗经》三百篇，温柔敦厚，诗性尚且中和，然后世之诗性渐次表现为男性品格倾向，而唐人尤甚。李白即以六朝之作“绮丽不足珍”，遂而纵横奔逸，张扬男性品格。而杜甫以其沉郁顿挫，正当其尤。盖工部之诗性，鲁公之书性，皆为千年男性品格之楷模。洎乎其余，亦多阳刚之风。逮于唐末五代两宋之词，原本发于女性歌妓之口，率多偎红倚翠之语，幽约怨悱之情，固以细腻婉约为宗，词性之女性品格倾向更为鲜明。而东坡稼轩之豪放，佳则佳矣，然自属别调，终非当行本色。故而魏塘曹学士有言：“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壮士也。”（田同之《西圃词说》）[60]是以诗主男风之刚，词显女韵之柔，性别品格之于艺术形式之倾向不同，岂独书法宜然。
至于书法品评与价值定位，因男权社会与性别本性之交互作用，男性书家遂占据话语权柄，导致男女书家作男女品格之书所受高下优劣之社会认可与评价不同。男性书家作男性品格，既顺应男权社会之现实，又符合性别本性之自然，以此汇聚成大端，则根红苗正，堂庑阔大如颜柳苏黄之族。若其男性书家流露女性品格，既有忤于现实之男权社会，又有悖于自然之性别本色，由此多受訾议，是本已体弱，偏又经风如赵董萧羊之流。
苟如性别本性之自然与男权社会之现实发生抵牾，则后者为优，占据主要，是男权社会之影响更见强势。暨如女性书家之作男性品格，如武则天与薛涛，以有“丈夫之气”虽矫普遍女性之自然，（其于女性个体而言，未必违背）却彰其男权之地位，故倍受青睐，可见书性男性品格倾向之主导地位。
至于女性书家之作女性品格，诸如卫夫人、谢道韫、吴彩鸾、沈婺华、杨妹子一流，本应得男性话语权之否定，然则，却为书史所津津乐道者，貌似自然本性压倒社会现实，实则不然。究其实也，尽管男权社会之中占据话语主权之男性书家，对于女性书家之作女性品格表现出某种艳羡与青睐，然而整个社会却对女性书家即对女性本身极尽压抑之能事，诸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之类也。简言之，虽赏其艺，却锢其人，是故其人不振，其艺何来？
由此，数千年女性书法寂寂寥寥，默默无闻，几近式微。即如清人厉鹗所辑之《玉台书史》，号为古今女性书家之集成，收二百余家，而实则能进入书史者盖寡。其间大多又借以对男性之倚赖，方才得以独存。诸如蔡文姬之于蔡邕，卫夫人之于王羲之，谢道韫之于王凝之，杨皇后之于宋宁宗，管道昇之于赵孟頫，邢慈静之于邢侗，蔡玉卿之于黄道周等等。抑或变相依赖而身若飘萍者，为才妓，如薛涛、王英英、马盼、杨宛、柳如是等；为道士，如吴彩鸾、卞赛等。
管道升《与中峰禅师尺牍》
邢慈静《草书七绝册》
蔡玉卿《山居漫咏卷》
柳如是《日毂地机七言联》
故以女性书家之依赖性，女性书法之式微，卒至女性品格之不彰，适不足以挑战男权社会，更不足以冲击男性品格，不曾丝毫动摇得男权社会与男性品格之根本。故而，虽位居主导之男性书家常有溢美之词，容其微弱之存在，然不过表面文章，聊供谈资而已，终不能改其重男轻女之实。诚然，从人性意识深处而言，即使男权社会，其潜在之审美心理又何尝不需要女性品格之滋养？
综上所论，因男权社会所致，男性书家之男性品格倾向成为书性价值取向，而雄流滚滚，演成千年书法大势。毋庸讳言，书法艺术男性品格倾向自有其积极意义，所铸正大气象，浩然风骨，将书道导夫向上一路，不惟发源民族精神，亦乃振作堂堂正正之民族气概，是其可贵也。然则，书性品格之男性倾向以其强势与偏见，而不能不有所误导而终显不足，卒致女性品格凋落不振，不能百花齐放、众卉同芳。至若女性品格书风之美，会当男性所作者如赵如董，则多所诟病，不能相容；即如女性所为者如卫如薛，虽获溢美，而终究不振，只缘身受桎梏之故也。是以数千年来，女性书法衰落，女性品格不彰，至其粉笺妙笔，灵姿异态，缥缈难寻，空余三五姓名而已，岂不痛哉！
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当今之社会已大不同于往昔，女性书法与女性品格之发展迎来崭新之历史机遇，其艺术之春天为期不远矣。概而言之，其有利者三：
其一，主要在社会之变革，男女平等。近代以来，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兴起，潮流所及，中国与焉。盖近百年来，兴女学，张女权，意在反对性别歧视，实现两性平等。晚清秋瑾创《中国女报》，作《勉女权歌》，歌曰：“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新中国后，男女平等写入宪法。以此女性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社会活动日益增多。由是社会之变革，男女之平等，枷锁打开，禁锢日少，故而女性地位之提升，女性精神之独立，为女性书法与女性品格之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比之古人，女性识字既已普及，而女性从事书法者亦渐成大观，即以笔者所在美术学院书法系而言，女生比例已有咄咄反超男生之势。向者不偶于时，今者既遇于世。书性之变，时也，势也。
其二，根本在人性之需要，刚柔互补。男性品格并非书法艺术之固有品质，是乃社会环境之所造成；而男女互补才是书法艺术之必然发展，要在人性根本之所必需。女性品格之发展，原其根本，乃是人性使然。人性可以压抑，却终不能泯灭。古人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女性品格与男性品格皆为本性之自然，本无轩轾。女性品格以其无与伦比之审美特质，同于男性品格一样，皆为人性精神慰藉之所必需，不惟女性主体之所需求，亦乃男性客体之所渴求，是以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乃为丰富。复以女性品格之作，男性虽为之而失性情之正，为世所不取，故所取者正在女性书家自我担当，宁不顺势而为，达乎本性，以慰天下之心也哉！
其三，关键在发展之空间，大有可为。相较男性书家百舸争流、男性品格千峰竞秀之严峻格局而言，当代女性书家女性品格探索空间之广，发展机会之多，适足一展作为。只缘古代女性书家禁锢数千载，女性品格暗淡几轮回，反之却为当代女性书法留有更为广阔之艺术领域有待发展。至于古代男性书家如赵董之流所流露之女性品格倾向，毕竟为异性视角所限，终隔一层，不足以探着女性审美深微奥妙之处。是故女性品格一片片处女之地，了无羁绊，尽可耕耘与收获，正以填补数千年女性书法之空白。
《易》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盛衰有数，因势而变。是以当代女性书家外乘时代之利，内秉天成之性，内外相副，顺时应人，织一世之锦绣，开一代之境界，一展女性品格之风采，正在此时。
当此风云际会之际，彰显女性品格之优，还须参照以往，以为镜鉴，是乃当代女性书法发展之正途。综观古今中外，女性书家之女性品格创作，尚余几缕幽光，星星点点，忽明忽暗，一息香火穿越千年而不灭，是可为当下女性书法之借鉴与传承。
古代中国，男尊女卑，女性书家能将姓名流传者已属难得，而能有女性品格之片纸只字遗存者则更为可贵。检校书史深处，寻绎其间，庄穆如晋卫夫人之《和南帖》，精妙如唐玉真公主之《灵飞经》《金仙长公主墓志铭》，清健如房璘妻高氏之《铁弥勒像颂》，醇腴如宋杨妹子之《七言诗团扇》，柔秀如元管道升之《与中峰禅师尺牍》，娴熟如明邢慈静之《行书手札》《草书临王羲之书》，古媚如蔡玉卿之《山居漫咏卷》，清绝如柳如是之《日毂地机七言联》，灵逸如董小宛之《秋闺词》《题孤山感逝图》，流丽如清姜淑斋之《临王羲之<司州帖>》，率皆信笔而成，自然流露，虽无长笺大作，亦足揽其风华。盖经年以往，流光易逝，尽其兰心蕙质，而成幽姿倩影，固不如法书深严，亦可为今日女性书家临池一助。至如唐武则天之《升仙太子碑》，以其丈夫气而不论也。
玉真公主《金仙长公主墓志铭》
高氏《铁弥勒像颂》
邻邦日本，深被华风，书道亦有可观。尤为特出者，在假名书法一端，颇作女性品格，诚可参究。日本文字之平假名产生于平安时代宫廷贵族妇女之手，是以假名书法常为女性所作，世称“女手”。譬如古代之紫式部之《（传）久海切古今集》[61]、小大君之《（传）香纸切丽花集》[62]，现代之大石隆子、堀桂琴、比田井小琴、熊谷恒子等。所书多和歌与俳句，每出之以优雅秀美之阴柔风格。体势娇小，率多草意，细笔纤纤，轻灵飘逸，能于流美婉转之中，尽显闺阁芳华，而不艳不腻，脱落渣滓，使人泠然有尘外之想。其间虽也不乏男性书之，然则终以女性为主，是故假名书法以其鲜明之女性品格，可视之为女性书法之专门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假名之为女性书家女性品格之专门，于当下中国书法女性品格之树立，得无采撷之用哉？
紫式部（传）《久海切古今集》
小大君（传）《香纸切丽花集》
至于当代，三十年书法热潮之下，女性书法较之以往，已如杨柳飘花，春风乍暖。其间至为可喜者，女性品格之书法自觉已然先声矣。试举周慧珺、林岫、孙晓云三人，以见当代女性书法之书性品格之取向与发展。海上周慧珺，年最长，出道亦早；“*革文**”后期，书名已著；笔底雄健刚劲，一派丈夫胜气，是以女性书家作男性品格之书也。北京林岫，绍兴人，富学养，精诗词，书风婉转灵秀，矜持有韵；南京孙晓云，出入《圣教》《黄庭》，尤以小字见长，落笔清轻，字字玑玉，是以林孙二人皆以女性书家作女性品格之书也。虽然，林孙二人女性品格之表现却用意不同：林出乎无意之自发，而孙出之有意之自觉。缘其林岫主“书写心声”，性别本色自然流露；孙晓云则视书为“女红”，女性意识自我主导，此二人之不同也。孙晓云作女红之书，因尝写道：“久浸于此，心平气和，通灵静谧，受益无穷。‘女红’为女子远离名利场之一方净土，亦为吾终身所寄之情愫。”[63]其可贵者，正在以传统之女红，将其鲜明之女性意识，寄以自然之女性情愫，绣出地道之女性品格，故而孙晓云先生实一代女性书家作女性品格之艺术自觉之先行者。是以三位女性书家，由周慧珺之男性品格之传统，至林岫之女性品格之自发，再到孙晓云之女性品格之自觉，油然可见女性书法时代发展之大势。
周慧珺《行书斗方李世卓联句》
林岫《行书自作诗斗方》
孙晓云《蔡邕论书》
孙晓云《书法绘画》封面
藉此三端，所望后日女性书法，发历代淑媛之幽微，撷邻邦假名之异彩，广当代书法之风尚，放女性品格之明光以为己任，而其关键当在女性书法品格之群体性艺术自觉。
当代女性书法之艺术发展，重在女性品格之艺术自觉。顾古代女性书法之衰微，而女性书法之女性品格衰微尤甚！此固然由于女性社会地位之客观现实所决定，然更是在于女性自身卑微依赖顺从之自我意识而造成。盖女性之平等，在女性权益之保障，尤在女性精神之独立，要须不再卑微、不再倚赖、不再顺从，有自我之体认，自我之表现，自我意识之觉醒。当代女性书法之自立，正赖女性品格之自觉。女性书家女性品格之艺术自觉乃是基于其天然本性而对其自我意识之理性追求与有意探索，亦即女性精神主观能动之艺术反映，是为当下女性书法发展之所必需也。
诚然，对于书家个体而言，追求何种男女品格倾向原本自由而无方，即如古之武则天、今之周慧珺等，以女性作阳刚之书而欲与男性书家一争高下者，亦未必不是顺性而为，自然而发。然男女毕竟不同，此天地造就，禀赋各异，生理心理机制使然。抑且男性品格本为男性所长，女性为之，则以己之短，较人所长，已落下风，何况男性品格发展数千年，成就数百家，已被作烂，难与争锋。书法女性品格之压抑千载、禁锢有年，其盎然勃发、焕然觉醒正在此际。女性书家群体务须坚定女性品格之艺术自觉，成为女性品格之自觉实践者。由乎本心，顺时而为。所为者，在心、在手、在言，在成就出女性品格之书法半边天地。
心之所存者，当有女性品格之艺术自信。女性品格乃女性书家整体风貌之显现，亦是有别于数千年来男性品格之特出之处。独立之女性艺术精神正须女性品格之艺术自信，自信于男女平等之时代际遇，自信于女性天赋之优秀特质，自信于女性审美之特出价值，自信于女性书法之广阔前景。胸中须有一段巾帼不让须眉之气，不为男性品格所桎梏，不为纷繁琐碎所羁绊，不怨不哀，自强自立，乃有振衰起弊，分庭抗礼，一争高下之决心与勇气，而卒能抗衡男性品格，撑起半壁江山是也。
手之所运者，当成女性品格之艺术创作。当代女性书家秉其女性品格之艺术自觉，务以艺术自信之勇气，而付诸艺术创作之实践，挖掘女性之美，拓展书法之境，成就鲜明特色。大抵女性书家，以其天性凝聚，故有女性品格；复以个性散发，而成女性品格之多样美感。相较而言，男性品格重血性，强气骨，呈阳刚之气；女性品格重情思，尚风韵，而存阴柔之美。“细看香翰婉且柔，中有闲愁三万斛。”（刘仙伦《招山小集》）[64]当代女性书家凭其感时触物，多情善感之禀赋，将细腻、缜密、幽微、敏感之情思，发于毫端，形诸绢素。乃移秀手，动纤毫，染齐纨，而运匠心，出巧意，成杰作。或温婉，或遒媚；或绮丽，或灵动；或丰腴婀娜，或虚和清逸；或掩抑低徊，欲吞还吐，或爽若哀梨，明丽媚好。乃如上林华发，绚丽多彩；复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如此姿态万千，风格叠现，尽发女性聪慧、柔顺、坚韧、端庄、慈爱、泼辣、娇嗔之性，凝态艳质，兰心蕙质，图写出一段女性艺术品格之美，昭示千秋。
言之所出者，当著女性品格之艺术理论。历览古代书论，女性书家能得一席之地者，似唯有卫夫人一人而已。然其所作《笔阵图》，又多以为后世伪托。故而古代女性书家之书法理论几近于无，以至哑然无为，集体失声，实足恨矣。当代女性书家意欲确立男女平等之艺术地位，正须发幽微，阐精诣，成著述，著理念，而享有性别相当之女性话语权。若此创作与理论同修，作品与理念并进，方足以与男性品格雁行天下。
时不我待。情之所钟，正在粉黛之间。虽历史陋习根深蒂固，现实局限在所难免，然艺术之可贵，正在敢为风气之先而导乎将来，是以所望当代女性书家内禀淑媛之性，外契时代之机，立信心，勤创作，广著述，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志，发女郎才，比丈夫气，振衰起弊，坚韧有为，将女性品格一脉发扬，以此协调书性，以正其偏，卒与男性品格和谐共生，相容以成，一改三千年书史之颓弱格局，庶几可近男女真正平等之候矣！
注释：
[1][4][6] [11] [14] [16] [17] [23] [28] [30] [32] [37]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历代书*论法**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四九、八一、六九四、七七七、六〇六、七三、一二二、六二八、一八六、一四〇、二五一、三八、六、二二、三三、一三〇、二七一、二七六、二七九、七三八、七一二页。
[2]王振复，《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下），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二二四页。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一九八八年，一一〇五页。
[5]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第二〇九三页。
[7]杨克炎，《历代书法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二九页。
[8] [9] [10] [13] [15] [22]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四〇一、第六三、六〇〇、五九二、一一六五、一二六八页。
[12]马宗霍，《书林藻鉴》，*物文**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六五页。
[18][21]黄庭坚，《山谷题跋》，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六九〇、七一七页。
[19]苏轼，《东坡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一四五页。
[20]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〇页。
[24][25][31]《宣和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八、八三、四〇页。
[26][27][33][34][35][36][64]厉鹗，《玉台书史》，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一五七、一四〇、四一、一三五、一七〇、一七三、一七七页。
[29]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书学集成（汉—宋）》，河北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二六六页。
[38]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第二九一页。
[39]参见苏杰，《汉字中的性别歧视》，《语文学刊》，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第三八—四一页。
[40][41] [42] [43]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第二四八页、二四三、二四三、九页。
[44][45][4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第六〇、一八八、一三九页。
[47][48][49]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第一四一、三三四、六二页。
[59][60]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六〇六、一四五〇页。
[61]马场一郎，《书道人と名品》，平凡社，一九七九年，第一九二——一九四页。
[62]堀江知彦，《原色日本の美术（二十六）•书》，小学馆，一九七〇年，第二〇八页。
[63]孙晓云，《孙晓云书法绘画》，荣宝斋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封面。
杨健君 本名杨建军，河北玉田人，南开大学书法硕士研究生毕业。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